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
张家康，文史作者。福建《党史月刊》特约作者。著有《新青年，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全国报刊上发表了诸多文章，多篇被一些丛书收入。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受到共产国际的指责，作为错误路线的领导人，几乎承担了全部的责任。对此，他陷入困惑、迷茫之中而不能自拔。当他获悉托洛斯基的政见与其一致时，便有意引为知音，开始进行党内反对派的活动。然而，当托洛茨基提出以苏联为轴心，保卫苏联的口号时，他便质疑问难，与之格格不入了。发展到后来，终与托洛茨基分道扬镳，成为一个左冲右突、天马行空的独行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距此半个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陈独秀受到瞿秋白等人的批评，并在会上作了检讨，往日的“领袖”风采已丧失殆尽。瞿秋白曾在《多余的话》中说：中共五大时，陈独秀虽然仍当选为总书记，“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7月12日，鲍罗廷执行共产国际训令，重新成立临时中央局兼常委，陈独秀被排斥于外。
他对大革命失败的惨痛事实深自愧疚，在一封给中央的信中说：“自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同时，他又表示，自己没有“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推卸责任，这是自己所不能接受的。
他虽已离开领导岗位，但是，仍对政治前景倾注了关切的热情。当他看到左倾盲动错误将要危及党的前途时，便再也不能甘于寂寞，不闻不问。他给中央常委写信说：“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 他多次去信中央，阐述自己的意见。然而，他的意见不仅不被采纳，反而作为笑柄，受到批判和奚落。他郁闷至极，感到新的中央有意排挤他这个“老头子”。
他与中央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从不服输的他，总以为真理在自己一边，甚至天真地提出将他的信件，“全部都在党报上发表出来，”在未经中央许可的情况下，他竟在党内自由散发给中央的信。于是，他当然地受到中央政治局的严厉批评，告诉他，“这是列宁党所不能宽恕的破坏党的行为”，警告他，必须“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今天，我们重读陈独秀给中央的意见信，重读中央对其的批驳文件，仍能体悟到他与当时中央的紧张关系。作为历史的过来人，他们都已成为历史，作为历史的阅读者，我们可否假设，诚如陈独秀所要求的，“平心静气”“详细审查”他的意见信，并“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也诚如中央所警告的，他能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规劝，那么，历史又将会是怎样的一种走向呢？
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决然不会听从一个“机会主义者”的絮叨。而陈独秀又自以为党的创始人，倚老卖老，无视党的铁的纪律，进行自由主义活动。他所表述的政治主张，又恰与托洛茨基的取消主义相吻合。于是，事情的结局便是意料之中的了。
当时，中共党内不少人，对于简单、生硬地对待陈独秀的态度，都曾表示过不满，如，王若飞、易礼容等。瞿秋白后来也认为，“现在只能说他个人犯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陈独秀虽然离开领导岗位，却仍具有一定的感召力，仍被一些人奉为旗帜性的人物。张国焘就曾向他建议“创造新党”，彭述之等则自标为“陈独秀派”，怂恿他去夺瞿秋白的权。然而，这一切都为他所不为。正如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所说：陈独秀“不是搞阴谋诡计的。”
此时，共产国际内部出现了重大的波折，尤其是苏共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直接影响中国革命，也极大地改变了陈独秀的政治命运和历史形象。斯大林在顺利地清除托洛茨基，并将其驱逐出境后，开始过问起中国党的问题。他在与张国焘、瞿秋白谈话时，便表示即使象陈独秀这样的老同志，只要有不满的表示，便有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可能，如果这样，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在中共党内兴起一般反对托洛茨基的政治旋风，首先开除蔡和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送请共产国际纠正其错误。左倾错误使中国共产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笔者走笔至此，十分痛心的告诉读者，中共的许多精英分子恰恰罹难于此时，如杨殷、何孟雄、林育南、恽代英等。
这时，他的外甥吴季俨由莫斯科东方大学归来，向他宣传说托洛茨基是列宁的战友，是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在苏共党内很有基础；斯大林是“专政暴君”“红色沙皇”等等。外甥还建议他读读托洛茨基的著作，会对中国革命有个全新的认识。当他正在迷茫和彷徨时，吴季俨的到来和提示，促使他尽快接触托洛茨基的观点，以从中找出可以诠释、化解萦绕于胸中的种种疑案和迷团。于是，他的另一种政治经历开始了。
中国托派起源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留学生，他们的人数在150人左右。1929年1月，第一个托派组织在上海成立，全称是“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因其机关报名《我们的话》，故而在后来的托派内部纷争中，又叫做“我们的话”派。
陈独秀通过尹宽，从归国留学生王一平手中，读到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等文件。他特别注意到，自己多次提出的反对加入国民党，和加入后又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竟和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谋而合。托洛茨基说，共产国际“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领袖”，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最为“酷烈”，中国革命的失败是“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造成的。
他总算找到了知音，不无感慨地说，当共产国际“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同年8月，他和彭述之与“我们的话”派相商，要求加入或与他们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但是，“我们的话”派一直鄙视他为“老右”，不愿接受他们，提出如果真心加入，必须服从一个先决条件，即承认其机会主义的错误。他愤怒了，一气之下，于9月间，与彭述之、尹宽等人自行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这个组织因其机关报《无产者》，而称为“无产者社”派。
托洛茨基极为关注他的情况，从1929年11月至1940年8月，给中国托派和他写了22封信，其中直接谈他的信件就有17封。托洛茨基赞同“我们的话”派的先决条件，认为现在，“如果太性急地与陈独秀统一，然后又跟他分裂，那简直是罪恶。”对他始终坚持“工农民主专政”的立场，而不接受其“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一直不快，认为与这样的人统一，“便是不可饶怒的轻率。”
他与“我们的话”派闹僵，并单独建立组织。托洛茨基知道后十分担忧，唯恐刚刚蜂起的中国托派运动，因内耗而衰落下去，便立即复信，表示欢迎并为之开脱说，他在“那几年中的策略是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托洛茨基还在信中说，希望能读到陈独秀“纲领式的声明书”。
不久，他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说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是斯大林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他的错误仅仅是“忠实的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这封信还鼓动全党，“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坚决的、不可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
托洛茨基终于读到这份“纲领式的声明书”，评价它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指示中国托派，“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没有的。”他甚至高兴地说：
“当我们有了象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象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错误。对于革命者与（革命）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可珍贵的事。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
托洛茨基还让刘仁静转去对陈独秀的亲切问候，并说，他的《告全党同志书》，“我非常喜欢，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托洛茨基
陈独秀离开领导核心后，难以接受新的中央路线和策略，并欲诉诸全党公开讨论。这种天真的要求，自然遭到拒绝。恰逢此时，他惊喜的发现，托洛茨基关于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与他竟是不期然而然的相似。于是，他的倾向托洛茨基便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他又是个具有独立思维的个性人，就在他倾向托洛茨基时，中国和苏联之间发生了中东路事件，这一事件深深的挫伤了他的民族感情，而托洛茨基在这一事件中的态度，又为他们日后的政治关系设置了重重阴影，只是由于此时的他，在政治上独往独来，形单影只，如今好不容易觅得知音，当然不愿轻易放弃，于是，矛盾也就隐而未发。
中东铁路是沙俄帝国侵略我国东北的罪证，它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道相连。它是19世纪末，清朝政府出股金五百万两，由沙俄帝国政府修建经营的。
早在二十世纪初，中东铁路行将竣工时，年轻的陈独秀就指出，它是沙俄在东三省罪恶的起因，并向国人发出呐喊：“东三省从俄人造铁路以来，东三省的土地，还算得是中国的土地吗？”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曾经声明，中东铁路将“归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但是，到了1924年，苏联又单方面宣布，中东铁路暂由中苏“共管”，接着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托洛茨基便是这个委员会主席。时隔五年，张学良受命以武力接管中东铁路，逮捕、驱逐苏联驻中东铁路人员，中苏两国酿起纷争，震惊一时的中东路事件爆发了。
中东路事件后，中共中央提出“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过左口号。他对此厌烦至极，给中央写信说，这些口号“太说教了，太超群了，也太单调了”，如果再宣传下去，是“不能够动员广大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中东路事件不久，托洛茨基便指示中国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保卫苏联，对此，“一点也不怀疑。我们不仅自己要保护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护它。”陈独秀没有加入“保卫苏联”的大合唱，而是自成风骨，保持民族独立和尊严的严正立场。
中国托派主要有四个小组织，即“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派、“十月社”派、“战斗社”派，他们在反对斯大林路线方面是统一的。但是，他们又各以正统自居，互相指摘、争论不休。他们对曾是他们领袖的陈独秀，也是极尽嘲讽、侮辱之能事，从不认知他的政治地位，只是由于托洛茨基的垂青和推崇，才争得一席之地。
1930年5月，俄、法、德、西、比、美、奥、意等国托派，组成共产主义反对派临时国际（即第四国际前身），托洛茨基为总首领。托洛茨基对四分五裂的中国托派非常焦虑，一再催促“召集一个统一的大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中国托派各自为王，自以为是，要在这班自命不凡、资望不深的人中推出领袖人物，实在太难。托洛茨基深思熟虑，觉得唯有陈独秀尚可孚众。于是，便有意把他推到中国托派的领袖地位。1931年5月1日至3日，四个托派小组织在上海秘密召开统一大会，决定中国托派正式的统一名称，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
他虽然和托洛茨基合而为一，并曾有过默契和合作，但是，这种关系是在不协调的基础上寻找和谐，在不统一的前提下强求一致，可谓背本趋末，谬之大矣。他与托洛茨基在很多问题上，有着难以弥合的分歧，如他的“二次革命”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不和谐；托洛茨基始终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而他认为苏联已不是“工人国家”，甚至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已是“法西斯主义格柏乌政治”的国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对托洛茨基不切实际的左倾口号，更是不以为然。托洛茨基却自以为了解他的思想精髓，对他的一些观点，采取妥协和苟且的态度。他则大不一样，与生俱来的桀骜不驯的个性，使他容不得外国团体和个人对中国革命、中国事务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大革命时的惊世骇俗之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言犹在耳。由此论定，现在的容忍和统一，只能是暂时和表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貌合神离的统一和联合，必然是要破产的。
陈独秀在江津的卧室
抛弃
他担任中国托派总书记不到一年半，便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刚刚拉拉扯扯统一的中国托派又群龙无首，陷入无休无止的争争吵吵之中。托洛茨基知道后极为担忧，很快便派美籍加拿大人格拉斯（中文名李福仁）来到中国。李福仁背着他，重组临时中央常委会。他对此提出严重警告：“外国同志倘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如果他算是国际代表，最后国际必须负责。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儿戏的。”
他在狱中还过问中国托派的活动，这种自作多情，不仅没有一点号召力，相反，却屡屡召来警告，上海托派甚至扬言要将他开除出组织。托洛茨基通过美国托派分子伊罗生，知道了这一情况，感到非常不安，指示伊罗生，对陈独秀的批评是“大大地夸大了的，”我“绝不相信”陈独秀是机会主义，至于开除陈独秀，那当然是“不允许的。”并说：陈独秀“是知名的，而且是业已证明为绝对可靠的”，“我们现在正创立第四国际……无疑陈独秀同志是应当加入总理事会的。”
他对托洛茨基还是有着一种由衷的感激之情，在与中国托派的多次无聊的争执中，他都能感受到托洛茨基的理解、宽容和关怀。在前程未卜的政治流亡中，托洛茨基还时时牵挂着远在中国的他，这使他深受感动。他思忖良久，觉得有必要给托洛茨基去封信，以无情地揭露中国年轻的托派的“极左派的倾向”，他在信中说：“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者主要究竟是谁…‥
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托洛茨基很欣赏他的坦诚，在给中国托派的指示中说：“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然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本质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够同他经常合作。”
出狱后，他即投身全民的抗日热潮，已无意于日见衰落的托派活动。当有人劝他回上海重整托派时，他明显表示出厌倦的意向，并毅然由南京往武昌，他说：“这次抗战是一个革命战争，全体民众应当帮助政府，世界也应当帮助中国。”并郑重宣布：“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他与托洛茨基在对苏联的评价上，有着严重的分歧。托洛茨基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或者是“蜕化的工人国家”。早在1936年，莫斯科大审判时，他就认为苏联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国家了。1939年8月，苏德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对他刺激最大，他更坚定自己的认识，指出苏联已“实际站在希特勒方面”，在文章和讲话中已将德俄并称为：“法西斯主义及格柏乌政治”。他对托洛茨基一再强调的“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战争”的口号，已完全失望，认为如若这样，“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他是“始终赞成联合英美向纳粹进攻”。历史已经证实，他的这一观点与托洛茨基相比，不乏真知灼见，也正是在这点上，他对托洛茨基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托洛茨基和他从未谋面，而且，他们中间“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但是，托洛茨基一直将他视为老朋友，表示“能够同他经常合作。”托洛茨基根据莫斯科的经历，担忧他的人身安全。1937年8月至1939年2月，托洛茨基多次指示李福仁，第二次国共合作一当实现，斯大林和蒋介石“将杀死陈独秀”，所以，要在中国发起一个“护陈运动”。
至于陈独秀的歧见和悖论，托洛茨基指示：“不应该通过非常鲁莽与非常严厉的手段”与之决裂。托洛茨基一再表示：“我非常关心的问题是陈独秀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杀他。……他应该到美国去。” 耐人寻味的是，陈独秀没有死于非命，托洛茨基却难逃厄运，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遭到暗杀。
他已全然否定托洛茨基，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现在应“重新估定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他便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一种政治思想接受的快，抛弃的也快。对此，他有过惊人的言论：“自来之论，喜根据历史现在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故而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他”，对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