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
张爱玲散文《谈音乐》里写到西洋的交响乐，有一句名言：“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显然，“五四运动”是被用于挖苦，而且语气佻达，可见出不屑。《五四遗事》将这立场人格化了，讥诮的态度尤变得鲜明。说的是一位罗先生，杭州中学里做教员，我觉得故事发生于浙地多少有一点意味吧，这是出革命党的地方，反清复明起义，烈士徐锡麟、秋瑾，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鲁迅、蔡元培，都是开创风气之先的人物。小说中的罗先生想来也是上的公学，所以在中学教书。他交了一个女朋友，密斯范，这英式称谓，大约来自上海的摩登风气，在那时候，两城相距半天的火车路吧，算得上邻居。密斯范是同事的表妹的同学，远兜近绕，在亲缘范围里的开放社会，一半旧式，一半新式。他们结成四人党，出行游玩，荡舟西湖，吟诗作词，自比“威治威斯”“柯列利治”，即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两者都是居住英国湖畔的浪漫派诗人，为中国左翼诗人热忱欢迎。自然而然，爱情降临了，但依然四人行，从不拆成两对。中国式的自由恋爱总是这样的编队，有名节的考虑，还有安全的考虑，孤男寡女的，难免一时冲动。就这样，天时地利人和，唯独有一项不足，那就是两位先生都已经结婚，
张爱玲说：“这是当时一般男子的通病。”可不是吗？“五四”的爱情，男方往往先完成包办婚姻，向家庭作出交代（鲁迅不也接受了母亲的礼物），然后开始做新人类。就像贾宝玉，先上科场，取了功名，还报养育之恩，再做和尚去。女子一方却常是自由身，或尚未婚配，或婚配了经激烈抗议又解除，到社会上来的又总是新女性，她们的革命性更强，对爱情的渴望也更热烈。罗先生决定和密斯范结婚，先要回家离婚，家里的那位自然不答应，僵持中六年过去，密斯范那边等不下去了，开始接受媒聘，罗先生这边的形势本来有些松动，可是密斯范的风闻传进耳朵，为摆脱骑虎之势，也为负气，加紧协议离婚，火速娶进一位王小姐，密斯范的婚事却不行了，真就是阴差阳错。有一点像《半生缘》里，曼桢和世钧，但不是那般伤情，因为怪不着谁，只是造化弄人，“回不去”了，就有旷世的悲哀。这里却是戏谑的、滑稽剧里的误会法，所以，就还能够“回去”。西湖的月影里，罗先生和密斯范再度邂逅，罗先生还是已婚，密斯范还是单身，事情回到原点。时代更自由了，个人的意愿主张也更肯定，这一回的离婚花了五年，协议不成，对簿公堂，人情社会变法治社会，成本随之飙升，倾家荡产赢了官司，有情人终成眷属。正常的婚姻其实很平淡，争取时候的激情消失了，余下日复一日。
鲁迅的《伤逝》，子君和涓生也脱不了窠臼，即便寄托了新的希望，生活照例旧下去，直到子君离开，涓生的反应竟然是“心地有些轻松，舒展了”，新的生路似乎复又回来。这是启蒙者的失败的爱情，落到芸芸众生，就是“围城”的公式，外面的人要进来，里面的人要出去。罗先生和密斯范却开启一种变通的人生，一对一的日子过不好，加进一个或许周转得开圆场，现成的人就有，官司打离了的王小姐，既然王小姐接回来了，第一个太太不如也回来？结果是——用朋友取笑的话说：“至少你们不用另外找搭子。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
对“五四”的讽意淋漓尽致，可说刻薄，倘若视作“批判”，就是尖锐，一针见血。新文化向来不受张爱玲待见，她的人物也不入新文化的法眼，既不是亟待唤醒的阿Q、闰土、祥林嫂、华老栓们，也绝不是烈士。倒有些像《肥皂》里四铭先生和太太一流，醒是醒着的，而且机敏得很，却极端的功利主义。
这就是市井人生，从历史发展看，市民阶层也是进步的标志，相对平均地分配物质和精神的社会资源，但缺乏美学的价值。十八、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他们总是担负着受批判的角色，从西方启蒙思想而来的中国新小说，自然不会为他们设一席之地。革命的知识人同样也在检讨“五四”，比如柔石的《二月》，肖涧秋牺牲爱情拯救人间，换来的是更深的罪孽；鲁迅的《在酒楼上》，偶遇同学少年吕纬甫，风华不再，新学出身，却在旧塾教“子曰诗云”，爱的人则逝于贫病和愚昧；《孤独者》魏连殳，素性冷峻中有一双热眼，专对了失意的人，“忧郁慷慨的青年”“怀才不遇的奇士”，还有弱小的孩子，他说：“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
偏偏是他们，最看不起他！从“五四”洪流中走过来，浪潮平息，沉渣泛起，可说爱之深，痛之切，反省也更深刻，而张爱玲她从来没有相信过新文化，出于她的“末世论”，人生总是走下坡路，或者从美学出发，不喜欢新文化中的左翼倾向，就像她用“五四运动”讥诮交响乐。众所周知，“五四运动”是推翻传统，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鲁迅是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看见西方的，藤野先生就是解剖学的老师，我们知道，解剖学是西医的课程，他教授的不仅是人体结构的知识，更是实证科学的唯物论精神，很有趣的一节是，他很高兴地对这名外国学生说：“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神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这是一篇鲁迅难得的感情温煦的文章，却是对一个异国人。那么，让我们看看张爱玲小说里的西人，是怎样的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