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会议、京西宾馆会议积极批罗
1965年12月7日，毛泽东首先批示身边工作人员通知“叶剑英、萧华、杨成武（总参谋部副总长）、谢富治（公安部部长）四同志，于本日下午到上海一谈。”接着他又四次批示，组成了上海会议最初的名单。这件事本身就很奇怪，通知开会是中央办公厅的事情，为什么毛泽东要亲自上阵呢？而且从这五份批示看，毛泽东是边想边补充的名单，以后陆续还有一些与会者。毛泽东第一个批示中提到的叶剑英等四人是“倒罗”积极分子，毛泽东要求他们提前一天来上海商谈。萧华此时正在江西九江养病，未能成行。
8日凌晨，徐业夫（毛泽东机要秘书）奉毛泽东之命再打电话。王新兰（萧华夫人、萧华办公室副主任）不想叫醒病中的萧华，说他不在。徐业夫停顿一下说：“有重要会议，请萧主任上午8点到上海锦江饭店报到。”萧华只得抱病打电话要飞机。吴法宪说：“九江机场报废好几年了，大小飞机都不能降落，南昌才有飞机。”王新兰打电话找杨尚奎（江西省委书记），通过铁道部调火车，一路不停赶到南昌，此时豪雨如注。上午8点多军用飞机抵达上海，萧华被接到锦江饭店，王新兰被送到另外的宾馆。
萧华在上海会议背对背揭批罗瑞卿，还是相当卖力的。当然，有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经验，绝大多数与会者都很积极。贺龙会前虽一无所知，但他见人就骂“长子”（罗瑞卿）。叶剑英对看望他的邱会作（总后勤部部长）等人大声说：“搬掉凶神，解放元帅！”“你们受压当然不好，但你们到底还有工作，他对你们还要客气一点的，否则对工作不利。对我他就不客气了。他根本不把我这样的人放在眼里！”
1965年12月30日至1966年1月18日，萧华在北京主持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军以上单位的政工首长，以及部分的师政治委员，共186人参加。会议除研究贯彻林彪“突出政治五项原则”外，主要是萧华全面部署批判罗瑞卿，调子比上海会议高出很多。同时要求各大单位揪出和批判“罗瑞卿线上的人”。罗瑞卿问题在军内公开并升级了。毛泽东审阅萧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的报告及会议文件，批准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66]109号）的名义转发全国。《解放军报》继1966年元旦社论后，连续发表七篇关于突出政治的社论。
1965年12月至1966年5月，萧华主持总政治部机关整顿，主要追查罗瑞卿在总政治部的“党羽”梁必业（总政治部副主任）。3月，萧华主持总政治部党委扩大会议，梁必业被扣上“积极支持罗瑞卿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大帽子，以及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5月上旬，总政治部副处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建议撤销梁必业一切职务。6月2日，总政治部通知，将《关于整顿机关和梁必业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印发全军师以上单位，口头传达到团一级党委。此外，还彻底清算了梁必业“篡军反党的罪行”，将“凡是由罗瑞卿、梁必业签发的文件一律销毁”，有他们名字或讲话内容的“一律涂掉或剪掉”。之后梁必业被解除职务，关押、劳改8年。
1966年3月4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批判罗瑞卿的工作小组会议，中央军委常委、三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共42人到会。邓小平说：中央决定，常委已指定我和彭真、叶剑英负责主持会议。军队方面，由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和杨成武、萧华等人组成领导小组。而我将和李富春出巡西北，不参加会议。当天下午，会议移至京西宾馆，由叶剑英、萧华、杨成武主持，面对面揭发、批判罗瑞卿。3月17日，增加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负责人，以及前一段未到会的军队干部共53人。批判不断升温，罗瑞卿跳楼致伤。
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包括6个附件：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与王尚荣、雷英夫联名）的发言；罗瑞卿3月12日检讨；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总政治部副主任）4月24日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信《彭真同志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等。同日，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下发时萧华5月7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彭真的发言作为附件三。萧华的发言分为四个部分：一、关于彭真在东北问题上的错误；二、彭真在批判罗瑞卿的会议过程中的表现；三、关于文化革命问题；四、彭真和罗瑞卿究竟是什么关系。萧华认为他们“是一个反党联盟，是一窝子，几个案子实际上是一个案子”。1967年3月17日，萧华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北京斗争罗瑞卿的会议，中央指定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彭真，一个是叶剑英同志组织三人小组。我和谢富治同志、杨成武同志几个人叫做工作小组，主持这个会议。会议开始之后，邓小平跑到西北去了，彭真就跑到成都去了，和李井泉去挂钩，去部署。到了会议结束的时候，要写一个结论，我们是经过仔细核对的，凡是有一点不合乎事实的，凡是过不得硬的，一件件都勾掉了，剩下来的都是证据确凿，性质严重的。可是邓小平、彭真还在包庇他（罗瑞卿），许多问题不准写，不准写罗（瑞卿）对四个第一的造谣诬蔑，不准写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等的不正常关系，不准写罗（瑞卿）向地方伸手的问题，不准写罗（瑞卿）恶毒诽谤主席的具体事例，不准写罗（瑞卿）做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和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罗瑞卿回家对地主祖坟三鞠躬，也不准写，因为彭真回家也给地主祖坟行了三鞠躬礼。”
萧华在大会上还谈了自己的病情。他说：“现在医生还要观察几个月，肝炎容易复发。我已经反复过一次了，就是批判斗争罗瑞卿时，多少晚上不睡觉，几天几夜不睡觉，搞材料，搞发言，组织会议，混在一起。所以把罗瑞卿斗垮了，我这个病又犯了。”病中的萧华为什么如此积极？邱会作认为：一则他在军委秘书长的事情上不如意，二则他曾被罗瑞卿拉过去半个身子，要和罗瑞卿划清界限。
杨成武不同意萧华担任军委秘书长
1965年上海会议后，包括林彪在内，谁都不知道毛泽东的心思，以为罗瑞卿和谭政（总政治部主任）一样降一级，哪想到他成了彭德怀第二。这一来军委秘书长的位置就空出来了，邓小平决定由第一副秘书长萧华补位。邱会作说：“中央原则上已定萧华任秘书长，总参第一副总长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杨成武对萧华担任军委秘书长很有气，怎么能让“动摇分子”萧华抢了风头呢？杨成武说：“这样的人事安排，我们军队今后能够清除罗瑞卿的影响吗？过去罗瑞卿压在我头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现在换了一个人，叫我怎么工作？”杨成武认为他、刘亚楼、萧华三个人中，他与罗瑞卿的斗争最坚决，起的作用最大，而萧华不仅起的作用最小，还和罗瑞卿沾了边。林彪完全理解杨成武不肯屈居萧华之下，提议叶剑英兼任军委秘书长，这样可以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毛泽东采纳了。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初期，十大元帅只有叶剑英坐“冷板凳”，老到这么一把年纪，反倒成了军内最大的“实权派”，进入了中国权力高层。叶剑英在接受邱会作祝贺时，表示很感激林彪这个“情”。由此，林彪、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形成新的军委领导核心，并由叶剑英、杨成武、萧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话又说回来，萧华怎么会被罗瑞卿拉过去呢？
1961年1月，谭政降为副主任，萧华准备上台。然而军委内部竞争激烈，林彪把总政治部主任的几个人选都报给毛泽东。萧华虽然在刘亚楼、杨成武之前进入军委领导班子，但一直没起大的作用，政治上没有多大作为，所以对总政治部的工作，上到毛主席，下到基层干部都不满意。毛泽东决定罗荣桓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说：“主席说，萧华同志同罗荣桓同志一起主持总政的工作很合适！罗（荣桓）出场有点古人味，这样很好，梅兰芳在台上，即使不唱戏，台下的人也不会说话的。”毛泽东这番话，显然是嫌萧华能力和干劲都不足。林彪为照顾萧华的面子，用他自己的语言说的。萧华表面上积极拥护，但心里并不满意。他担任了十一二年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又积极反对谭政，最后还是原地踏步，这是罗瑞卿拉动他的原因之一。
1963年9月28日下午，毛泽东与贺龙、罗瑞卿、萧华等人谈话，提出林彪长期生病，身体不好，建议由贺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罗瑞卿专程到天津探望养病的萧华，说：“看来，林总的身体不能再坚持工作了，毛主席要贺老总主持工作只是暂时的措施。”萧华说：“贺老总身体也不好，军委的领导责任早晚要落在罗总长头上!”罗瑞卿高兴地说：“我们合作吧!”像这样严重的问题，萧华没有向林彪报告，而是他的秘书以后揭发出来的。林彪为了团结大多数，对萧华采取了往里面拉的政策。
1955年授予的上将名单中，萧华虽然排在杨成武后面，但在日常排名中他总在代总长杨成武之前。萧华极受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的钟爱，尤其是刘亚楼去世后，林彪对萧华的器重更为明显。不过杨成武并不服气，他曾公开说，影响他的人多了，比如萧克、陈光、王良、刘亚楼、左权等，却只字不提比他小两岁的萧华。邱会作说：至于杨成武与萧华不和，1959年后的军委办公会议是常见到的，杨成武对总政治部的空头政治也是不感冒的。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逝世，总政治部没有任命主任。1964年2月1日，萧华患肝炎住院。同年9月，他才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文革由总政治部主管，萧华按照“左”的一套来，引起大家不少怨恨。当然萧华不“左”也是不可能的，毛主席号召造反嘛。杨成武对萧华倒台起了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他有两点做得不好，一是抓住萧华的生活问题不放，亲自布置所谓受害的女服务员写细节并签字划押，把萧华往死路上推，唯恐萧华打不倒。他还在碰头会上向江青汇报，萧华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1968年初，在总参谋部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杨成武特别安排批斗萧华。他专门找人用四川方言把萧华糟蹋一通，还把徐立清和袁子钦（均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等人搞来陪斗。让人看来很不舒服，他对萧华有幸灾乐祸的感觉。杨成武当然没有想到，没过几个月他也步了萧华后尘，成了阶下囚。
萧华刻意躲避江青的上海座谈会
1966年1月下旬，李圭（萧华办公室副主任）接到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的电话，说林彪让叶群（林彪办公室主任）打电话，江青要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人不要太多，最好萧华去。萧华和刘志坚研究，决定由谢镗忠（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亚丁（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李曼村（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加。刘志坚请萧华带队，萧华一再推辞：“我事情很多，这几年有病，身体一直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主管宣传文化，了解情况，还是你去好。”刘志坚因重感冒住院，他向萧华提出，也不知道座谈些什么，是否先研究一下，对部队文艺工作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萧华同意，遂约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到刘志坚的病房商议。他们一致认为：第三届全军文艺会演出了一些好作品，有的经毛主席、周总理看过，并给予赞扬。因此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萧华说：“江青这个人疑心大，脾气也大，她有什么批评，不要当面争辩，多听少说，有什么问题都带回来研究。我们不了解地方文艺，不要随便表态。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可以如实汇报。”文化大革命前，江青提出到总政治部任职，萧华没有理睬，江青不死心，找到总政治部文化部，最后还是因萧华阻挡不了了之。萧华一向对江青没有好印象，尽量不主动接触。江青说：“萧主任，见了面，连个招呼也不打啊！”王新兰曾劝萧华，不要在礼节小事上得罪江青。萧华说：“她又不是毛主席，我讨厌她！”
1966年2月2日下午，江青的座谈会开始，至2月20日结束，除观看30多部电影，3场戏外，个别交谈和集体座谈8次，全是江青一人说。她有事休会几天，刘志坚返回北京向萧华汇报，认为江青否定太多，许多电影、京剧都说不行。她反对写中间人物，中间人物是客观存在，还是应该写。萧华表示同意，至于“这些问题怎么办，会后再研究”。江青结束座谈会后，刘志坚等人为向党委汇报，追记了3000多字的汇报提纲，送给江青一份。2月26日，江青对陈亚丁说：“你们要搞纪要，事先也不同我商量一下，搞好了，临走丢下来，逼我签字。有什么办法，逼上梁山，搞就搞吧。”江青认为汇报提纲“歪曲了她的本意”，给她闯了大祸。而毛泽东看后却极为重视，指示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修改。萧华在党委会上说：“既然毛主席这么重视，等他们修改完，再研究如何传达执行。”
1966年3月中旬，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八易其稿，毛泽东三次修改的《纪要》定稿，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很大变化，字数扩充到1万多字，标题也被毛泽东加上“林彪同志委托”。4月初，萧华批准《解放军报》把《纪要》改写成社论。4月10日，中共中央以[1966]211号文件下发。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
邱会作对这个《纪要》很不理解，为什么由军队对党的文艺路线做政治结论？更纳闷不爱管闲事的林彪为什么出这个“风头”？以后他听叶群说，毛主席打电话来，说“小人物”不行，要请林彪这个“神”，要请解放军这个“神”出场。
《纪要》导致军队文化系统的冤假错案
1966年3月下旬，总政治部党委决定在京西宾馆召开全军创作工作会议，各大军区、军兵种文化部门负责人及军队知名作家、艺术家等249人参加。会议仿照江青座谈会的做法，观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的68部国产军事影片和12部外国军事影片。江青认为《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分水岭》《海鹰》等“有小缺点，是好的”，另54部则被扣上“美化阶级敌人”、“渲染战争苦难”、“专写错误路线”等大帽子，并重点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抓壮丁》《兵临城下》《红日》《逆风千里》等七部影片。
全军创作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吴雪（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坐在主席台上，还晃着二郎腿。听到《纪要》点名有“倾向性问题”影片包括他导演并出演的《抓壮丁》时，他正在晃动的腿立刻不动了，显然他没有精神准备。《纪要》否定了建国17年以来的文学艺术，“文艺黑线”矛头直指主持文艺工作的周扬、林默涵等人，而他们却蒙在鼓里，甚至吴雪坐在主席台上才听到对自己的“宣判”，瞬间由“座上宾”变成“阶下囚”。
这是一次地地道道的突然袭击。谢镗忠、李伟（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曾郑重宣布，会议“遵循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三不”原则，动员大家大胆发言。陈其通（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所云平（总政治部文工团剧作家）、冯毅夫（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等人纷纷质疑，为什么这样重要的座谈会不是中宣部召开，而是江青个人召开？江青既不是中央领导人，军中又没有职务，为什么让她来主持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他们感到《纪要》提出的十条路堵死了九条，剩下一条也是“独木桥”……。空军有10人与会，冯德英（《苦菜花》《迎春花》作者）不同意把某些戏剧捧为“样板戏”，也不同意江青说“不敢斗争”或“逃避斗争”是“修正主义”作品。他十分不满地说：那么《白毛女》中喜儿逃进山里躲了那么多年，又叫什么？他对《沙家浜》中的阿庆嫂也说过一些不恭之言。会议初期《简报》如实反映了这些对《纪要》内容不理解甚至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5月16日，林彪批示：“这是反毛主席的，要组织反击。”江青也表示：“恶毒攻击《纪要》，要反击！要反击！”那些“恶毒攻击”以及对众多“大毒草”说过好话，“吹捧”过的人，成了大批判的对象。陈其通、冯毅夫、白刃（《兵临城下》电影编剧）等六人被扣上反《纪要》、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在中小会上被批斗56次。会议气氛越来越紧张，题为《恶毒攻击座谈会纪要的言论》14条被印发批判。后来批判内容越来越多，艺术问题说成政治问题，内部矛盾说成敌我矛盾，早超出了14条的范围。6月29日，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总政治部最近在北京召开全军创作工作会议。会议号召全军文艺工作者同广大工农兵群众一道，“坚决搞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黑线”。6月30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也有重点报道。
全军创作工作会议结束，军队各大单位相继召开创作工作会议，揪斗了一大批有关领导干部及编创人员，30余人被打成“黑帮”，李淦（李圭哥哥、济南军区文化部长）、周洁夫（广州军区文化部长）等数十人被迫自杀，形成文化大革命初期军队最早的一批冤假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