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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最终可能导致西方民主崩溃
民粹主义挑战西方民主最终可能导致民主崩溃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民主不再风光，不再由西方独霸。中共也强调自己实行了民主，而且是全过程民主，包括选举和政权实施。另外，最大民主国家是印度，而正牌民主国家美国和欧洲国家，更是自以为是，被当作民主的典范(得到许多国家的公认)。究竟谁是真正的民主，莫衷一是。
另一个大问题是今天美国和欧盟的民主受到严峻挑战，其主要原因是民粹派的兴起。一部分民众代表(比如床铺)利用人民大众对精英的极度不满，要砸烂旧民主，其实是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出牌。这也没有什么错。但是如果选举结果不满意，就要撒赖，在白宫不走。还要朋友(当时的副总统)和民众帮忙，造反或者以不正当方式，包括军队出面，那就不好。如果得逞，民主就不再辉煌了。所以床铺实际上是绑架了民主，绑架了民意，他的政策仍然有利于精英阶层。因此我们来仔细分析民粹主义的来龙去脉。
民粹主义(populism)，或者平民主义，平民的政治与经济理念。拥护平民掌控政治，反对精英或贵族掌控政治。民粹主义可以提高人们福利预期，加大了依赖政府，失去奋斗决心。如果大众的看不到福利预期，社会心理逆转，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政治家在大危机时候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在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民粹主义的言论集中在互联网。民粹主义萌芽于19世纪40—50年代的俄国。19世纪下半叶，几乎在北美和东欧同时兴起。19世纪末，美国西南部农民试图控制当地政府的激进主义行为，俄国知识分子和东欧农民对平均地权的强烈要求被认为是第一代民粹主义。当时，沙皇俄国已经腐朽不堪，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西欧资本主义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内在矛盾。民粹派的思想先驱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寻找俄国的出路，提出了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肯定平民大众的首创精神，具有积极的意义，又把俄国存在的村社制度和农民理想化，遭到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深刻批判。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民粹主义的思潮已经成为强弩之末。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再度在东西两半球，尤其在东欧和北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从而形成民粹主义的第三次高潮。
民粹主义表面上以人民为核心，但实际上是最缺乏公民个人尊严与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民粹主义者崇拜“人民”，但他们崇拜的是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人民”，而对组成“人民”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却持一种极为蔑视的态度。民粹主义者反对权威，但他们又容不得反对派，甚至容不得“旁观者”。
民粹主义也是一种政治统治的策略，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若从这个角度出发，“民粹主义就只能被理解成一种社会和政治动员，它意味着一种政治行动和政治讨论的趋势。不能把它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权类型，它也不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可以应用于各种意识形态的政治风格。”
为什么民粹主义突然风靡起来了?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民粹主义是一种潮流。特别是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那一年。新闻记者们似乎对这件事还不满足，在1998年《卫报》发表了大约300篇文章，其中包括“民粹主义”，然而在2015年，这些术语被用于大约1000篇文章，在一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番，接近2000篇。
民粹主义这个词越来越受欢迎并非偶然。在过去20年里，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的选票翻了三倍。民粹主义代表在11个欧洲国家任职。超过四分之一的欧洲人在上次选举中投票支持民粹主义。其产生的土壤是，普通善良的人民被腐败的精英阶层背叛，忽视或利用。虽然具有强烈民粹主义态度的公民不一定会投票给民粹主义政党，但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增加了他们投票的可能性。
其次，当主流左翼和右翼政党在意识形态上趋同时，民粹主义者就有了沃土。如果是这样，许多选民将容易受到主流政党都是一个整体的信息的影响。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法国国民大会是如何将中间偏右的人民运动联盟和中间偏左的人民运动联盟的名字合并成“人民运动联盟”的。此外，当主流政党汇聚在一起时，它们会留出大量意识形态空间，因此往往对更为激进的公民的担忧无动于衷。
危机可以使民粹主义态度更有可能被激活。例如，一场金融危机使得主流政党在批评“老牌精英”把事情搞砸时非常脆弱。欧洲难民危机为民粹主义政党提供了论据，证明执政精英已经开放边境，无法应对移民流入。
广泛的腐败直接影响到民粹主义者。如果事实证明，政党是高度腐败的，那么民粹主义者就会宣称，人们被一群内向型、居高临下的精英所利用，这将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例如，这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发生的事情。由于对贿赂，裙带关系和其他形式的腐败进行了全国性的司法调查，整个党的制度被彻底颠覆了。这为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和联盟等民粹主义者的崛起扫清了道路。
民粹主义的沃土不足以让民粹主义茁壮成长。必须有一个可信的民粹主义挑战者，为现有政党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为了被认为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挑战者党需要表达一个能吸引大量不满选民的信息。此外，一个有吸引力的领导人，尤其是长期而言，一个运转良好的党组织，也能起到作用。
此外，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也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由于订阅率不断下降，传统媒体越来越关注他们希望卖得好的话题，比如丑闻和冲突，这加剧了民粹主义者可以利用的危机感。政治背景因地域而异，民粹主义也是如此。
在北欧，成功的民粹主义者主要是激进的右翼民粹主义者。丹麦人民党，芬兰人党和瑞典民主党等政党都将排外的民族主义观点与民粹主义信息结合起来。左翼民粹主义在欧洲这一地区的普及程度要低得多，这可能是因为北欧国家强大的经济和慷慨的福利体系，使激进的左翼民粹主义信息不那么紧迫。
南欧看起来不一样。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国，民粹主义并不只是一种激进的右翼现象。这很可能是因为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的打击比大多数国家都要严重。因此，它们构成了左翼民粹主义信息的完美背景。像西班牙和希腊的政党将他们的民粹主义与激进的左翼主流意识形态相结合。在意大利，五星运动将民粹主义与各种意识形态立场相结合。
西欧与南欧的不同之处在于，激进的左翼民粹主义者不那么成功。这很可能是由于欧洲这一地区的国家比其南欧邻国拥有更强大的经济。证明这一规则的例外是爱尔兰。这个国家在经济上表现不佳，拥有一个相对成功的激进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新芬党。
中欧和东欧国家的风景看起来很不一样。在这里，民粹主义一般不是在政治光谱的边缘，而是在中间。匈牙利青民盟(Fidesz)和波兰法律与公正党(Law and Justice)等政党以主流政党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直到后来，他们才接受民粹主义，甚至后来接受本土主义。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激进的传统。这可能会破坏他们“可敬的”形象，比如他们成功地成为各自国家的主要政党。
尽管存在这些地理差异，但在整个欧洲，民粹主义的滋生地已变得越来越肥沃。而民粹主义政党更有能力获得回报。
民粹主义对世界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弊？把这一带有贬义的解决方案又重新找了回来?这是一种无奈，还是一种超越——对传统民粹主义的超越?
肯定是精英主义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从作为这一波民粹主义广泛抨击对象“建制派”一词中，也许可以找到大体的答案。
建制派，在英文中是The Estab-lishment。这个词，在美国被使用，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在用。从直接的意思来说，有点我们汉语中的当权派的意思，即掌握着权力的上层政治人士。稍微引申一点，可以看作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近义词。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上层精英。
特朗普虽然属于共和党，但他在大选前后，都刻意强调他与共和党建制派的区别，并与之拉开距离。在欧洲，也有不少政治家将建制派作为其抨击的对象。
美国最基本的政治分野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但最近一次的美国大选，一个新词，将两党的那些当权派归到了一类：建制派。这是过去人们没有见过的一幅政治版图。建制派这个词，表明了现在西方国家政治营垒的最基本特征。建制派是什么?在许多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的心目中，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这是一种大政府、大科技和大金融的合谋。于是人们要求变革，要求结束建制派精英的统治，于是他们把票投给看惯了的建制派精英之外的陌生人。
触发所有这些变化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冷战后的全球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政治藩篱被清除，半球化开始变成真正的全球化。这个变得越来越名副其实的全球化过程，涉及三个最基本的层面：资本、劳动和人口(或居民)。
率先释放出的是资本这个全球化的先锋要素。资本的流动性最强，全球化使得资本开始具有真正的全球性特征。这意味着，对于资本而言，国界在淡化，资本无国界在从理念变成现实。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也许在一定意义上还要加上技术，构成了新的全球化精英群体。
而劳动力和人口意义上的流动，则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特征。在资本的流动之下，劳动力和人口的流动性加大，是毫无疑义的。但总体上说，其流动性水平低于资本也是必然的。而且，不仅是流动性水平的问题，其流动的方向也不完全一致。资本是逐利的，最强烈的冲动是在制度大体合适的条件下寻找廉价劳动力。
在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随着资本从本国社会结构的抽离，原有的社会结构在开始坍塌。在资本抽身而去的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遗弃的本地劳工和下层处于一种无奈与悲愤之中。与此同时，劳动力与人口双重意义上的移民，也在跨越国界，寻找更适合的安身之所。
西方民粹主义政治的两大主题：就业和反移民。左翼民粹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异同、反全球化动力的来源，甚至可以更好理解兼具左右翼民粹主义色彩的特朗普的当选(尽管在传统的意义上人们把特朗普看作是右翼民粹主义)。
批评建制主义和精英们，赋予民粹主义以新的力量。但从体制的角度说，其中的张力和困境并没有解决。从道义的角度来说，多数人统治或做决定总比少数人统治或做决定更合适，至少是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吧。
首先，多数人统治是一种怎样的统治法?通过一种什么样的体制来实现?做决策使用的程序和机制是什么?全民公投应当说是最能体现这个原则了，但不可能大事小情都搞全民公投啊。
其次，大家平时都有自己的事情做，不可能每个人都对国家大事，事事了解，样样内行。如果真的每件事情都由大家来决定，这等于很多事情是由外行来决定，其决策的水平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说，拥有专门知识的专家做这个事情要更合适得多。
如果普通民众大家都整天关心国家大事，琢磨国家大事，日子还过不过啊，这还会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有了代议制和共和制的安排。但代议制也好，共和制也好，都意味着在把决策权交给精英的同时，如何对其进行制约，以使其决策不至于偏离民众的意志也成为一个问题。
应当说民主体制的运转大体还算是正常的。但这些年的现实告诉人们，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或者说，在过去的时代，那些问题大体还能应对，但现在看，在全球化的时代，事情越来越复杂，原来的那些机制已经越来越难以应付。结果，就出现了精英与民众关系的失衡，就出现了民粹主义的卷土重来。
需要注意到民粹主义本身的变化和新的特征。这种新的变化和特征，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A：中产民粹的兴起。民粹主义的传统社会基础是底层民众。无论是俄国的民粹主义，还是拉美的民粹主义，抑或是美国在某些特殊情境下出现的民粹主义，都是如此。但这一次不一样，投特朗普票的选民，勒庞的支持者，英国脱欧的支持者，意大利五星运动成员，相当一部分都不是传统意义的底层，而是中产阶层。他们是保守派，是这些国家的主流族裔，甚至曾经是这些社会的中坚，他们在过去的黄金时代有过安逸的生活，他们对那个时代有一种深深的怀恋，而现在则处于困顿和焦虑之中。
B：民粹中左翼与右翼的消长。有人说，民粹主义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左与右的界限，但其实民粹主义本身也有左与右的区分。在这次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大体被定义为右翼民粹主义，桑德斯被定义为左翼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的左右翼，对应着前面所说的社会力量的消长。民粹主义的右翼，与陷入困顿的中产阶层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民粹主义的左翼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社会的底层。前者的议题集中在公正、就业和机会，后者的主题集中在平等、福利和保障。这从茶党和占领运动的不同主张中，从特朗普和桑德斯支持者的不同取向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当然，他们针对的都是上层精英，或者说是全球化的既得利益集团。
C：右翼民粹主义的政策取向。从历史上看，民粹主义的致命软肋之一，是其政治主张体现的是底层民众自发的、散射性的要求，因而很难接近决策的层面。极端者，则是一种难以付诸实施的乌托邦式的理想。最接近决策层面的是对于福利国家的要求。但由于近些年来福利国家遭遇的种种问题，其社会基础有明显弱化的趋势。
而在特朗普就任之后实施的带有右翼民粹主义色彩的政策来看，似乎表明了打通民粹主义与政策之间通道的某种可能性。如前所述，右翼民粹主义的诉求是公正、就业和机会，特朗普是通过促进资本回流，重振制造业，从而增加就业机会的途径，来回应中产民粹的诉求;以限制移民来增加白人这些主流族裔的机会。而这都是可以在决策层面付诸实施的。
对于民粹主义倾向的执政者在执政后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有人将其解释为，大选中的民粹主义只是一种动员的手段。我觉得这种看法有点简单化。我们应当思考这当中有没有更深层的含义。
世界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在超越我们传统的眼界。也许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这种变化，但我们应该不断地进行梳理。总的一个感觉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资本和技术的重心在向社会结构的上端积聚，而由于互联网、自媒体等因素，社会和舆论的重心在向社会结构的下端沉降。两种相反的趋势，也许会逼迫出政治结构的某些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