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陈寅恪说“屈服日本乃上策”

内容涵盖:传统经学为主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商周金文为主的古文字学研究、宗教史和制度史为主的商周史研究、版本学和校勘学为主的古典文献研究、京都学派为主的海外汉学研究、古代神话和诗论为主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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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履历和学术成就被严重造假和造神中的陈寅恪12

京都静源教授、文学博士

 

十一、抗战前陈寅恪说“屈服日本乃上策”

    

作为历史学家的陈寅恪先生,他对现实一直有着浓厚的关注兴趣。尤其是对于日本。他先后两次旅日,而后又长期阅读日文学术期刊,他对日本的依赖和感情可以略见一斑。那么,七•七事变之后,在全国人民磨刀举旗、准备杀敌决战的时刻,陈寅恪先生对日本侵华行为是什么态度呢?我们借助于他的好友吴宓先生对他的真实记载,可以得知,见《吴宓日记•1937年7月14日》陈寅恪先生居然主张:“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这就是那个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两次跑到日本以“家族滞在”的签证去“留学”、去“东游”、去“附焉”——他的老爹陈三立先生据他自己说是为了抗日绝食忧愤而亡的陈寅恪先生,作为中国知识精英居然却提出如此观点!

为此,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旷新年先生在《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一文中十分不满地感叹和无奈的洗地。请问,华北地区我军抗日行动壮烈而英勇,可歌可泣!哪里有一丝一毫的怯懦和投降?作为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为何如此污蔑华北地区的抗日热情和抗日成果?为何如此歪曲当时国民政府的抗日部署?

我们再看看吴宓先生对他的另外一次记录,再见《吴宓日记•1937年7月21日》在这里他再次主张:“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可见,对日主和的投降主义就是这个著名史学大师的基本国策了!既然如此,那么他的诗歌中对大汉奸汪精卫的同情和暧昧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陈氏如此的汉奸卖国观点,居然可以逃脱国民政府的除奸运动,实在当要万分感谢他的好友吴宓没有出卖他。不然的话,还真不知道他能否活到抗战胜利呢?!更要感谢他建国后躲过了镇压反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等诸多政治大清洗运动,“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和双目失明的现状挽救了他免于被更深入的审查和揭露!否则,我们实在很难想象一个身体健康又有如此丧权辱国观点的臭老九,怎么可能会可以逃脱历次严酷政治运动下进行的历史审查?!

在大敌当前之时,陈寅恪先生居然发出了这样的丧失历史学家国格和人格的观点,实在让我们感到痛心!当然,我们更痛心和震惊现代某些人不分青红皂白、丝毫没有任何政治气节的“漂白”和解释!大量陈粉们,集体失声!装聋作哑!!而以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对陈寅恪的身心伤害为中心的《陈寅恪最后的20年》一书居然对这一重大问题视而不见……这里,没有任何人“欲安置先生”,更没有任何日军拿枪逼迫他必须这么说必须就范,完全是他自己内心世界的一次意外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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