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很看重《寻乌调查》，他说，“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他时常念及之前的七个调查，即：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调查。这些调查全部遗失。
寻乌调查是一九三○年五月做的。以开调查会的形式进行，会议开了十多天，毛自己主持会议和记录。参加者有， 寻乌党的书记古柏，郭友梅，范大明，赵镜清， 刘亮凡，这五人经常到会，此外李大顺，刘茂哉，刘星五，钟步嬴，陈倬云，郭清如，共十一人。
毛在调查报告中说，小地主中的破落户是革命派。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的户数之比为： 1.0 : 8.9 : 66.7; 小地主占地主总数87.1%；小地主中的革命派 —— 破落户及困难借债户，约占地主总数的30%（按照寻乌调查数据计算得出，p37；与毛自己所说的22.4% + 8.64% 吻合）。毛指出，这些革命派小地主很有革命的热情，1928年3月25日，寻邬县共产党组织领导发动农民起义，宣布成立寻邬革命委员会，就是有这些小地主革命者领导的，还杀了一个电报局长。“如死去了的斗争领导者潘丽(共产党县委书记)、刘维炉(三二五暴动时革委会主席)、刘维锷(共产党区委委员)等，现在的斗争领导者古柏(共产党县委书记)、钟锡□(红军营长)、黄余贵(共产党区委书记)等等，以及没有参加合作社后头参加革命的，如梅汝黄(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等，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 他们有文化，有能力，有威信，可以挑头造反。
从寻乌调查看，当时（1930年）朱毛的红四军在寻乌地区的土地改革，对中小地主很温和，只要不反抗，就只是平分土地，废除债务而已，房产和财产都不在共产平分之列。毛泽东对此并无异议，毛在调查中关心的是平分土地的具体实施方法。这可能是他后来被中央斥责为富农路线的缘由。从1927-1937，10年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共对地主富农的打击政策变换不定，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差别极大，此处不予讨论。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受到贫困农民的欢迎和支持，也为地主接受。各根据地的军政官员接受地主乡绅的邀请，与地主乡绅一起吃吃喝喝很常见。事实证明，毛泽东制定的抗战时期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得以发展壮大的因素之一。
抗战胜利后，毛早已牢牢掌握了中共决策大权，中共又开始推行严厉血腥的土改政策，从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变为严厉打击地主富农，不仅土地，而且房产浮财全部共产平分，召开大会斗争打杀地主，比1930年红军在寻乌的土改政策无情得多，充满了血腥气，完全不顾公义，完全忘记了他自己在寻乌调查中说过的很有革命热情，占地主总数约30%的革命派小地主。在1949年取得政权之后，毛泽东仍然刻意推行残酷无情的土改政策。例如嫌广东土改杀人不多，不够激烈，而派遣陶铸去广东，撤换方方。
毛泽东为何如此？觉得除了借土改以获取贫困农民的支持；宣示新政权敢杀敢干，绝不手软，让人顺服；以及逼平民百姓手上沾血，交投名状入伙；猜测还有彻底铲除乡村士绅阶层的意图。乡村士绅，几乎都是地主。寻乌调查中说，农村地区的各项公益事业和公益活动大多由地主士绅出头承办，比如寻乌地区的修桥，修路，敬拜神明，宗族活动等，多由地主士绅主持。这反映了士绅阶层在农村受人尊敬，有公信力，号召力，和组织力。消灭了士绅阶层，就基本消灭了可以挑头造反的人，减少在农村发生类似1928年寻乌三二五暴动的事件。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的血腥土改对维护其统治，十分成功。1953年春，土地改革刚结束，即从1953年12月开始实施统购统销，毛泽东政府历时20多年对中国农民的压榨剥削，即便大量饿死人的3年大饥荒时期，也几乎没有激起任何有组织的农民反抗。通过一系列乡村和小县城的社会调查，毛泽东清楚了解中国主体社会——农村的情况，把握了各阶层民众的心理，看到了蕴藏在农民中的力量，最终组织和利用这个力量，造反成功。毛主席如此看重的《寻乌调查》，却没有收入公开发行的毛选四卷，自有其用意。
参见：毛泽东 《寻乌调查》，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6169987/
附，《寻乌调查》节录及页数：
P37，
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 百分之零点零四五， 0.045%
中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下二百石以上的) 百分之零点四 ，0.4%
小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下的) 百分之三， 3%
破落户 百分之一
新发户 百分之二
……
富农(有余钱剩米放债的) 百分之四
中农(够食不欠债的) 百分之一十八点二五五
贫农(不够食欠债的) 百分之七十
手工工人(各种工匠，船夫，专门脚夫) 百分之三
游民(无业的) 百分之一
雇农(长工及专门做零工的) 百分之零点三
P47，
上面所说的小地主，不是说小地主的全部，只是说他们的一部分。普通所讲的小地主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从所谓老税户传下来的，这一部分的来源多半是由大中地主的家产分拆，所谓“大份分小份”，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许多小地主。这部分的人数在整个地主阶级中占百分之三十二。依他们的经济地位又有三种分别：一是年有多余的，人数占地主阶级总数百分之零点九六，他们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平民合作社派中的刘鸿翔、赖世芳、刘瑞标就属于这个阶层。他们都是合作社社员，三二五暴动中以及失败后，就陆续表现反革命了。二是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著悲惨的前途的。这一部分人数很多，占地主阶级全数百分之二十二点四。他们很有革命的热情，寻乌平民合作社派人物的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阶层。如死去了的斗争领导者潘丽(共产党县委书记)、刘维炉(三二五暴动时革委会主席)、刘维锷(共产党区委委员)等，现在的斗争领导者古柏(共产党县委书记)、钟锡□(红军营长)、黄余贵(共产党区委书记)等等，以及没有参加合作社后头参加革命的，如梅汝黄(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等，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三是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一部分占地主全部百分之八点六四，他们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参加现在寻乌的实际斗争。以上说所谓老税户破落下来的小地主，它的第二、第三部分一般说都是参加革命的。以合作社社员来说，有三十个中学生，一百个高小学生或小学教员，都是过去或现在参加革命的，都属于这两部分破落的小地主阶层，尤以第二部分为特别多。
评论：毛泽东早就知道地主中有很多革命派，他本人就是工商地富出身。
P49，
因此，土地斗争一发展到群众的行动，便有大批的贫农唤著“平田”和“彻底废债”的口号，就是对付这种富农的。共产党如要阻止贫农的行动，那末贫农就非恨共产党不可了。因此可知，不但打倒半地主性的富农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平富裕自耕农的田，废富裕自耕农的债，分富裕自耕农的谷，也是没有疑义的。必须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这是农村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只有富农路线的机会主义者，才会站在这个策略的反对方面。
评论：打击富裕中农的想法是为了笼络贫农，夺取政权，不考虑公义。后来幸未实行。
P64，
(九)寻乌的文化
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女子识字的不过三百人。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南半县文化因交通与广东的影响比北半县更加发达。依全县人口说，约计如下：
不识字 百分之六十
识字 百分之四十
识字二百 百分之二十
能记账 百分之十五
能看三国 百分之五
能写信 百分之三点五
能做文章 百分之一
初小学生 百分之五(五千人)
高小学生 百分之八(八千人)
中学生 五百人
大学生 三十人
出洋学生 六人
秀才 四百人
举人 一人
(上列的百分数是每一项对于人口总数的比例。)
……
全县经常有高小十三个，最盛时期(三二五暴动前中国大革命前后文化运动高潮时期)有十八个。普通每校有一百学生。前清光绪末年办起到最近，最老的有二十多年历史，共有学生一万左右，一万人中已经死掉了二千左右。高小学生大部分是小地主子弟，大地主与富农子弟各占小部分。
评论，毛的统计，当时识200字或以上的人占当地人口总数40%。
P66，
寻乌唯一的现存举人古鹿苹，他的父亲是个雇农，苦得没有饭吃。他小时提个小篮子卖小口(糖子、荸荠、咸萝卜等等)，后来读书，先生见他聪明，不收他的学费，以此读出头来。
P68，
房屋分配问题
没有分，但准许屋少的或被反动派烧了屋的，搬进屋多的人家去住。双桥、南八两区被敌人烧屋很多，那些烧了屋的人都搬进附近地主富农家里去住，搬进中农贫农家里去住的也有。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屋主不欢喜新来的人在他家里生儿子。寻乌习惯，若别人在自己家里生了儿子，就认为他那一家的“精灵”会被那新来的人夺去，他家就要衰败了。从前双桥区的芳田乡有个进士叫曾行崧，他是在他的外祖家出生的，后来他中了进士，做了官，人们就说是夺了他外祖家的风水。这件事全县闻名。三二五暴动失败，留车暴动总指挥钟锡 的老婆避难避到她的外祖家，她外祖恐怕她会生育，就赶快要她走。后头跑到龙川县的一个村子，在那里山上搭了个寮子才把儿子生下来。现在一般被工农占住的人家，虽然不敢公开反对别人在他家里生儿子，但心里是不满的。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由现在这种“临时借住”改变到“据为己有”，就是把地主的房屋也完全照地主的田地一样加以分配。这亦是动摇封建基础争取贫农的一个策略。
评论，毛自己承认，分地主的房屋，是动摇封建基础争取贫农的策略，而非出于公义。
P70,
没有留公田。开会分田的时候，农民忙的是把田一概分完，没有提议政府要留出公田的。原因是人口稠密，土地稀少，农民分田仅够食用，有些食用还不够，哪里会赞成政府留出公田呢？
评论，毛知道寻乌地区人多地少，平分土地也仅够食用或还不够。这完全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
P71，
双桥区大田乡小地主梅元坤是被反动派烧了房子的，自以为有功于革命。当群众要分他的田的时候，他恶声说：“分田呀！头脑壳生硬下子来！”群众告知县政府，县政府要区政府去捉他。区政府负责人梅立三是个共产党员，因与梅元坤同族，把这件事弥缝下去。梅元坤否认说过那句话，田仍分出来，就此了事。
评论，必须有外地干部担任土改领导，寻乌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