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婚姻、對安娜，作者怎麼看
與索菲亞成婚
托爾斯泰與同時代的人相比，算是相當晚婚的。他的好朋友、沙皇御醫安.葉.別爾斯（Anddrey Evstafievich Behrs）有三個女兒，當時旁人都以為托爾斯泰會娶索菲亞的姐姐。其實他愛上了小女兒索菲亞（Sophia Andreyevna Tolstaya 1844-1919）。當時他已經31歲了，索菲亞還不到15歲，好像是兩代人。
雖然他們二人已經心心相印，他還是忍耐了三年後才敢含蓄地試著表白。這段愛情表白被他寫入《安娜卡列妮娜》中：列文想向基蒂求婚，卻不敢開口，只是用鉛粉在桌子上撒出了他不敢說的第一個字母，基蒂卻立刻猜出他的話：“您的青春和對幸福的需求在提醒我：我已經老了，不可能得到幸福了。”
1862年9月，34歲的托爾斯泰與16歲的索菲亞，在克里姆林宮的教堂舉行了婚禮。婚後他們住在風光如畫的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莊園。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結婚兩個月了，我是幸福的，煥然一新的，完全嶄新的人”。他也藉著《安娜卡列妮娜》中列夫的口說，“我愛，也被愛；我有好的孩子、大的土地，榮譽與健康…我是徹底幸福的” 。
索菲亞非常珍惜婚姻與家庭，讓婚後的那段生活充滿安寧與家庭樂趣。托爾斯泰脫離了社交圈，過著儉樸、寧靜、和睦的生活，並安心寫作。索菲亞共生過十三個孩子，有五個沒有成年。其中最聰慧敏感、也是托爾斯泰最疼愛的兒子，只活到7歲。等到孩子們到了上學年齡，為了方便孩子們上學，他們就搬去了莫斯科。
索菲亞管家兼任秘書
索菲亞年輕聰慧，充滿活力。她能畫愛寫，能織會繡，自己裁剪，還熱愛音樂。更重要的是，她不辭辛苦第為丈夫謄寫手稿，還是托爾斯泰的秘書和經紀人。托爾斯泰寫作速度很快，字跡潦草難認，有一次他騎馬摔傷了手臂，寫的字有時自己也不認得，索菲亞卻都能認出來。
托爾斯泰口述的時候，索菲亞就做筆錄。這些稿子常常多次被修改，一張稿紙上改的甚至更多。索菲亞不厭其煩地一遍遍抄寫，直到謄清最後一稿為止。比如說《戰爭與和平》有60多萬個俄文單詞（中文一百多萬字），索菲亞一共抄寫了七次。除了謄寫與校對，索菲亞在推廣方面也很出色。托爾斯泰承認，他那段時間能如此天馬行空而有效率地寫作與出版，都得益於索菲亞的幫助。
索菲亞喜歡邀請莫斯科文化界的朋友來家中做客，用美酒美食款待他們。托爾斯泰還經常給朋友們朗誦他的作品，甚至彈奏鋼琴。客人們在客廳裡高談闊論，孩子們也一同撒歡，把一條腿跨上樓梯扶手，從樓上刷地滑下來。
除此之外，索菲亞還要治理產業、操持家務，購買、理財、管好孩子們的教育等；除了莫斯科的住所，波利亞納莊園的事務也要她操心管理。
索菲亞雖然比托爾斯泰年輕得多，卻用愛溫暖和保護她敏感多變的丈夫，盡量不讓他受到外界的干擾，讓他這個缺乏安全感的人從家庭中感受到平安與穩定。
托爾斯泰作品中那些俄羅斯女子的身上，常常會有索菲亞的影子。比如《戰爭與和平》中那位天真無邪的少女娜塔莎，《安娜卡列妮娜》中的基蒂等。托爾斯泰認為：人應該對婚姻保持忠誠和貞潔。不過，與眾不同的他，情緒常常大起大落，在婚姻後期，他們二人的思想和生活都產生錯位，這些後面再講。
碩果累累的創作期
托爾斯泰在結婚之前的1857年，訪問了歐洲，寫了《疏森Luzern》這部小說，書中有瑞士Luzern如歌如畫的美景。故事的主角卻是一位淳樸善良而又貧窮的流浪歌手。他被貴族和有錢人欺辱、嘲笑的悲慘境遇，讓美麗的風景黯然失色。
1863年，托爾斯泰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同年他完成了《哥薩克 Cossack》。這篇小說透過一位貴族青年的經歷，歌頌了原生態的真愛和幸福，批評腐敗的都市文化和沙皇對山民的暴力欺壓。法國作家羅曼羅蘭說：“這是一部高加索的史詩，宛如連綿不斷的群山，藍天襯托著雪山，以其自豪的美浸透於全書。是最出色的抒情作品和青春頌歌，托爾斯泰的才華首次大放異彩。”
在1863年，他還完成了另外一部作品——《波里庫什卡》，第一次提出“金錢萬惡”的問題。屠格涅夫評價其深刻入骨的描繪筆法，說“好像一股寒流侵入我的脊椎骨。實在是巨匠！”
婚後的托爾斯泰生活穩定，才華爆發，他最重要的三部巨著中的兩部：《戰爭與和平》/1869，和《安娜.卡列尼娜》/1877，都是在波利亞納莊園完成的。他這個階段的作品，表現出他的“人文主義”與“人道主義”情懷。
《復活》是他更後期的作品，自1889年動筆，十年後完稿。《復活》與前面兩部巨著風格迥異，對上層有尖銳的批判，也大力傳揚基督理念。我會專門做幾期節目來介紹分析他的三部巨作。
掙扎與不妥協的性格
俄羅斯文化與英美文化有一個重要差別：英美文化更注重後果，是實用主義的，因此“妥協”是一個處理矛盾衝突的正面因素。而俄羅斯是“戰鬥民族”，常常把“妥協”視為負面因素、甚至當成“羞辱”。
俄羅斯作家大都描寫過決鬥，大詩人普希金更是因決鬥而喪命。
托爾斯泰不但寫過決鬥，他自己在年輕氣盛時，還曾差點和當時的文學大咖屠格涅夫決鬥。
這種“不妥協”的民族性格，也影響著托爾斯泰的思想和生活。他對權貴的蔑視，對俄國官方東正教會的批判，都是這些個性的體現。
而他在戰場上殊死搏鬥的經歷，讓他對戰爭的殘酷性有逼真的刻畫，比如《塞瓦斯托波爾的故事》中的戰鬥場面；《戰爭與和平》裡百姓和傷員的悲慘命運等。
東正教倫理與反叛的安娜
托爾斯泰曾經享受過一段寧靜美好的婚姻生活，寫出了《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他從小受東正教文化養育，非常重視對婚姻和家庭的忠誠。不過，活在一個新舊觀念交替的時代，他那敏感的靈魂，也備受各種理念衝突帶來的折磨。這些矛盾衝突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中。
他塑造的“安娜”這個形象，產生的客觀影響，與他的起初的主觀想法有很大差異。不管東方還是西方都把“安娜”視為反抗傳統婚姻的女性。事實上，從托爾斯泰一開始聽到這個素材，到小說一開篇引用了聖經的話“伸冤在我，我必報應”，再到對安娜的自殺結局的鋪排，都在刻畫一個異化的悲劇型人物。
他在創作過程中也有過很多掙扎和修改，在寫作過程中，因著對人物更多心理揣摩和細節描述，也產生更多同情和憐憫。這就有點像一個演員在扮演一個負面的角色時，因為自己的投入和理解，不由自主地“進入”了角色，很難再用超脫的外部眼光來審視這個人物。對文學創作者而言，塑造一個中間甚至是負面的人物，更有挑戰性、也更容易出彩。
從讀者的層面看，安娜出眾的美麗和叛逆個性，也正順應了過去一百多年追求婦女解放的潮流。很多讀者以同情和同理心接納甚至讚賞安娜的背叛，忽略了社會規則與道德正義。這種美麗的“叛逆者”，因符合大眾的審美，讓小說更流行。
托爾斯泰寫作過程中也很掙扎，意識到自己超越了起初的框架。在《安娜卡列妮娜》快要完稿的時候，他對自己的寫作越來越不滿，甚至有了危機感。若不是因為小說要在《俄國導報》上連載，他可能早就放棄了寫作了。寫完之後，他甚至公開說“我終於被迫完成了，它真叫我膩煩透了”。到後來他甚至公開否定這兩篇巨著。（我會在評述《安娜卡列妮娜》時更詳細分析）
托爾斯泰終其一生，都在不停觀察世界和人生，他的主要思想，還是源自基督教傳統，特別是來自耶穌基督的“登山寶訓”，加上他對婚姻的保守看法和反對暴力，讓一些自由派的評論家很不喜歡他的“說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