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二哥求学的同时，母亲和姐姐们承担了所有的农活。在集体生产的年代，她们用辛苦挣得的工分换取养家糊口的粮食。每年生产队的年终结算都说，她们挣得的工分，与我家实际领取的口粮相比，存在不足。所谓的缺粮户。粮食都吃掉了，而且还不怎么够，当然无法退还给集体。生产队唯一能做的，是将缺粮户集中起来，开批斗会。每到年终，母亲都被勒令参加这种羞辱人的批斗会。人们只知道土改时批斗地主，而不知道无辜的贫下中农也会挨批斗、像被地主逼租一样。所谓穷人翻身得解放，跟我家实际不相符合。父亲忿忿然：“比国民党还坏。”更要命的，生产队会根据各家各户的具体情况，作出对下一年的预期，下发一张叫做《一年早知道》的图表，要求各家贴在堂屋的墙上。我家每年领取的《一年早知道》都说，今年你缺粮，明年你还缺。这一切都发生在临近春节的时候，不能不给大人小孩内心平添一份哀愁。制度的设计者显然知道怎样让老百姓难受。
大姐出嫁后，我们那里实行分田到户、自给自足。二姐和母亲两人耕种分得的土地，除满足自家所需，还略有结余。直到这时，我们才算摆脱饥饿。集体时期的所谓缺粮户，被证明完全是一场骗局。后来读北岛的《我不相信》，自然很有感觉。
读初一那年，我十一岁，第一次去大嫂家。伯伯那时在新成立的税务局当局长。他给我拿来一只大苹果，那是我见过、吃过的第一只苹果，是一只粉苹果，以后吃的苹果都没有那么香过。伯伯逗我，问我长大后想不想干税务工作。我晃动我那被过时政治书格式化的脑袋，回答不想，税收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到共产主义，从事税务的人都要失业。我哪里知道，后来大家都削尖脑袋、想钻进税务局。这成为多少年大家取笑我的话题。
这下伯伯来劲儿了。他问我一连串的问题，然后用政治经济学来解释。他让我吹电风扇，然后问我家里有没有电风扇。回答没有。为什么没有？我答不上来。他告诉我是因为城乡差别，是社会主义社会三大差别之一。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城乡差别。
我对很多的第一次都有明晰的记忆。比如说，我十七岁第一次穿羊毛衫，十九岁第一次有自己的雨靴、雨伞，三十岁才第一次喝上“鲜”牛奶。上学的时候，经常缺吃少穿，还要避免让家里人担心。在一中上学的时候，冬天没有毛裤、棉裤，衣着过于单薄，下课后从教室走到食堂，然后端着饭菜走到宿舍，好几次冻得全身筛糠，心跳好像都要停止。只有马上盖上棉被，待全身暖和一点之后，才能开始进食。这样的经历，我从未给人讲过。
到美国来之后，秋天跟柳第一次去苹果园摘苹果。看到满园的树都结满苹果，满地都是主人来不及摘、熟透掉下来的苹果，可以随便摘、随便吃。自然会联想到，为什么自己在十一岁才第一次吃上苹果，而且还是在亲戚家里。自然会思考，同样是人类，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别。
今天回忆以前的艰难岁月，心中泛起的不仅是酸楚，更多的是屈辱和悲愤。那种生活，实在不是人过的。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哥宁可挨饿，也拒绝吃糠，他只是在捍卫人的尊严。糠，只是猪食。
我从来没有真正怨恨过自己出生在农村，怨恨也没有用。父亲是公办教师、吃商品粮，母亲是农民，制度规定户口随母，所以我们一出生就是泥巴腿子，就是贱民，就要过那种不是人过的生活。这跟你出生后，是俊是丑、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机灵还是笨蛋、是勤奋还是懒惰，统统都没有关系。户口制度在你出生前就决定了你的命运。为了改变这一命运，大哥花了二十年，二哥花了十八年，我花了十七年。我们一二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的只是城里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错，当然不在一般的城里人，而在于那实行了数十年的户口制度。户口制度根本违背了人生而平等的原则，限制、剥夺了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数十年来亿万农民被其限制为二等公民，其中许多人过着非人的悲惨生活。这项制度的罪恶，罄竹难书。基于人生经验，我对这个万恶的制度深恶痛绝。直到今天，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替这项制度辩护、粉饰，我都要不留情面地猛烈抨击。
在我成为“城里人”甚至是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之后，每当看到路边等候工作的农民工，我就会想到我自己。人不应该忘记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刚来美国时，跟一位同事谈起自己出身于农村。这位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的同事，立即表达了对我的尊重，并且提到另一位同事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出身于农村。我能够理解，农村生活苦难的深重，使很多人在脱离农村多年以后，都没有勇气面对自己卑贱的出身。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中学时代，母亲和二姐有时来看我。按照城里的标准，她们的外表当然是土气的。也许她们从未察觉，但是我在同学们的众目睽睽下，感到羞愧。这种感受是自然的，但却是错误的；是她们养活着我，我应该为我的羞愧而羞愧。我也是在好多年以后，才积攒了足够的勇气，正视自己的出身，返朴归真。
我要感谢多年来的同学、朋友，他们未曾因为我的农村出身而歧视我，起码我没有感受到。他们的心灵没有被世俗的尘埃所污染。没有成为马加爵，是我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