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行
初春的华盛顿突然热到32度，人们忙不迭地脱掉冬装，换上了一身短打扮。我们正在忧豫要不要带短袖衣服去，德国朋友Greta（戈泰）打来电话，说那边大雪纷飞，必须全副武装。一路顺风，我们是在慕尼黑转机，从慕尼黑到柏林要一个小时的飞机，从飞机上俯瞰大地是一片银装素裹。
柏林的机场出乎意料的小，好像比慕尼黑的机场还小且旧，但是效率高。没有多少人，没走几步路就出了关。我们订的位于市中心的旅馆离机场只有6公里路，门口就有公共汽车直达市中心。电子表上显示着每7分钟一辆车，非常准时，处处体现出德国人一丝不苟的作风。到旅馆安顿下来以后就步行去开会的旅馆报到，这是我们的老常套。住的地方相当于王府井（Ku’damm），出门100米就是柏林的百货大楼（KaDeWe），路两边都是商店，很多商店的橱窗干脆就摆在人行道上，让那些目不斜视的匆匆过客都无法回避。最吸引我们的是路边烧烤摊上娄娄炊烟，阵阵肉香，那是正宗的德国热狗，看上去比美国的粗且长，有红色的和白色的，书上讲白色的更具德国特色。虽然12小时之中在飞机上已经被塞了两顿饭，一点饿的感觉都没有，还是硬将两条热狗吞下肚。
柏林在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保留一座教堂，但不是完整的教堂，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得残缺不全的教堂。原来113米高的房顶没有了，只剩下63米高的空心，后来用金属封了顶，所以柏林人称之为“烂牙齿”（Hollow Tooth）。战后因安全问题政府曾计划推倒破教堂。后经公民投票，一半儿柏林人要求保留破教堂，于是破教堂维持破样，作为二次世界大战纪念碑，另外旁边再新盖一座教堂。新教堂完全是现代化建筑物，六角形底座直上直下，金属框架内镶嵌着淡蓝色的玻璃一路到底，在阳光下习习闪光，如果不是房顶上竖着十字架，它更像一只口红壳。这新与旧之间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相比之下，旧的丑陋，但真实无情，是用血和肉涂彩，用炸弹雕刻的。面对着它，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的人，都会有一种沉重感。
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得残缺不全的教堂和六角形的新教堂
第二天一早我们乘门口的100号公共汽车，这是双层车，穿过市区主要景点。我们一坐到底，然后按图索骥往回走。先上电视塔，203米高，冷战时曾经是强有力的宣传工具，现在是观景点。绕一圈可以看到大部分东柏林老区街景，红瓦顶楼房居多，一些烟囱矗立的工厂黑漆漆的，似乎已经破败，教堂的顶都是闪闪发光，金碧辉煌。一条河穿过市区逶迤曲折。电视塔前是一大片花园，花园中有几座我们似曾相识的工农雕像。可以想象，若不是冰雪覆盖，春暖花开时一定很漂亮。
从电视塔走到原换岗点（Checkpoint Charlie）距离相当远。我们在繁华的市区终于找到了换岗点，不过是一个一人多高的小木棚。丫丫大失所望，are we walking all the way just to see this? 她不明白这座小木棚标志着历史的转折点。于是乎我们沿着保留下来的那段柏林墙边走边看。这段墙实际上是露天博物馆，展示当年怎样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城市一刀两段。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穿过这个封锁线。这段历史我们经历过，但对于丫丫这代人来说，似乎很难理解。
冷战时东西柏林分界线上的哨岗遗址
紧挨着市中心广场旁边，有一大片地是2003年新建的，纪念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杀害的六百万犹太人。方圆上千米那么大的场地，里面摆满了大大小小、高矮不一、
勃兰登堡大门下纪念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杀害犹太人的纪念碑
像棺材一样长方形的水泥块，黑压压一片，给人一种压抑感。据说建这个纪念场很
有争议，且不说地点在市中心广场旁边，形象阴暗丑陋，光说这件事，无疑是德国历史上的一块疮疤。怎样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德国人民的心态让人钦佩。试想日本人在东京建立侵略亚洲罪行馆，或者国人在北京天安门建文化大革命纪念馆，如果在我们有生之年无所作为，下一代人是不是就淡忘了呢？深思。
勃兰登堡大门（Brandenburg Gate & Parise Platz）于柏林相当于天安门广场于北京、凯旋门于巴黎、权力的象征、历史演变的见证人。尽管天气寒冷，游客还是很多。我们匆匆忙忙照了几张像就往回走。一路穿过市中心的大公园。公园地上仍然复盖着两寸厚的白雪，有白桦林，有小桥流水，还有孩子们堆的雪人，雪墙，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我们边走边听丫丫讲故事，不觉得冷和累了。丫丫看书太快，有的书我们得让她复述一遍才相信她看懂了。
Brandenburg Gate（勃兰登堡大门）
下午大姐的朋友戈泰来看我们。戈泰和她的丈夫齐放（Siebeck）55至60年在北京留学，并曾在民主德国使馆工作多年，说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话，我们虽然初次见面，但有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要了解一个国家，再也没有和当地人交谈的方法好了。我们的问题一个接一个。
“走在街上你们看得出谁是西德人，或东德人？”
“开始能看出来，现在已经看不出了。特别是青年人。像新总理，原来是东德的少先队”
“统一以后你们感觉如何？”
“我们都是愿意统一的。但现在问题越来越多。青年人失业、物价上涨。今天的新闻就是公立医院的医生罢工。医生太少，太忙，工资低。”
与戈泰在席勒塑像前
“一般平均收入是多少？德国的物价比美国高。”
“大约500元。”
“有没有种族歧视的问题？”
“主要是对土耳其人，土耳其人与德国人不住一起。”这个问题第二天就得到了证实。第二天早晨，我们出门见路边停了几十辆警车。原来是土耳其人聚集在此，准备游行。
“有没有对中国人的歧视？”
“中国人不多。民主德国曾接收了很多越南难民，他们工作努力，下一代都上学，生活很好。德国人把中国人和越南人都看成亚洲人。”
凡此种种的问题我们还会问下去，先由戈泰带我们出去玩，然后与齐放在餐馆汇合。
我们乘地铁到中城，是原来戈泰上班的地方。革命以前是银行街，建筑物的外表还保持原来的样子，广场两边面对面两座教堂，一个是法国移民的。1685年法国新教徒逃避宗教迫害，大约两万人移民到柏林。另一个是德国的教堂。广场正面是剧院，门口是剧作家席勒的塑像。所有这些建筑物，二战时都被炸毁，是以后重建的。统一以后，柏林到处都在大兴土木，很多新楼像水晶宫似的。有的楼还没建，但是那块地用板围起来，并将楼的图画画在板上，非常逼真，不定神看不出是真是假。
与老马和老恩合影
还有的房子，戈泰指给我们看，在河旁边，是东德人开会、看戏、办展览会的地方，（相当于人民大会堂？）没有什么不好，也给拆了。就在这座房子的前面，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铜像，建于1986年。1989年统一以后，不知是谁的铭言“Next time it will all be different”被刻上。不论德国人喜欢不喜欢社会主义，他们对马克思还是喜欢的。像以马克思命名的街并没有改。戈泰带我们来到老城，原来是犹太人住的。几经变换，现在又被犹太人买回来了。外部看就是楼房，但走进去，里边院子一个通另一个，一直通9个院子，每个院子都不一样。若没人带着，我们一是不敢进去，二是会走迷方向。
与齐放和戈泰在餐馆前
穿过那个大公园，周围都是餐馆，齐放已经在那等我们了。齐放虽然刚做了癌症手术，但脸色很好，说话很有底气。这个餐馆正是我们所要的，传统的德国式，前来就餐的都是当地人。吃德国菜当然配啤酒，菜他们已经点好了，我们是客随主便，不一会儿，除了丫丫是一大盘炒面，我们四个大人是一人一只大蹄膀。整只蹄膀连皮带骨，一根骨头竖在盘中间，蹄膀下面垫着煮酸包菜和煮豆子，旁边还加两个土豆和面搅成的球。蹄膀是腌过的，味道很好，肉和酸菜搭配也好，只是量太大了。我们充其量吃1/3，丫丫的那盆只吃了1/10，齐放居然吃光了一盘。环顾四周，几乎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盘竖根骨头的大蹄膀。海量海量。酒逢知己千杯少，更何况又有半个多世纪的友谊。梦华回忆戈泰五十年代送给大姐的一台德国相机，给全家带来了多少美好的留念。最后相机坏了，还把镜头拆下来做成放大机。文化大革命时期戈泰和齐放在德国驻北京大使馆工作，东郊民巷改称反帝路。中苏战争时，我曾连续三天到苏联大使馆游行，他们也去苏联大使馆支持苏联，说苏联人抱怨高音喇叭吵得他们无法入睡。多么荒谬的时代。说到现在，虽然退休了，齐放还是很投入政治，对民主社会主义党（原民主德国执政党）的情况了如指掌，如现在增加多少席位，年龄年轻化的问题，如何拉选票，他一一道来，如数家珍。靠着他的党务关系，给我们安排去德累斯顿的行程，外加两人全程陪同，贵宾待遇。晚饭结束后似乎言犹未尽，戈泰和齐放请我们第二天晚上再去他们家吃晚饭。
柏林市内的一条小河
第二天下午是梦华作报告的日子。听完报告会，我们就去乘地铁。象欧洲的其它大城市一样，柏林的地铁四通八达，非常方便，相对而言城里小汽车少。戈泰家所在的区很像原来的和平里，都是六，七层高的公寓楼，错落有致。楼宇间空地比较大，每家大概至少有一辆车可以停在门口。整个街道看上去干净整洁，同时可以看到沿街的房子是重新纷刷过的。齐放住在七层楼顶，两室一厨一浴，孩子都成家出去了，两个人住足够了。戈泰把晚饭已经做好，蘑菇汤，肉卷里包素菜，酸包菜和土豆，美味可口。虽然齐放退休前已作到中央委员级的官僚，但现在的生活方式更像知识分子，简单舒适，毫不奢侈。
最后一天在柏林就是补遗了，象如雷贯耳的卡拉扬，柏林交响乐音乐厅，在当年是很现代化的建筑物，但比起北京的大鸭蛋音乐厅却显得陈旧落伍了；百货大楼里，东西昂贵，熙熙攘攘人很多，多数是看的，很少买的。比较有意思的是议会大厦，相当于人民大会堂？是议会代表开会的地方，建于1884年。1933着火，当时纳粹抓了一个荷兰共产党员，说他是纵火犯。其实是纳粹自己放的火，借此通过非常法，消灭了反对派，开始长达12年的纳粹统治。德国统一以后，1996年，德国现代派艺术家克里斯顿创造的杰作，是把整个议会大厦用布包起来，轰动世界，吸引了半个欧洲的人前来参观。1999年由英国人设计，重新建了议会大厦。外表还是老样子，但是在方块型的建筑物中间安插了一个圆锥体玻璃屋，从远处可以隐隐约约看见人们沿着螺旋形的路往上走。
议会大厦里
我们那天排了一个小时的队才进去。那天是周末议会休息，否则可以看到会议大厅的全景，如果哪位议员抠鼻子或打瞌睡，他得考虑形象。西方民主要求增加政治透明度，这个建筑物符合要求。走到顶可以鸟瞰市中心，窗户开着，飞进来几只鸽子，和人们一起享受冬天的阳光。在议会大厦的旁边有一长条地摆满了黑色的石片，我们以为是架自行车的，心想欧洲人的设计就是与众不同。结果一看书才知道，那也是纪念碑。是纪念被纳粹杀害的共产党议员，每个人的名字都刻在石片上。
排队进议会大厦所见表演
德累斯顿离柏林大约200多公里，我们租了一辆大奔驰，走小路，多看看农村风光。越往南雪越厚，田野都被雪复盖着，偶尔能看见几只鹿在雪中觅食。总的感觉是人少，出城就找不着卖吃的商店。要吃东西只能去加油站。去了加油站结果就出了问题，我把背包放在那忘拿了。一直到找到了德累斯顿的旅馆，来接我们的吴维和克利斯蒂热乎乎的到车门口帮我们拿行李，我才猛然想到背包。三个信用卡都在包里，联想到前天开会时同组的老美，刚被偷了所有的东西，急忙去大使馆办护照的事，很担心包再也找不回来了。吴维他们急忙打电话联系，找到了那家店，居然包还在那，于是吴维开车去拿包，克利斯蒂带我们玩了。
德累斯顿有48万人口，易北河把城市拦腰切两半儿。城南沿河是十六、十七世纪宫殿式的老城。拿破仑侵占欧洲以前，这里是萨克森国王的首都，萨克森国的版图包括波兰和捷克。从老城的建筑群可以看出那时的繁华，各种各样尖顶的宫殿、教堂，有一段保存完好的院墙，是用二万四千多块瓷砖贴上去的壁画，当地出产瓷器。歌剧院曾经有世界著名的音乐家在此演出，像里查·斯特劳斯、瓦格纳。但所有这些都是二战后重建的。二战胜利之前，二月十三、十四日，是德累斯顿的蒙难日，盟军把它炸得夷为平地，三万五千人死亡。重建的房子虽然还保持原样，但有意识地保存几块残垣断壁，并把经过硝烟熏燎的黑砖镶嵌在新砖里形成鲜明对比。夕阳西下，我们沿着易北河散步，河水清亮宁静，河岸绿草如茵，人们有的遛狗，有的踢球，一副自然与人相安无事的景象。夜幕降临，华灯初照，我们乘双层浏览车围老城转一周，宫殿和大桥上装满了灯，水中倒影像繁星，像银河，不得不赞叹古人选了这块背山靠水易北河谷安居乐业。谁想到可就在几个月以前，易北河发大水，把半个城市都淹了，我们住的附近火车站现在还在修。更没想到回来两个星期以后收到吴维发来的照片 —— 又淹了。我们散步的地方要坐潜水艇才能到。人在自然界面前有时真是束手无策。
易北河把德列斯顿拦腰切两半儿
很快吴维就把包取回来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他，或谢店员，或谢德国人的品德，总之感觉非常幸运。晚饭是在城市的制高点吃的。这个楼的顶部像洋葱头，饭店就设在这个洋葱头里。伊斯兰教的国家到处是这样的房子，我们以为是土耳其餐馆，其实是烟草公司，而烟草业是从土耳其传过来的。
摆渡过河
第二天我们去参观夏宫，换了两次公共汽车，还乘了摆渡过河，只买了一张家庭票3欧元。德国人守规矩有板有眼的性格乘车走路特别能看出来，乘车买票靠自觉，偶尔会抽查。我们碰到一次，居然人人都有票。如果被查到会罚40欧元。我们观察他们过马路，有几次眼看汽车进站了，一群人站在路边，不到绿灯，没有一个人动，这在纽约是不可能的事。夏宫的气温明显比较低，大片树林还被白雪复盖，很多几抱粗的老松树层层叠叠挂着雪，给人以圣诞节的感觉。但几步之遥在玻璃暖房内是一株盛开的茶花树，树身有二层楼高，开了据说有5百多朵鲜红的茶花（camellia）如火如荼，难怪专门为这一棵树造座暖房。
贝斯塔风景区
下午吴维开车带我们去贝斯塔（Bastei），又称萨克森的瑞士，距离并不远，在萨克森省南边的山区，开车一个小时。克利斯蒂说她都有十年没来这里了。吴维喜欢爬山运动，他是轻车熟路，沿着山路盘旋而上，直到山顶停车场。尽管雪是一个星期以前下的，山上的路仍然积着冰雪，显然游人都被雪吓住了，没有几个人斗胆来玩。这一带的崇山峻岭被易北河冲刷成悬崖峭壁，一边儿望过去是像刀劈出来的岩石，直上直下，层层叠叠，看不见底，岩缝中钻出来的绿树枝上仍盖着白雪，有置身于黄山雪景的感觉。另一边是万丈悬崖，二百米深的绝壁下流淌着静静的易北河，河水在夕阳下泛着耀眼的鳞光。河对岸豁然开朗，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可以看得很远。沿河一条铁道直通布拉格，在上面跑的火车像只玩具。河上有个码头，渡船不用马达开，在河岸上钉个桩子，与两个码头成三角形，拴上绳子，借助河水的冲力往下游走漂过来，往上游是拉上去，我们在上面真是看不够。两边都是万丈深渊，我们走在鱼背上，鱼背和鱼背之间还有天然的石桥、石门，虽然有绳索保护，但台阶上冻着冰雪，稍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我们二老中间夹着丫丫，手脚并用慢慢爬行。吴维他们年轻，他指着山石上的铁钉说，这都是蹬山人留下的痕迹。最后在山顶上的餐馆里一边儿喝啤酒、热巧克力，一边儿欣赏窗外景色，真是其味无穷。
沿河一条铁道直通布拉格
这次德国之行最令人高兴的是结识了新朋友，要了解一个国家，只有接触了人，才有纵向的了解。克利斯蒂是21岁的一年级大学生，短发染成红色，戴副红框眼镜，长裤外再套条短裙，吸烟，是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我们好奇地问吴维像她这样年轻人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吴维说是受她妈妈影响，吴维是从小看着克利斯蒂长大的。我们说共产党一定很高兴能有你这样的年轻人。她很坦率地说，他们喜欢我们的年龄，但不喜欢我们的观点。她毫不掩饰她的观点，像对现实不满，毕业就失业，担心将来能源危机，对宗教不以为然，不明白倒底工作为了生活还是生活为了工作。到底只有21岁。吴维是党的专职干部，管文化和联络工作，42岁。当过工程师，警察，社会工作者，他是从马克思的家乡来的，名字中间还有马克思的名字，受父母影响从政。我们住的旅馆也是原党副主席的父母的。这个省议会中虽然共产党的席位增加了，纳粹党的也增加了。
与吴维和克利斯蒂在德列斯顿歌剧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