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一员
无系之舟
2021．11．11
不知是牵动了脑子里那根神经，一下子想起了一件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我在大学教书时，曾在短暂的时间内，参加过中国民主同盟会（简称民盟），而在这之前我是除了作过一名少先队员以外，是一个游离的白丁。这些可能除了同代人，恐怕没有人能看懂我在说什么了。
在那个年月，连共青团员都不是，仿佛就是一个异类，你的成绩再好，也绝对不会归为什么优秀学生，可能没有人不争取入团吧？。。。用现在的眼光看来，我认为最最可悲的是连我自己也这样认为自己不是好学生，竭尽全力在自己身上找缺点。。。
我不知道如何努力，似乎我的努力怎么也不对，也无法满足那些我不知道的条件。我也不知道我差在那里，学习好，爱读书，锻炼身体，积极参加班里的活动，新长征长跑，我的红线总是第一，在航海学校的舢板队我是队长，还为学校争过名次，我为大家作好事。。。终于有一天，我蒙蒙咚咚地明白了一点，是当时班里一个最有权威的同学，她当时的地位，用中国的一句俗话说，红得发紫，才高中二年级，就是预备党员了，连班主任也要听她几分。我忘了她为什么要找我谈话，但却牢牢地记住了她的一句一针见血的直言：你的立场站错了！因为按我的出身，家父是西南联大读书时期就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复校北大之后很快就是党的人了。而我却和班里的知识分子子弟在一起非常要好，对干部子弟很冷淡，因此她认为我很傲慢。
也许是击中了我并不知道的要害，当时我竟不知说什么，心里再一一数数能入团的非干部子弟。。。这之后，我隐隐约约地明白了，她们都不会接受我的，于是，倒也好，我就再也不把入团作为自己的目标了。以后的日子，我就变成了一个原子最外圈轨道上的“自由电子”，虽然如此，但至今，我也不明白，自己的感情还是莫名其妙，无法摆脱地在一定程度上被原子核拉着转，这是自己最值得嘲笑自己的一大话题。
1980年代，毕竟，对我们这代从文革中觉醒了的人，是太有激活和推动力，希望能把丢失的十年补回来。。我在大学教书时，听了民盟的千家驹和钱伟长的讲座，非常激动，让祖国能真正富强，真正屹立于东方，这一代父辈的师长级老知识分子的热诚能让我们这些晚辈只有奋起的选择，我又听了一次“九三学社”的合唱团的演唱，其中的南美的民歌“山鹰之歌”四个声部的合唱让我看到了南美大地上自由展翅的鹰。。。自己为什么不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分子，很他们一起前行呢？
于是经过考虑和选择，我和我先生就申请加入了学院的民盟组织，而且很快我就被公选为学院民盟的负责人之一。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一点也不夸张的说，这样在我看来是个人的选择的事，却象一颗不大不小的炸弹把我炸蒙了，我一下变成了学院级党委重视的中心！在他们看来，刚刚大学毕业，那么年轻，不参加共产党，而参加了民主党派，成了民主党派的后备军，是不对头的，是他们的失误。于是，在那个共产党的历史上最宽松的年代，他们没有能惩罚民盟，也没有能惩罚我，而是派了一个我们系党支部得力负责人，来作为我的联系人，想帮助我入党， 不知为什么，我从内心的确没有愿望，可能从来就不是一家人，于是怎么也进不了一家们，她们没有放弃的放弃了。。
我在民盟似乎有点如鱼得水，被送出去参加了很多的培训，和老一辈的人一起学习，讨论。。知道了他们那一代人中很多非常遗憾的事，就是才华没有得到发挥，他们的以往道路不仅是物质的艰辛和贫困，更是精神上的被委屈和折磨，而他们被造就的最大特点就是忍气吞声，忍辱负重。
之后，发生在我先生身上的一件事，让我非常吃惊他们有多么的逆来顺受！
我先生被选入了公派访问学者的行列，但却有很快被取消了，而且冠以在文革有政治问题。我们都被弄得莫名其妙，文革中我先生办过报纸的所谓问题早就作过了调查，也做了没有任何问题的结论。我们要求说明。但却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不知该向谁求助，于是想到自己是有组织的人，就向组织要求帮助搞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换来的是莫名的一头污水，民盟的领导，他们都是五十年代大学毕业的人，平时是一起“研究”盟内活动的，关系非常密切的人，此时却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首先抱怨我们在加入组织时没有告诉他们我们的历史问题，然后就告诉我们，要配合党的调查。我的天！他们居然用的就是当初他们被整的那一套来对付我们！。。。我们上告到“人民日报”，最终自己搞清了这一切，原来不过是一个领导想要做访问学者，于是就要我先生作牺牲品。而我们是另一代人，至少不愿做无缘无故的牺牲品的一代人了！
我从此明白了，即使是在最最宽松的那个年代，其实，自1949年，民主党派的生命从来都是在CCP的循环体系中，没有作为独立的生命存在过！这样的组织，我为什么要和他们同行？
我光明正大地进到民盟，又堂堂正正地离开了，又回到了白丁，自由电子的状态，其实这是一种最适合于我自己的状态。
我知道，李泽厚先生对五十年代成长的 知识分子的描述近乎刻薄的准确！他们是成长在一个“检查多而知识少”的过程中，他们的读书过程就是一直向党忏悔的过程，他们是跪着的造反者，他们的执著完全是无效的。而我们是在文革中醒了的这一代，至少懂得有沉默和逃跑的人生选择。
我永远记得得到胡耀帮辞职消息的那一天，我知道，这个宽松的年代的“集结号”响了，我必须离开，铁幕终于在6。4之后重重地落下来了。。；就象如今，在把这块大地改革开放好不容易集下的那点财富散尽之后，铁幕又一次更重地落下，只不过这次我已经完全明白了独裁者的实质，只要独裁之下，除了独裁者本人，所有人就只能有跟唱，合唱，而不会有任何独唱存在，不然就会死于合唱，这块大地已经完全习惯于合唱了。
我那时很快离开民盟是对的，更对的是到了可以独唱的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