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liday Macart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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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 Samuel Halliday Macartney (1833–1906) was a military surgeon and later a diplomat serv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Macartney was a member of the same family as George Macartney, the 18th century British ambassador to China.
He studied medic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Medical School, graduating MD in 1858 with a thesis on phthisis.[4] He served as a surgeon in the Crimean War, then went with his regiment to China and resigned his commission to join the Chinese army of General Charles Gordon which was subduing the Taiping rebels. He decided to make his home in China and married the niece of Chinese politician Li Hongzhang[5] in December 1864. He became a civil servant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government, first in China and then in England. His first wife was a near relative of Lar Wang (納王郜雲官),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They had three sons and a daughter;[3]:?2–3? the eldest son, George, served as the British representative in Kashgar for 28 years. The Macartneys lived in Nanjing until 1876 when Macartney left for London to serve as secretary to successive Chinese ministers at the Court of St James. His wife stayed behind and died two years later.
Macartney served as Counsellor to the Chinese Legation in London for the remaining 30 years of his life. Notably, he oversaw the capture and detain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leader Sun Yat-Sen at the Chinese Legation in 1896.[a][6][7][8] Macartney intended to deport Sun Yat-Sen back to the Qing Empire for execution, but the intervention of Sun's ally and former teacher Sir James Cantlie turned the imprisonment into a press sensation, and brought public support to Sun. Macartney released Sun Yat-Sen after 12 days of detainment,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The incident greatly raised Sun Yat-Sen's public profile as a reformer and revolutionary, and gave his movement more clout; Sun would go on to lead the revolution that overthrew the Qing and fou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cartney re-married in 1884 Jeanne Léon du Satoy, daughter of Jacques Léon du Sautoy, of Fontainebleau. Lady Macartney died at Hove, near Brighton, on 9 September 1902, and was interred at Dundrennan Abbey, Kirkcudbrightshire, Scotland seven days later.[9] Sir Halliday died in 1906 at his home, Kenbank, St John's Town of Dalry and was also buried at Dundrennan Abbey.
Macartney received the first grade of the second class of the Imperial Chinese Order of the Double Dragon in May 1902.
李鸿章的英国幕僚：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2022-10-28 23:43:56 记忆群岛
1893年，中国驻英公使薛福成奏请嘉奖并重用一个名叫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1833-1906）的“洋员”。
在奏疏中，薛福成首先按传统做法列举古例。他写道：“自昔多事之秋，往往借材异国。秦用由余，晋用巫臣，吴用伍员，汉用金日磾，无不推诚倚任，得其死力”。
接着，薛福成把笔锋一转，继续写道，当时中国面对“邻邦环伺，交涉多端”之局，自然也应当重用马格里这样的异国人才，“不收其俊，无以得敌国之情；不广其助，无以应事机之变。”
简而言之，薛福成将马格里比作春秋战国时期常见的“客卿”，并认为其的确也发挥了如伍子胥之对于吴国那样的作用。
那么，马格里为何人？他为什么会得到薛福成如此盛赞呢？
来华：曾祖“纳贡”，曾孙造厂
对后来的中国人来说，马格里是个陌生的名字。
1833年，马格里出生在苏格兰。27岁时，他作为一名军医来到中国，并参加了英法联军进攻京津等地的战事。
在此之前，马格里所在的家族，已有人来过中国，并且成为了早期中英关系史上一个最具标志性的人物。
那就是曾于乾隆年间使华的马戛尔尼，马格里为马戛尔尼的曾孙。
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八百多人的庞大使团来到北京，尝试和中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
当时，马戛尔尼向乾隆皇帝提出了开展自由贸易以及英使驻京等要求，但被乾隆皇帝悉数拒绝，理由是“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
简而言之，当时马戛尔尼希望清廷接受西方的近代外交观念，而清廷则要求马戛尔尼接受以“天子”为中心的藩属体制。双方都感觉是在对牛弹琴，无法沟通。
英使在热河行宫觐见场景
1860年，即马格里来华那一年，英国以武力强迫清廷接受英使长驻北京。
为应对变局，清廷不得不构建近代外交体制，比如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和理藩院负责的对外事务。
1876年，清廷任命郭嵩焘为第一任驻英公使，而马格里则在李鸿章的力荐之下，出任使团的外交顾问。
如果说，马戛尔尼是帝制中国的叩门者，那么可以说，马格里则为中国构建近代外交之推手。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在此之前，马格里曾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洋厂长”。
与其曾祖马戛尔尼不同，马格里在一开始对外交事务并无兴趣。
在来华之初，他想要仿效清初传教士汤若望等人的做法，进入清廷内部担任要职“并产生影响”。因此，他很快即离开英军，担任了“常胜军”首领戈登的联络官，并视之为“实现自己真正目标的一个阶梯”。
他努力接近李鸿章并争取后者的信任。比如，当戈登因为“苏州杀降”事件而与李鸿章水火不容并扬言要攻打清军时，马格里及时出面帮李鸿章安抚戈登。
江南制造总局
他还自称“清臣”，帮助李鸿章多方筹措军火。他建议李鸿章仿效西方各国的做法，建立工业化的兵工厂。
比如，他在笔记中这样写道：“我就向他指出，当时他购买外国军火所付的代价过高……我告诉他，欧洲各国都开办大工厂制造军火。中国若要为本身利益着想，也应该建立这样的制造厂。”
1865年，李鸿章开办金陵制造局，并任命马格里为“督办”。
当时，一个名叫威廉逊的英国人在拜访马格里后，这样写道：“制造局是一个很大的工厂，制造各种口径的炮，有的很大。还制造炮车、炮弹、各种军用品，以及数不清的铜帽。”
在金陵制造局“督办”任上，马格里结识了后来继郭嵩焘担任驻英公使的曾纪泽。
当时，曾纪泽多次陪侍其父曾国藩参观金陵制造局。对他而言，马格里亦师亦友。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和马格里的频繁往来。
他写道：他有时“至炮局久坐”，有时则到马格里家中“赴宴”；他向马格里学习如何使用显微镜，也向马格里学习英文；居湘期间，他还以英文“做西字函”寄马格里。
使英：代表大清考察故里
1876年，马格里随驻英公使郭嵩焘赴伦敦就任。
就像当年马戛尔尼使华，乃是英国第一次向中国派出正式的外交使团一样，郭嵩焘使英则是中英关系史上的又一个“第一次”，即清廷第一次按照近代外交方式，派出驻外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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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无意之间，让马戛尔尼家族前后两次参与了中英关系构建的两个标志性时刻。
不同的是，马戛尔尼在当年被清廷视为“化外”的“蛮夷”，满怀失意地结束了使华之旅，而马格里则受到清廷的特别优待，以“三品衔候选道”身份踏上了返英旅程。
换言之，以往马戛尔尼所谋求的中英之间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在其曾孙马格里代华使英之时，终于正式实现。
究之，则为时势使然。
当马戛尔尼来华时，虽然英国正在成为“日不落”帝国，但清朝也正在经历帝制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
当时，乾隆皇帝沉醉于他四处拓疆的“十全武功”，也沉醉于各方贡使的络绎来京。
比如，乾隆皇帝下令绘制的《皇清职贡图》描绘了一幅“中国即世界”的图景。在这个图卷里，大清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包括英、法等西欧诸国，皆为朝贡国。他以此表示，“天子”的声威极天际地，无远弗届，“天朝法度”即世界运行的准则。
郭嵩涛 (1818-1891) 晚清官员及驻外使节
当马格里随同郭嵩焘使英时，一个西方化的世界已经形成。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英国化的世界已经形成。大英帝国所推行的新秩序，即是世界的秩序。悬挂着米字旗的战舰游弋在世界各地，随时准备对少数秩序破坏者实施教育式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第一任驻英公使的出使之旅，也是告别“天朝上国”之幻梦以及认识现实世界的旅程。
出于同样的原因，马格里坚持要使团乘坐英国船只出洋。
1876年12月1日傍晚，郭嵩焘一行在上海登上了英国P&O公司的邮船Travancore号，前往伦敦。
在旅行日记里，马格里解释说，这可让使团一路经过香港、新加坡、锡兰、亚丁、马耳他以及直布罗陀等地并做逗留，而这些地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如此，郭嵩焘等人必然会看到并感受到：英国的影响力无所不在，世界即是英国化的世界。
而郭嵩焘也在使英之前当面对慈禧太后说，他此行目的无他，但观察西洋政教而已。即放弃传统的视英国为“西夷”的观念，零距离地认识一个真实的英国。
实际上也是如此。在抵达英国后，在处理一些外交事务之外，郭嵩焘将主要精力用以考察英国的政治、教育及工业等。他到英国下议院旁观议事，认为这是“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
他到海德公园听演讲，认为这是“不禁人民之非议朝政，一恣其所为。”他观摩英国小学的课堂教学，认为其做到了寓教于乐。他也像曾纪泽一样，听马格里介绍西方科学史，留心了解物理学、医学等近代科学的发展。
多方考察之后，郭嵩焘感慨地写道：“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者，尚无其人，伤哉！”
针对保守派仍在坚持的“中国有道，夷狄无道”的观念，郭嵩焘则这样写道：“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以后，专以强弱相制。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凌中国。相与无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
“在事出力”：谈判桌前洋顾问
1879年，郭嵩焘卸任归国。
对于初期的顾问工作，马格里自陈：“自从随第一任公使到伦敦后，我经常的和全部的努力，是使中国遵守文明国家的惯例，使英国对待中国像对待其他大国一样。”“我给中国的话一直是：想让其他国家不用特殊的方式对待你，你必须不用特殊的方式对待他们。”
之后，马格里继续为曾纪泽、薛福成担任外交顾问。其顾问之责，也是主要发挥在这一时期。
在1893年的上疏中，薛福成这样写道：“查有英文二等参赞官、二品顶戴、总领事衔英人马格里，在驻英使馆当差近二十年。前使臣曾纪泽与俄外部议结收回伊犁一案，与英外部议定洋药加厘一案，马格里皆在事出力。臣到任后，如新嘉坡改设总领事馆，芜湖、武穴等处教案和平了结……此次商办滇缅分界通商、订立条约，马格里始终其事，惟以裨益中国为心。迩者俄争帕米尔全地，马格里探知英、俄分界，以小帕米尔划与英国，建议转商英廷，俾让还中国，如是则中国不至失势，而帕事较易就范……马格里忠于所事，劳勚不辞，研求利病，动合窾会。”
薛福成所绘清缅划界示意图
在这段话中，薛福成提到了晚清中国对外交涉的两个典型案例：一为曾纪泽以驻英公使兼任驻俄公使，从沙俄虎口夺食取回伊犁及周边地区；一为薛福成作为驻英公使与英方谈判，划定中缅边界，得科干等地，并收回车里、孟连两土司全权。
对此，清人沈林一这样写道：“中朝自简使出洋以来，轺车络绎。而识者推不辱君命之才，必曰曾、薛。二公奉使英俄，皆天下莫强之国。曾公索还伊犁，力改原约；薛公筹议滇缅分界……盖自中西交涉界案起，奉命之臣能不自蹙地者已鲜，况能拓地千数百里之广，捍卫边圉，此非忠诚智力浃服远人，不能折冲樽俎如是也。”
中外关系史学者钟叔河则评说道：薛福成和英国进行的中缅边界谈判，“在清季数十年外交史上，和曾纪泽赴俄谈判收回伊犁先后媲美，是仅有的两个谈判得比较成功的例子。”
在这两场谈判中，马格里均为重要的谈判助手。
曾纪泽 (1839-1890) 晚清外交家，晚清政治家曾国藩次子
以中俄谈判为例，1871年，沙俄趁“阿古柏事件”出兵占领伊犁。之后，清廷派崇厚为全权大臣赴俄谈判，与沙俄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又称《崇约》）。该条约在名义上将伊犁地区交还中国，实际上由于将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尽数割让给沙俄，伊犁成为了一片无法防守的孤悬之地。
1880年，清廷派曾纪泽使俄，争取改订条约。
接到使命后，曾纪泽回复总理衙门，称此举无异于“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
他之所以有如此感叹，一者是因为有《崇约》在先，改订条约相当于“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二者是因为沙俄素以凶狠、难缠著称。比如，传教士丁匙良曾对曾纪泽历数各国“对俄外交痛苦”的先例，并认为“迫令俄国熊吐出它已经入口的东西，实在是极困难的事”。
曾盘踞新疆的阿古柏军
中俄谈判开始后，曾纪泽在日记中记下了马格里的襄赞。比如，1880年七月初二，曾纪泽在日记中写道：“清臣（即马格里）来，久谈。与之展阅中、西地图，考核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诸境。”七月十五日，曾纪泽又写道：“与清臣谈极久，阅俄人所刻土耳吉斯坦暨伊犁等处地图”。
也就是说，马格里依照谈判需要，协助曾纪泽极为周密地研究了伊犁等地的形势。
此外，马格里还按照曾纪泽的安排，联合英方牵制沙俄。使俄前，马格里陪同曾纪泽拜访英外相，请英方“遇有争辩相持之际……从旁婉劝俄廷”；抵俄开始谈判后，马格里又通过驻俄英使德佛楞，及时了解沙俄在谈判桌背后的真实态度。
1881年，曾纪泽与俄方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沙俄交还了伊犁及其周边的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
以往，在西方各国看来，清政府的外交官不但缺乏外交知识，对国际形势也往往不够了解。对此，曾纪泽也曾批评说：“西洋诸国，越海无量由旬，以与吾华交接，此亘古未有之奇局。中国士民或畏之如神明，或鄙之为禽兽。皆非也。”
通过这次谈判，西方各国看到了新型的中国外交官群体正在形成。
比如，驻俄英使德佛楞评价《中俄伊犁条约》：“中国逼迫俄国做了它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那就是吐出了它己经吞进的土地。”
又如，俄方谈判代表热梅尼如此感慨：“我坚信，对这些中国老爷们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他们十分傲慢，并且熟悉世界政治。我们的示威没有使他们害怕。”
谈判结束后，曾纪泽多次向总理衙门为马格里请赏，使马格里升任二品顶戴总领事衔二等参赞。
至于马格里在中缅边界谈判中所起的作用，薛福成曾写道：“自壬辰闰六月接总署电音，与英外部商办滇缅分界通商条约。发轫之初，势甚凿枘。又有印度部掣外部之肘，印度总督又掣外部、印度部之肘。凡关系紧要之件，往往既允复翻，无从得其要领。余督同参赞马格里，相机理论，刚柔互用，稍稍使就范围。”
大清驻英伦敦使馆旧址，波特兰坊49号
对此，美籍汉学家马士也曾这样写道：“三十年以来——到1905年12月，他（马格里）可以说是中国驻伦敦使馆每一任公使的能干的、忠诚的和得到信任的顾问。”
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马格里在伦敦维多利亚车站迎接。作为李鸿章的旧部，马格里称李为爵帅，照旧执礼甚虔。
1905年，马格里从中国驻英使馆退休。次年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