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红缨枪
有一天，贺老师宣布学校要组织军事训练，宣传口号是：全民皆兵。作为小学生，我们没有感到一丝的紧张，倒是挺新鲜的。我在江西的乡下经历过抓美蒋空降特务的事，虽然苏修没有派空降特务，但老师说苏修变得比美帝更坏了，却讲不清楚为什么苏修更坏的道理，更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打到娄底来。但我明白：每个人一杆枪，是木头的，那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每个同学需要自己做一把红缨枪，当然实际上是请家长做好这个工作。第二周，老师专门在黑板上画了样子。我按照老师的要求把图样交给了外婆，为了完成这个造枪的任务，外婆找到了木杆，棉线，和木块。姨妈也参与了制作，把木块加工成长菱形，涂上了银色的油漆，好似红缨枪上的镖头。外婆还把白棉线剪成一定的长度，然后染成了红色。把各个部件用钉子固定好，最后组装成一把漂亮的枪，不过是木头的，整个过程好像也有两个礼拜。我小小心心地把这把红缨枪带到了班上，得到了老师的夸奖，还给没有做好的同学做了示范。不过真正的军训好像只进行了一周时间，不知道是紧张局势有缓解，还是让小学生军训没有什么价值。有些同学制作红缨枪的过程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好象还充满了痛苦，甚至因为怕挨批评而缺课。因为一天同学没带来，老师就要批评一天，记得有同学直到军训开始枪都没有造出来。还有些同学的红缨枪制作得不好，差不多拿到班上就散架了。不过我的红缨枪经过一周军训后，仍然完好。随后就不知放到什么地方去了，直到搬家的时候才从堆满灰尘的阁楼上看到，但那时我已经失去了擦一下的热情，记得当时擦枪的照片是很时髦。
四
(1) 记住我的名字
每隔一段时间，妈妈就会寄来钱，以及粮票，和布票，这些都属于属于"计划物质"，是按人头凭户口发放的东西，而且至少粮票，在各省之间互不通用，也就是说必须把省票换成国票才能到外省使用。当时要进行这种兑换有一定的手续，可能比现在兑换外币还难。记得文革后期盛行多余粮票换农村老大妈的鸡蛋，国票比省票要更值钱，当地的米票比省票更值钱。因为这些票据来之不易，所以邮寄时都是用的挂号信。每次收到来信，外婆都会答复，除了证实收到东西，外婆也会把我的成长和生活情况提及一下。有时写完之后还专门把某一段读给我听，看看我有什么意见。报告好消息当然洋洋得意，如有批评之词，就感觉到一种宣判自己有罪的感觉。有一次，外婆让我来写信封，当然这是让我学习写信。但写完信封，又拿过一张信纸，要我多写几遍她的名字。她问我：今后是否会记得她的名字？我说：会的，会的。但她好象不是很确定地反复问了我多次，我虽然当时不是很清楚她的意思，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这不经意勾起了我对远方父母的思念。外婆那时好象是五十多岁，精力充沛，身体健康，讲着一口标准的长沙话，这在那个流行方言的小镇上讲省城的语言就和在大城市操京腔一样字正腔圆，远近闻名了。长大后也慢慢理解：女人的名字在家族里是会很快失传的，因为只有父姓才会由后辈继承，好象人类社会大部分都是这样。因为这个原因，我要把外婆多多描述一下：她夏天里或是穿着一件白色的薄棉布或者是称为府绸的衣服，或是一件黑色的夏布衣服，拿着一把大大的蒲扇，白天扇风，晚上兼赶蚊子。外婆的衣服好象是在街上的裁缝店做的，都是用的布扣子，从侧面斜扣的。记得我问过外婆，为什么要穿那种侧面斜扣的款式，但我已不记得她的回答了，现在估计是顺应传统或是表明年龄已大，不愿再婚。但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清楚，什么叫府绸，什么叫夏布。
谢谢阅读，为您提供一段自吹的口琴曲，静静地回味过去的岁月和人间的爱：爱的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