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我不知道Stan去哪里了，我们的人生中总有一些这样的人，横空出世又不知所踪。

Stan是我的病友，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公立医院住院是免费的，缺点是男女混住。也可能是疫情期间能住院已经很幸运了，大家都是从急诊转进去的，我还因为没有床位在急诊室等了一夜，性命攸关，哪里顾得上挑三拣四。

只有一次住院病友都是女的，那是以前生孩子的时候。

还有一次没有病友，那是今年初在病情严重的情况下又确诊covid，被送进了医院新冠隔离病区的单人病房，在一本圣经的陪伴下住了快一个月。隔壁的病友们都是上着呼吸机的，病房和走廊的窗户都是密封的，那次的经验也是刻骨铭心。

所以我是在我又一次住院时认识了Stan，我想记下Stan的故事是因为没有人会记得他。谁会记住一个流浪汉呢？哪怕他彬彬有礼，人畜无害，金发碧眼。医院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病人，我们每个人都像流水一样，来了又去了，一样会被忘记。

这次的病房紧挨着我第一次住院的病房，床的位置都一模一样，一进门的右手，紧挨着卫生间，我去的时候里面有Ryan，Stan 和 Ann。晚饭时我得到一份鱼配蔬菜，菜单上的签名是George，备注是不要红肉。我喜欢吃水产的东西，自然高高兴兴地吃了那份属于George的晚饭。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前一天还睡在这个床上的George是出院了还是离世了，只有上帝知道。

Ann是女的，从性别上来说我不孤独了。而Ryan第一眼看到我就打招呼，我回应了，他说：“ 你不记得我吗？我在一楼的输液中心见过你。”

在这个医院，除了住院部，血液化验科，小教堂，输液中心MIU ( Medical Infusion Unit ）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多到和里面的护士都成了朋友。而我的血浆置换治疗曾经把那里的医生护士搞得疯掉，医院不得不在我的胸前做了一个深静脉埋管，埋管给我带来心脏里的血块和严重的血液感染，除了天天要打针吃药清除凝血块，那次的血液感染还差点要了我的命。埋管又改在手臂上，再次感染，再换一个手臂，至今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我是输液中心的常客，不住院的时候我的血液透析，化疗，生物治疗，免疫治疗都在那里，所以Ryan说他在那里见过我，一点都不奇怪。

太多的复诊，治疗，检查，让我把医院的大小科室摸得清清楚楚，餐厅，咖啡厅在哪里，做MRI，CT scan，X-ray在哪里，查血查尿在哪里，医院小教堂，图书馆在哪里，我都了如指掌。连地下一层我都去过，那是一个巨大的迷宫，所有的医疗设备都存放在那里，光线暗淡的迷宫里有一个Day Treatment，我的骨髓穿刺就是在那里做的，还在那里遇到Alan，我的护士，他为我祷告，陪我一起流泪，我出院后又邀请我去了他的教会，认识了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不能再好的人。病中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个人。

比如遇到Stan，他的床就在我的旁边，隔着蓝色的帘子，可以清清楚楚听到他的电视的声音，他看非常吵闹的电视节目。住了几天下来，发现他从来不关电视，睡觉也不关床头灯，因为厉害的镇痛药，他时刻都在昏睡，我能听到的除了鼾声就是电视声。现在想来，他是多么没有安全感，要像孩子一样要开着电视开着灯才能睡觉。

Stan从不避讳自己在街上流浪的经历，或者他觉得卖惨更容易获得同情和关注，他告诉我们露宿街头的时候会挨打。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却未必个个都是弱势和善类，有时候睡着了还被人踢醒，我和Ann问为什么？他一脸无辜地说我也不知道啊。看他又苍白又羸弱的样子，我也不能想象他可以奋起反抗。

Stan 是希腊移民，母亲温柔善良，父亲酗酒暴力，一言不合就对他和母亲拳脚相向，所以他很早就离开了家。工作，结婚，生子，前半生的轨迹和每个人一样，转折是在孩子五岁的时候。有天回家的途中他的儿子和妻子一同遭遇了车祸，母子当场就走了，他无力接受这样的打击，一蹶不振，除了终日以泪洗面，就是酗酒，试图用酒精麻醉自己。他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一个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里面也有一个因为自己的过失而失去孩子，永远无法原谅自己，选择和悲伤共度一生的男人。Stan同样无法和命运和解，他选择沉沦，像自己的父亲一样酗酒，终于失业，失去了体面的生活，流落街头。他说自己经常去墓园看他的儿子，我也不知道他是多少次给别人重复这段悲伤的往事，当他说到：”他才五岁啊。“  我已经泣不成声。我是怜子的母亲，哪里听得这样的故事，他看我哭，内疚地给我道歉。其实一个流浪汉嘴里的故事能有多少真实性呢？我为什么要相信他？可我还是选择了相信，我愿意相信别人，也或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愿意触碰的往事，表面光鲜亮丽其实支离破碎的人生，我不过是在他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

很遗憾我的故事无一不是悲伤的，沉重的，不能鼓舞人心又无法取悦读者的，然而它们又都是真实的。都说文学艺术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其实活到这个年纪，哪里见过高于生活的文学艺术呢？我更想说生活本身远远比任何文学艺术作品都深刻，复杂，丰富和精彩，现在因为疫情，又多了一个词：魔幻。

Stan每天几乎不怎么吃饭，每次从昏睡中醒来，他就像孩子一样眼巴巴地盼着餐后的冰淇淋。病房可以点餐，还花样繁多，但他点的最多的是三明治和冰淇淋，但厨房经常送错，他得不到冰淇淋的时候就像孩子一样沮丧。有时候是昏睡得太久，等他起来的时候冰淇淋已经化了。我干脆下楼去餐厅给他买小杯的冰淇淋，那么简单就能让他高兴，为什么不呢？他是知恩图报的人，他也去楼下医院小超市给我和Ann一人买了一瓶味道奇怪的香水，我一直没用，现在还在。

Ann比我们年长，她曾经有一个牡丹花农场，还去过中国牡丹花的故乡洛阳。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流行过一阵花语，不同月份的人有代表自己月份的花，我是十月出生的，我的花就是牡丹。我们的病情相似，又都是女人，所以有很多共同语言。她最先出院，她离开不是因为病愈，只是因为床位紧张，紧张到一年的手术几乎全部推后。其实那时她已经全身浮肿，回去后也很可能再被送回来。她走前悄悄给我留下了电话，我们后来发过短信打过电话，她每次也关切地问Stan好不好。可当Stan一觉醒来发现Ann已经不辞而别，只给我却没有给他留下任何联系方式时，很是受伤。

Ryan也出院了，他是淋巴癌，还要继续化疗，我们今后又可以在一楼的输液中心再见了。病房里又来了新病人，一个叫Sean一个叫Andrew。Sean是脑瘤，一个幼童的父亲，妻子又怀孕了，他在大学里工作，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几乎没有存在感。Andrew牛高马大，凶神恶煞，满手臂的纹身，说他像怒目金刚都是好听的，他凶悍，粗鲁，对，他更像一个黑社会，一开口就是脏话。对医生护士不满意，FFF，对医院的伙食不满意，FFF，对自己的病痛不满意，FFF。本来彬彬有礼的Stan好像变了一个人，他和Andrew一见如故，热烈的交谈后得知Stan曾经在Andrew家那个街区流浪过很久，挨过打，受过冻。遇到Andrew就像他乡遇了故知，他突然有了精神，两人每天在病房里聊得热火朝天，这还不够，每天晚饭后还一人一张轮椅，结伴坐电梯下去医院大门口抽烟。那个画面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两个高大的男人好像虎落平阳，把自己套在从背后系带子的宽大的白色病号服里，委身于轮椅，一路骂骂咧咧地在走廊上出现。每天这个时候都是我在走廊尽头给国内的母亲打电话的时候，跑到走廊尽头是不想打搅其他病友，也不想让母亲听到病区里此起彼伏呼唤护士的铃声，免得她问，免得她担心，我病了这么久从来没有告诉母亲，Stan和Andrew知道，他们路过我会招手，说：“Say Hello to Mum. ” 他们也约我下楼一起抽烟。

此时是墨尔本封城期间，亲朋好友是不能探视的，我们好像住在诺亚方舟里，里面是自身难保，外面是洪水滔天，好像Stan说的：“We are in the same boat.”  风雨飘摇的世界里，我们是同命相连的难友，只等外面洪水退去，鸽子衔回橄榄枝，我们就可以出去重新建造新天新地了。

洪水还没有退去Stan就先离开了，他有一个大手术要做，被转到了我们医院的分院，临走前说好了要保持联系，怎么联系呢？他是没有手机的，我犹豫得很，给其他病友可以毫不犹豫地写下自己的电话和地址，可他毕竟是一个我不了解的流浪汉。我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善良，可我又怕事后良心不安，怕他像上次那样被Ann伤害，他是敏感而脆弱的，善变的，被命运压垮的，垮到毫无价值的，可是谁有资格评价他呢？我最不喜欢那句著名的心灵鸡汤："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我们哪里是英雄呢？我们不如勇敢地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人类，我们只想听神说旧事已过，如今你是新造的人。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听祂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们就是软弱的人类，我们做不到假装热爱生活，我们需要时刻被提醒：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我们也做不到爱人如己。

我还是给他留了自己的电话和地址，我和Andrew过后也试着给他去的医院打了电话，却再也没有找到他。过了这么久，他从来没有打过我的电话，或者像我担心的那样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记得他在医院的时候每天都有社工过来看他，他们陪他一起找房子，community house，政府的廉租房。他去看了几个，居然一个都不满意。不是房子太旧，就是太远，有的又是合租的人不顺眼。他每次都沐浴更衣，兴冲冲地去，又嘟嘟囔囔地回到病房，看样子是恨不得一辈子不出院才好。我们一开始是祝他好运，后来是劝他耐心。没有人知道他最真实的想法。记得我看过一篇报道说，有些无家可归的人始终拒绝被收容，露宿街头才是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我不信，人类的共性不是趋乐避苦吗？谁会放弃冬暖夏凉的房子选择挨饿受冻露宿街头呢？我自以为洞悉人性，其实不然，我甚至不了解自己，只有上帝才是明察秋毫的。

Stan不知道去了哪里，病房又来了新人，生活继续。这里就好像一个驿站，我们因为病情相聚，然后又各奔东西。我还记得Stan走后我和Andrew在走廊尽头聊天，他说起他的生活，家中的老婆孩子，在温暖的昆士兰州的度假屋。成了熟人以后他不再面目可憎，他笑起来还有酒窝，说完他摇着轮椅坐电梯下楼抽烟，我给母亲打完电话回了房间。

然后我先出院，出院后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也再没有找到Stan，只是在街上看到流浪汉时会情不自禁地多看几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