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女回忆祖母吴健雄 (兼议吴健雄未获诺奖之实因) -2 ZT
04
我祖母走下了那艘远洋轮时，原来打算到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是在访问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改变了主意，决定在那里注册就读。因为她吃惊地得知密歇根大学的学生会是不允许女性从前门进入的。而且带领她参观伯克利的向导是另一个中国的物理学研究生袁家骝，人们通常称他为卢克（Luke）。
卢克就是我的祖父，但这里还有另一个对于物理学家来说不那么浪漫——或者也许更浪漫的爱情故事：伯克利恰好拥有世界上第一台回旋加速器，这是一个仓库大小的设备，可以将带电粒子沿着螺旋的路径加速并将它们射向更小的粒子。我的祖母一看到它，就知道自己必须留在这里。
她本来是打算回国的，但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切断了所有希望。我相信，漂泊再加上绝望，使她全身心投入到实验室工作中去，通常会一直待到凌晨4点。她每次参加考试的时候都担心如果考不及格，自己会无家可归。每次考试通过——总是能通过——她就会去中餐馆庆祝一番。
她在伯克利开始了她毕生的工作——研究β衰变。这是放射性衰变的三种主要方式（α、β、γ）之一, 是一种弱相互作用的现象,是使得太阳发光的基本动力。她周围的世界正在崩溃，她则专注于不稳定的原子，当原子崩裂时，会自发地放射出小碎片而重新变得稳定，在此过程中释放出能量并变成其他元素。
在她艰难的上升过程中，一个不变的话题是：无论走进哪个房间，她都是罕见的、通常是唯一的女人，而且还是个中国女人。1941年《奥克兰论坛报》在一篇关于她的核裂变研究的文章中称她为“身材娇小的中国姑娘”，看上去像是个演员、艺术家或者追求西方文化的富家小姐。”当年那些关于她的文字，几乎都以带点色情的东方主义笔调称赞她多么美貌，仿佛对她竟然也是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所称的β衰变研究 “权威” 表示惊讶。
我父亲和我不得不根据一些文字记录来还原她生命中的这一段经历，尤其是1993年出版的莎朗·麦格瑞（Sharon Bertsch McGrayne）所著的《诺贝尔科学奖女性》一书，书的作者在我的祖母和她的许多同时代人离世之前采访过他们。
伯克利没有给予我的祖母永久职位。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麦格瑞认为这是性别歧视加上战争期间反亚裔情绪高涨造成的，在西海岸尤其如此。1882年的排华法案因为1924年更严格的移民法案而得到加强。不久后建立了日本人的拘禁营。当年，在全国排名前20的研究型大学中，没有任何一个女性的物理学教授。（即便是现在，根据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报告，获得物理学学位的女性少于任何其他科学领域。）
我的祖父在伯克利也无法获得薪水合适的职位，他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了一个不错的职位，后来又在新泽西州获得了一个为美国国防部研制雷达的工作。他们结婚后搬到了东部，祖母一度跟着祖父的职业生涯而迁徙。她曾在史密斯学院短暂任教，在那里她喜欢上了指导年轻女性的工作，但她的教学职责使她没有时间进行研究。一年后的1943年，她签约成为普林斯顿大学首批女性物理学研究员之一。
一年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秘密战时研究项目将她吸引过去。哥伦比亚大学战争研究部门的两名物理学家花了一天时间考问她，但始终不透露她将从事什么工作。考问后他们让她猜。
她回答：“抱歉，如果你们不想让我知道你们在做些什么，本应把黑板上写东西的擦干净”。
据麦格瑞说，他们当场雇佣了她。
05
请想象一下核物理发展过程中这样一个时刻：一系列重大的发现以疯狂的速度出现，科学家们硬挤进已经没有座位只有站位的演讲厅，或者爬上柱子以便看清楚黑板上的方程式。而我的祖母就处在这样的场合中心。
直到1950年代，宇宙的对称性，包括左右对称性即宇称守恒，仍被认为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宇称说的是宇宙不偏袒左或右，物理定律对于任何事物及其镜像同样适用。已经证明这对于行星和棒球等宏观物体都是对的。
但在原子核的层次，并不完全是这样。科学家们使用高能加速器将粒子轰击成一堆更小的粒子，结果有点不对头。要么是实验有毛病，要么是三十年来的物理学有毛病。
1956年春天，我祖母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同事李政道告诉她，他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杨振宁正在写一篇引起争议的论文。论文论证了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中可能不守恒，弱相互作用是宇宙的四种基本力之一。（重力是另一个基本力；他们的理论就像是说重力只是有时起作用一样令人无法接受。）
我的祖母当时44岁，已经以严格和一丝不苟的实验家著称。在实验室里证明李、杨这样的理论家的观点是否真实，正是她擅长。她不认为物理学是争第一的疯狂冲刺，她珍视精确性和无可挑剔的正确性。
要不是科学界认为李和杨的理论太不可置信，本来会有一群实验家们竞相证明他们的理论。杨振宁后来说我的祖母是唯一的理解到验证他们理论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的人。
她建议以同位素钴60——一种强的β衰变放射源为中轴进行试验，并将其降至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消除各种干扰以便更容易测量衰变时发射的电子的路径和方向。
哥伦比亚没有合适的设备，所以她与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标准局的低温团队合作，该团队由英裔美国人欧内斯特·安布勒（Ernest Ambler）领导。整个1956 年秋天，她往返于纽约和他们的实验室之间，同时仍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由丈夫和一个保姆照顾他们9岁的儿子。
在追忆往事时，我祖母以前的学生往往会想起她的严谨——长时间待在实验室里，睡在地板上过夜。有一天晚上，一个学生小声提醒她该回家给儿子准备晚饭了，他多次打电话到实验室，告诉妈妈饿了。
她回答说：“哦，他找得到开罐器的，”然后继续工作。我爸爸一年级时就开始上寄宿学校。根据麦格瑞的说法，吴博士列出了成为科学界成功女性的先决条件是：一个“好丈夫”，短途通勤以及良好的托儿服务。我看到了祖父全心全意奉献于她。他本人也是一位有成就的物理学家，他在家做饭，开车送她到任何地方（祖母从没学过开车），常常把她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她的实验的初步结果令人震惊。最突出而且可测量到的是，从原子核的南极放射出的电子比北极多。她把自旋倒转过来，得到了同样的不对称结果。
圣诞节前夜，她登上了回纽约的火车，把好消息带给了李政道和杨振宁：她的工作——后来被人称为“吴实验”——看来证明了宇称在β衰变中不守恒。
原来，宇宙有点像个左撇子。
哥伦比亚大学实验室中的吴建雄
她于1月2日回到华盛顿验证她的结果。
两天后，李政道与一群哥伦比亚的科学家分享了这个消息，尽管我的祖母曾要求他不要这样做，暂时不要。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她这项发现的功劳归谁的问题。由利昂·莱德曼（Leon Lederman）领导的另一组哥伦比亚科学家正在做另一个实验，莱德曼意识到自己的试验稍加修改也可以测试宇称的不守恒。他们在四天之内确认了我祖母的结果。
消息传播开来。我的祖母感受到了赶在莱德曼之前发表论文的强大压力，同时反复检查她的结果。在物理学中，谁首先提交和发表研究结果，荣誉就归谁。
莱德曼在李政道的要求下暂缓提交论文；如果他们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这样的善意不太可能发生。直到1月9日，我祖母的团队才从抽屉里拿出一瓶稀有的1949年波尔多拉菲酒庄出品的红酒，为推翻宇称守恒而举杯庆祝。两篇论文都发表在1957年1月15日的《物理评论》上。莱德曼的论文承认他是在听说我祖母的结果后才开始实验的。
哥伦比亚为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新闻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据一条通讯形容，在那年1月份纽约举行的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上，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大型演讲厅“被庞大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进去占据一席之地，就差没有人挂到枝形吊灯上。”
这是一场胜利，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损害已经不可挽回。那年下半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拒绝把奖金授予任何实验方面的人士；李政道和杨振宁因理论工作而获奖，成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籍物理学家。
看来这里存在着性别歧视，虽然不是那么明白公开。120年来，只有四位女性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吴健雄的工作成果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备受赞誉：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她荣誉科学博士学位（那里的校长称她“世界上最顶尖的女物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给了她终身教授职位；还有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美国物理学会主席职位；以及以色列声望卓著的沃尔夫奖。
诺贝尔奖审议过程中有些什么样的讨论，这些记录要等到李政道和杨振宁（分别为94岁和99岁）去世以后才会公开。但可以看到一些不利于她得奖的因素：两篇竞争的论文（一周后还有来自芝加哥的第三篇）；有些人坚持国家统计局的科学家们也应该分享功劳；诺贝尔奖每年每个学科的获奖人数有限制。
我不知道祖母对此有什么想法，或者她是否想过，因为它涉及到那种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起过的感情。
我父亲说她愿意让她的工作来说明一切。
06
我在脸书上写了一篇关于吴健雄邮票的帖子，我的朋友们把它分享给了他们各自的圈子。有一位我不认识的人回答说他不会买她的邮票，因为她从事过曼哈顿计划中的一项关键工作——研发铀浓缩方法增加核弹的燃料供应。
科学家们对于广岛和长崎的破坏难辞其咎；他们也没有制止他们的政府。我的祖母跟她的朋友奥本海默一样，有着纠结的遗憾。1965年访问台湾期间，她忠告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永远不要走制造核武器这条路。
在多方面讲，核弹也是把我的家人带到新墨西哥州的原因。我部分童年是在山区小镇洛斯·阿拉莫斯度过的，这座小镇的主体是国家实验室综合体，是作为曼哈顿计划的一部分建造起来的，它部分位于偏远山谷，从那里步行到庞塞的加油站购买Jolly Ranchers糖果要花上一整天时间。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祖母曾到过一次这片沙漠地来看我们。那里海拔高对她的血压不利。也没有地方可以吃到好的中国菜。她不喜欢那里。
我父亲大学里学的是物理，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也是一个1960年代留长发的反文化主义者，我祖母认为他学习不够努力。当他爱上我妈妈时，祖母并没有太欣喜，妈妈当时留着长长的金发，是一个毫无中国味的嬉皮士，她后来成了一位玻璃艺术家。我自己的叛逆性格选择十分有限，不当科学家是我能做的最具颠覆性的事情。
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我父亲要学物理——为什么要追随如此大人物的脚印？是由于压力吗？还是想通过从事母亲最钟情的工作加强他同母亲的纽带？
他最近告诉我，他从没有想过这些。他喜欢作一名科学侦探，在一个有正确答案的领域里工作，而且好的实验可以证明答案的正确性。
一年两次，通常在放假期间，父母带着我到纽约去看我的祖父母。在他们的公寓里，在玉雕和立轴画卷之间，有一面墙挂满了我的祖父母和各种各样的陌生人合影的相框。我直到十几岁才开始问照片中的人都是谁，他们中有：和我的祖母同时获得埃利斯岛荣誉奖章的穆罕默德·阿里。以及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以及她在1970年代中国重新对西方开放后会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
物理学界的世界很小，我的祖母一直与其中的伟人为伍。当初邀请她留在伯克利的欧内斯特·劳伦斯（Ernest Lawrence）因发明回旋加速器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她的论文导师、来自意大利的埃米利奥·塞格雷（Emilio Segrè）后来也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也是在墨索里尼掌权后背井离乡来到美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实用核反应堆（曼哈顿计划的关键设备）的恩里科·费米（EnricoFermi）因为反应堆老是莫名其妙停机而感到困惑，塞格雷让他“去问吴小姐”。她证实了他的怀疑：核裂变的副产品氙135污染了反应堆。我祖母叫奥本海默为“奥皮（Oppie）”，奥本海默称她为“Jiejie”，这是一个亲热的称呼，中文意思是“姐姐”。
我父亲无法证实下面这个故事，但我经常听到它：当他1947年出生在普林斯顿时，我祖母的一位朋友，也是逃离战乱恐怖的科学家曾到医院来探望过她。他的名字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07
2012年纪念祖母诞辰的中国之行期间，在纪念活动中和车上，一位亲戚问：我们今晚去看一场戏好吗？
我想，有一个晚上与亲密的家人一起避开人们的注意力也不错。可是当我们到达剧院时，我看到了节目的标题：《吴健雄》，当然不可能是别的。
记得在纽约的时候祖母带我去看过中国戏剧，服装多、化妆重、布景少的那种，有人拉二胡，还有一条巨大的眼睛鼓出的龙在黑暗中游动。
不过，《吴健雄》是一部精心制作的现代话剧。帷幕升处，讲的是中国一个村庄里一个有着改变世界的远大抱负的小女孩的故事。话剧展示了很多真实的方面：她对父亲的挚爱，她难得地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同时它也有（更多）的超现实情节。当她到达美国时，金门大桥、帝国大厦和拉什莫尔山总统群像的纸板剪影同时出现在布景里，歌手们穿着轮滑鞋绕着舞台翩翩起舞，看到这里我差点笑出声来。
我祖母没有回到中国的事实似乎是一个特别的症结所在：这部话剧用几次独唱曲来表现她留学美国是为了用科学拯救中国。一个扮演我父亲的小男孩几次出现在场景中，包括有一次他跑进房间，手里挥舞着护照，并顽皮地问道：谁还会想离开美国？
扮演我祖母的女演员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他摔倒在地上哭了。
我转头看了看父亲的反应。
他睡着了。
1957 年 1 月 15 日，吴建雄和她的同事，包括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右），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他们的突破性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