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
2022年2 月 22 日，四名 20 多岁的驴友非法徒步进入切尔诺贝利禁区。他们是玩“高线highlining”的：在废弃的建筑和高塔之间建立绳索，然后进行令人炫目的高空行走，以便在抖音上出名。在 2 月 23 日晚之前，他们一直在前往切尔诺贝利的路上，跟电站警卫东躲西藏，23日晚上，他们终于抵达1986 年核事故后被遗弃的小镇普里皮亚季，在一座废弃的建筑物的 15 楼扎营。他们计划第二天将绳索固定在两个最高的公寓楼之间拍视频。
结果，他们在24日凌晨 5 点前听到了第一批爆炸声。导弹在头顶呼啸而过，战斗机的轮廓划过漆黑的天空。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再跟警卫躲猫猫了，要赶紧求助。他们到达普里皮亚季外的第一个检查站，结果只看到一辆绝尘而去的汽车的尾灯。然后抵达第二道检查站，切尔诺贝利的国民警卫队员都不在，只有平民保安，一脸懵逼状态。天刚亮，空袭警报响起。保安告诉他们，最好去主核电站的行政大楼求助。
早上 8 点，负责核电厂轮班的Valentin Geiko 发布了紧急警报。他打电话给现场的部门负责人，告诉他们有关乌克兰发生爆炸的报道以及在切尔诺贝利上空看到俄罗斯飞机的报道。从事核废料管理工作的安东·库滕科（Anton Kutenko）打电话给正在照顾两个年幼儿子的妻子。他妻子问：“你什么时候回家？”Kutenko说：“我不知道，”。
夜班本应在上午 9 点结束，届时一列通勤火车会将工人送回为发电站服务的家属城镇Slavutych。由于历史和地理的意外，这条铁路线穿过白俄罗斯领土的一小部分——俄罗斯发动入侵的地方（平时通勤火车不会停在那里，所以不需要护照检查）。很快就有消息传来，部分铁轨被拆除，第聂伯河上的公路桥被炸毁。轮班已被取消。核电站当天值班人员103人都回不去了。
片刻之后，四个背包客年轻人出现在主楼的正门，手里拿着GoPro相机、美工刀和无人机。他们说他们只是拍抖音的背包客，并要求帮助撤离。核电站安全负责人瓦列里·谢梅诺夫（Valeriy Semenov）虽然个人倾向于相信他们的说辞，但他还是半开玩笑地告诉他们——他们看起来像一群打前站的俄军特工。而且四个年轻人也知道他们现在根本走不了了，俄罗斯坦克已经向更南面进发，核电站已经被孤立了。Semenov决定先把这四个不速之客锁在地下室。
空袭警报响了一天。大多数工作人员被命令到主楼下方的地下室。Kutenko 和一位同事待在他的显示器前，显示器显示核反应堆容器的温度、湿度和气压。
下午 4 点 15 分，Semenov 注意到在他面前的 25 个屏幕之一上快速移动的模糊物体。他们是从与白俄罗斯边界过来的。“我可以通过形状和灰尘量判断这是一辆重型军用车辆，”Semenov告诉我。随后是另一个无定形的形状，然后是三辆装甲运兵车和一队卡车的清晰轮廓。在另一个屏幕上，Semenov看到身穿黑色制服的男子在核电站外围的检查站下车。
三分钟之内，俄罗斯军队就到达了大门口。他们开着车停在大楼外面，车队里有一辆坦克。看着闭路电视录像，Semenov打电话给Geiko，报告说有九名入侵者正在突破主旋转门。“是的，我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它们，”Geiko 说。“他们用枪指着我。”
稍微回顾一下切尔诺贝利
切尔诺贝利是巨大失败的象征。它也是一个充满勇气、牺牲和努力的地方。在那里工作的人对这个陌生而危险的地方感到自豪和深情。他们保护着对事故的记忆和在事故中丧生的人，以及该遗址现在所代表的新的含义。人们在那里中毒，被迫放弃它。在人类缺席的情况下，它已成为一种伊甸园，大自然在那里自我治愈。树林里到处都是熊、驼鹿和狼，森林已经侵占了这个废弃的小镇。
4 号反应堆于 1986 年 4 月 26 日爆炸。就死亡人数和清理成本而言，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爆炸熔化了核燃料，烧穿了反应堆外壳并融合成玻璃状的核熔岩。130 多名消防员和工程师最终因急性辐射综合症住院，其中 30 人死亡。之后，4号反应堆被一个重约 3万吨的混凝土石棺覆盖，以容纳放射性物质。一个半径为 30 公里的禁区——一半在乌克兰，一半在白俄罗斯——是地球上受辐射污染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后果导致癌症和出生缺陷。乌克兰的正常背景辐射可以达到每小时 300 纳西弗；而在该区域内，计数器徘徊在每小时 10,000 纳西弗左右。
在爆炸发生后的几个月里，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和工人从苏联各地赶来帮助清理工作。这些人被称为“清理人”，被誉为英雄。由于普里皮亚季小镇已经不适合居住，因此建造了一个名为 Slavutych的新城镇，以容纳新来者和工厂的员工。（其他反应堆没有损坏，切尔诺贝利继续作为发电站运行，直到2000 年退役。）
后来的家属区Slavutych 是一个宜人的小镇，坐落在白俄罗斯边境和第聂伯河之间的一片松树林中。它是苏联各个共和国之间的合作项目：来自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建筑师设计了不同的区域。
但核污染清理工作在几十年间一直在进行中。该电站目前雇佣了 2,600 名员工——厨师、工程师、医务人员、保安——还有大约6,000 名员工在办公室和实验室以及为他们提供服务的旅馆和商店工作。在禁区内还有两个消防站，用于发电厂的紧急情况和应对夏季森林火灾。在新冠疫情之前，每年还有超过 10万人次游客参观——根据一位导游的说法，您可以安全地在普里皮亚季度过一到五天，具体取决于环境辐射水平。
“这是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十年在切尔诺贝利进行研究的生物学家 Kateryna Shavanova 说。“有一座列宁雕像，我们住的苏联时代的宿舍……然后在被毁坏的反应堆上方有一个新圆拱石棺，这真是不同时代的工程杰作。”
和俄军谈判
在乌克兰被入侵的前一周，部署在切尔诺贝利的乌军士兵数量翻了一番，达到 170 多人。俄罗斯人抵达后，乌克兰人都排队交出武器。与此同时，工厂控制权的谈判开始了。Geiko、Semenov 和两名乌克兰陆军指挥官代表乌克兰人；俄罗斯谈判代表包括一名将军和一名上校。Semenov注意到俄罗斯将军的脸颊因为紧张而抽搐。
Geiko 向俄军解释说，由于现场周围有许多辐射源，切尔诺贝利是一个独特的危险设施。他坚持认为他和他的乌克兰员工必须保留运营控制权。讨价还价持续了近三个小时。自始至终，Semenov都能听到窗外一支向南往基辅去的俄军车队的发动机声连绵不绝。
乌克兰人知道，工厂内的枪战可能是灾难性的：设备可能受损，重要的技术人员受伤。他们也明白，他们现在远远陷落在敌后。乌克兰军队没有机会解放他们。
Semenov提议允许俄罗斯士兵进入行政大楼和其他一些区域。“我们想尽可能地对他们关闭工厂核心部分。” 特别是，他需要让它们远离“能量楼”，这是一系列用于管理已报废反应堆的建筑物。“这是总控制中心，”他解释说，“就像你必须组织恐怖分子进入飞机驾驶舱一样。”
Semenov从孩提时代起就为他的职业生涯做好了准备
Geiko 和 Semenov 用对协议、突发事件和可怕警告的描述让俄罗斯人让步了。他们说服俄军，如果允许在作业区使用枪支，则无法保证工厂的安全。“我们实现了谈判目标。他们按照我们的规则和我们一起生活，”Semenov说。他们向俄罗斯人发放了 170 张通行证，但其中只有 15 人获准进入存放核废料的区域。走廊里躺着很多士兵，Semenov不得不跨过他们才能上厕所。
突然，Semenov想起了地下室的驴友。他下楼，打开了门。“政权发生了变化，”他宣布：“俄罗斯人占领了这个设施。”
老切尔诺贝利人
核电站安全负责人Valeriy Semenov 是个快50岁的人，身材灵活、精力充沛、爱喋喋不休，有着一张骨瘦如柴的脸，笑容灿烂。他出生在萨拉托夫市附近：“我不想说俄罗斯，因为我小时候还是苏联。” 他长大的小镇很穷；他记得当地一家商店里有“空冰箱和三个石榴，还有一头牛的骨架，骨头上没有肉”。Semenov在 13 岁时，他的父母搬到斯拉夫蒂奇担任核污染清理人。跟随他们，在18 岁时，他本人加入了清理放射性废物的工作人员队伍，算是子承父业。他的主管是Valentin Geiko，近 30 年后，他将与他的主管一起在俄罗斯占领军枪口下继续维持这歌核电站。他现在已经在切尔诺贝利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他拥有工程学和物理学学位，并曾在核电站的大多数部门任职——燃料储存、核废料管理、
Semenov从切尔诺贝利回来四天后，我在斯拉夫蒂奇见到了他。他说，从孩提时代起，作为核电站子弟，他的一生就为他在职业下的角色做好了准备。尽管他筋疲力尽，但他的故事却从他身上倾泻而出。他抓起笔和纸来画现场图：“行政大楼就在这里，你看，我的大楼——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的大楼的名字。这是秘密！- 曾在这里。” 有时他会在房间里踱步，用手势解释技术要点，用手测量距离。
我在四月与 Semenov 谈了几天。在此期间，乌克兰特勤局也在向他汇报情况。“但因为你是记者，我必须稍微过滤一下信息，”他眨了眨眼。“有些事情是国家安全问题。”
俄军初印象
Semenov回忆说，在占领的最初几天，俄罗斯人试图用他们新领到的通行证打开各种门。Semenov说他告诉他们，“如果你想看点什么，看看墙上的（辐射事故死者）照片。如果你想要一些核废料，我可以把一些放在你的口袋里！”这样吓退了不少俄国人。
有 400-500 名俄罗斯士兵驻扎在核电站和周围地区，其中包括主要来自蒙古边境布里亚特的正规部队、防暴警察和通常部署在俄国国内的俄罗斯国民警卫队。他们都没有在制服上显示徽章或等级。
驻扎在核电站核心建筑的俄军士兵表现得很克制；而那些住在外围实验室和行政大楼的俄军则放肆一些，在占领期间进行各种抢劫和破坏。他们偷走了挖掘机、林业设备、用于搬运核废料的专用车辆以及他们能找到的任何汽车。他们洗劫了实验室和办公室，拆除了服务器，并抢走了笔记本电脑、相机和投影设备。他们从招待所的房间里拿了电热水壶和闹钟，从食堂拿了餐具。占领者还在红森林周围挖了壕沟，这是一个高度污染的地区，许多放射性尘埃曾经降落在这里，靠后来几十年的层层土壤和落叶掩埋，结果被俄国人给挖了出来。
几名俄国官员来自俄罗斯国有核能公司 RosAtom。Semenov感觉他们的地位比将军还要高。他几次看到他们从现场翻箱倒柜带走一些箱子。“我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笑着说。“我认为他们正在寻找那些美国生物武器实验室证据”（俄罗斯宣传的主要内容）。
30 多岁的 Kutenko 脸宽而英俊，头发和胡须剃得很短，他告诉我，虽然核电站工作人员接受过火灾、洪水、地震和辐射泄漏方面的应急响应培训，但却没有任何关于遭受军事入侵方面的预案。
他说，很明显，俄罗斯人奉命不要骚扰工厂的员工。乌克兰人通常会避开俄罗斯人，但有时乌克兰工作人员会忍不住用俄语质问俄军：“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想在这里做什么？你为什么不回家！”俄军士兵们通常会咕哝着走开了。有时他们会说他们是来帮助乌克兰摆脱纳粹和班德拉激进分子的，或者只是说他们是奉命行事。
Semenov警告他的工作人员不要冒险跟俄军对抗，甚至不要用手机拍照。“我必须保持一切平静和稳定。我不想激怒他们。保持他们的信任非常重要。” 他认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是“保证核电站和人员的安全”。他知道工作人员对俄军占领者很生气。“有一些很难熬的时刻.....乌克兰人- 准备好做任何事情。”
俄罗斯军队原本预计他们的“特别行动”会很简短。士兵们带来的补给品很少：一个人承认他只带了一件制服，因为他认为自己正在接受演习训练。有些俄军问Semenov在哪里可以买到香烟。“他们说，'为什么这里附近没有商店？' 我说，“这是一个核污染禁区！” 有些俄军甚至不知道切尔诺贝利曾经发生过什么。”
用核辐射吓唬俄军
乌克兰人夸大了辐射的威胁，以阻碍俄罗斯加强控制的各种努力。他们会警告俄军远离某些“有问题的区域”。“这是一种厚颜无耻的欺骗，”Kutenko说，“但它奏效了。”
与此同时，乌克兰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俄罗斯人的一些自己作死的行径。比如在战争的最初几天，一队长长的车队驶向基辅，扬起大量灰尘，Kutenko的团队记录到辐射水平的升高。“它高于正常水平，但没有达到任何灾难性水平。它在安全范围内，”同事问我：“你打算告诉俄罗斯人要注意辐射吗？” Kutenko笑着说：“不。”
在家属区斯拉夫蒂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人的家属很难给他们在工厂的家人打电话。切尔诺贝利的手机信号被封锁（不清楚是谁干的），但如果你爬上发电站的屋顶，可能会收到零星的信号。与外部世界的通信在很大程度上仅剩家属区Slavutych 与核电站行政办公室的固定电话。Semenov告诉我，他试图尽可能多地传递他观察到的或者偷听到的俄军行动信息给外界。他让他的一个团队专门数南下的俄军军用车辆。另外，Kutenko 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可以拨打手机号码的固定电话。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的几名成员要求他给他们的亲戚打电话报平安。“他们的家人有不同的反应，”Kutenko说。“有些人不相信我是谁，所以会问我一些诡计问题或念出一个乌克兰语单词。有家属哭了。有家属感谢我。”
在家属区Slavutych，工厂的管理人员将他们的固定电话号码提供给这些家庭。Semenov的妻子奥尔加每天的电话都很简短。她不想用食物短缺或她自己的担忧来打扰丈夫。这对夫妇即将迎来他们的结婚 30 周年纪念日。“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么长时间，”Semenov告诉我。
俄军每天都带来新的问题。Semenov成为与俄罗斯人谈判的关键人物。他宽宏大量的举止和轻松的幽默化解了尴尬的局面。“Geiko 是头，”他说，“我是手。”
合作和协作之间的界限感觉很脆弱，很不清晰。Semenov发现自己很难同时适应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感受。俄罗斯士兵不止一次试图进入他们的指挥官承诺不允许他们进入的区域。“我必须预测俄国人情绪的任何变化。我不得不提前一两步思考。但我有一个非常哲学的观点。我和每个人都谈过了。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他不得不化解几次对抗。一天下午，俄罗斯士兵开始向空中射击，显然是想击落一架无人机，但流弹会危及设备。而在另一个场合，俄罗斯人组织了一场新闻招待会，宣传人员带着一箱箱人道主义援助抵达，在电视摄像机前分发给乌克兰工作人员。乌克兰员工拒绝接受他们。Semenov忍不住向俄罗斯记者建议：“去采访一下我们的老百姓吧，看看我们是否一直在等待你们带着善意来把我们从激进主义中解放出来？”。
占领期间的生活
员工睡在他们的办公室里。Semenov 与五位同事共用一张行军床和两个睡袋。“当然，你睡得不如在家，”Kutenko说。“我不知道是压力还是因为我们睡在长凳和椅子上不舒服。或者是因为噪音——通风风扇声音很大，显示器在闪烁和发出哔哔声。”
每天，都有工人们都去医务室看病。大多数与压力有关：抽筋、便秘、湿疹、痔疮。Kutenko被告知他的血压很高，并试图阅读一本侦探小说以分散注意力（但是不奏效）。像Semenov一样，Kutenko始终意识到要对员工的身心健康负责。“这是一个困难的时期，”他说。“但是不可能有任何错误。我们不是牛奶厂，我们是核电站。”
好在核电站里的食物足够吃几个星期。工作人员每天两次到餐厅享用罗宋汤、肉、卷心菜沙拉、荞麦和芝士蛋糕。除了新鲜面包，他们什么都有。几天后，三位厨师中的一位因筋疲力尽而倒下。被锁在地下室的四名驴友被放出来帮厨。“我不能说我们是厨子，”Kostya Karnoza 说，他是一个 20 多岁的随和的人，他不背包拍视频时，就是一名普通IT工作者。“我们其实主要是切菜和洗碗。”
偶尔他们在抽烟的时候和分开吃饭的俄罗斯士兵聊天。“他们向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北约在哪里？北约基地在哪里？班德拉分子在哪里做恶？'” Karnoza说。俄军吹嘘说，基辅将在三天内被占领。当俄罗斯的前进停滞不前时，俄军就改口说他们正在与一支由美国士兵、法国外籍兵团和犯罪分子组成的可怕军队作战，据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把监狱里的罪犯都释放出来充军。“他们问我们，‘为什么乌克兰政府不投降？他们不想要和平吗？'”有些人承认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进入乌克兰。俄罗斯人惊讶地从核电站员工人事档案中得知——许多核电站员工，包括父母辈，都出生在俄罗斯。
核电站的不少中层和高层是企业家和软件开发人员，是良好教育的新一代乌克兰人。他们发现俄罗斯人的无知和虚伪可笑（除其他外，俄罗斯人偷走了他们的 GoPro 相机、移动电源和一些内裤）。一位高管告诉我，他在切尔诺贝利遇到了一位俄罗斯警察，聊天后，俄罗斯警察感慨地说：“我真的很尊重你们这种思想自由的人！” 还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年轻的俄军士兵在读乔治·奥威尔的《1984》。
核电站风险
即使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几十年后，切尔诺贝利仍充满风险。被摧毁的反应堆内的融合核熔岩仍然不稳定。保护它的混凝土石棺被设计为最多可以使用 30 年——它现在已经35 年了，并且已经开始裂纹和破碎。它的状况不断受到监控。切尔诺贝利的研究员奥莱娜·帕雷纽克 (Olena Pareniuk) 表示，随着熔岩继续腐烂，其元素组成的变化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这不太可能但并非不可想象。
还有其他风险。大约 22,000 根反应堆使用时遗留下来的乏燃料棒仍然很热。如果它们没有正确冷却，它们可能会烧穿容器并泄漏辐射。这些棒一直保存在水下，现在正被转移到其他地方，以便更安全地储存在氦气下。到目前为止，仅转移了 12%，大部分还在那里发热。
另一个危险来自切尔诺贝利从其废弃的反应堆和乌克兰的其他四个运行中的核电站回收的放射性核废料（有点委婉的说法）。这些废物大部分储存在埋在混凝土中的金属桶中。如果桶被移动，它们可能会损坏和泄漏。这些乏燃料甚至可以用来制造脏弹
三条高压线为切尔诺贝利提供至关重要的电力。技术人员需要电力来监测和冷却核废料。如果供电不可靠，泄漏的风险就会增加。我问 Pareniuk 哪个威胁最大。她摇头：“这就像你在问，当你停止呼吸时，你身体的哪个器官最危险。”
3 月 9 日，电站停电一次。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也许它在战斗中被破坏。虽然核电站有备用发电机，但燃料只能持续 24 小时。乌克兰人告诉俄罗斯人只够 12 小时。“如果发生事故，”谢苗诺夫对一名军官说，“你要负全责！！”
努力维持电力
Vitaliy Tymofeev 是一位 60 多岁的前清理工，与液体核废料回收部门的四位同事一起值班。他们在一栋没有窗户的建筑物中工作，将放射性水与水泥混合并在钢桶中硬化。他告诉我，最危险的部分是清洁混凝土搅拌机。
俄罗斯人占领工厂的那一天，一批 16 桶混凝土废料已准备好运走。停电时，冷却核废料的通风系统停止工作。花了三天时间才弄清楚如何将它连接到发电机上。在此期间，辐射水平可能上升了——但无法确定超标多少，因为四个星期后，乌克兰人用于测量辐射水平的设备因为无法定期更换，而过期不准了。
电工被派去修理线路。禁区外的区域交通不便，一路上需要穿过多个俄军和乌军的检查站；还发生了零星的枪击。俄罗斯士兵和乌克兰电工之间存在误解。电工首先拒绝了俄罗斯军队的护送，然后又要求俄军提供护送。多次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但很难找到和抵达损坏的地方；也不知道是一处故障还是好几处。在停电的第三天午餐时间左右，电力终于恢复了两个半小时。乌克兰电视台宣布该工厂重新上线仅但 15 分钟后，电力再次断电。
工作人员必须优先考虑应急能源的供应优先级：关闭电加热器和其他设备。Kutenko 的团队穿着他们的派克大衣睡觉。“我们运气不好，当时很冷，晚上零下8度，”他说。工作大衣“很臭，因为我们工作很辛苦，流着汗”，热水淋浴被认为是一种浪费的奢侈品可望而不可及。
饥饿的发电机需要几乎不断的补充燃料——白天每三个小时一次，晚上每五个小时一次。俄军带来了柴油油罐车，但他们的加油枪喷嘴太宽，无法装入发电机，因此燃料必须倒入 200 升油桶中，然后才能转移。“我们用手抽它，这有助于我们热身，累的要死”Kutenko说。
切尔诺贝利工人家属居住的斯拉夫蒂奇也没有电力。但这是一个工程师小镇，难不倒他们，他们很快就改造了一个旧加油站，为小镇提供了暖气。电缆被连接到博物馆屋顶的太阳能电池板上，这样人们至少可以给手机充电并连接到互联网。当地人在他们的花园里砍柴和做砖烧烤。“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所有的人都团结了起来，我们成了一家人，”该镇的东正教牧师Ioan 神父告诉我。
每一辆能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运输燃料的油罐车都被俄军改道，或者停留在基辅附近无法靠近。最后，俄罗斯人的耐心逐渐消退。一位将军宣称切尔诺贝利从俄军那里抽取了过多的燃料，并告诉 Geiko，核电站必须自己连接到白俄罗斯的电网。Geiko意识到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耻辱，但别无选择——不这样做的危险太大了。他坚持一个条件：如果切尔诺贝利从白俄罗斯获得电力，没那么斯拉夫蒂奇家属小镇也必须一起解决。
撤退前夕
俄军对基辅的攻势受挫的消息逐步传回给驻扎在切尔诺贝利的俄军。几个士兵想看电视新闻。虽然他们听不懂乌克兰语，但可以看到被烧毁的V符号坦克和俄军“小绿人”尸体的镜头，这足以说明一切了。一些俄军低声说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切尔诺贝利做什么？
甚至他们的指挥官也表示怀疑。有一次，Semenov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一架俄罗斯轰炸机飞过头顶。他朝它挥舞着拳头，喊道：“Pederasti！” （“基佬！”）。附近的俄军士兵问他为什么大喊大叫。Semenov 忿忿地回答：“你以为它们是来空投糖果和饼干么？” 。结果旁边一位俄罗斯军官也坦言：“我也不喜欢这些妓女。”
两周后，切尔诺贝利的部队被命令往南向基辅开拔。俄军在离开的前一天晚上都喝醉了。一些人抱怨说，他们此去“必死无疑”。然后另一波俄军抵达核电站接访，这股俄军其实是在基辅附近战斗中撤下来的俄军某海军陆战营残部，他们的车辆的一些轮胎被打成碎片，以至于Semenov很惊讶他们是怎么把车开到这里的。一抵达核电站，这批俄军就四散倒在草地上，筋疲力尽的样子。一位俄军军官警告Semenov不要让他的员工们试图对抗挑衅他们，因为他们刚刚失去了太多的同志，心情很不好。
占领三周后，Semenov去寻找一堆饼干和糖果，遇到了一个叫Tikhomirov的俄军军官，他喝醉了。他转动左轮手枪的弹巢，然后把枪口对准Semenov，扣动了扳机。有一个咔哒声，但没有砰的一声。Semenov吓得半死，在这件事后尽量避开这个军官，但在事后回忆这个故事时笑了：首先是因为这个俄罗斯人其实是在玩俄罗斯轮盘赌；其次，这个俄军军官的名字 Tikhomirov 翻译过来时“安静的和平”的意思。
终于可以换班了
3 月 20 日，在占领了 25 天后，俄罗斯人允许将切尔诺贝利的大多数乌克兰工作人员轮调出去，换另一波人来接班（Semenov留下来，因为能接他岗位的高管要么被围困在切尔尼戈夫，要么家里有小孩，要么已经加入了乌军国土防御营）。而Kutenko说：“我很高兴离开，”。因为第聂伯河上的桥已经被摧毁，工人不得不做轮渡过去。一些在轮渡上工作的乌克兰水手将这项任务视为与侵略者合作，拒绝参与。
核电站领导们是第一批去探路到家属区斯拉夫蒂奇的人。当他们在河岸等轮渡时，一名俄罗斯军官开始回忆和赞美苏联时代，那时候没有俄罗斯或乌克兰之分，而美国人总是带来战争，而俄罗斯人带来和平！“他开着一辆从乌军国民警卫队抢来的福特皮卡，”科斯蒂亚说。“就在他说出‘和平’这个词的那一刻，一大群俄罗斯导弹从头顶上飞了过去，朝着切尔尼戈夫的方向飞去。”
Kutenko终于抵达斯拉夫蒂奇时，已经快到午夜了。路灯熄灭，窗户昏暗。在过去的几周里，Kutenko 留了胡子。他最小的儿子，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不认识他。“他躲在妈妈身后。好像有什么奇怪的家伙出现了一样。”
俄军进军家属小镇
然而随着工人们回到家属小镇，俄罗斯人也紧随其后向斯拉夫蒂奇小镇靠拢。3 月 22 日，俄罗斯军队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该镇在第二天下午 3 点之前投降。在战争的第一周，该镇 46 岁的市长尤里·福米切夫（Yuri Fomichev）组建了一个镇上的国土防御营，用 150 名志愿者加上 50 名当地警察——“基本上是我们拥有的步枪数量”。但斯拉夫蒂奇小镇没有重型武器，也没有获得乌军增援的希望。
3 月 23 日，俄罗斯人试探性地推进，在通往斯拉夫蒂奇的道路上最外面的检查站打了几枪。第二天，“进攻真正开始了”，Fomichev 说。两个乌军检查站都被摧毁，造成至少三人死亡。身处一线的市长Fomichev 本人被俄罗斯士兵抓获，他觉得这些士兵异常恭顺。有人请他自拍。“我的双手被绑着，他用枪指着我，”他回忆道，“但他似乎仍然尊重我的权威，因为我是市长。”
当 Fomichev 被审讯时，俄罗斯人通过无人机拍摄到Slavutych小镇的居民正在举行抗议活动。市长Fomichev 建议他可以帮助平息事态。当时小镇聚集了五千人，其中有四名无法离开小镇的高管。人群展开一面巨大的乌克兰国旗并高呼：“对占领者说不！” 大约50名俄罗斯士兵站在装甲车和坦克前，向空中发射催泪瓦斯和子弹以驱散人群。
小镇的艾恩神父拿起他高大的游行十字架加入了抗议。他告诉我，他刚刚领受了圣餐，“我不怕死”。他跑向俄罗斯士兵，对他们大喊“摘掉你们身上的十字架，因为没有一个基督徒会向平民开火！”
最终，市长Fomichev 说服人群撤退到主广场。他们的服从似乎平息了俄罗斯人的愤怒。在部队搜查了该镇以寻找乌克兰士兵后，他们同意撤退到附近的一个加油站，在那里他们抽走燃料并洗劫了售货亭。他们第二天就离开了。
当斯拉夫蒂奇小镇发生战斗的消息传到切尔诺贝利时，Semenov和Geiko威胁要停止与俄罗斯人合作，除非袭击停止。一位俄罗斯将军越来越地不耐烦地否认他们的任何部队在试图向该镇推近。Semenov与将军的关系此前一直很融洽。现在它恶化了。但他并不后悔。“这是我们试图帮助 Slavutych 的唯一方法。”
终于走了
不久，面对乌克兰在基辅周边的反击，俄罗斯军队于3月31日开始撤退到白俄罗斯边境。他们把切尔诺贝利的乌军国民警卫队当作战俘带走。当他们撤退时，他们车辆的轮胎将放射性尘埃卷入空中（他们的离开使那四个驴友也终于可以回到第聂伯罗的家）。在最后一批俄罗斯人于 4 月 2 日离开切尔诺贝利后，乌克兰人将他们的旗帜重新挂在主旗杆上。旗子是Semenov在一个密室发现的旧国旗，破烂不堪：他洗了旗子，修好了旗子，然后把它举到了他的楼外。
切尔诺贝利的工作人员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们需要从头开始重建整个禁区内的辐射监测系统。俄罗斯雷区的范围仍然未知。路边已经出现了被炸死炸伤的动物。消防员今年夏天将无法应对森林大火，因为他们害怕踩到地雷。
Semenov在切尔诺贝利又呆了一个星期，以监督新的工作人员接班。在当时拍摄的一张照片中，他憔悴而灰白，留着邋遢的胡须。四天后我见到他时，他告诉我他无法集中注意力，而且头疼得厉害。“这就像从一个漫长而糟糕的梦境中走出来一样。在情感上，我仍然觉得自己在那里。就像我必须去某个地方做点什么。”
我问他那段磨难中最糟糕的时刻是什么时候。他告诉我这是在俄罗斯人撤退之后发生的。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佩戴了一枚纪念事故发生 30 周年的勋章。然而，几天前，斯拉夫蒂奇（Slavutych）小镇的某个人把它从胸前扯下来，说他不配。“在我看来，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公平的，”Semenov说，“他没有权利。”
4 月 26 日，切尔诺贝利灾难周年纪念日，Semenov给我发了另一张照片，他自豪地拿着另一枚蓝黄色缎带勋章：勇气勋章，该勋章是因他在占领发电厂期间的贡献而获得的。该引文由泽连斯基总统签署。■
Wendell Steavenson报道了后苏联时期的格鲁吉亚、伊拉克战争和埃及革命。您可以在此处阅读她以前从乌克兰为1843 杂志发送的消息，以及我们的其他报道。Marta Rodionova曾担任电视记者和创意制作人
作者：Wendell Steavenson和Marta Rodionova
摄影：lam duc hien / agence vu、stas paniuta、anton yuhimenko
原文：https://www.economist.com/1843/2022/05/10/the-inside-story-of-chernobyl-during-the-russian-occup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