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酉秋小中风记

丁酉秋小中风记
 
2017年10月
 
1. 背景
 
话说12年前,2005年夏,我被确诊为患有房颤(Atrial Fibrillation,简称A-Fib)。这是从祖传基因得来的。医生说,房颤是心脏的信号问题,不算是心脏本身的问题。房颤不影响寿命,只影响生活质量。致命的问题是房颤患者容易发生脑梗和心梗。
 
怎么办?经过一番尝试和调整,确定服用下述三种药。首先,为了改变心跳过速造成的不适,每天服120mg的Diltiazem以减缓心跳。久而久之,我就习惯于心律不齐了而无不适之感。此药不但减慢心律,而且顺便也把血压降了一点。第二,为了防止发生脑梗和心梗,我一方面要降低血压,一方面要稀释血液以防血栓的形成(即所谓的抗凝脂)。为了降低血压,我每天服一粒80mg的Telmisartan(是原名牌Micardis的仿制药)。为了防止血栓的形成,我在Pradaxa出现之前,服Coumadin(其商业名为Warfarin),Pradaxa出现后,每日服两次,每次服150mg。
 
处方药外,营养品补药是少不了的,计有CoQ10、Cholest-off、 Fish Oil、Krill Oil、人参粉、人参片等,还有老婆提供的各种维生素。药物之外,当然也必须改变生活方式:锻炼身体,控制体重,控制饮食。我基本上能做到每星期平均有五天每天锻炼30分钟,体重基本上在170磅上下。饮食上少油少盐并少量。
 
每六个月去看一次我的心血管科专家O’Brien大夫,定期做各种检查,包括:EKG(心电图),ECCO(即echocardiography或超声心动图),Exercise Stress Test(运动负荷测试),Nuclear Cardiology Stress Test (核心脏病学负荷测试)等。每六个月验一次血以保证胆固醇、三油甘脂、血糖等在正常范围内。血压和心跳经常不定期地自己去量。
 
那年我59岁,手头抓了一大把咨询项目,为养家糊口努力挣钱。2010年,我64岁,受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我丧失了所有咨询合同,从此生活的节奏慢了下来。2013年,我67岁,开始向退休过度,由一学期教三门课减到两门再减到一门。2016年秋,我70岁半,正式退休。这期间,我日子越过越快活。我一方面钓鱼捞蟹、喂鸡养狗、种菜修院,等等,等等。一方面勤于笔耕、寻宗续谱、四处游转,云云,云云。心情舒畅至极,身体当然也十分健康。
 
今年9月,老婆去北京探望她年近90岁的老父老母,女儿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留学一学期。我一人留守南马里兰的家,照看两鸡一狗。20日那天,我去看我的心血管专家O’Brien大夫,做每六个月的例行检查。O’Brien医生问我感觉如何?我说我感觉好极啦!退休的生活太幸福啦!O’Brien大夫说:“我也盼着那一天呢!”他指着我的验血报告说:“这是A+!”
 
这份9月13日的验血报告说,我的plasma glucose (血浆葡萄糖)是77mg/DL,triglycerides (三油甘脂)是76mg/DL,total cholesterol (总胆固醇)是161mg/DL。这三个数字虽堪称A+,但整个报告中却有一个小问题。那就是我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为105mg/DL,略高于要求的99mg/DL以下。
 
那天还照例做了EKG(心电图)和ECCO(超声心动图),量血压测心跳,一切均正常。
 
2. 住院
 
验血报告得了一个A+,其它检查又一切正常,我自然十分得意。
 
四天之后,即9月24日上午,我从菜园里收获了大量丝瓜,吃不掉,决定焯一下速冻起来。约在10点半之后,我突然感到全身无力。走了几步,发现我走得东倒西歪,很不稳定。这种感觉和经历我从来没有过。我意识到有问题,但认为问题不是很严重,或许稍事休息一下即可恢复。近中午,我量了一下血压和心跳。两个数字都正常但偏低。我指望能好好睡个午觉,但午觉没有像通常一样入睡,只是混混沌沌似睡非睡的。下午略感恶心,走路时左腿没有右腿有力。我想我是有了个小中风了。晚上与在北京的老婆通话报告这些情况,她说我说话有点大舌头。我自己也觉得说话不太利索。我和她分别在网上查看了中风症状后,她坚决要我打911乘救护车去急症室。我迟疑再三,觉得叫救护车太过分了,决定自己开车去圣玛丽医院。
 
我虽然自认为我可以开车,但明显感到头脑不是很灵敏,反应不是很快捷,加上有点腿软,一路上十分紧张。所幸者,那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南马里兰州的路上已没有什么车辆了。我抖抖呵呵地开了20分钟的样子,约于9点左右来到了圣玛丽医院急诊室。
 
Sara Berghoff大夫是专门在急诊室工作的医生。她人在中年,一脸精明干练的样子。她严肃地对我说:“下次遇到这种情况,要打911叫救护车!”一时间,我中风后自己开车来急诊室一事在护士们中间传为笑谈。在Berghoff大夫的指挥下,我立刻从一个人变成了一部机器。我被要求脱掉衣裤,换上了一件难以避体的医院大褂,为了方便医生和护士的工作,还不让我把大褂扎起来。我被接上了各种监测器和往血液里传送液体的管子。我验了血,做了EKG,可移动的X光机推到了我床前为我拍了X光片子,又去做了CT检查等。
 
到了11点交接班时,Berghoff医生和一位男医生来到我的床前,说:“从检查结果来看,我们没发现问题。这不等于你没有问题。我们明天再做一些检查。你今晚得转到病房去。”男医生看上去有60岁左右的样子,他自我介绍说:“我叫David Allen。我有个更坏的消息要告诉你:你今晚就落在我手里啦!而我的外号叫Grumpy(老乖戾)。”我说:“不要紧,我是Grumpier(老乖戾+,或更乖戾)。”大家都开心地笑了。Allen医生亲热地捏了捏我的手。
 
老乖戾让我用脚一脚接一脚地走一字形,我发现我东倒西歪地走不成。他又坐下来和我聊天,用手抠我的脚底心。他说:“你多半是有了个小中风。”他说:“你看,我抠你的右脚心,你的脚趾卷起来了,可是我抠你的左脚,脚趾却没有卷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又来说,楼上病房没空,我得在急诊室住一夜。“给你换张舒服点的床吧!”
 
就这样我在急诊室住了下来。到了三四点我仍然没法入睡,要了一粒安眠药,服后总算睡着了一会儿。
 
25日上午的主要任务是等待着去做MRI(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即磁共振成像)和MRA(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即磁共振血管造影)。可是这个测试很花时间,这期间又出现比我更为危急的病人,结果一直等到快到中午才轮到我。成像和造影全过程要35分钟,噪音很大,咕咕通通地,背景的音乐基本上听不见。加上头尾,我在那里总共花了45分钟的样子。技术员告诉我,无论多么细微的血管堵塞都可以看出来。
 
下午近两点,我终于住进了我的病房。这间单人病房十分宽敞,窗边还放置一个长沙发。单独的卫生间也宽敞无比。可是这一切我都无法享用。我躺在一张高科技的床上,只要屁股一离开床垫,警报就会响起来,两秒钟后护士就会跑过来。我对护士说,这太吓人了,好像我在珠宝店偷了珠宝似的。护士笑了,把报警的声音换成了另一种比较温和的,不那么恐怖了。但我仍然不能离开床垫。
 
不知何时,我被挂上了盐水。我问护士长,为什么要挂盐水?她说:一方面要保持体内充裕的水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血压。她见我有点不解,说:“你心跳太慢,血压偏低。”
 
护士再来抽血时,我说:“我刚在急诊室验过血。你们是不是不相信急诊室?”她笑了,说:“我们当然相信。不过我们想知道的是血液变化的情况。”
 
再一会儿,技术员推来了一架可移动的做ECCO(即echocardiography或超声心动图)的仪器,给我做了ECCO。我说我20号刚刚做过,和以往的ECCO结果比较,没有新问题。现在你没有比较如何能看出问题来呢?她在计算机上搜索了一阵,说,她找到了我2013年在该医院这儿做的ECCO的结果。“不过这次主要不是比较,主要是要看看有没有血栓跑到心脏去了。”
 
上午在急诊室时,来了一位理疗师(Physical Therapist)。她教授了我一下今后该如何上下楼梯和洗淋浴。临别前送给了我一根新拐棍,并告我如何使用,诸如其高度应与手腕相齐,左腿无力应用右手握棍等。
 
下午的病房里又来了一位语言治疗师(Speech Therapist)。此时我说话已经基本恢复正常。就是不正常时,也只有我自己知道;除老婆外,别人是听不出来的。她和我说了一阵,发现无可作为,就离开了。
 
至此,一切该做的检查都做了,只等判决了。护士长说,将有一位神经科的大夫和一位住院的大夫分别来看我,告诉我一切检查的结果。隔了一会儿,神经科的Renee Marie Bernier大夫来了。她说:“已经有人告诉你了吧?MRA显示你有了个小中风。”我说:“没人告诉我。”她让我闭上眼,然后用右手食指指鼻尖,再用左手食指指鼻尖。结果是右手可迅速准确地指到鼻尖,但左手则较慢较不准确。她说,“脖子右后面的血管堵了一下,现在没什么了。一切都由住院医生来决定你何时出院了。”
 
这位名叫Ripple Mehta的住院医生一直没有出现。将近七点换班时,我问护士长怎么回事?护士长说,“他已回家了。”又说,“你今晚肯定住在这儿了。再说,你心跳太慢。”记得下午有一次她突然跑到我床前,说,“你心跳只有39!”我不以为然,说:“我躺在床上不让动,心跳固然要慢。”她说:“但是不能太慢!只要低于40,三秒钟内,我就会跑过来!”
 
晚上和老婆通话,她决定提前回来,把原先10月7日的机票,改成了本月28日的。我则用iPAD在网上帮她订了杜勒斯机场的租车。这样她一出机场就可以自己开车回家了。把这些事弄妥,已是午夜之后了。
 
我本来就是夜夜失眠的人,此时此地更是毫无睡意。我叫来护士,要求服一粒安眠药。得到的答复是:“你心跳太慢,不能服安眠药。”我一夜基本没睡,将近凌晨,刚刚眯了过去,却被护士叫醒:“醒醒,醒醒!你心跳又低于40啦!”
 
26日上午,无所事事,只等Mehta大夫的到来,希望他先把床上的警报去掉,让我可以下床活动,再把我释放回家。谁知他姗姗来迟,10点多鐘终于等到了他走进我的病房,握手毕,尚未寒暄,他又跑了。苦等良久后,他走进病房对我说:“你可以出院啦!”他说,你去看你的心血管专科医生吧。在看到他之前,减缓心跳的Diltiazem不要服用了,降低血压的Telmisartan也不要服用了。但是每天要加服20mg的Atorvastatin(即名牌Lipitor中文叫立普妥的仿制版)和81mg的阿司匹林。
 
我取得了行动自由后,觉得这位Mehta大夫对我太潦草了。我的MRI和MRA的结果如何以及ECCO的结果如何,他都没有对我说。我去问他,他说:MRA查出你有了个小中风,ECCO没有查出你心脏里有血栓。
 
我给朋友Tina和Frank打了电话,请他们来接我回家,顺便也把我的车开回家去。美国国家医疗保险(Medicare)要求我回家后家中必须有人。我请Tina在该表上签了字。她大概根本就没去看那表是个什么东西,大笔一挥签了字。中午12点左右我离开了医院。
 
3. 其后
 
Tina和Frank这次真是帮了大忙了。24日晚我知道我不能回家后就给他们打了电话,请他们帮我喂鸡喂狗,还要让狗大小便。我住院的这两天就全靠他俩了,每天两次到我家来照顾狗和鸡。(他们24日晚接到我的电话后就给Charles Musgrove的太太打了电话。其后Musgrove太太几次打电话来问候,令我十分感动,只是我这个小中风的消息难免要传到学校去了。)
 
回到温馨的家里,心里自然高兴,还有家狗和家鸡在迎接我。只是离开家时太匆忙了,现在回来了,发现那天的被子没有铺整齐,那天晚饭的餐具也没洗、还在水池里放着。秋风袭来,落叶纷纷。草坪上的草又长高了一点,显得更不整齐了。菜园子里的瓜和菜似乎也长得更为凌乱了。
 
下午Annie和Hank夫妇直接从南马里兰医院来家看望我。他们原本是打算把狗接到他们家去为我照看的,现在我出院了,就没有这个必要了。这事说起来有点戏剧性。大约是22日,86岁的老Hank有些许不适,在紧急护理诊所(Urgent Care Clinic)做了心电图(EKG)后,发现心电图不好,就此住进了圣玛丽医院。圣玛丽医院检查后说,要做一个心脏导管(Cardiac catheterization)检查。但心脏导管检查圣玛丽医院做不了,必须去一小时车程外的南马里兰医院做,时间定在25日。他们预定26日出院,希望我开车去接他们一下。我一口答应了下来,说:“没问题!”谁知是大有问题。24日晚,我自己也住进了圣玛丽医院。26日我和老Hank又同日分别从圣玛丽医院和南马里兰医院出院。老Hank神采奕奕,他心脏导管检查结果很好,医生对他说:“你心脏里的血管只堵了50%,比很多年轻人都强。你86岁了,没必要去理会它了!”
 
我已经整整三天两晚没有好好睡觉了。从26号下午到28号,我趟在床上一边看电视一边昏睡。28日午夜,老婆回来了。29号上午,我小中风后第一次开车开了10分钟的样子,陪同老婆去还租用的小汽车。下午老婆和我分别去Tina/Frank家和Annie/Hank家,把老婆从国内带来的月饼给他们送去以表感谢。
 
29号下午,我在几个亲戚朋友的微信群里宣布了我小中风的事。老婆也因提前从北京返回而取消了很多预定的活动,所以她的几位挚友和同学也都知道了我小中风的事。一时间慰问电话接踵而至。最振奋人心的说法莫过于:“没事,希拉里昏倒在国务卿的办公室里,后来又去竞选美国总统哩!”其实,她后来竞选总统时肯定也晕过,被人架着送进了汽车,我亲眼在电视里看到的。我起码没有昏倒在地或被人架着走过。
 
这之后,我每睡一个好觉,醒来后就觉得又恢复一节。起初,我走步有点不稳,下楼梯时有点心怯。很快,这些感觉消失了。30号,我第一次去公园走了1.5英里;第二天,10月1号,再去公园走了一英里。其后逐日增加,昨天已至2.5英里了。今天打算走三英里。10月4号,我小中风后第一次开比较长途的车,开了45分钟的样子,感觉甚佳。
 
10月2号,我去看我的心血管专科医生O’Brien大夫。他把20mg的Atorvastatin改换成了40mg,把原先服用的80mg的降压用的Telmisartan改成40mg。又让我带了24小时的Holter(动态心电)监护仪,但没有发现什么东西。我说:“住院时的验血报告中,我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为85mg/DL,远远低于要求的99mg/DL以下呀!”他说:“那个标准是给正常人定的。对有过中风的人来说,那完全就是个不同的标准啦!”可是我当时忘了问他,那“完全不同的标准”是什么了。下次见他当问个清楚。
 
10月5号我去圣玛丽医院拿到了我的MRI、MRA等文件和报告。这次小中风的正式医学名称是暂时缺血性脑梗(Transient Ischemic Attach),简称TIA,俗称小中风(Mini Stroke)。我所经历的症状的医学名词是短暂神经系统症状(Transient Neurological Symptoms)。所以,我一方面要看心血管专科的医生,一方面也要去看神经科有关脑梗的专科医生。现已预约好了10月30号去乔治城大学医院看神经科的Mary Carter Denny大夫。11月一号再去看心血管科的O’Brien大夫,看服用40mg的Atorvastatin后验血的结果如何以及其他恢复情况。
 
4. 结语
 
这次小中风有诱发因素吗?我搜索枯肠,答案是没有。我心情很好,可谓事事顺心,没有任何让我不高兴的事。饮食上没有暴食、没有喝一滴酒。身体体力上没有从事任何过累的活。思来想去,唯一的解释是源于基因,日积月累所致。回想起来,爷爷、爸爸、大表姐等人去世的方式,应该均属中风。有此基因的亲戚们都要注意了。然而,这次是个小中风而不是大中风,应该归功于2005年来节制饮食和坚持锻炼、以及所服药物的作用。
 
看来,脑梗是目前的最大威胁了。而且脑梗和心梗相比,预防和治疗的手段要少很多。心脏其实是个比较简单的机器,可以上支架、搭桥、装起搏器、甚至换心。大脑则要复杂得多,预防脑梗只能从血液上去下手。今后酒是准备彻底戒了,这不光是为了防脑梗,也是为了满足现在所服药物的要求。本来,我每晚服的六分之一的辅助睡眠的药,主要是解决心理上的问题的,现在也顺便戒掉了。锻炼身体的事,要更加认真了。节制饮食的事,也要更加认真了。我那一直在慢慢上飘的体重和渐渐变大的肚子,如实在减不下来,起码希望能保持或增长得再慢一点。血压和心率该如何去控制,有待于下次见到O’Brien大夫时再说。
 
回想起来,我真是个病篓子,一生生过各种疾病,从我记事起就没停过。最早是扁桃腺炎,后来就把扁桃腺割了。然后是小肠气,后来就开了刀。其后是几十年的严重过敏性哮喘和过敏性鼻炎。从小学二年级一直骚扰我到50多岁,共半个世纪。90年代末,我才发现我只不过是对螨虫屎过敏。家中清除了可供螨虫滋生的一切衣物后,就再也没有过敏的问题了。30岁40岁间,患12指肠溃疡约20年。所幸者,90年代医学上发现胃溃疡和12指肠溃疡均为细菌所致,并不难治愈。1999年我突然无端大口吐血一次,几番检查后没有找到原因,后不治而痊愈,再也没出现过。2004年做手术成功割除了一个瘘(fistula)。其它小病小疾,这儿疼那儿痛,不计其数矣。跌跌爬爬,如今已70有余了。我所依仗的一是相信科学,二是死不可惧矣。
 
好了,2017年,新生活开始啦!
二胡一刀 发表评论于
体重偏高了点。真想减肥没有减不了的,只要管住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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