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1月1日妈妈去世时，我和小许才新婚三个月。
那天，婆婆上夜班，公公住在浒关的厂里，丈夫的大弟插队在昆山，丈夫的小弟平时都住在同学家。婆婆家，只我一人在。三更半夜了，还不见丈夫的人影，我赌气地把门反锁。外面下雨，我更觉得郁闷和委屈。
终于，丈夫回家了，开不了门，他就敲门并喊我。我气冲冲地说：“你这么晚才想到回家，不要妄想我会开门！”
丈夫就去到他父母住的那边，是带天窗的门。他用伞把一块玻璃窗敲碎，伸进手拔掉插销，从天窗爬了进去，还划伤流了血。没想到，那晚他的小弟是回家睡的。听到玻璃碎声、又见黑影带血入室，16岁的他吓坏了，断定是小偷。直到丈夫开灯找布包手时，他才看清原来是大哥。
第二天我上早班。等下班回家，从小儿子那里得知详情的婆婆板着脸，毫不客气地对我说：“老大出了这么多血，吃一只鸡也补不回！”
丈夫回家，我不理睬他。他逗我说话，我要他写保证书，保证以后不晚回家。他说：“好，我写。” 我把保证书藏在了插塑料花的花瓶里。
7月8日我生了一男孩。当年生小孩的假期只有五十六天。结婚时，厂里给我分配了一间地处黄丽芳桥的旧婚房。还剩三天产假，我就要上班了。就这时，小许给我带来了特大好消息：他抓住了一个换房机会，居然把婚房调换在了爸爸住的协和坊（6号）的斜对面（1号）里。这样一来，我就能在爸爸身边照顾他。自此，我们的房间光住人，烧吃都放在爸爸处。
从婆婆家搬出来时，她不满地对我说：“你一个人嫁来，现在三个人搬出去。这下可好，你父亲热闹了，我冷清了。”
不和婆婆住一起，没了拘束，真爽。爸爸也乐坏了。那时我的厂里没有托儿所，只好把孩子托给邻居一位老奶奶带，每月六元。天天中午，我骑自行车过来给儿子喂奶。奇怪的是，儿子才八个月，我已觉得奶水不够喂。
那时，我在装配车间工作，每星期中的一天，会有干部和医务人员来车间参加劳动。趁此机会，我问医务所的李医生自己怎么已经没奶了。她给我把了脉，说我应该是怀孕了。我听了异常的紧张，自言自语：“怎么可能，生了儿子后没来月经，又没有反应。” 李医生建议我去医院妇产科去做检查。
第二天我直奔第二人民医院，查下来果真怀孕了。真是又羞又急，我求医生能不能打掉。医生说：“根据推算已经怀孕四个月，胎儿很大了，打胎是危险的，你回家快断奶吧。” 那个年代口号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回到家，丈夫听了也很急，带一个娃已经够呛了。他也没了主意，立即跑去问正在床单厂上中班的他妈。婆婆说：“有了不是挺好，再生一个吧。”
我是极不情愿的，心想：只要多做事、多蹦跳，还是有可能自然流产的。我和丈夫还到宜兴善卷洞去玩了一天。那时的路高低不平，坐车颠簸，然而胎儿就像铆钉般紧固在肚里。我天天上下班都骑自行车，一直骑到分娩那天也没出事。九月四日晚上大概十二点左右，我生下了一个女孩。也算上帝赐给我一份最好的礼物。苦中有乐很称心，我有了一男一女。我给女儿起名叫：“愿”，儿子名叫：“伟”，也就是说伟大的愿望实现了。
休息二个月后，我上班了，这时厂里也办起了托儿所，上班时我可以顺手把女儿放托儿所；至于儿子，只好由丈夫带到他上班的包装厂的托儿所。一早送去，要等到丈夫很晚下班时才去领，可怜的伟伟一整天呆在托儿所。丈夫很贪玩，下班了还常在单位里继续和同事下棋。托儿所的孩子都被领回家了，就剩我们的儿子。伟伟见没人来领，就哭。托儿所的阿姨也要下班的，她们有时只好自己把伟伟送到距离五分钟路程的丈夫的办公地点。她们也不好意思责怪丈夫不按时来领孩子，因为丈夫在单位也是个小领导。
女儿才三个月时，丈夫又到外面玩到半夜才回家。那天儿子已被送去爷爷奶奶家。小许拿了一个热水瓶准备洗脚，当时，我气急败坏、劈头盖脑地数落他，但他不管你怎么骂，就是不理你。不知怎么的，他拿热水瓶的手正好碰到我的腿上，玻璃胆碎地。床上和我身穿的长裤也溅满了碎片。我掀掉床单和被子、统统扔在地上，说：“你这么贪玩就不应该结婚！” 他沉默不答话，一头倒在小床上就入睡了，我拿他没办法。面对满地的凌乱狼藉，我从来没有这样被挫败感包围过。
我去花瓶里找小许写的保证书，没找到。估计早已被他找去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