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作八孩女成功干扰了北京冬奥
几千年一遇的北京冬奥又遇中国春节期间, 化了巨资用几年的时间, 从外国请来了无数的工程师技术人员, 从国内招来了数不清的农民工和管理人员, 从大量造雪到各种物资的优先特供, 从外国用大量老百姓的血汗钱雇来的洋人运动员为中国争光? 到外国籍运动员投奔中国是为国争光还是为自己争名利? 再到国内自己的运动员是否是为国争光? 等等, 都是一顶一的千年一遇的大事。然而硬生生地被江苏徐州丰县的“八孩女事件”干扰到了。"八孩女"的炒作依旧热度不减，不论是春节还是冬奥，始终难以压倒其对官方媒体舆论的干扰。好得很! 冬奥何用? 用完之后的这些硬件必成废物。用巨资请外国人组球队是为国争光? 争的是哪国的光? 化点钱解决农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才是为国争光。带着政治色彩和商业名利运行的奥运尤其是冬奥还有意义去争主办权吗?
旧社会的中国由于私有制以及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层其合法性的存在，“拐卖妇女儿童”就是旧社会的人口交易，几乎是一种"合法"且具备一定市场规模的现象，也是旧社会剥削性质的体现。新中国的人口拐卖史，始于改革开放，其巅峰则是八九十年代著名“拐卖潮”。那也是新中国社会秩序最无序最为动荡、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土崩瓦解最为剧烈、红色文化变色最为汹涌、城乡差距拉开速度最为迅猛的邓小平走资派的特色年代。拐卖人口，通常对象就是妇女与儿童。
妇女被拐卖，一般用作填充家庭劳动力、完善男丁配偶、传宗接代等用途；儿童被拐卖，男孩一般用作传宗接代和填充劳动力，女孩一般用作童养媳和填充劳动力。不论哪一类用途，八九十年代的妇女/儿童拐卖潮都带有鲜明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复辟、农村中地方宗族门阀势力复燃、基层党组党委执政弱化和女权重新没落等特点。以社会背景为深究，八十年代初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邓小平放松许多领域的法律管制，导致资本与人口的无序流动空前加快，这是引发人口拐卖的一个原因。刚复辟时资本的蛮横生长，必然致使道德与伦理被压制。在利益驱动与法制淡漠的双重作用下，治安混乱和拐卖成风就成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最突出表象。走资派邓小平号召不管黑白描摸石头争先富, 胆子要大, 步子要快, 抢到钱就好。
从1987年十三大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到1992年的南巡讲话，东南沿海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已是不可逆的时代风貌。与之次生的，便是东北与中西部地区大量农村人口的被动释放。农村人口外流去往沿海打工，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边缘下沉空间”，在迅速老龄化、宗族化的过程中，妇女和儿童被一步步地“商品化”，最终酿成了悲剧性的拐卖史潮。“人口拐卖”有着极其稳定的买卖路线，其“卖出地”主要是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四地的贫困农村，除了广西就近去往广东，其余均沿着铁路行进去往东部。
铁路的拐卖路线也有两条：一是昆明、贵阳火车站处出发的“南线”：沿着沪昆线行进，要么在株洲南下、北上换乘京广线，南下者进入广东，北上者去往郑州；要么从上饶南下，换乘铁路至福建；要么是不换乘一直去往江浙地区。二则是在成都火车站出发的“北线”，北上至陇海线往东行进，要么抵达郑州后继续沿着京广线北上，要么抵达徐州后再沿着京沪线南下或者北上。徐州，这是一座在“拐卖潮”中如鹤立鸡群般存在的“拐卖大市”：1986年至1989年，仅仅三年间徐州地区发现的被拐卖妇女就有48100人。
沿着一北一南两条铁路拐卖线，人贩集团带着他们的“商品”，最终进入了福建与广东两省的华南地区的贫困乡村地带，以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包括苏皖淮河以北的华北贫困乡村。浙江省北部、包括苏皖两省中部的长江下游的相对贫困的乡村地带。随着人口拐卖的持续进行，这些地方会各自扩散，最终连成北起河北、南至广东的“东部沿海买入带”。而在买卖路线上，那些年的拐卖风潮中又有中转地，他们通常位于铁路干线交汇，是人流极大的换乘枢纽，同时又往往处在几省交界，便于人贩集团流窜作案、逃避公安的跨界追查。
郑州和徐州，其中郑州处于京广、陇海铁路交汇点，而徐州则处于京沪、陇海铁路交汇点，且在苏鲁皖豫四省交界，是过去“几十年拐卖潮”中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贩卖交易地。不论卖出还是买进，徐州都是过去那些年全国人贩集团的必经之地。这里有“品类最全的商品”，不论你要什么样的女人或儿童，徐州都能找到；不论你要藏匿多少数量的妇女或儿童，徐州都能做到。在河北邯郸，其处在冀鲁豫三省交界，地理位置同样抢眼，是各地公安极为头疼的交界处。围绕徐州、邯郸两个大型中转地，又形成了华北乡村的“黄泛片”和“黑龙江片”两片十分密集的人口买入重地。
人口贩卖既有妇女也有儿童，但有三个地区是例外：浙江北部和江苏中部乡村，在那些年里买入妇女较多，而儿童几乎不存在；而闽南的华南贫困乡村，买儿童居多，尤其是女孩，当做童养媳。在“人口拐卖”的八十年代，大致是被迫性质的拐卖居多。人贩子往往独立于买入方和卖出方，属于第三方中介，妇女拐卖常以打工、游玩等名义将其骗出，有时会采用麻醉，也会使用暴力手段。儿童拐卖类似。但进入九十年代的之后，自愿或者半自愿性质的“买卖”开始增多，根源则是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诱使妇女儿童（主要是妇女）逐步自主寻求“出路”。
娼妓、小姐、陪酒、坐台、舞女等职业，也是在这一时期兴起，而这一层历史背景中又夹杂着另一段往事：工人阶级强迫被大下岗。进入九十年代后，北方地区数不胜数的工人阶级家庭被人为地破碎，造成了一大波东北女人下海潮，所谓“百万工人下岗，百万小姐上岗”，共同促成着全国性的人口贩卖潮。推荐阅读：一九九八，工人下岗。
就妇女拐卖而言，九十年代被拐卖的女性出现了一丝变化：越来越多开始“成长进化”为新的中介人，最多的情况就是骗说帮助结婚的（不乏夸大男性条件者）……自己明明已经是受害者，却还拉拢老乡熟人、拉更多女性下水，这都是那个阶段彼此心照不宣、在生计生存压力下所促生的社会怪象。同时，被拐卖的女性其父母很多时候也是拐卖的“帮凶”，也会主动“卖女儿”而谋求得到直接的经济回报或间接的“分成”。
去政治化、去阶级化不过之后，"重男轻女"的封建道统便如山火蔓延一般卷土重来，女性的地位再度降至冰点、几乎可媲美解放前的旧社会或是更惨。关在地下室当性奴, 关在小黑层光身到被锁颈的八孩女。从福建的"红楼"、北京的"天上人间"再到上海杨浦区的"红房子"。满布全国各地的性工作场所远超民国时代。
对于苏北、华南的诸多贫困乡村来说，都有着更重的宗族色彩和更严苛的传宗接代压力；浙北、苏皖中部则相对淡薄。因此买入男童和妇女多以苏北和华南为主。例如，徐州。再往北看，华北地区与苏北、华南的贫困乡村也有区别。华北乡村较少存有文化上的宗族概念，也少没有祠堂、家谱这些符号，其实际上有着更多功能性、世俗性的“家族”观念。
因此华北乡村对"儿子"的追求更多的是养老送终与农业生产的承担者，或是村庄内部冲突中担负的暴力保护者的肌肉角色。因此，对于太多收买被贩卖男童的家庭而言，这个"儿子"是不是亲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儿子”。苏北和华南乡村则宗族文化十分强盛，对延续香火的追求带有更浓烈的告慰祖先、延续血脉、完补家族的文化目的，带有一定神圣性色彩，更加驱动妇女和儿童的贩卖。
在公安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全国公安机关将依托“打拐DNA系统”、通过积极完善父母寻找失踪被拐儿童信息、广泛采集疑似被拐人员数据等工作，全力侦破一批拐卖儿童积案，全力缉捕一批拐卖儿童犯罪嫌疑人，全面查找一批“改革开放以来失踪被拐的儿童”。随即，全面查找改革开放以来失踪被拐儿童这个话题上了热搜。应当来说，这个标题真是言简意赅。
当时在这个话题下面，看到了这样一个网友提的问题，问得直戳本质，然而底下的回答却答得不着四六，充满了给改开后的拐卖潮洗白、并向改开前的毛主席时代泼污的味道。
改革开放后大面积的儿童拐卖、幼童失踪这是铁的事实，无人可以反驳。但是说改革开放之前“没有人口流动”，且认为是因为这个“客观因素”从而使得改开之前没有儿童可拐，这种论调暗意就非常错误了。
先看改革开放之前到底有没有人口流动。从建国后到1953年的过渡时期，仍属自发流动阶段，根据山东、安徽、河南、河北、四川等地的数据，农村外流就有十四万人之众，1953一年涌入北京的就有四万人口（据王思明《20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
同时，国家调控的人口流动也逐步成为主导。比如建国后向东北工业区的大规模移民，河北省和平原省（黄河中下游，太行山以东区域）是主力军，1949、1950两年就移民了近三万人。
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新建城市与工业区达三十八个，大规模扩建的城市与工业区达五十四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从五个升为十三个，这使得大规模农民得以“进城”。
1955年城镇人口8285万人，1960年达到13073万人，城镇人口比例从13.48%涨到19.75%，这都是大范围人口流动的结果（据1996年版《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此后，遵照毛主席“建设农村、不抛弃农村”的指示，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反哺农村项目的开展，人口流动趋于稳健，这是国家控制城乡差距的成果（需要看到，近二十万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末被成功“摘帽”，也是毛主席的意见）。
特别是1961年3月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纠正过去三年被下面某些人搞的严重过火的浮夸风之后，城市和农村人口稳定下来，农民生产积极性重新被调动，也是农产量大幅提高的时期。
从现实看便是：1960年的城镇人口比例一直到1981年才被超过，此后则是节节攀升了。由此可以看到，建国前三十年，不是没有人口流动，而是：第一，有，像六十年代初的城镇职工返乡潮，周恩来直言“下去这么多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了”；第二，但规模和改开后比，那还是改开后大的多；第三，规模不大的原因，是因为不必要。在城乡差距并不过分且反哺农村政策（上山下乡、赤脚医生）显著的情况下，不必要进行夸张的流动。
比如至60年代中期（文革前夜）时，各领域贫富差距刚刚开始凸显、“三自一包”和户籍制度刚刚有了点拉大城乡差距的苗头、包括教育方面也出现了城市资产阶级子女与高干子女的就学机会远远多于农村儿童的情况时，毛主席马上就警惕起来，要求将农村工作的位置摆正。
像主席一直强调的：“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
尤其看主席这段话：“人不要都挤在城市里，积极的在农村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问题。这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标准一定不要低于城市………每一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和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
包括后来所谓“1962年的右倾”，毛主席的根本矛头也是对准八届十中全会就“包产到户”问题与党内某些同志的分歧。
关于包产到户，1965年5月在井冈山上，毛主席曾对张平化说得最为透彻：“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所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呐！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所以，在毛主席时代的人口流动是有序的，并非没有人口流动，只是没有无序性的人口异动。在公有制的建设格局下、在人民公社的局部单元中，不可能存在任何服务于私有制的被迫迁移甚至人口买卖。
然而当时间进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毛主席担忧的包产到户和两极分化，接连登上历史舞台，真正的超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确实也随之诞生。与之相生共随的，便是被抛弃地带的人口贩卖逐渐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