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随笔（86）人生·未来·发展
有一位网友，希望我比较一下中美中小学教育，尤其要从个人人生发展与未来国家发展方面入手谈谈。
实话实说，这个命题作文不好写。题目太大，涉及范围太广，而我只是一个退休的中学老师，虽然二十多年来，经常往返在中美两国之间，却完全不知道美国中小学教育教学情况。而且，我在国内教中学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也不知道当下中国小学教育教学情况。真的不好谈，更不好比较。
但是，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正是我有时也想过，但没有深思过的问题。于是，我就试着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出来，与网友以及关注这个问题的朋友们切磋一下。
2018年，我女儿的华中师大一附中初中同学，从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来美国新泽西罗格斯大学做一年访问学者，她把正在国内读初一的儿子带来读七年级。见面后，我与小家伙聊天时，问他：“你觉得在美国上课与在中国上课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他脱口而出：“在武汉上课，是我们听老师一个人讲，还要这样坐（他做了一个把双手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上的姿势）；这里上课是老师听我们大家说，而且我们还可以在教室随便走动，到老师面前去说。”
“你喜欢这样上课吗？”
“非常喜欢！”
我想，小家伙脱口而出的那句话，不就是中美中学课堂教学的比较吗？
可见，在学校乃至幼儿园，中美教育方式，乃至于教育教学理念的比较，是不是可以概括为“听话教育”和“问话教育”呢？
其实，中国教育自古就倡导学生敢于问话。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屈原的《天问》全诗373句，完全以问句构成，一口气对天地、对宇宙起源、天体结构、日月星辰运行、对自然、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提出173个问题，被誉为是“千古万古至奇之作”；陶行知的《提问诗》更是明白如话：“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
那么，从何时开始进行“听话”教育的呢？
孩子小时候，父母就教育他要听话，听话有奖，不听话就打得你学会听话，还振振有词“棍棒之下出孝子”！
进了幼儿园，听话可以获得小红花；不听话的轻则训斥，重则罚站，甚至还可能被老师用小板子轻轻打手心！尽管轻打，却重创了孩子幼小的心灵。
到了小学，听话的学生第一批带上红领巾；不听话的学生，动辄被老师罚站面壁，其家长常常被老师请到学校受训！
这是中国小孩子从小接受的基本教育，不敢说都是如此，但是大多是这样的吧。
到上中学时，那个小家伙说的“在美国是老师听我们讲”，这就是民主式的“群言堂”、“讨论式”的课堂教学。而“在武汉是老师一个人讲”就是专制式的“一言堂”，“灌输式”的课堂教学。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本美国心理学专家的《课堂教育心理学》（[美]林格伦著、章志光等译）就在中国出版发行了，记得当时中国中学教育界正在讨论“注入式”的“满堂灌”和“启发式”的“满堂问”。当时，我们学校语文组的资深老教师就说过，“满堂灌”固然不好，如果老师会“灌”，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有何不好？恩师刘友三开始最善于“启发式”教学，但他反对“满堂问”。他举例把我们笑坏了：有一次他去外校听一位老师讲贺敬之的《回延安》。讲到“头顶着蓝天……”时，老师问学生：“头顶着什么呀？”
一个调皮的学生高声抢答：“天花板！”
老师启发他：“再往上一点！”
“王奶奶！”学生们大笑。
老师错愕：“什么？”
学生：“再上一点是我们家楼上住的王奶奶呀！”
类似这样的提问，还有什么启发性？
“群言堂”的“启发式”教学，应该是在老师精心准备下有组织的讨论式教学。
“领导讨论是一种困难的艺术，但也是很值得发展的艺术。教师必须经历过一段时间，有时要若干年的实验，才能发展起既有效又舒适的方法。”（引自《课堂教育心理学》第428页）。
我受美国专家这本书的启发，在长达六年的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重点中学语文教材改革实验过程中，同时进行了语文课堂教育讨论式教学的实验。
为此，我训练学生学会提问，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训练的目的，是激发兴趣，鼓励质疑问难，培养学生敢于提问的精神。我在学生入学的第一节语文课上，就教学习方法，要求全班学生背诵并永远牢记陶行知先生的“提问诗”。而且，规定预习课文必须至少提三个自己不懂的问题，只要提出一个问题问得好，就给100分。
布置预习作业尽量具体一些，提醒学生注意“单元要求”及“提示和思考”等，检查预习时，实行“政策兑现”。实践证明，这种奖励方法对刚升中学的初一学生很有效。因为这一阶段的训练要求不太高，学生都能完成。学生提出的问题以教师解答为主，一般都能得到比较满意的答复，所以他们对这种学习方法很感兴趣。他们认真预习每一篇课文，争取提一个好问题得满分，这样把高分与培养能力紧密结合起来，不仅符合刚刚上中学初一学生的心理，而且有利于从根本上扭转学生高分低能的现状。
第二阶段是训练学生有目的地提问，使学生逐步由敢于提问向善于提问发展。
第一阶段只要学生敢问就行，问得好不好由老师来评价。第二阶段要求学生认真体会“单元要求”，紧扣教材的重点难点质疑，逐步培养学生有目的的探求精神和自我评价能力。让学生把问题写在“自读提问”卡片上交老师。凡是问得好的，除当堂表扬外，还把他们提出的问题，适时地组织到课堂教学中去，引起争论，让个别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火花，引起思维的“开窍反应”。“开窍反应是在提出问题并鼓励学生去寻找尽可能多的不同解答或答案时所使用的许多教与学的方法之一。”(引自《课堂教育心理学》第426页) “开窍反应”的结果是众口齐开，七嘴八舌的争论，学生的思维能力、即席说话能力在争论中得到提高。
激发学生积极思维。比如，不少学生在《一件小事》的“自读提问”卡片上写道：
“那老女人说：‘我摔坏了’。她是真摔坏了，还是装模作样？”
我认为，学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抓住了课文的难点。在教学时，就直接运用学生提出的问题组织讨论，课堂教学效果很好。
上述两个阶段的训练，历时一学年。从初二上学期开始进行第三阶段的训练。目的是培养学生善于质疑和即席答辩的能力。
这一阶段又分为两步，第一步要求学生善于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训练伊始，首先要学生有明确的“价值”观念。评价提出的问题是否有价值，主要看提出的问题是否具有针对性和创造性。
所谓针对性，就是要求学生提出的问题，必须紧扣“单元要求”，找出自己理解课文时存在的主要疑难问题。《阅读》课本的“单元要求”体现了教材的编辑意图，即单元教学内容是按照有重点有反复螺旋式上升的特点安排的。如何结合具体课文体会“单元要求”，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例如，我们在试教《阅读》第三册《牵牛花》（叶圣陶著）一文时，学生提问：
课文的题目是《牵牛花》，而文章着重写的是藤蔓，是否自相矛盾？
课文的第七段已点明了赞美“生之力”的主题，最后一段是不是可以删去？
牵牛花只能依附别的东西向上爬，叶老为什么还要赞美它？
由此可见，学生提问时“动了天君”（叶圣陶语）。再引导学生开展讨论，使他们认识到这种托物抒情的文章中的“物”不一定要全面描写，根据“情”的需要，可以突出它的某一部分或某一特点。于是，引起了学生思维的“开窍反应”，当堂仅用十几分钟时间，就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构思设想。如：
竹子的节——学习应经常小结
仙人柱开花——厚积而薄发
水仙花——求之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
第三阶段第二步的训练要求是，学生必须根据教学进度即席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虽然这个要求较高，但是学生经过长期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问”训练，已适应这种教学方式。不论有没有人来听课，也不管有多少人听课，他们都敢于公开向老师质疑问难，而且善于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勇于即席答辩。例如，初三上学期，应华中师大中文系见习生的要求，举行了一次有三百多人听课的大型公开课，讲读《孔乙己》这一课。课堂上有这样一个讨论的片断：
学生（1）：文章最后一段说：“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一句中“大约”和“的确”是矛盾的，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老师：对！她提出的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大约”和“的确”是矛盾的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班肯定有同学能够解答这个问题。
学生（2）：“大约”是修饰“孔乙己的确死了”这一句，而“的确”只是修饰“死了”着一个词，它们修饰的范围不同，所以说它们并不矛盾。
学生（1）：既然孔乙己的确死了，为什么还要用“大约”来修饰呢？
学生（2）：我们在《写作》书中学过，一个病句，不但要看它是否有语法错误，还要看它是否符合语言习惯。任何人一听这句话，都觉得是通顺的。（学生笑）
学生（1）：鲁迅是一个大文豪，他也懂语法，为什么他要明知故犯呢？（学生大笑）
老师：如果他要明知故犯呢？
学生（1）：他不会故意说错的。（哄堂大笑）
学生（3）：我觉得这一句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大约”是因为孔乙己死了那么多年，没有人知道他死的消息，大家只能根据推测来判断。推测的根据是孔乙己一生的遭遇，说明他的死是带有必然性的。所以要在后面用“的确”孔乙己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也很穷，所以他死了就没有人知道得那么确切了，只能用“大约”这个词说明。
虽然这场争论只有几分钟，但给学生留下极深刻的印象。积极参与争论的李慧同学当年五月参加武汉市中学生新闻小故事征文比赛，以《见习大学生的掌声》为题，真实再现了这堂公开课的情景。详尽地描写了这场争论。她的这篇作文荣获武汉市三等奖。
综观上述学生会提问的全过程，可以看出，培养学生敢于提问题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既要有面向未来的整体规划，又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进行科学的训练。
实践证明，学生一旦学会了提问，养成了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他们就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
他们不“唯上”、不“唯书”、不“尽信书”，经常就教材中的疑问，提出自己的看法。如学习郑燮的《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一书》时，有学生指出郑板桥说的“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不济事”，已不适应当今时代要求，我们现在“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济事。又如编者在《阅读》第四册第三十课设计了一道选择词义的练习：“一知半解和自诩渊博现在对我们来说是桎梏（脚镣手铐；束缚人的东西）”学生当堂指出，“束缚人的东西”也不确切，应把它改为“束缚人的思想或精神的东西”。至于师生之间就某一个问题展开争论，在我们实验班是屡见不鲜。老师在课堂上被学生提问难倒，也间或有之。
课外，他们常常对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从新的角度提出问题。如秋天梧桐树叶纷纷落下，天天扫也扫不干净，费时多、劳动量大。于是，有学生就在练笔文中提出用常青树与梧桐树杂交的设想。这就是“转移经验的能力”（引自周昌忠编译《创造心理学》14页），也正是我们要培养的创造才能的一个重要方面。
提问训练，锻炼了学生探索问题的敏锐性、联想能力、思维的灵活性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因此，通过写作系统训练后，学生的写作能力提高较快。三年试教结束，全班95%以上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写作能力提高了。其中已有13人（占全班人数25%）的30多篇作文公开发表在《语文学习》、《中学生》、《作文通讯》、《语文报》等全国有影响的语文报刊上。特别是王江同学的课外练笔文《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见《武汉青年报》84年7月25日）和获奖作文《夏夜纳凉小记》（见《语文学习》85年第1期），虽然文章体裁不同，但立意都很新颖，表现了该生不同一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还有孙涵同学取材于学校教改生活创作的小说《校园并不平静》（见《中学生》85年第2期），更表现了该生较强的独立思考和运用语言的能力。
总而言之，我从实践中体会到，抓住了培养学生勤想问题，学会提问这一环，就抓住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主要教学环节。提问训练，讨论式教学，不仅能培养未来社会主人的创造精神以及口头和书面语言表达能力，而且必然促进教法改革。
实验成果喜人，学生初中毕业，参加武汉市“中考”后，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参加湖北省教研室组织的“高考语文单科测试”，人均成绩61分，超过了湖北省应届高中考生1.54分。当年高考命题组副组长章熊先生分析了学生的试卷后，说：“我国的青少年，如果能得到较好的学习条件，而且引导得法，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提前达到今年高考生的平均水平。”
语文实验班高考语文人平成绩超过应届考生人平10分。
语文科代表孙涵同学，利用中考结束后的一个暑假时间，创作了中篇小说《政治青春年少时》，几经修改，于1988年公开发表在大型文学丛刊《长江》上。
高中实验班学生汪深，参加1988年在芬兰举行的世界中学生化学奥赛勇夺金牌第一名，实现了中学生参加国际奥赛学科第一的零的突破，如同许海峰第一块奥运金牌一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988年7月17日上午，我们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的化学奥赛冠军汪深载誉归来，我和他妈妈，还有孙涵去武昌火车站迎接奥赛冠军。他见到我们后，立即跑步前来与我们握手，非常高兴地谈芬兰化学竞赛之行，并把金牌拿出来，让我们先睹为快。
孙涵：“没有想到我会来接你吧？你这个奥赛冠军真难接呀！”
汪深：“嘿！发完电报走出电报局就感到有问题，没有想到化学会的电报还不如我的！”（因化学会的电报歧义，学校拟举行的“欢迎大会”不得不取消。副省长韩宁夫以及华师大校长章开源等领导另行安排接见时间。）
孙涵：“我将履行诺言，写你呀！”
汪深：“写吧！”
我不知道当年他们的诺言，但我知道，孙涵在班上亲自主持自己创作的小说讨论会上，汪深在会前就已经读了《正值青春年少时》初稿，在会上，他积极参与讨论，充分肯定了小说的成功之处，也指出了几处他感觉是败笔的地方。他们后来还一起去武汉音乐学院采访过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祖慰。
是不是他们在去采访的路上笑谈过诺言呢？当时全班同学都知道，汪深正在积极准备高三冲击数学奥赛，而且相信他一定能拿到金牌！正如汪妈妈在得知儿子夺得化学奥赛金牌第一名时，高兴地说，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啊！
其实，只要有心栽花，何愁花不发？
语文实验班出了化学奥赛冠军汪深，就是有心栽花的硕果。汪深从芬兰回到北京给我发的电报“三级跃过，一步而已”，就是对栽花过程最精要的表达。早在1985年9月开学初，教我们高中实验班数学的倪政勇老师，就提议要对汪深加强数学课外辅导，争取三年后冲击数学奥赛。于是，我这个班主任与倪老师一起，请汪深和他的妈妈来学校，共同制定了冲击数学奥赛的“三级跳”计划。汪深言简意赅的八字电报和汪妈妈喜极之感言，都源于此！
语文实验班出了小作家孙涵，是语文教学改革的必然结果，更是孙涵刻苦学习勤奋努力的心血结晶。
1988年9月初，孙涵在去天津南开大学读中文系之前和她父亲来家表达谢意。她父亲回顾六年来实验班取得的最大成功，对他们家而言，就是让他的女儿从此走上了文学之路。孙涵深情地说：“一个教师能有几个杰出的学生，应该说是一生的幸福。希望新带的班级再出更多的人才。”
2020年底，因了疫情，我们被隔在美国有花园之州美称的新泽西一年多了。每天都在与亲朋好友微信聊疫情国情，忆往昔峥嵘岁月。在与语文科代表孙涵谈起长达六年的改革实验时，感恩改革大时代，感恩华中师大一附中大平台，感谢与我一起在风雨中前行的全体学生！如孙涵所言，我这“一生的幸福”，就是能遇到几个杰出的学生。
孙涵在微信中说：
“我一直庆幸自己参加了这次教改，也一直感恩能碰到您这样一位老师，这一段经历更深深影响了我的职业走向和人生选择，我一直享受着这四年（高二时文理分科读文科班去了）带给我的烙印，很骄傲！”
我们实验班的学生，现在都是知天命之年的人了，他们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不论是当教授，还是从事科研，即或是当老总，都有自己扎实的专业知识，都非常敬业与乐业，都在人生正道上自信自如前行！这是当年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的丰硕成果！这也是最令我这个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欣慰和自豪的了！人一生的幸福莫过于此吧！或许也可以算是人生的未来和发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