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国内穿和服总引会引起争议，前有警察执法，后有大妈持棍说法，总之，还是少穿不穿为妙。
我有好几套和服，其中一套于我尤为珍惜，倒不是它的价值，而是它包裹着的深切情义。
《寿司屋》
我算是寿司达人, 因为我年轻时在寿司店里打过工。
那家店在文京区千駄目, 离东京大学不远。朋友介绍我去, 店主高見夫妇马上就接纳了我。
他们在西日暮里给我找间四叠半榻榻米的房间, 课余我就在店里帮帮手。
店小, 门面大约也就3米多宽, 深5米左右。拉起铁门, 店门口2米不到的玻璃橱窗, 摆着各式仿真寿司样品和标价。橱柜上的一角是一瓶插花, 总是插得满满的, 热热闹闹很富贵的样, 与日本传统插花的佗寂大相径庭。
店的深处是一间四、五平米的小屋, 和店面隔着一层和纸滑动门。靠墙的一排是食器柜, 放着各式好看古雅的日式碗杯盘碟, 橱旁一张小方桌, 桌上永远摆着吃不完的菜, 只是寿司是没有的。谁饿了就可以上桌吃, 因为店里要有人招呼, 所以我们从没有一起吃过饭。
高見家有三个孩子, 大女儿惠美、小女儿由香子、小儿子润, 小女儿和我同岁。我姓张, 张字弓旁, 弓在日语里为ゆみ, 这样我成了这家的由美酱, 我也管他们叫“お父さん、お母さん”。
夫妇俩出生在日本西部的小山村里, 年轻时到东京打拼, 开了寿司店。一星期二到三次, 早上五点, お父さん开车到筑地鱼市场赶早市, 然后洗鱼、剖鱼、切生鱼片。お母さん打扫卫生、准备饭菜。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 一成不变、一丝不苟。
お父さん的爱好是星期天打高尔夫球, お母さん的爱好就是橱柜上的那瓶插花, 二天一换, 新鲜美丽。而在店里, お母さん永远是一身和服, 倒也和花相映衬。
后来我遇到現在的老公, 就搬到他那里住, 不再打工了。不过一个月中, 总要回去二、三趟。
每次回去前打电话, 他们总会问“由美酱, 威廉君, 你们想吃什么？” 我老公的回答永远是とろ, 这是金枪鱼腹部的一块最肥的肉, 油中弹水, 是生鱼片中最高级亦是最贵的。
然后, 店深处小屋的饭桌上就添了一盘寿司, 这是我吃过的世界上最美味的寿司。他们夫妇总是坐着, 看着我们狼吞虎咽。
我离开日本时, 他们给了我15万日元。
再次見到他们是十六年后。走进熟悉的小店, お父さん一如既往地站在橱柜后切着生鱼片, 听見声响, 抬起头“由美酱, 你回来了”。
お母さん在后面摆弄饭菜, 马上跑了出来“由美, お帰り”。
这一瞬间, 我的眼泪止不住哗哗地往下淌。
隔年, 他们和二个女儿一起来到我在首尔的家。
在先生的办公室里, 摆着一张当年我穿和服的照片。お母さん当即说“由美酱, 这件衣服是你的了”。然后又自言自语“里条是红色的, 由美出嫁了, 按道理不能是红的。”
五个月后, 夫妻俩单独又一次来到首尔, 这次就是给我送那件和服的。里条换成了有暗纹的纯白色, 衬衣衬裤、鞋子袜子, 里里外外、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 还有几个相配的拎包。
お母さん怕我学不会, 给我示范了两次。还说了句“よく太った”, 長胖了。
お父さん年青时去过一次香港, お母さん从没出过国。因为我, 他们去了二次首尔, 这以后他们再也没出过日本。
网上的主流总被引导着骂日本人, 我觉得这太偏太狭隘, 我不怕被骂。我碰見的绝大多数的日本人是相当地崇尚知识, 愿意帮助提携求知的人。他们勤劳善良能干, 高見夫妇今年都高龄82, 还经营着寿司店。他们具有无比的工匠精神, 几十年如一日, 重复着把最简单的事做到极致。
30年前, 我离开日本的前夜, 我和先生去高見家告别。他们俩默默地看着我们吃完一大盘寿司, 临走时, お母さん重复了几次"元気で、元気で"。
这时我发现お父さん不见了。
我绕到寿司店的后边。我知道, 每晚打烊后, 他总在那里清洗锅盘。在昏暗的路灯下, 他穿着塑胶鞋, 在冲洗装寿司饭浅浅的大木盒。我鞠了一躬, “お父さん, 我走了”, 他躬着身继续冲着他的大木盆, 头抬也没抬, 看也不看我一眼, 只是说了句“ はい, 由美, 行ってらっしゃい。”
我转身的时候, 瞥见他抬起了身。我没再回头, 我知道他在目送着我们, 直到我们的身影消失在小巷的深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