《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工人正以破纪录的人次辞职。（《华尔街日报》截屏。）
自去年新冠疫情开始，美国似乎就一直劳力短缺。最初是被称为essential worker的（即在生活第一线的“基本工人”），后来随着今年的经济复苏扩展到各行各业。
为什么劳力短缺？疫情前的那些劳力哪里去了？一个说法是拜登救济款发太多了，那些因为疫情暂时失业的人拿到的失业福利比做工时的收入还高，当然不愿意回去干活了。
信奉这个说法的州决定采取行动，提前终止政府因疫情提供的部分或全部失业福利，促使人们早日回到工作岗位。结果，全国总共有26个州这样做了。这就正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实验条件——比较终止和继续发放失业救济的州，就可看出失业福利对就业市场的影响。
不久前，几项研究结果出来了，结论是额外的失业补助在今年的劳动力短缺中至多只起了很小的作用：放弃这些福利的各州，相较于继续福利政策的州，就业率只有小幅增长，而在数百万失业工人不得不削减开支的时候这样做，可能反倒会损害当地经济。
所以，不管劳力短缺的原因是什么，肯定不是因为拜登政府发太多钱了。
约翰迪尔上万名工人罢工，他们并不是贪婪
上周四（10月14日），约1万名美国农业设备制造商约翰迪尔公司（John Deere）工会工人因不满意联合汽车工人工会（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与该公司谈判出来的暂定协议，罢工了。
尽管工会的谈判代表认为他们争取到了很好的条件，包括“明显的经济收益”和“行业内最高质量的医疗保健福利”，工人们普遍不这样看，绝大多数工人投票同意罢工，不接受这个合同。
工人主要的不满在于两方面：工资提升幅度不够大；新雇员不能享受老员工的退休福利。
约翰迪尔称，其装配线工人已经拥有行业中最好的工资和福利。根据公司公布的工资数字，一个员工的年薪通常在6万美元左右。依据现在被拒绝的那个暂定协议，在2025年这个数字将达到近7.2万美元。虽然工人认为工资上还可以更慷慨些，但主要问题在于福利制度。
推文翻译：去年公司裁掉几百个工人，就为了省1.75亿美元。而公司盈利是22.5亿！今年盈利又破了去年的纪录（去年也是破纪录）。并不是工人们贪婪。他们只是想分得一杯羹。
现在该公司员工福利采取双轨制，1997年以前的“老员工”享有很好的退休福利，包括退休医保。但1997年以后被雇的“新员工”就没有这样的福利了。这似乎给每个人都带来焦虑：新员工对退休福利没有保障担心；老员工害怕自己会成为裁员的目标。
不久前还担任当地工会组织主席职位，位于爱荷华州奥图姆瓦（Ottumwa）的迪尔老员工克里斯·劳尔森（Chris Laursen）说：“这次罢工实际上是为了赢回工人们早就失去的福利”。劳尔森列举了有利于工人谈判的几个情况：公司本财年有望创下破记录的60亿美元盈利；首席执行官的大幅加薪；相对较高的农业商品价格；疫情导致的供应链瓶颈给公司带来的困难。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拿到像现在这样的一手好牌。”相形之下，“公司正在收获巨额回报，我们却在这里争夺面包屑。”
工会农业部主任查克·布朗宁（Chuck Browning）在一份声明中说的，可能是对工人罢工目的的最好总结：“我们在约翰迪尔的成员为获得体面的生活、有尊严的退休和建立公平的工作规则而罢工。我们将继续致力于谈判，直到我们成员的目标得到实现。”
为什么近年美国罢工远较过去几十年更频繁
在经历了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萧条后，美国工会在30年代中开始起飞，逐渐增长，到1980年达到巅峰。随后就是工会力量急剧下降。近几年开始再次出现的罢工现象说明，工会力量有恢复的趋势。
不久前，谷物制造商Kellogg的1000多名工人举行了罢工；生产Oreos和其它Nabisco饼干的蒙代尔兹国际公司（Mondelez International）今年夏天经历了一次停工；阿拉巴马州的煤矿工人已经罢工了几个月；好莱坞幕后工作人员计划的本月的罢工只是在最后一刻才被化解了；亚马逊和星巴克工人也都试图组织工会，虽然还没有取得最后成功。
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会成员在2019年罢工了近六周，然后双方就一份为期四年的合同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大幅提高工资和缩小“双轨制”工资结构中的差距。
罢工或试图组织工会的原因往往都是工作环境差，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还没有弹性。
工人的诉求除了提高工资待遇，增加福利外，几乎都包括追求尊严和体面的生活，无论是指现在的工作岗位上还是对退休生活的展望。
美国产业工人曾经享受中产生活，但80年代开始每况愈下
上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到70年底末可以说是美国发展最好的时期。不仅经济增长相当快，而且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在此期间，几乎所有人的收入都翻倍，实现了真正的民享。美国工人阶级普遍过上中产生活就是从40年代末开始的。
那时，工人中产家庭每年都度假，有的甚至还有自己的度假小屋。送孩子读大学也不是问题。这是在接受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萧条的教训，通过两个手段来实现的：一个是提高税率，另一个是组织工会。说到底就是减少贫富差距。
但是，从80年代开始，里根的大幅减税和对工会力量的削弱，致使美国重新走上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老路。下面两张图就很说明问题。
上图是从1910-2010年工会成员占比变化与最富有的顶部1%的人收入占比变化的趋势比较。可以看出，随着工会力量的衰减，贫富差距越来越走向极端。
下图给出的是1925-2018年期间美国顶部0.1%富人收入与底部90%的人的收入相比的倍数。图表的标题触目惊心：美国的贫富差距程度已经恢复到镀金时代的水平。
而最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下面这张图。这是比较两代人在30岁时的收入。图中显示的分别是出生于1940、1950、1960、1970和1980的人30岁时的收入比其父辈30岁时收入更高的几率。从图中可以看出，出生于1940年的有92%的人30岁时比父辈30岁时的收入高。出生于1940之后的人，这个几率逐渐降低。到1980年出生的人，只有一半的人能比过父辈了。
换一句话说，所谓的“美国梦”——即这是一个提供向上移动（upward mobility）机会的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了。
疫情很可能让底层劳动者醒悟到，人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活法
很多底层劳动者因为疫情失去了工作。但也因为疫情期间政府额外慷慨的失业补助，有些人不工作时拿到的救济款居然比工作时的收入还要高。这让他们体会了一种不同的生活，也希望自己不要再继续在走不出的深渊里挣扎：一个餐馆厨师在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原来每天都痛的手不再痛了；有的人希望利用这个机会重新回到学校去学一门技能；有的人希望换一个工作，不再过那种从来没有时间与家人相处的日子；更多的人是看到了自己原来的收入太低，不愿意再回到从前的日子里去了。
也许这是他们的一种“罢工”形式。就像约翰迪尔的工人希望获得体面的生活一样，底层的劳动者也希望生活能够改善。
真的，美国的失业金并不多。如果失业救济金比收入还高的话，那就是收入低得不合理。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后不愿意再回去做那份工，实在是合情合理啊。
疫情期间，大部分办公室工作都可以在家上班。但很多一线人员，就是前面说的“基本工人”却是必须冒着被感染的威胁，去不那么安全的环境上班。
除了医护、警卫人员和某些职业外，这些“基本工人”大多是低收入职业的员工，如商店和餐馆员工，环卫工人和快递员等。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疫情期间什么都缺的时候，更体会到没有他们，人们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无法满足。
那么，作为一个文明社会，是不是应该回答这样的问题：他们的工作价值应该怎样衡量？他们的收入不够让一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是合理的吗？
其实将心比心，白领也有类似的问题。比如，相当多人以前争取了很久却享受不到的在家上班，因为疫情一下子就实现了。如果疫情后公司说不再给任何在家上班的机会，你还能够像从前那样接受吗？还比如，当你有选择的时候，会忍受一个让人心力交瘁的工作吗？为什么蓝领工人就“不配”给自己多一点选择呢？
美国劳工部上周的报告说，今年8月份辞职的员工比过去20年中的任何月份都多。看来辞职人数激增是工人意识到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拥有更多筹码的几个迹象之一。
缩小美国巨大的贫富差距，需要一次分配的变革
现今的美国社会，太多的问题必须靠二次分配，即福利等来补救。但二次分配不仅弊病多，而且有长久的负面作用。比如，一次分配的提高鼓励买房，二次分配只能提供临时住房；一次分配提升社会、阶级地位，对下一代有着不可估量的正面影响，二次分配只会打击孩子的自信，还可能养成他们吃福利的习惯；一次分配能够从根子上减弱社会的不公因素，二次分配不仅治标不治本，而且当一次分配不公时，还造成“劫富济贫”的假象；一次分配是真正提供“向上移动”的美国梦的机会，二次分配只是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无法帮助弱势群体爬出贫穷的深坑。长此以往，必定激发阶级矛盾的不断尖锐化。
此图的标题是：当底层收入不变时，顶层收入飙升。图中三个颜色分别代表底部90%，顶部1%和顶部0.1%的人在不同年代的平均收入。
也许看一下CEO与工人收入比例的变化，比较能够说明问题。
美国各大公司CEO与工人平均工资的比例，在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后在不同时期的数字大致如下：
1950–1980：20:1
1980–2000：400:1 （此时期对冲基金管理员的收入是美国平均收入的22000倍！）
2007年金融风暴后：300:1
美国劳动部（Labor Department）和统计局（Census Bureau）给出的CEO与工人平均工资的比为：
1979年：29:1
1985年：40:1
1988年：93:1
1990年：113:1
1995年：150:1
太多时候我们听见的是，把饼做大些。但是，只是把饼做大不是答案，还必须改革对饼的分配。毕竟，这里有一个公平与否的问题。
这个社会必须重新学会肯定蓝领工作的价值，学会尊重蓝领工人的劳动。这个对价值的肯定，对劳动的尊重必须有具体表达，有实际效果。说到底，缩小贫富差距，直接提升底层收入才是正道。
现在拜登政府希望提高联邦最低工资，阻力重重。太多人无视这样一个事实：7.25美元的联邦最低工资自2009年就再没动过。只是考虑通货膨胀，到2021年也应该是12美元了，如果再考虑生产率的增长，今天的最低工资就应该是24美元。
现在要一步到位也许不合适，但是对15美元也拼命反对实在没有道理。顺便说明一下，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只要提高工资的幅度不过分大，所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造成企业少招人甚至裁员的说法，是一个没有证据的迷思。
由于劳力短缺，近几个月来平均时薪一直在攀升，尤其是低薪工作。市场已经走在前面了。政策方面也应该跟上。
1933年，小罗斯福总统刚就任不久，一位去白宫拜访的客人对他说：“总统先生，如果您的计划成功，您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如果失败了，您将是最糟糕的一位。”
小罗斯福回答说：“如果失败了，我将是最后一位（美国总统）。”
美国现在贫富差距已经到达1929年的程度了。再不做点什么，恐怕这个制度也将不保。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1/10/11/opinion/nobel-prize-economic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1/10/17/business/the-week-in-business-workers-flex-their-muscles.html
https://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20/01/09/most-americans-say-there-is-too-much-economic-inequality-in-the-u-s-but-fewer-than-half-call-it-a-top-priority/
https://inequality.org/facts/income-inequality/
https://www.nytimes.com/live/2021/10/14/business/news-business-stock-market?campaign_id=217&emc=edit_lbec_20211014&instance_id=42859&nl=daily-business-briefing®i_id=18559218&segment_id=71661&te=1&user_id=fd932ef47e94faefb8490be03ae94add#john-deere-strike
https://uaw.org/uaw-members-john-deere-strike-improved-standard-living-retirement-benefits-better-work-environment/
https://www.vox.com/future-perfect/2019/3/19/18271276/alan-krueger-economist-death-minimum-wage-princeton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21/10/14/john-deere-workers-strike/
https://www.nytimes.com/2021/10/14/business/economy/john-deere-strike.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