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老林
热带雨林是蠹虫猛兽的天然故乡，大致是不适宜人居住的。到20世纪末，仍有个别人被迫居住在其中。1970年代初，我在边疆农场“接受再教育”时，每天坐在南溪河岸边，望向河对岸无边无际的暗绿色的原始森林，尤其在晚间听到野兽的嚎叫，总是心生敬畏，觉得能在那野山林子里生存的人，实在很勇敢。
通常百十里山林中可能只住着几家人，他们选择隐匿野山中，大概是深刻体会到“苛政猛于虎，汉人奸似狐”，或者是喜爱深山老林的自由自在，才离开了人聚居的坝子，进入野兽的地盘。进入野兽地盘后，人也越来越似兽，居无定所，语言退化，自生自灭。
一次为探望朋友，上高山连队（要爬三个多小时的山），火车到的晚，没有赶上农场的拖拉机，只好步行。我不善行山路，老王为了陪我，也不得不减慢速度。刚过河的时候，一位苗族芦笙手与我们同行，他是去一个山寨的喜庆宴会演奏芦笙。同行时，芦笙手一边绕着我走，一边吹芦笙，吹绕得我头晕耳鸣。后来不知道老王对他说了什么，还是他受不了我的慢速爬行，道一声先走，像猴子一样，一眨眼就湮没在老林中。老王解释说，“民族”青年都很重感情，看见自己喜欢的女子就会绕着她连吹带唱。听起来是我不解风情，只能默默地在黑暗和野兽叫声中爬越洪荒。
曾经问过住在高山上的“民族”（云南人对山地民族的简称），“你们每天爬山种地累不累呀？”他们反问说“在平地干活老得弯腰，不是更累？”想想也有道理，在45度角的山坡上挖地，确实不太需要弯腰。
刀耕火種
热带的土壤松软肥沃，茅屋与外面一样潮湿，我睡觉的床下面就常常长出比手掌还大的蘑菇来。我们山坡上种木薯的时候，与“民族”的方式一样，一个人拿把锄头，锄头挖下松软的黑土，另一人把短短的木薯杆（苗）丢进挖开的裂口中，拔出锄头，切开的土壤自动合拢，就完成了播种。然后就等两个月之后去收木薯了。
山上的少数民族种地比我们更加简单，他们往往只用刀，因为刀的用途更广，可以砍树砍草对付野兽，也可以种地，只消把刀插人泥土，塞进种子或苗，就完成播种了。
1971年底，好友高人的父亲来云南招生，顺便看望女儿。他看到我们的生产状况时说“你们这是刀耕火种”，把我们吓了一跳。“刀耕火种”是多古老的说法，让人联想到原始社会。在新中国的国营农场，由新老工人辛苦建立的橡胶园中，怎么还有“刀耕火种”呢？我以为伯伯在开玩笑，反复地问，伯伯反复肯定地说“你们这就是刀耕火种”。
这让我们非常失落，难道我们努力工作，却回到原始社会了？这位伯伯是我很敬佩的一位长辈，他当年因为说实话被打成右派，那次又对我们说大实话。可见能一直说实话挺不容易的。他是一位真诚爱国的科学家，后来创办了宁波大学。
热带地区的草木生长十分迅速，靠人锄草根本赶不上草的生长速度。我管理的橡胶林地，通常有七到八层的林带，“林带”就是通常说的梯田。每一层林带大约有几百公尺长，我从东头锄草或砍草，还没有到到西头，东头已经又长出新草了。
以上说的是“刀耕”现在该说“火种”了。通常开发新的橡胶林地，是在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3月。先去砍光一片野山，把砍下的草木晒干之后後，再放火烧荒。如果有些超大型的树木，粗到要几个人合围才能抱住的，就直接用炸药炸。所以现代的“火种”已经包括用火药了。
在原始林子最幽深的地方，常见一大蓬一大蓬腐烂的竹子，烂竹根已经化成了晶莹粘稠的液体，中间长出了灵芝，灵芝的伞盖黑红发亮，像镜子一样可以照出人的五官。在今天的中药店里，可以见到那种暗淡无光的灵芝，标价都是几十万美金。那时候我根本不懂灵芝的价格，只觉得灵芝的色彩好像紫檀雕塑一样，挺贵气，就采了一大把。可惜野山没有路，下山是从砍下堆积得很厚的野草垛子往下溜，好像溜滑梯一样，人常常会被树墩绊一下，打个滚。人摔跤不打紧，手中一大把的灵芝都摔得断了梗。
言归正传，被砍下的草木晒了一两个月之后，已经基本晒干，就可以点火烧山了。“刀耕火种”之后的荒山，就可以开挖平行的橡胶林帶（梯田），植入橡胶树苗。
憨直的“民族”
我们虽然参与了“刀耕火种”，其实从来没有进入过深不可测的深山老林，我们所进到的山，都在三个小时之内的路程，真的老林子是几天走不到头的。
我曾经接待过一位住在山里的苗族阿妈。有一天吃过了晚饭，我看见一位穿着黑色衣裙、绑着黑色缠头的大妈在场部的空地上走来走去，在地上挖东西往嘴里放。我过去问她怎么回事，原来她是从高山老林中下来，过河搭车去老范寨卖鸡蛋，也同时换些盐巴。那天因天已晚，来不及赶回山上，肚子饿得不行，就在附近挖东西吃。
我让她不要乱挖了，然后跑去伙房，给她打了一斤半米饭（我的45斤定量根本吃不完，离开连队时剩了八百多斤饭票，都送人了），她呼啦啦地都吃了，可见实在很饿。我又留她住宿，其实不过是拿了床席子和毯子，加上一个枕头，放在老工人火塘旁的地上。她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感激不尽地离开，并且邀我去她家作客。
我问她家在何处，她根本没有地址的概念，只说从河对岸哪里上山，怎么走怎么走，走到天黑之前就到了。真的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我想想，按照他们的爬山速度，应该有五十里以上。我那种蜗牛一样的爬山，恐怕要走三天。她为了感谢我，后来再下山时，带给我一条鹿腿和一大罐蜂蜜作为报答。住在隔壁的老工人发现这个买卖合算，后来不断跟她要东西，我倒没有机会继续跟苗族大妈来往了。
其实住在“坝子/盆地”的汉人，一向欺负少数民族，把他们逼进深山老林。住在深山的“民族”，除了需要下山买些盐巴，基本上自给自足。他们弄不清货币的价值，一直都活在“以物易物”的阶段。
他们晓得去供销社买盐巴需要用钞票，就卖掉一些他们自己生产的东西，好换些钱去买盐巴。我们住在河边，常常看看见对岸的小路上有下山的“民族”，可能去赶街卖些蔬菜什么的。云南人通常比北方人个子小，我身高1米63，在全队几百人里面，是第三高的女生。云南男人有我一样的身高，就是很标准甚至魁梧的男子汉了。我的好友高人有1米75，排全队第一，我比她矮12厘米，居然排到第三。
少数民族的身材比云南的汉人还要矮小些，从河对岸的大山出来，先要过一座吊桥。我们常站在桥头往对岸瞭望，盼望有“民族”能带来一些新鲜的蔬菜或者鸡蛋。一次见到一位苗哥背着个大背篓往这边走，走到吊桥的那一头，就停止了。我在这头问“有哪样好东西拿过来卖？”他不回答也不动地方，高人又问了两句，干脆上了吊桥想走过去看，那位苗哥撒腿就跑，他从没有见过这么高的人，吓得不敢过桥了。后来但凡需要向“民族”弟兄买东西，都由我一手经办，高人不再出场。
但是有一次我也“栽了”，栽在太老实上。有一天听见外面有马铃声，出门果然看见一位苗哥赶着马来卖菜。我问他价钱，他说不清楚，我问他“2分一根可好？”他点头，我就从马背上驮的筐子里面拿了五根黄瓜，这时候许多人都围拢来，很快他带来的东西就拿光了，有些人拿了没给钱，有些人说回家去拿钱，也有人给了他几个一分钱的硬币，我拿了一张一毛钱的纸票给他。他发现货被拿光了，钱没拿到，正在恼火，看见我这一毛钱就对我发火，说我没有给够他钱，我试图解释说着一张纸币等于10个硬币，但是他根本不听解释，一定要我给他硬币，我费尽巴拉回找到几个一分钱硬币给他，他仍然不依不饶说我骗他。这位苗哥从此记住了我，以后再不卖给我东西，逼得高人不得不亲自亮相。大约过了半年多，苗哥渐渐息怒，才让我走进他的马儿和背篓。
1994-95年，我和当年的战友再回农场，也去大理旅游。黑绿色的野山已经退到很远的地方，农药代替了“刀耕火种”，黑色的湿土已经褪色板结。在越南那边，有人问我要不要买小孩；在大理，三岁的孩子都在做生意，而且卖的多是假货。今昔对比，还真怀念那些没有商业头脑的大妈和苗哥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