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靠月光寻路

 

《末代皇帝》剧照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2年3月号

 

靠月光寻路

 

陈  冲

 

突然间，无数个片段出现在我的脑海，好像就是昨天，贝托鲁奇那对笑眯眯的眼睛还看着我。第一次见面是在洛杉矶的Chateau Marmont，那时他正在跟中国文化热恋，我们喝咖啡，他跟我提到他喜欢鲁迅，还跟我引用老子、庄子的语录。我觉得好惭愧，他提到的作品我并未读过。他是一个博学的人，一个诗人。回想起来，《末代皇帝》的制作像是一场八个月的婚礼，庞大热闹而混乱，而我做了八个月的新娘，每天等待着贝托鲁奇将盖头掀开，又一次爱上我。他爱我们三个——尊龙、邬君梅和我，这里面没有性的成分，或者超出性的成分，然而给我的感觉是浪漫的。拍溥仪、婉容和文绣在床上做爱的时候，他说：“我好想钻进来跟你们一起。”然而，他的语气神态毫无半点猥琐。我看得出来他真的好想，就跟一个小孩很想要一盏阿拉丁神灯一样。有几次，布置灯光、加轨道等等花了好长时间，我有点等得不耐烦了，他笑眯眯地跟我说：“我在向你示爱，这是一个很大的举动。”他望着你的眼光让你把你最好、最美的一切给他。他在喊停时的那一声“Bellissima!”总是给我莫大的幸福感，因为我知道他有高贵的审美观。

他微微皱着眉头，眼睛里却含着微笑，傍晚空旷的故宫，石板上咚咚的脚步声悠悠地回荡，夕阳躲到太和殿后，天渐渐暗下来……

——缅怀于 2018年11月26日

深夜，空荡的罗马属于野猫，它们追捕猎物、发情叫喊、玩耍或者厮杀，眼睛像夜空的星星闪烁。我们——尊龙、坂本龙一、邬君梅、我和另外几个演员——在野猫的地盘上漫无目的地游逛。

《末代皇帝》剧照

记得我们是从贝托鲁奇的家里开完晚会出来。月亮又大又圆，我们被某条陌生的鹅卵石小巷所召唤，走了进去，直到黎明，我们才从迷宫里钻了出来，看到远处台伯河颤动的水映出一抹淡淡的天光，我们拖着太多欣快后疲惫的身体，跨过历史悠久的切斯提奥桥，回到酒店。罗马是我们的最后一站，在长达八个月的拍摄期间我们朝夕相处，拍完这里的戏，我们的大篷车就要散伙了。

《末代皇帝》上映后在全球反响强烈，好评如潮，并在次年得到奥斯卡金像奖九项提名。颁奖仪式前，穿好西装打好领结的贝托鲁奇到我的房间来看我，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这太可笑了。医生已经给我吃了Beta Blocker，这样我的心不会从喉咙里蹦出来。我说，今年的提名电影我都看过，它们都只能追在你后面吃你的灰尘。他笑了，说，十四年前我因为《巴黎最后的探戈》提名过最佳导演，那时没指望得奖，只觉得奥斯卡这种事是个陷阱，现在突然感到离它近了，就情不自禁地往里跳。我问起他在拍《巴黎最后的探戈》时，跟马龙·白兰度的合作，他便感叹起白兰度和空间的关系。他说，我们一般人都被空间所主宰，但白兰度不管到哪里都主宰着空间。我自己是需要相机才能主宰空间的，但白兰度不需要相机、不需要笔、不需要跑车或杂技团的飞人秋千，什么都不需要。即使他绝对静止——比如坐在椅子上——他也主宰周围的空间，这个太难得了。《巴黎最后的探戈》在美国上映时，被评定为X级，电影引起很大的争议，贝托鲁奇跟女性的关系也是探讨的话题。记得他跟我讲过诺曼·梅勒小说里的一个故事，一个作家和他的女朋友在街上散步，他在一个便笺簿上记录她所做和所说的一切，这让她很恼火，他就停下不写了。然而，当她走在他前面的时候，他又写起来，女朋友发现了就跟他大吵。最后她离开了他，他很沮丧，上街独自散步，为了安抚自己，他又开始在便笺簿上写。贝托鲁奇说，这就是我们爱电影的人爱女人的方式，注定在施虐与受虐之间挣扎……

贝托鲁奇在中国

去会场前我跟他说，过会儿你身边会很热闹，我也许就没有机会告诉你了，我能成为这部电影的一分子，觉得很幸运，谢谢你。他想了想说，我跟你坦白一个事吧，初次见你的时候，我担心你的仪态太美国化了，还讲着一口纯正的美国腔。我说，你知道吗？美国有个说法，“You can take the girl out of Chinatown, but not the Chinatown out ofthe girl (你可以把女孩搬出唐人街，却无法将唐人街搬出女孩)”，同样，你可以把女孩搬出中国，却无法把中国搬出女孩。贝托鲁奇笑着说，后来我发现的确如此，那时《大班》正好在罗马上映，那部电影也是在中国拍的，但拍得那么不好，你还被配了意大利语的音，我就想，我的皇后啊，你怎么成了这样。后来我在洛杉矶跟你见了许多次，在你沉默的时候，在你不经意的举手投足间，我确信了你就是我的皇后——我的女高音。我很幸运。

贝托鲁奇是帕尔马人，那里诞生过最伟大的歌剧音乐家威尔第，贝托鲁奇曾经在一篇采访里说过，《末代皇帝》对他就像一出古老的意大利歌剧，我和尊龙是他的男女高音。这部电影具有歌剧传统的时空提炼，歌剧传统的情感升华，它比起“现实”更像童话或者寓言。

《末代皇帝》剧照

在颁奖仪式上，《末代皇帝》的主旋律响起九次，每次听到我们的心情就跟音乐一样澎湃起来。通常得奖人上台总是有一连串的人名要感谢，但是在得到最佳导演奖后，贝托鲁奇的感言里只感谢了中国人民、他的皇帝尊龙和皇后陈冲。他的感言里还有一句话，也是奥斯卡奖台上绝无仅有的。他说，如果人们称纽约为大苹果的话，今晚好莱坞对我就是大乳头。所有人都很惊讶，我却特别欣赏其中的诗意和幽默。记者问他，你这句感言什么意思？他笑了，说，今晚我畅饮了好莱坞的奶，懂了吗？他就是这样一个连奥斯卡感言都不落俗套的人。

奥斯卡奖之后，我只见过贝托鲁奇一次。我在英国拍的《特警判官》在伦敦首映，我跟其他演员一起上台和观众见面。下来后，看到他向我走过来，还是那双会笑的眼睛。我已经多年没有跟他联系，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出现。他说他正好在伦敦，听说我在，所以过来了。从《末代皇帝》到我们在伦敦见面期间，贝托鲁奇导演了《遮蔽的天空》和《小活佛》，无论从票房、评论到荣誉都远不如《末代皇帝》，在同一段时间里，我演了《壮士血》《婚锁》《乌龟海滩》《双峰》《天与地》《诱僧》《金门桥》《红玫瑰与白玫瑰》《死亡阵地》《黑色追杀令》《狂野边缘》，其中有一些我连角色的名字都早已忘记，也有几部是值得我骄傲的作品，但它们都无法跟《末代皇帝》相提并论。贝托鲁奇望着我说，岁月很善待你，你还是美丽的。我说，我十分喜欢《遮蔽的天空》。然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轨迹在紫禁城里交错的时刻，是他的导演生涯和我的演艺生涯中光芒最盛的一刻，我们在余晖的笼罩下，一切尽在不言中。我想起电影《卡萨布兰卡》里的台词，“我们永远拥有巴黎那段时光 (We'll always have Paris)。” ——我们永远拥有紫禁城里的那些晨曦和暮色。

《末代皇帝》剧照

写到这里我突然感到一股冲动，起身去翻找出《末代皇帝》的碟片，拉起窗帘重温一遍。

火车头轰隆轰隆进站，战犯在一股白烟里涌下车来，这里几乎没有色彩，只有光影；溥仪在洗手间镜前割腕自杀，鲜红的血流淌到水池里，影片第一次出现了色彩；红色大门打开，穿着盔甲的朝廷卫士威武地骑在马背上，身后跟着举灯的、抬轿的人马；正襟等待的女人听到门外的动静，回头，一个熟睡的孩子被叫醒，他哭喊妈妈，扑进女人的怀抱；横移镜头跟着手抱孩子的母亲穿过长廊，前景骑在马背上的朝廷士兵划过，她转身朝镜头走来，再次转身，她逐渐被前景士兵的身影遮挡住，士兵突然跪下，母亲已经走到轿子前停下……

我头一次去现场那天，摄制组正在拍这场母子离别。街上阳光灿烂，棚内却在拍着夜景。一踏进摄影棚我先听到不同语言的说话声，然后眼睛才适应过来。副导演在调动群众演员的位置，摄影助理和场工在铺轨道、装摇臂，灯光组在架灯，导演贝托鲁奇坐在摄影机后排练机器运动的节奏，摄影师斯托拉罗在对讲机里轻声指挥着灯光的微调，服装造型师艾奇逊在调整“溥仪母亲”的领口。一片既熟悉又全新的混乱，令我心旷神怡。

《末代皇帝》拍摄现场，坐在左一的是陈冲，右一是尊龙

演“母亲”的演员是北京饭店的一位满族服务员，我们摄制组在那里下榻，导演看到她服务员制服下的高贵气质，就选中了她，演完《末代皇帝》她又回到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电影里扮演庄士敦的司机的男青年，原来是一个专业驾驶员，但是因为发生了人命事故永远不能再开车了，他气质里那种悲剧的凝重，使他无比英俊的脸庞更令人难忘。那个年代我们还能在日常生活里见到非常好看的人——护士、大夫、工人、老师、卖菜卖肉卖米的人，他们的出现好像那些自然界小小的奇迹，让我们平淡无奇的日子漾起层层涟漪。记得我八九岁的时候，在奶奶家看到一位二十出头的表孃孃，我简直无法把眼睛从她脸上移开，那是我第一次被美丽的容貌震撼。表孃孃去江西插队，在回沪探亲的路上因火车翻车成了残疾，留在了里弄加工厂工作。我多次听到父母感叹，多可惜啊，浪费了。也许正因为“浪费了”，她昙花一现的惊艳在我的心灵里出没作祟，隐隐作痛。现在的美人们从普通生活和工作中消失了，她们的“美”被严格管理、包装和完善后，在我们所期待的虚拟时空里展出——银幕、屏幕、杂志、广告牌，一点一滴都是资本，不会被“浪费”。

贝托鲁奇走到美丽的服务员跟前，边领着她走位边说，你走到这里停下，看到轿子拐弯时扭头。三种不同的语言喊出预备——开始！摄影机跟着空了手的母亲往回走，远处拐角口的马蹄声使她停步，轿子载着她的儿子往纵深消失，她不忍地别过头来，镜头停留在她身上，背景中轿子和骑士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情境、光线、色彩、构图和镜头语言都在为她抒情，演员只需别过头，我们便会为她脑补出最充沛的内心感受。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发现贝托鲁奇属于那少数会用动词启发演员的导演。虽然表演最忌讳的是符号式的表达——那是外在的东西，而有生命力的表演必须发自内心——但是通往那个秘密源泉的途径不止一条，有时一个准确的动作便能提示和激发出意外的感情。一场戏里某个特定动作就像一篇音乐里某个特定音符所引起的震荡，它本身没有感情或内心活动可言，但它是构成作品生命的一个原子。

记得在长春伪皇宫里拍婉容吃花的时候，贝托鲁奇没有跟我讲规定情境或人物内心活动——那些属于案头，他只在我耳边说，你把花塞到嘴里去，用力嚼。他用了“塞”和“嚼”，不是“放”进嘴里或者“吃”，这些动作激发某种疯狂与绝望、宣泄与克制。这是一个庆贺的场面，我一个人坐在角落，整个大厅里的人群跟着欢乐的圆舞曲在转圈，像漩涡企图把我吞噬。当我把花塞到嘴里咀嚼时，泪水涌出眼眶。我游离到自己的体外看着这个孤独的女人，把大朵大朵的兰花塞进嘴里，她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淌。我看到赤身裸体的自己冲出房门，在酒店走道上狂奔，N跟在我的身后，追到电梯口把我搂住，拽回房间，我们抱头痛哭。好像总是在深夜，不知往哪里迈一小步，我们就会踩到地雷，炸得遍体鳞伤。我无法从那种牢狱般的压抑、无望和悲愤中得到释放，也许婉容吃花与我在走道裸奔是同一种绝望，同一种必然。

婉容（陈冲 饰）吃花 《末代皇帝》剧照

“Bellissima!”拍完那条后贝托鲁奇望着我说。他的眼睛里有很多爱，一股幸福的电流击中我的身心，原来一切就是为了这个淋漓尽致的时刻而做的准备。其实我这辈子对电影的瘾，就是为了偶尔在某个完全无法预料的时刻，能到达这样欣喜若狂的巅峰。

拍摄《末代皇帝》期间，我跟N的婚姻正濒临崩溃，虽然我没有跟任何人流露，甚至连自己都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但是贝托鲁奇感觉到我潜意识里的这份伤心和脆弱，他只需为我的潜意识挖开一条渠道，让它自然流淌出来。当然，这些都是隔着几十年光阴回望才看到的，在现场的时候一切都浑然天成，这便是他的才华。

一天夜里，好像是不知谁送给我的一捧鲜花激怒了N，他把手上的一杯白酒往我脸上狠狠一甩，酒杯砸到我的右上额，跟我的皮肉一起破碎，鲜血流到脸上、衣服上、地毯上。他惊呆了，完全没料到自己会伤到我。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能告诉任何人，羞辱的疼痛远远超过伤口的疼痛。我小姨夫是协和医院的大夫，我不知道他住在哪个宿舍，但是我知道他是我唯一的希望。我到洗手间用水冲掉玻璃渣，血不停地流出来，我用一条干净的洗脸毛巾捂住伤口，再到衣柜里拿出一件衣服穿上。

路灯很昏暗，行人也很稀少，我走一段路换一只手按住头上的毛巾，故意挡住半边脸。到了协和医院门房，我跟门卫说了小姨夫的姓名和科室，他说不知道这位大夫在哪个宿舍，然后告诉了我宿舍区在什么方位。院内路灯很暗，路上几乎见不到行人，我走进一栋看上去像宿舍的楼房，在漆黑的楼道里随便找了一扇门敲打。开门的人很惊讶，疑惑地看着我，她不认识我的小姨夫。她关上门后，我又敲了另外几扇门，终于找到一个知道我小姨夫的人，他又帮我问了一个邻居，告诉了我他住在几栋几层。

小姨夫检查了我的伤口后说，这伤口不是齐的，缝得不好会留很粗的疤，幸亏你没有去急诊，我给你找一位眼外科的大夫，用最细的针线给你缝。我跟小姨夫一共没有见过几面，现在想起那晚，我仍然为他的善良和细心感动。他带着我走去另一栋楼里的眼外科医生家里，那位医生已经睡了，但是她马上起身带我去了手术室。缝合完伤口后我问她，伤口上可以化妆吗？她说绝对不行，一周以后拆线，那时候再看看情况。

朋友晓虹正有公务在北京饭店常驻，她说那晚我去了她的房间睡，我自己不记得了。她说我非常冷静地告诉她，在早上服务员进屋收拾之前，我必须回房间把床单和毛巾上的血洗掉，把洗澡房地上和水池的血擦干净，还有地毯上的也需要盖住，不能让服务员看见血。

我不得不打电话给制片托马斯，我说我在澡房摔倒受了伤，也许一周不能工作。他说，我必须马上来看你。托马斯很严肃地看着我，他问，发生了什么？我说，没什么，洗澡滑倒了。他想了想说，你能保证不再滑倒吗？他的态度让我惊讶。我说，对不起，不会再摔倒了。他看着我的眼睛问，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的吗？我说没有。回头看，托马斯从未相信过洗澡滑倒的说法，他那天的态度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担心我们会再次失控。过了两天，他来看我，我说N今天回美国去了。他说，好，那我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