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系为我们举办的欢迎午宴是件大事，对我们所有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如此。学校的领导已经以官方的形式欢迎过我们了，现在由英语系正式欢迎我们，然后以非正式的形式把我们介绍给系里相关人员。其实并不是英语系所有人都到场，我们只是和一些英语水平较好，而且看到我们不至于害怕的人士交谈了几句。看起来因为我们的到来，大家有了一个很好的正当理由，可以一起出去聚餐——按照学校人员的级别高低，由上至下——首先是校长、副校长、党委书记来欢迎——现在由英语系来欢迎。
我面带微笑，心里很紧张，努力注视着在场的每一位的眼睛，吴主任把我介绍给系里老师和领导，这些人差不多可以坐满两桌。
“这位是黑优先生。”他接着给我介绍每一位人员，大家面带微笑——而我听到的是一连串奇怪的名字。这些名字令我头晕目眩，刚介绍过，我立即就全忘记了，只是集中精神在和大家一一握手。语言无法表达的——当时我的中文水平只不过会说“你好”，和几句可以上街凑合应付买个东西什么的——或许简单的握一下手就可以达到预期效果。
尽管我很紧张，欢迎会结束之后，我看得出那天会面对那些真正对英语感兴趣的老师有多重要。我们来到这里，是他们可以在此地遇到的仅有的两名外教，只不过我俩有一对“高鼻梁”。无论他们对什么感兴趣，语言也好，文化也好，我们就是他们获取英语世界原始资料的唯一来源。如果我们在中国遇到问题或者麻烦，肯定会有人帮助照顾我们，这只是因为我们是外国人。而对于他们而言，这一切都取决于他们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印象，所以这天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那天早上我正在公寓练习中文，等着到了中午十二点去赴约，这时电话铃响了。是吴主任打来的，“喂，查斯汀吗？快过来！大家都在等你呢！”
我正要告诉他说，马里傲还没有下课，他们必须得多等一会儿，但是电话那头已经挂断了。
我到了约定地点，发现吴主任说的“大家”其实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他一口接着一口抽着纸烟，正在和另外一个男的说话，那男的也在抽烟。他们一边抽着烟，一边压低声音。出于礼貌，我站到较远的地方，观察着正在上演的这一切——每人手上推着一辆自行车——我正纳闷这么着急忙慌到底是要去干什么。提前出来吃午饭的学生正慢悠悠地踱着步穿过校门，一些学生正走到沿人行道搭建的小吃摊，准备点一碗面条或者几个馒头，另外一些学生则骑着车子回家。人行道上有几张台球桌案，几个身穿绿色制服的小伙子——嘴上也叼着纸烟在抽——正在一旁看着他们的朋友打台球。
吴主任还在不断抽烟，我则站在一旁纹丝不动。三路公共汽车沿着河东东街开过来了，扬起一阵灰尘。汽车快要进站时，司机使劲按着喇叭，声音之大足可以驱散街上徘徊闲逛的师生——除了一个小男孩在街上正冲着土里撒尿，才尿了半截还没有彻底尿完。为了躲避飞驰而来的汽车，小男孩纵身一跃，跳到了一边。汽车根本不顾老人小孩来得及还是来不及躲闪而减慢速度，绕着校门口的圆形空地，来了个整整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停在马路对面汽车站牌的地方，车头朝着市区方向。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停止了，松动的车窗和生锈的车皮嘎嘎响声也渐渐平息了。汽车液压传送系统犹如打了一个大喷嚏，两扇车门吱吱呀呀打开了，几个人从车门口挤着下了车。司机从驾驶室爬了下来，走过去坐在附近的一个小吃摊吃午饭。马里傲到了，推上他的自行车，我俩就这么等着。吴主任终于像是注意到了我俩。
“啊！好吧，我们快点走！”他说着，我们一起把车子向前一推，骑上车子出发了。
饭馆其实离学校并不远——沿着河东东街一直往城里方向，过了第一个十字路口，就在第二个十字路口的左侧。饭馆内部呈长方形，有四张圆桌，一个柜台，最里面一边各一个小包间，每个包间放着两张圆桌。中国所有的饭馆都有类似这样的宴会包间，有头有脸的人物可以在其中宴请他们的客人，以便和民众分开——民众指的就是汉语中所说的普通人。于是我想这在一个共产国家确实是件怪事。但是随后我就再明白不过了——共产主义只是把不平等变了个花样，但并没有真正消除。
英语系把两个小包间全占了，也就是说，我们分别坐在饭馆最里面两边的包间里聚餐。其中一间是两桌英语系老师，另外一间也是两桌，围坐着英语系领导和领导的孩子。吴主任开始介绍，首先是李书记，英语系党支部书记，我们分别和他握了手。李书记个头不高，其实非常矮小，后来我们才发现他的鞋底很厚，所以按理说他实际身高比他看上去还要低。他两眼肿突，其中一只患有一点白内障，像是戴了个珍珠隐形眼镜。好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他名叫李书记，但实际上意思是“党支部书记姓李”。
“这位是王副主任。”这是一位中年妇女，后来我了解到她曾到新加坡呆了一年，进修英语。
“这位是侯副主任。”侯副主任用英语和我们打招呼，我实在是一句都没听懂。接着是一连串的名字、微笑和握手，全部融汇成一团乱麻，令人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这些人中有好多姓张的和姓李的，我坐在两个姓李的中间。
中国的任何宴会开始的仪式就是敬酒。或者更准确的说要敬三次，这次情况特殊，我想会比三次更多。吴主任站起身，说了一些诸如既来之则安之，祝愿我们在这里要多住些日子，要住得开心，然后大家就吱地一下——我们每个人手里举着的山西汾酒就下肚了，酒盅一个个类似鸡蛋大小。汾酒是用高粱酿制的白酒，比中国大多数的脱漆剂质量要好，但也就是这样了，不会更好了。李书记用汉语讲了一段话，时间差不多也就是把大家的酒盅再添满的工夫，酒盅再次举起，（仿照我第一次的样子，以西方的方式碰杯），酒一下子进了喉咙门。欢迎仪式继续进行着，我、马里傲和曹先生都讲了几句冠冕堂皇、积极正向、友谊长久之类的话，由吴主任帮忙逐个翻译，这样我们就有更充分的理由又多喝了一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