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悉尼一家广告公司工作。说是公司，其实连我算进去一共只有四个人。公司合伙人卡尔和瑞克，员工特瑞都是土生土长的澳洲人，他们三个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一年多前他们开了这家公司，专门给房地产公司做广告。那时公司生意不忙，我们四个同龄人每天上午茶下午茶都得坐上好久，天南海北的乱侃。记得老板卡尔常挂在嘴边一句话是：我们这些人没有多少钱，但是日子过的舒坦。
30多年前的澳洲人眼里，中国人位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列。提起中国，人人想到的是落后和贫困。记得他们当时听我说中国人家里有电视的时候，眼中流露出的那种不相信的眼神，对自己自尊心的打击特大。大概因为有我在场的缘故，他们常常有意无意地拿中国人作为话题取乐。英语求知欲加上民族自尊心，使得我常常为了第二天的闲聊，通宵达旦在家做功课，就为了去和这些洋人打嘴仗。
有一天我兴奋地想到“孝”这个话题，这帮忘恩负义，浑身毛还没有煺干净的洋猴子，根本就没有任何孝的概念。在英语里只有一个和中文里孝字意思有点相似的词是filial，但就是这个他们几乎不用的词，也只有尊敬父母的意思，完全没有中文孝字里那种三天三夜都讲不完的深刻涵义。
第二天上午茶的时候，我信心满满地挑开了战火，“你们洋人文化里有许多先进的东西，但是做人的道德还是不行，至少不如我们中国人。”望着三人惊讶的眼光，我毫不客气地说：“你们对自己的父母不好。”
“我们怎么对父母不好了？”瑞克困惑不解地问道。
“父母年纪大了，你们不尽自己抚养的责任，最后将他们往养老院里一送了事。”
“送养老院有什么不好。”卡尔不以为然的说。“比如父母生活不能自理，子女要工作，家里没有人照顾，还有什么其它的选择会比送养老院还好？”
“人老了为什么要子女抚养？”瑞克有些冲动。“我爷爷奶奶今年80多了，从来就是自己独立生活，在子女家住最多不会超过5天。”
“是啊！没有人指望孩子给自己养老。”特瑞自然和他们站在一条战线。
“当然父母有能力自立，不希望成为子女的负担这没有什么不好。“我知道一个人对付三个人不容易，但是他们的回答都在我的预料之中。“问题是西方社会的舆论和法律都认为子女没有任何义务来抚养照顾老年父母，这无论如何太过份了吧。”
“为什么子女应该对父母的老年生活负责？”这次他们三个人几乎异口同声嚷了起来。“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而不应该依靠他人。子女和父母的关系也没有例外。”瑞克还补充说道。
“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这话不错。但是父母将一个初生的婴儿含辛茹苦抚养到18岁成年，难道你们就真的那样厚颜无耻地认为这个孩子完全不欠他父母任何东西，可以就此一走了事？”我当时越讲越激动，内心洋溢着一种教化野蛮人的崇高感。“大家都知道，我上个月用针灸给特瑞治好了他的老腰疼，他事后送了一箱啤酒给我，这种最起码的礼尚往来怎么在父母子女之间反而不存在了呢？”
“错了，你的例子举得完全不恰当。你给特瑞针灸，他有接受和不接受的选择。如果他选择接受你的服务，换句话说他选择接受了你的恩惠，那他当然得有所回报，这是人之常情。”瑞克在他们三个人中最健谈，于是他开始滔滔不绝地发挥开了。“但是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则完全不同，当父母决定生孩子的时候，这是他们单方面的决定，那个可怜的孩子没有任何选择的机会，他或者她不可以说我不要他们做我的父母，我要生到凯瑞帕克（当时的澳洲首富）家里去。所以当父母决定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同时已经做出了抚养这个孩子成人的承诺。他们不可以因为自己单方面的决定，而要求对方做出相对应的回报，这是完全不合乎逻辑，也不道德的。再说了，抚养自己的孩子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一件事情。看着他们慢慢长大，这其中的乐趣完全超出了语言所能表达的范畴。光凭这一点，我只会对我的儿女说谢谢，而不会认为他们欠我任何东西。”
显然事情开始失去控制了，说了半天我反而成了没有道德的一面。天啊，这个世界还有没有公理？这时候特瑞在旁边露出了阴险的微笑。“哈哈，我知道你们这些中国人是怎么想的了，你们是把生孩子作为一种投资。你们一边抚养孩子，一边用你们发明的“孝”字给他们洗脑，为的就是将来可以名正言顺地索取回报。”
“讲了半天，你们还是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父母施恩不图报，无疑这是很高尚的姿态，但是作为子女难道就可以心安理得将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置之脑后？”我已经没有像开始时那样理直气壮了，但内心还是觉得真理在自己这一面。
“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人世间最自然，最亲密的一种亲情。如果做父母的全心全意地爱自己的子女，子女自然就会和父母亲近贴心，这是不言而喻的最简单道理，真不知道你在担心什么。”平时言语最少的卡尔这时也开腔了。“我自己18岁离家独立生活，但是这完全不影响我和父母的感情，他们永远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任何时候，如果他们需要我的帮助，那是我的荣幸。”
“对于你这样的态度，除了钦佩我没有任何异议。但是持有这样态度的人在西方社会占多大的比例呢？” 我虽然嘴上仍不肯认输，但是语气已经完全没有了最初的气势。他们对于父母子女关系的看法，远远超出了我当时的认识范围，但是社会的现实真有他们说的那样理想吗？为什么西方的先贤们给社会制定了母亲节和父亲节的习俗，这其中必然有他们难言的担心吧。
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那场对话仍记忆犹新。在西方人看来，我们博大精深的孝文化居然完全没有逻辑，也缺乏道德，这里面固然有许多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值得讨论。但是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完全不求回报的父母，和父母平等相处的子女，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民社会的个人尊严，构建了文明和谐的人际和家庭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走出自己的小家庭，义务服务于社会，无酬地帮助素昧平生的陌生人，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对自己的父母不好呢？无疑，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孝文化，在一个现代社会和西方文明面前有些相形见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