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几个“牛鬼蛇神”
我没有赶上上个世纪那个一波接一波的暴风骤雨般的运动年代，没有亲身经历过每次运动中、运动后令人心悸颤栗的恐惧和绝望，这应该是我的庆幸，但我对运动也并非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尽管运动已经到了末期，但家乡村民们在贫穷残败中的苦苦挣扎，村里几个“牛鬼蛇神”的挨斗场面和他们的生活，依然印象深刻。
今天我想聊一聊我印象中的几个“牛鬼蛇神”。
1. 历史反革命分子
印象中，刘姓老头，个子不算矮，一米七五的样子，干瘪干瘦，不管是寒冷的冬天，还是酷热的夏天，永远穿着一件破旧不堪、脏兮兮的半长棉大衣，一条打了好多补丁的破棉裤，一双跟帮都踩烂了的破布鞋，冬天与夏天唯一的区别，冬天会把两只干瘦青筋凸起的手操在袖管里。
大概是我上一年级的时候，生产大队在家对面不远的破旧老祠堂开批斗会，我和村里的几个小孩也跟着去看热闹，祠堂前面有个土台，台下一块地坪，地坪上站满了大队社员，土台上跪着几个队里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他们都被剃光了头，光着上身，反绑着双手，头几乎贴在地上，刘姓老头就在其中。我和村里的孩子就趴在土台边，看的真切，批了他们什么，斗了他们什么，我那时候太小，不懂，也记不得了，但有个画面，像刻在石壁上的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我脑海里依然非常清晰：几个大人手持竹条，一边喊着什么，一边使劲抽打着跪在地上的“牛鬼蛇神”，每抽打一次，“牛鬼蛇神”的头上、背上就会留下长长的竹枝形的鲜红的血印。
这是我印象中我唯一看过的一次批斗会，记不得是因为我之后再也不去这样的批斗会了，还是这次批斗会是大队里的最后一次。
等我稍大一点，我问过我母亲关于那次批斗会的事，母亲叹息道“那些人怎么能下得了那么重的手？！”。
等我后来读了毛先生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概有些明白了，手持竹条抽人的人都是村里的光棍，都住在破旧不堪、随时都可能倒塌的毛草土屋里，他们是真正的“赤贫”分子，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当他手持竹条玩命抽打“牛鬼蛇神”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发泄的机会和快感，同时，他们充当了大队干部的打手，有了种可以被派用的满足感，而且还是在一千多人的大批斗会上。
刘姓老头是怎样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的？我问过村里老人，有人说他解放前是国民党党员，参加过国民政府的一个组织，具体什么组织，没人说得清楚，刚一解放，就被送去新疆劳改，改造了二十年，释放后，回到了原籍。
在老家，他的老婆还在，但嫌弃他，不肯和他一起过，他有两个儿子，他跟大儿子过，老婆跟小儿子住。大儿子大儿媳是特不会持家的那种，是村里最穷的一户，每年春荒的时候，他家是村里唯一的出外逃荒要饭的一家，大儿子也不孝，对老头的生活不闻不睬，有好几年老头基本上没吃过一顿饱饭。
我和老头有限的几次接触是在我上高中和大学后，那时已经改革开放了，但老头也老了，是否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摘了，不清楚，可能他也不在乎了，村里人也没人把这事当回事了。每次假期回家，老头都会到我家去坐一会，话也不多，多是说他解放前在省城的生活，家里有电灯，喝的是处理过的自来水，出门坐汽车之类的，有一次，他说他当年不应该回老家，应该继续留在新疆劳改农场，至少不会饿肚子，显得非常苍凉和无奈。
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寒假，我回家时没再见到刘姓老头来我家，问父亲，父亲说“被车子撞死了！”，后来了解到，老头是有意撞上去的，而且，撞车的车子、地段，老头早就瞄好了，村里人用“撞人”司机单位的补偿款给他办了一个风风光光的葬礼。
2. 地主分子
相比刘姓老头，陈姓地主老头的日子要好过很多，因为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在外头工作，三个孩子会经常给他寄点钱，尽管当时大家都很贫穷，但每家都有两三分自留地，也允许喂养几只鸡，有钱是可以到农家买到新鲜蔬菜和鸡蛋的。听我父母讲，陈姓老头的三个孩子都在解放前或解放初期上过大学或中专，一个在学校当老师，另外两个在政府部门工作，但我从来没见过。
前面提到的批斗会，陈姓老头也在台上，头上、背上也被抽得条条竹枝血印，但平曰里队上的人并不怎么难为他，可能是队上的人势利，也可能是他不大在乎队上分的那点东西，多点少点，从不计较。
陈姓老头的老婆很早就死了，孤身一人，印象中，他个头挺高，光头，腰板笔直，衣服总是干干净净，可能跟他一辈子不用干农活有关吧。
记得小时候，夏天天热，大人们午睡，我们小孩没有午睡的习惯，凑在一起瞎玩，陈姓老头，有时也会凑过来，跟我们讲一些笑话，其实都是一些乡下女人们凑在一起讲的荤段子，大概是他平时闲着没事，凑在女人堆里听来的。
文革结束没有多久，陈姓老头就被他的儿女们接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也没有听村里的人提起过，好像他从来没有在我们村里生活过一样。
3. 坏分子
蔡姓老头被戴上“坏分子”帽子，据说是因为他解放前做过保长的跟班，挎过盒子炮，十乡八里，抓壮丁，摧公粮，他出过力。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坏分子排在最后，大队批斗会上挨打的人里没有蔡姓老头。
但生产队里的批斗却少不了。记得有年夏天的晚上，村民们自带椅子板凳，集合到队部开会，村民们在外屋，蔡姓老头跪在里屋，接受批斗，村里有个做大队会计的厉害角色，比较一班没文化的村民，他能说些“官话”，摆些“道道”，由他主持批斗会。我们一群小孩，闲不住，里屋外屋乱跑，只要不喧哗，大人们不管，也管不住。记忆中，蔡姓老头回答外屋人的问话时声音宏亮、中气十足，但他们问些什么，答了些什么，我那时还小，不太懂。
我家与蔡姓老头家紧挨着，按辈份，我叫蔡姓老头为蔡伯。记得我刚上初中的时候，村里已经开始分田到户，但村里的两头牛仍属集体，由各家轮流放养，每次轮到我家和蔡伯家喂养的时候，总是蔡伯带着我去很远的山上放牛，慢慢的对蔡伯有了更多的了解。
蔡伯脾气很冲，眼睛里容不得沙子，遇到他看不惯的事情，总要站出来嚷几声，从来不顾忌他曾经戴过“坏分子”的帽子。你可以斗他，强制让他跪下，但他不低头，他也从不认为他过去做过保长的跟班有什么不光彩，反而觉得是他有本事，能吃到皇粮，就像现在的大队干部一样。除了几个想整他的大队干部，村里人多对他又敬又畏。
也就是在跟他放牛的时候，我受他的带动和鼓励跟着他做了我小时候唯一的一次“生意”。
当时正是农忙季节，我和蔡伯在放牛的时候，割了些牛草，计划送到十里外的镇上集市卖，父母很支持，说卖草赚的钱全归我，我的积极性自然特别高，连续三天收割的牛草，大概有六七十斤，我是挑不动，由我父亲送去，我留在集市上卖。
因为买牛草的人会很早赶到集市，他们希望早早地买到草，将牛喂饱，然后赶牛下地干活，所以我们卖牛草的也必须很早到，否则过了时辰，再好的牛草也没人买。那天凌晨，天还未完全亮，下着毛毛细雨，我、我父亲、蔡伯三人就离家往镇上集市赶，到了集市，天才大亮。也许是天气的原因，那天卖草的人并不多，买草的人却有好几拨，蔡伯和旁边几个卖草的人一番商议后，决定统一提高草的价格，由平时的一毛一斤，提到一毛五一斤，我一小孩，自然是跟着大人，这样卖草的和买草的一时因为价钱谈不拢僵持在那里。
大约僵持了个把小时，突然人群骚动，人称“岳开山”的公社书记带着几个人来了（书记姓岳，多年催逼各大队开山造地，因此有个绰号“岳开山”），岳开山来到我们卖牛草的这块，大喊着“所有的牛草一律五分一斤，不卖的，统统没收”，呼啦一下，买草的人就冲过来抢草，只有分把钟的时间，所有的牛草就被强买強卖一空，按平时正常的价格，我应该能赚六七块钱的，却只收到了三块多！
回家的路上，雨越下越大，蔡伯带着我去他认识的一家躲了一会雨，喝了碗热茶，回到家，已经是将近中午了，衣服湿透了，肚子饿的咕咕叫。父亲将牛草送到集市上就回来了，但回家路上淋了雨，有些不舒服，喂了碗姜汤，睡着了。母亲问起卖草的情况，我一五一十地把卖草的过程讲了一遍，母亲叹道“知道在农村赚个钱多不容易了吧？还是要好好读书，才会有出息！”
以后我上了高中、大学，每次回家都会到蔡伯家坐坐，几乎每次去，他们老夫妇俩都在和人打“牌九” （一种上面印着点数、长长的窄窄的纸牌），屋子里弥漫着呛人的旱烟味，牌桌上每人前面压着几张小额纸票。
蔡伯夫妇俩都活到了九十出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