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红玫瑰哇哇大哭

 

前几天，上海解封后，有些地区又封了，“红玫瑰美容院”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这家美容院的16名员工中，有3名阳性，于是马上开始排查密切接触者，排查到近500人。红玫瑰自然被勒令停止营业，周围的一些小区重新被封，密接者也被管控起来。

 

网上的搞笑段子是，一车老克拉，坐在被送往管控区的大巴上，对比哪位“托尼老师的头势”做得最赞。

 

“托尼老师”大家懂的吧？以前上海一级剃头师傅（后来改为比较好听的“理发师”）都是扬州师傅。改革开放后，二三十年以前，突然从南方来了不少“美发师”小哥，名字都是“阿健”、“阿康”、“阿俊”之类的。当更年轻一茬的小哥出现在上海，都成了“托尼”、“山姆”、“亚历山大”了，他们自己的头发五颜六色，七长八短，引人注目。这几年到处盛行“老师”，于是乎，理发小哥都成老师了。

 

我离开上海的时候，还不时兴“发廊、理发厅、美容院”，理发店就是理发店，小哥也尚未抵达，红玫瑰基本是扬州师傅的天下，外加一两名“小青工”，我们去理发烫发，都是指定要老师傅的，宁愿多排几个小时的队。 

 

我第一次去红玫瑰，才几个月大，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理发，带我去“剃胎发”，也就是剃个光头，说是有助毛发生长。那时还没有电动推子，靠老师傅拿把锋利的刀刮头皮。首次光临红玫瑰的经历，我毫无印象，后来听我妈提起，我在店里哇哇大哭，剃头师傅说我声音宏亮。 

 

红玫瑰理发店当时在“淮海大楼”的下边，只有一开间的门面。淮海大楼已有90年的历史，坐落在淮海中路和常熟路的转角。红玫瑰开在常熟路上，旁边有一条弄堂，供淮海大楼的汽车出入。弄堂里有汽车间，还有当时十分罕见的网球场。我记事后，上海的车间几乎都不停车了，车间的大门被拆除了，用砖砌起来，留下一扇小门和一扇窗，成了居民住房。 

 

我家离红玫瑰很近，每天上学都会经过红玫瑰。虽然只有一开间的门面，店堂很深，靠门口有几个凳子，坐着等候的人，里边两排理发椅，老式的，相当笨重占地方，最里边是洗头区。跟旁边的照相馆药房相比，红玫瑰是最热闹的，人来人往，里边嘻嘻哈哈，飘出痱子粉花露水和肥皂水的香味。那时大家用香皂或药水肥皂洗头，还没有“香波”一说，但是红玫瑰用的是粉红色的“肥皂水”。 

 

小时候，我基本是在母亲单位的理发室理发，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妈妈给我五毛钱，让我去红玫瑰理发。红玫瑰洗剪吹要五毛钱，客人需要的话，还做简单的按摩，揉揉肩拍拍背之类的。如果去小马路上的小理发店，三毛钱就够了。 

 

当然，那些小店跟红玫瑰是无法相比的，红玫瑰不分白天黑夜开着亮灿灿的日光灯，水磨石的地面光滑铮亮，店堂明亮宽敞。店里一色精瘦的扬州师傅，个个能说会道，小分头纹丝不乱，上身套着白色工作服，上口袋里插着窄窄的木梳。小店，就很难说了，从外面望进去，昏暗一团，剃头师傅也是五花八门，衣服穿得随便邋遢。 

 

我拿了五毛钱，进了红玫瑰，扬州师傅说：小妹妹剪个削头很好看的。削头可是引领六十年代的新发型，就是所谓的“运动头”，不再是只用剪刀剪，而是用刀削发，更有层次感，发型也不是前后一般齐了，前短后长。扬州师傅手脚麻利，稀里哗啦削掉我的头发，洗完吹完，把理发椅转了几圈，得意地问我：好看吧？ 

 

我一看，耳朵边特别短，后边像个鸭屁股（当时有人把削头叫“鸭屁股头”），这还了得？我哭了：你赔，你赔。扬州师傅一愣，突然笑起来。他一笑，我更气了：我不要削头，你赔。店堂里其他顾客和理发师都哈哈大笑，我不知如何才好，只能继续哭。这时候，来了另一位老师傅，佯装把扬州师傅骂了几句，帮我把鸭屁股修平了一些，连哄带骗，把我这小土包子送出了红玫瑰。 

 

那个年代，比较时尚的人被说成“有点飞”，太奇装异服的就成“阿飞”了。我这个鸭屁股头绝对是太飞了。幸亏是暑假，躲在家里，秋天开学再剪短，鸭屁股基本不存在了。 

 

文革虽然还没开始，社会上已经开始大力宣传“艰苦朴素”，我们班有不少南下干部的子女，继承了农村本色，衣着随便，女孩子都扎辫子，不进理发店的。我不敢告诉同学我去红玫瑰剪头发，因为在有些同学眼里，去红玫瑰做头发的都是阿飞流氓。那时候有个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里边的国民党特务都是菊花头、飞机头、大包头、长波浪、大分头。而从红玫瑰出来的顾客，基本也都是这些发型。 

 

再去红玫瑰理发已经是文革后了，那时候上海人厌倦了单调古板的衣饰发型，又开始注意香港的时尚，红玫瑰生意红火异常。有顾客带着香港画报去店里，要师傅按图像剪。更多的女人是去烫头发的，烫头发很费时间，刚开始没有化学冷烫，只有电烫，修剪完头发后，把湿头发绕在卷发筒上，坐在电热头罩下烘干，一坐一小时，最后再由理发师傅用电吹风上下左右吹半天定型。烫个头起码要半天，红玫瑰外头排起了长队。 

 

等我从美国再回到上海，红玫瑰搬家了，搬到了淮海中路“愉园”的旁边。后来改名美容院，据说是大上海仅剩的“国营理发店”。所有的国营店都倒闭了，唯有红玫瑰一枝独秀。上海老克拉老阿飞对红玫瑰念念不忘，难怪上海一解封，不少人第一时间去红玫瑰“做头势”（理发）。 

 

虽然我记忆中的红玫瑰已不复存在，但听说红玫瑰的现任店长是一位扬州师傅，仅仅为此，我希望红玫瑰能安然度过清查的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