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妈妈床边，凝视着被医生“判死刑”的妈妈，果然她说话舌头也僵硬了，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痛。我在她身边守护的这一夜不停地默默自语：如果谁能把妈妈救活，我就嫁给他。
第二天妈妈突然说想吃东西，我赶紧买了好吃的苏式点心。她吃后精神好多了，上了个厕所，泻下一条又粗又长的蛔虫。妈妈转危为安，重生了！
因为经济原因，看她病情稳定就办了出院手续。十天后，我重返上海继续着还剩下一个月的学习任务。
我走后，爸爸写了封信给妈妈失联了四十年的扬州妹妹，问她能不能来苏州看望姐姐。
六月份我从上海学成回苏，见到妈妈明显胖了，气色也不错。妈妈还得意地说她就是向来不喜吃药，关键时刻打针吃药后才马上见效。我终于见到扬州阿姨，她们姐妹长得真像。听说姐妹重逢时抱头痛哭，道不完的别情。扬州阿姨有三个儿子，她震惊我们竟住在这么狭小和蹩脚的屋里。我回家一星期后，扬州阿姨就告辞了。
妈妈找到了妹妹，说明妈妈心里一直惦记着家乡和亲人。以前因为感到丢脸、没面子、抬不起头，不敢联系。这四十年，沧桑巨变，虽然妈妈的人生中有太多的委屈，但是她早已不再自卑脆弱。在女儿眼里，妈妈一直要强、令我畏惧，妈妈是强者。
厂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判走资派活动。领导干部都下放到最艰苦的车间里劳动改造。一下班我就积极参加其他单位开的批斗会。凡是参加者，会后能领到一只面包。我是冲着面包才这么“起劲”。那时当领导的日子不好过，官做得越大越倒霉。特别是学校里的党委书记、校长都被红卫兵小将斗得死去活来。很自然的，我联想到，小时候时偷偷从门缝里看到爸爸挨批斗的情景。就是因为人斗人的运动，爸爸才被迫解职，才穷困落魄到捡破烂，爸爸早已不复当年的一表人才，令人唏嘘。想到这些，我感到有些颤抖。
武斗阶段开始。踢派和支派相斗。还用真刀真枪。工厂里没人上班，街上的人都拿枪带棍子。厂里也分成两派，当领导的是支派，全躲到城外去了，年轻人都是踢派。
呆在家里天天听到枪炮声，结果是不计其数的人倒在枪口子下死去，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多不怕死的人。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工农业生产陷于瘫痪停顿，只知道自己人打自己人。
终于上级下达命令要文斗不要武斗。慢慢的，厂里恢复了生产。我们高唱着毛主席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
我们厂和其他几个小单位合并在一起成立了苏州汽车配件厂。一下子我结识了一大帮同龄人。我上班带的菜几乎都是辣味。受了我的影响，同事都爱上了吃辣。
团支部的胡颖，文雅聪慧，我们很谈得来。在听到我的经历后，她同情和关心我。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胡颖的母亲在家里养了猪。逢年过节，她家杀猪，胡母就一定关照女儿要把我拉去她家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