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下性产业为何顽强？ （ZT）
在中国，地下性产业是一种令人不齿的不道德行为，也是被法律明令禁止的。不过，因为中国传统伦理世俗和法律的双重约束，才使得这种在西方社会被允许的皮肉生意，在中国只能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进行着。
那么，为何色情产业在中国明禁暗行，屡禁不止？又是谁在养活这个庞大的产业链上的人？ 这些性消费者又有着怎样的心理诉求？
中国地下性产业现状
娼妓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前，色情交易，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一直得到了官方或明或暗的默许。
1949年新政府成立后，中国改天换地，存续了数千年的色情交易被全面禁止。成千上万名职业妓女和街头暗娼，被强制接受劳动改造。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妓女”这个词就在中国人的语境中，几乎就彻底消失了。
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思潮涌入中国。加上中国急于要和西方社会接轨， 娼妓文化又开始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暗潮涌动。虽然当时的法令依然严禁这种行为，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局”下，人们的欲望被彻底激发，而色情交易凭借巨大的市场需求终于浮出了水面，并开始公开活跃于城市的大街小巷。
当年，卖淫嫖娼最猖獗的地方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尤以东莞市为重。早些年，东莞曾因色情行业发达而被称为“男人的天堂”。据估计， 在2014年扫黄之前，东莞保守估计约有25万名性服务者。2014年东莞地下性产业被央媒曝光后，一场规模空前的扫黄行动就在这里爆发了。成千上万家涉黄旅馆、桑拿店、按摩店等被勒令关闭。数千人被逮捕，包括众多的性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和一些政府的高级官员。 东莞也由此成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
但据后来的媒体报道，这次扫黄结束后并不意味着东莞的性产业就消失了。只是现在的性交易已经转向地下，以前那些提供性交易的公开固定的场所被关停了，但一些隐秘的交易方式和场所依然存在。
地下性市场中的“日光族”
东莞只是中国地下性产业的一个缩影。虽然中国这些年明令禁止卖淫嫖娼行为，扫黄打黑专项行动也一次比一次声势浩大，但很多人都明白，这是无法禁绝的，因为每个人都有性需求。
如果这个需求通过正常渠道无法得到满足，就必然要通过其他渠道满足，由此就会催生出市场化的职业性服务。 而有性需求的群体数量越大，带动的色情产业也就越大，也越难禁绝。
既然一种社会现象可以存续千百年而不绝，就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不是由法律法规决定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
有分析认为，中国地下性产业之所以如此顽强，是因为中国有数亿的日光族。他们为了生活，每年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打工。他们当中很多人常年远离老婆和孩子孤身在外地生活， 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 由此就催生并带动了城市的色情服务产业。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一直在逐年增加，目前已接近3亿人。并且，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高达50.5%。也就是说，在这近3亿进城农民工当中，有一半是40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而青壮年正是对性需求最旺盛的时期。
数字显示：我国有80%的外来“日光族”都处于性饥渴状态。当然，不单是“日光族”，常年外漂的劳务人员都有这种需要。
《瞭望东方周刊》曾做过一次问卷调查。在回答“多久过一次性生活”这个问题的选项中，只有5%的男性选择“一星期过三次以上性生活”，而女性是0%。而选择“时间长了记不清”的男性有19%，女性有18%。
“日光族”性生活少，甚至没有性生活，主要是由于伴侣不在身边导致的。除此， 也有一部分群体是因为收入低，地位差，找不到伴侣。 不管是何种原因，对于一个青壮年来说，长期的性压抑不仅会产生身心危害，也是一件非常煎熬的事。加上现代社会消遣娱乐活动越来越丰富，城市的诱惑太多，所以很多人会选择通过另类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性需求。
据新华社记者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被问到“如果长时间没有性生活会怎么办？”时，有21%的男性选择“找小姐”。 并且，接受过小姐性服务的比例也越来越高。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武汉市第二收容教育所1999年共收容教育272名嫖娼者，其中民工为172人，占比达63%。2000年收容教育的122名嫖娼者中，“日光族”也占比64%，有79人。 从这个数据可以推测，在庞大的性消费群体中，“日光族”群体是主体。
“日光族”性消费的心理分析
前面说了，强烈的市场需求，是导致地下色情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则是因为很多的“日光族”， 都存在一种“心理怪相”。
性学教授潘绥铭，曾实地考察了中国多个省市的性产业状况，然后在《存在与荒谬》一书中总结道，很多性从业者的收入其实并不高，而消费性的主力军，也不是有钱人。 他们之所以能消费性，不过是因为工资日结，看似有闲钱罢了。
因为，很多“日光族”并没有稳定和固定的工作，往往是一个活干完了又去接下一个活，一个工地上干完了就去找另一个工地。这种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让他们的工作和工资都是按天计算， 他们也更愿意接受工资日结或者短时间就要结一次的方式。这种方式也显得更加安全。
其次，他们的工资大多都是现金结算。他们还不习惯应用手机支付系统。他们拿到钱后可能无法及时储蓄或寄走，因此口袋里随时都有相当多的现金可以任意支配，比一般的工薪族还要多。 这很容易使人对自己的“富余活钱”产生夸大的感觉。
一般来说，“日光族”的日常生活都极度简单，必要的消费也降低到了极点。当他们兜里揣着钱，真正想放松一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吃喝嫖赌这四样，当然首选就是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性了。毕竟，性是一种生理需求，对他们来说，这比一些精神诉求重要和实际得多。
当然了，正因为很多“日光族”会产生这种“看似有闲钱”的错觉，也容易导致他们染上挥霍的坏习惯。特别是一些年轻群体，对社会上的各种诱惑抵抗力差，自制力差，如果不懂得克制的话， 会很容易沦落为“日光族”。
一旦有人越过了“满足生理需求”这个朴实简单的目的，而沉迷于女色，痴恋繁华，那么就会瓦解公众对这些底层弱势群体（包括性消费者与性服务者）的整体同情。
如果弱者更弱或弱者变坏，这都将是社会的悲哀。
无处安放的性诉求
饱暖思淫欲。以前很多人会以为，只有富人才会消费“性”。其实不然，诸如“天上人间”这样的高档场所， 毕竟只有少数有钱人才能去消费，他们也不足以支撑起庞大的性产业。 而真正养活那么多的性服务从业人员的，是数亿具有强烈性需求的“日光族”，正是他们带动了许多 “十元店”“洗头房”“异性按摩” 等街头廉价性服务场所的兴起。
2012年，一个叫叶海燕的女人，因曾卧底 “十元店” 免费为农民工提供性服务，成了一个饱受争议的网红。这则新闻让世人注意到， 广大的农民工和他们的性需求，已成了一个时代问题，需要更多人去关爱和解决。
以上是从需求端做出的分析，如果从供给端来看，那些甘愿做皮肉生意的性服务提供者又是谁呢？其实他们大多数也来自农村。这些人初入城市,因为没学历、技术、文化，很难融入到他们渴望融入的城市主流生活，最后就“走捷径”踏上了性服务的不归路。
而如今，随着扫黄打黑的持续加码，不仅高档性消费场所被关停，连一些街头廉价的性交易场所也基本被取缔殆尽。性产业的供需平衡已被彻底打破，那么，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是， 将来谁来满足那些“日光族”的性需求？
虽然一些性交易还在通过更隐秘的方式进行，但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了。如果不及时进行疏导和化解， 这种普遍的性压抑现象会否激发新的社会矛盾，也还不好说。
旅居美国作家、经济学家何清涟有言：性产业大而不能倒，对中国GDP、就业的关系很大。
注：农民工是日光族的其中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