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36：华东特案组之（四）失踪的专家（上）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8年第02期
作者：东方明、李西始、钟平凉
- 寻访使命
1949年11月21日，对于华东特案组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被组长焦允俊私下称为“马头儿”的马处长竟然两次光顾特案组驻地，一日之间下达了两项任务。
上午九点，马头儿驱车过来先交代了一项任务，让特案组侦査一起要案。下午三点多，特案组七名侦査员齐集一堂正在分析案情的时候，外面再次响起那辆大功率英国诺顿摩托的轰鸣声。大家立刻停止讨论，焦允俊脸上露出不解的神情，自言自语道：“马头儿怎么又来了？总不见得再下达一桩活儿折腾咱们吧？”
还真让他说着了，马头儿的确是来下达新使命的。而且这项使命十分紧急，以往有什么案子，马头儿都是先跟特案组组长焦允俊、副组长兼支书郝真儒交代，这次却把特案组党支部三成员之一，支富德一并叫进了小办公室。
出乎焦允俊意料的是，马头儿交代的新任务并非侦査某一起特大案件，而是让访査一个对象，焦允俊一边听，一边觉得自己的头渐渐大了——访查条件不是一般的差，被访査对象的姓名、年龄、体态、相貌、籍贯、学历、职业都不清楚，更别说住址了。只听说此公是中国人，曾经出洋留过学（去的哪个或者哪几个国家、学的什么专业都不清楚），曾在沪上做过药业掮客（中西药也不清楚），抗战前及抗战期间曾与国民党“中统”、复兴社特务处以及后来的“军统”、美国海军情报局、日本黑龙会、共产国际和中共等方面的秘密情报人员有交往，其最突出的特长是对各类情报的研判，据说准确程度颇高，是情报界公认的情报研判专家。
由于此人经常参与各方的情报研判，接触的情报人员既多，知晓的情报也多，渐渐就成为各方争相拉拢的对象，但没有听说过此人加入某方情报组织的消息，倒是经常有情报人员听说某方向此人买过情报。
此人情报生涯的巔峰是在1940年到1944年期间，汪精卫叛国投敌，在日本扶持下组建伪南京国民政府，汪氏出任伪政府的代主席兼行政院长，除公开聘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政府顾问外，还秘密聘请了一中一日两名私人情报顾问，其中的中方顾问就是此人。这两名顾问都使用代号，日本顾问叫“南山”，中国顾问叫“北湖”。为叙述方便，以下就用“北湖”作为对这个被访査对象的称谓。
抗战胜利后，北湖突然失去了影踪。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大张旗鼓惩治汉奸，北湖既是汪精卫的私人顾问，哪怕仅仅是挂了个虚名，也应该列入汉奸名单予以缉拿，如果缉拿不着，则会登报通缉，如果国内找不到，则会把侦査触角延伸到海外。一些比北湖名声小得多的汉奸均被“中统”、“军统”或各地警察局捉拿归案，送上法庭接受审判，不少人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一些被判处徒刑的，在中共执掌政权后依旧在监狱服刑。可这个北湖却不在国民党情报部门或警察部门的通缉名单上。
这一点在当时就引起了社会上一些对政治比较敏感的人士的注意，曾有人在报上发文对此提出质疑，但立刻受到当局的警告，于是此类稿件再无任何一家报纸敢刊登。对此感兴趣的人们私下议论，猜测此公可能已经被“军统”戴老板下令密裁。可是，据中共方面掌握的情况显示，北湖在解放战争期间曾通过数条渠道辗转向中共情报人员提供过国民党政治、军事方面的情报，有些情报被中共高层认为“很有价值”。据此分析，北湖不但还在世，而且一直到1948年初冬淮海战役期间仍在从事秘密活动。当然，既然北湖跟各方情报机构都有关系，那么他很有可能在向中共方面提供情报的同时，也向国民党方面提供情报，甚至为美国、苏联的情报机构服务。因为北湖不但是一位情报判研专家，也是一个情报贩子。
之前北湖向中共方面提供的情报并未由华东社会部的情报人员经手，他们对这个神秘角色几乎一无所知，这种状况直到前一天一位北京首长来沪才发生变化。这位首长来自中央社会部，奉李克农部长之命向华东社会部交办一桩任务：设法寻访北湖其人。
随着建国后社会形势的日趋稳定，新中国多方面的工作都开始走上正轨，根据中央精神，接下来将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审干工作——对革命队伍中的同志进行政治审査，以便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也便于清理少数有历史问题甚至是混入革命队伍的敌特分子。因此，需要知情者提供材料，这些知情者包括敌对分子、民主人士，也包括曾在中共阵营内后又因故离开革命队伍的人员以及其他中性人物。在中央社会部列出的第一批此类人员的名单中，北湖名列情报系统榜首。但是，此人在1948年底就失去了影踪。
当然，寻访北湖还有另一个意义更加深远的目的：鉴于建国后情报战线面临许多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新情况，我们国家急需加强对情报人员的培训，提高情报工作者的业务素质特别是情报研判能力。相信如果寻访到北湖其人，对于这方面的工作无疑颇具作用。至于为什么要在华东地区
寻访，那是因为根据手头少得可怜的那点儿不知真假的材料判断，华东地区，特别是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在内的长三角地带是北湖以前活动的主要区域。雁过留声，人过留踪，他在该地区活动了大约二十年，总该留下丁点儿痕迹的。因此，北京方面把该使命交由华东社会部执行，华东社会部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又把这一使命下达给特案组。
介绍完上述情况，马头儿对焦允俊等三人说，咱们关起门来，也不讲什么“光荣使命”之类冠冕堂皇的话，说点儿实在的。我知道这桩任务不大好办，对于特案组来说，所要花费的精力可能比上午向你们下达的那起案子还要大。考虑到特案组一共只有七名同志，同时完成两项任务力量当然不够，所以给你们两个选择：一是克服困难，同时进行两项任务；二是先把上午下达的那个案子往旁边搁一搁，集中力量把寻访北湖的活儿拿下。你们支部可以讨论一下，我给你们二十分钟时间。说罢，马头儿从口袋里掏出两包香烟放在桌上，起身出去了。
焦允俊马上撕开一包，叼了一支点燃，咂摸咂摸滋味，吐出一团烟雾，感叹道：“当领导就是好，这烟……”忽见郝真懦皱起眉头，怕他上纲上线，便把下面的话又咽回去了。
两人搭档这段时间，郝真儒也摸透了焦允俊的脾性，知道他有口无心，既然他适时住口，郝真儒也就不再计较：“你俩对这事怎么看？是同时上呢，还是先上北湖？”
支富德说：“同时上只怕力量不够，别到时候成了驼子跌跤——两头不着实。”
焦允俊不住点头：“不能排除这种可能。”郝真儒看着他：“这么说，你是同意老支的观点，先把上午接的那个案子往旁边放放？”
焦允俊又大摇其头：“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对老支的观点进行科学评判。”
“那你的意思是……”
“我无所谓，反正都是革命工作。如果一定要我明确表态，那我倒是赞同两桩活儿一起上的。想想吧，一个七人专案组同时干两件活儿，一件是华东地区的大案，另一件是寻访一名曾经在情报界呼风唤雨的神秘人物，这都是可以留下不平凡记忆的活儿啊！将来俺老焦同志百年后，儿子、孙子，还有他们的子子孙孙，会把我这个革命祖先的业迹代代相传……”
郝真懦听他越说越不着调，马上拦住：“你这种念头不仅仅是个人英雄主义倾向，简直就是家族英雄主义！”
焦允俊知道自己这位搭档不吃逗，点到即止，不再胡扯：“言归正传吧，反正都是干活儿，一桩也是干，两桩也是干，肯定要分工的，把人分为两拨不就得了。老支你说是不是？”
支富德一向言语不多，当即点头表示同意。郝真儒说：“那就这么定了，两桩活儿同时进行。虽然有难度，但我相信，凭咱们集体的力量，凭咱们以往克服各种困难破获那么多大要案的经验，我们有信心圆满……”
焦允俊怕他像政治指导员似的说下去没完没了，赶紧打断：“行了，这事就这样定了。老郝您说得累了，歇口气儿，往下讨论分工，那就是我焦组长的活儿了。”
几个人简单商量了一下，决定上午那起大案由郝真懦、支富德、沙懋麟、张宝贤四人侦查，寻访北湖的任务由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负责。当然，分工不分家，哪一拨先完成，就去支援另一拨。分派完任务，焦允俊笑道：“老郝，看来十有八九是我这一拨支援你那一拨了。”
郝真儒不服气：“别得意，难说！”
焦允俊随即把马头儿请进来，马头儿对支部会议的决定很满意。马头儿离开后，焦允俊对那二位说分工不分家是口号，实际工作得按照组织规定进行，咱们首先就是分家。两拨人的办公室得临时调换一下，各干各的活儿，互相不能透露案情，当然，必要时我们支部三个成员可以沟通。郝、支两人对此都表示赞同，于是说分就分，两拨人马分别在一楼二楼办公，互不干扰。
当晚，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开会分析案情。焦允俊先把下午马头儿交代的内容一五一十复述了一遍，说我们这一拨该有个名称，就叫“寻访小组”吧。然后分析案情，各人发表看法，都觉得北湖其人实在了得——
从中央社会部提供的情况来看，这人并不属于民国时期在长三角（主要是上海滩）活动的中外任何一方势力，可能受过情报判研方面的训练，也可能并未受过训练，纯是出于对这一行的爱好自学成才，同时还客串非职业性的情报贩子。尤其是最后一点，这种非职业性的情报贩子在当时的上海、南京、杭州以及苏南城市中普遍存在，巡捕房的包打听、警察局的便衣、旧军队的侦缉员以及铁路、码头、旅馆、饭店、医院、公交、邮电等行业的从业者，甚至到处可见的乞丐、瘪三，这些人中都不乏向各方情报工作者有偿提供情报的，而且是一批相对固定的人员，只不过他们业余工作的业绩没有北湖那样辉煌。当然，不论北湖再怎么辉煌，也只是一个个体户。使焦允俊等三位感叹的是，这个个体户从一开始涉足该行业，竟然就如同专业情报人员那样严格恪守职业准则——隐蔽自己。
根据北京提供的非常有限的材料，此公早在二十年代后期就已开始活动。通常说来，一个业余情报人员肯定会在其与情报活动相关的生涯中不小心露出痕迹，特别是在刚刚起步的那几年里更是如此。可是，这个北湖就是那么有预见性，仿佛在起步伊始就预见到今后自己会成为一名得到中外情报界认可的专家，如果不在初始阶段就刻意注意保密和隐蔽，只怕以后活的不滋润。所以，他就时时留意、处处留心。这乃是一个优秀情报人员的天生素质，寻常搞情报的，往往需要反复训练方才能做到这一点，北湖却轻而易举就做到了。
分析到此，焦允俊不由挑起大拇指，这个人实在厉害！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北湖的风格，这无疑是眼下我们寻访此人最大的难点所在。接下去我们应该如何寻访？马头儿给我们的材料有限，而且不一定靠谱。我们研究一下，看怎样以最短的时间，耗费最少的精力，以最安全的方式把目标找到。
三人一番讨论下来，很快就形成了工作思路。
第一，马头儿提供的情况显示，北湖曾担任过汪精卫的私人情报顾问，这应该是眼下最有希望调査到其基本情况的一个切入口。众所周知，汪精卫的惧内是出名的，其老婆陈璧君是一只极为剽悍的母老虎。在民国高官的眷属中，陈氏是唯一敢于公开跟蒋介石耍泼，甚至让蒋见之憷头的一位。陈璧君对汪精卫的掌控更是严密，经常由日常生活方面延伸到公务上，特别是汪精卫叛国投敌出任伪南京国民政府代主席后，陈氏更是把这种做法发挥到极致。汪精卫聘请北湖为情报顾问之举，陈璧君应该是知晓的，甚至汪精卫还征求过她的意见。根据这个女人的性格，她一旦知晓，肯定会对北湖的相关情况问长问短，不为别的，单单出于对汪精卫安全问题的关心她也必须这样做。须知自从汪精卫1938年12月叛逃河内以来，“军统”曾数次组织对其的暗杀行动，虽然都没有成功，但汪、陈夫妇肯定是吓得不轻。对能够接近汪精卫的人（哪怕只有一次），陈璧君必定非常小心，而且会亲自过问安全审査情况。既然如此，若是对陈璧君进行外调，也许会获得北湖的线索。
第二，据材料上说，北湖最近一次向中共方面提供情报的时间是1948年初冬，但并非是向华东社会部提供的，也不是向上海地下党组织提供的，而是向军方。当时，我军在上海、南京有数个情报集结点，由于秘密战线的复杂性与安全性，互相之间不可能知晓，即使同是军方，也有不同的归属，二野、三野以及华中军区、山东军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都有，直到现在，新中国成立将近两个月了，还是继续保密，华东特案组根本不可能打听到。但是，这应该是一个渠道，还是要向马头儿打报告，要求华东社会部向北京提出，是否可以跟军方联系（后来这个报告倒是打上去了，但如石沉大海，始终没有消息）。
第三，马头儿还提到过，北湖曾在上海干过药业掮客，这也是一条线索，可以向药业公会的老人了解一下。
- 获取线索
次日上午，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去找陈璧君外调。
抗战胜利后，陈璧君在广州被“军统”特务成功诱捕，于1946年4月被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谋图本国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先后关押于苏州狮子口监狱、苏州长春巷吴县看守所、苏州司前街看守所，江南解放后，陈氏于1949年7月1日移押上海提篮桥监狱女监服刑。
关押期间，陈璧君继续保持着她那副悍妇做派。移押上海提篮桥监狱后，人民政府根据政策，充分给予她人道主义待遇，同时予以思想教育。1959年陈氏病逝于监狱前，思想认识已有很大转变。但焦允俊三人去监狱外调时是1949年11月，其时她因长期反共，最终却落到共产党手里，抵触情绪颇大。之前，曾有公安系统的办案人员前往监狱对其进行外调，以便査淸某个历史案件或某人的历史情况。陈璧君却是能推则推，总以年龄大（五十八岁）或生病影响记忆为由，拒绝回答。此番华东特案组三侦査员过去，听狱方介绍了陈氏的情况后，孙慎言、谭弦对能否得到陈璧君的配合感到担心，焦允俊倒是信心十足，说不瞒二位，我咋晚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半宿没合眼，一直在考虑对策，现在我老焦已经有了方略，一会儿看我的就是！
孙慎言、谭弦知道老焦的手段一向了得，料想这不是虚言，当下也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可接下来却是大失所望。陈璧君被管教员带进办公室后，尽管焦允俊对她很是客气，一口一个“陈女士”，可人家对他们三个却是冷目相视，淡淡问三位有何见教。焦允俊说有点儿亊情想请教陈女士，事情不大，跟陈女士本人也并无关系，然后就说到了北湖。陈璧君却是摇头，说我对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印象。焦允俊解释说此公是当初汪精卫特聘的私人顾问，话音刚落，陈璧君勃然大怒，说汪精卫三个字是你们这些小子叫的？
原来，尽管坐了牢，陈璧君待人接物还是有一套规矩的。凡是前来找她外调的，不管是什么级别，对她本人的称谓应该是“汪夫人”，次之则是“陈女士”，对汪精卫的称谓则是“汪先生”、“汪主席”、“汪院长”，如果来人是年纪大些的老派人物，称“兆铭先生”也可以（汪精卫本名兆铭，字季新，精卫系其笔名）。如果不这样称呼，陈氏就会发火。对此，她还有一番歪理：如果你们是以政府公务员身份来讯问我的，可以直呼其名；但如果是来外调的，那就必须尊重我的人格和长期形成的习惯，否则，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这是我的自由——有哪条法律规定在押人犯必须接受外调、必须提供情况的（这样的规定当时还真的没有）？
往下的结果可想而知。焦允俊想了半宿定下的“方略”亳无作用，最后铩羽而归。回去以后，焦允俊想想不甘心，说汪精卫身边又不是只有这婆娘一个人，她不肯配合调査，难道别人也不配合？孙慎言、谭弦都点头称是，除了陈璧君，理应还有其他的知情人。
特案组要打听的事儿，只要渠道对路，很快就会有结果。当天午后，从黄浦分局传来消息，说有一个叫屠三眉的在押人犯，汪伪时期当过汪梢卫的“侍卫官”，现关押于黄浦分局看守所。
谭弦不禁好奇地问：“这个名字有点儿怪，难道这家伙长着三条眉毛？”
焦允俊说：“长三条眉毛还能当得上侍卫官？那么醒目的特征，不适宜从事此类职业。”
果然，屠三眉只有两条眉毛，相貌与正常人无异，如果把他放到南京路人群里去，估计一转眼就辨别不出来了。不过，这人毕竞有特殊经历，往门口一站，就看出坐着的三位气度不凡，进来后一个立正：“报告长官，罪犯屠三眉，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出身，曾在反动军队当过中校团长，抗战时失足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因与‘军统’大特务戴笠相识，受其包庇，未曾入狱，以经商为生。解放后，人民政府明察秋亳，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于9月29日将我抓获归案，现等候处理。在下罪有应得，心甘情愿接受任何惩处。如蒙政府法外施仁，网开一面，余生愿为共产党、人民政府效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这番言辞听得谭弦目瞪口呆，寻思这犯人怎么这样能说会道。焦允俊却知道这是旧军人惯常的套话，当不得真的。为把气氛弄得轻松些，焦允俊冲他摆摆手：“请坐！嗯，你怎么叫这么个怪名字，有人以为你长了三条眉毛呢。”
“报告长官，在下出生时确实有三条眉毛，故先父给起了这个名字。后来，印堂上方那条眉毛随着年龄增长渐渐退掉，到九岁时全没了。”屠三眉一边回答，脸上显现出一种不解的神情，估计在寻思这些人怎么对自己的眉毛那么感兴趣。
焦允俊让对方放松下来的目的已经达到，就跟他聊起在汪精卫身边担任侍卫官的情况。屠三眉果然是当侍卫的料，回答的内容确切到位又不显得啰唆，使焦允俊了解了一些关于汪精卫的安保、办公以及日常生活的情况，他觉得这种了解对今后的调査或许有些用处。一番交谈下来，侦査员感觉差不多了，便问起汪精卫聘请的私人情报顾问之事。
果然，屠三眉点头：“有这事。那是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成立前三天决定的，一共聘请了两名，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中国人。日本人的名字我知道，叫中岛阿太，汪精卫称呼他‘南山君’。后来也见到过两次，是个五十多岁的瘸腿小老头儿，听说曾经是日本陆军中将，但那时已经退出军界，在经营洋行。另一个中国人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汪精卫在别人面前曾经提到过他，称他‘北湖先生’。”
三侦査员都觉得找对了人，这种内情，如果不是在汪精卫身边的人根本没法儿知晓，此刻连编都编不出来的。可继续往下问，屠三眉却说他就知道这些。焦允俊寻思，这主儿多半是想讨价还价，这也难怪，旧军官加汪精卫的侍卫官，跟戴笠又有私交，解放后不逮他逮谁？一旦被捕，有关方面对这种双料货没有三年五年的审査是不可能定案的，定案后判刑也是肯定的，判多判少就难说了。屠某肯定知道他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势，所以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主动与政策贴近，要是能弄个立功，那肯定会少判几年刑。而特案组这边，由于任务重大，来了个倾巢出动，屠某一见这架势，难免有“身价倍增”之想，于是就想讲斤头谈尺寸了。
焦允俊暗忖，谈总比不谈好，那说明后面可能有戏。借用沪语来说，屠侍卫官“门槛”太精（源自洋径浜英语，英文monkey的谐音，“门槛精”的意思是像猴子一样机灵），明明想占个便宜，自己却不说，还要外调方主动宣讲政策，然后才肯顺竿上。不过此刻也没有办法，只好宣讲一下了。
当下，焦允俊就把其实屠三眉已经知道了的政策简单说了一番。屠见有了爬竿而上的机会，于是问道，如果他提供了线索，是否属于立功行为。焦允俊说这个是自然的，但前提是线索必须有效，否则你这番表现叫自讨没趣，如果你故意误导，那就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了，不但不会减轻处罚，量刑时还会足尺加三。
一番话说得屠三眉连连点头，然后就提供了他认为可能有用的材料——当年在汪精卫身边当侍卫官的时候，他曾两次见过北湖。第一次是在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的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当时汪已经决定出任伪政府首脑，一整套安保系统都仿效蒋介石，正在组建侍从室，屠三眉是第三个报到的警卫。报到后，陈璧君通知他不称警卫，而是叫侍卫官。那时汪精卫夫妇还住在上海早年由法租界当局越界筑路辟建的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筑路后实际上由法租界控制和管理，沪上坊间通常也将其视为法租界范围）的汪公馆，距波兰领事馆不远。
那天晚上，一辆黑色轿车驶入汪公馆大门，在院子里停下后，车灯和院内的灯光几乎是同时熄灭的。车门打开，下来一个中等个头儿的人，一身黑西装，皮鞋也是黑色的，头上戴的黑呢礼帽压得很低，几乎把架在鼻梁上的那副墨镜都遮掩了。使屠三眉觉得惊奇的是，这人戴的那个大口罩也是黑色的。这个“黑人”由已经等候着的汪精卫的秘书引领进入室内，屠三眉随后跟进，却在办公室门口被秘书一个手势阻住了脚步。秘书随即也退出来了，和屠三眉一左一右坐在办公室门前走廊的椅子上。
屠三眉对这个神秘人物产生了兴趣，他的听力是不错的，想试着捕捉室内的声音，可是，办公室的隔音效果太强，“黑人”待在室内大约二十分钟时间，屠三眉什么也没听到。谈话结束，“黑人”出来，汪精卫送到办公室门口，说声“先生保重”，那人竟然只是微微点了下头。这使屠三眉非常吃惊。他给汪精卫当了四年的侍卫，直到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后才去杭州汉奸政府任闲职，在汪氏身边见惯了汪送客的场景，不论中国人外国人（包括傲慢的日本高官），没有一个用这种淡定的方式与汪氏告别的。此刻侦査员提起那个神秘人物，他马上就想起了那难忘的一幕。他记得目送那辆黑色轿车离去后，出于好奇，还站在院子里听着渐去渐远的引擎声，辨别轿车行驶的方向——轿车是沿着福履理路往东而去的。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1941年初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其时汪精卫已经住在南京的颐和路34号公馆，那是由其连襟、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赠送的。那天晚上轮到屠三眉值班，晚饭后，汪精卫吩咐说，晚些时候北湖先生要来访，让屠关照厨房准备夜宵，简单点儿即可，北湖先生喜欢吃面条，就准备鸡汤面吧，下得硬一些。屠三眉即去厨房安排，但他根本没想到所谓的北湖先生就是上次在上海拜访汪精卫的那个“黑人”。
说是晚些时候，一直等到深夜了客人还没到，十一点左右，汪精卫按铃招呼屠三眉去其办公室，让屠给下关火车站打个电话，问上海来的客车是不是晚点了。电话还没打出去，门口警卫已经来电向屠侍卫官报告：有客人晋见汪主席。
这个客人就是北湖了。屠三眉当然不可能认出对方，对方也没自我通报，事后屠问了门口警卫，客人是坐一辆出租马车来的，下车后没对警卫开过口，只出示了一张汪精卫亲笔签名的名片。警卫知道来者不凡，即打电话告知侍从室。
正好这时秘书进来，听了屠的报告，马上三步并作两步赶出去迎接了。
客人全身被黑色花呢风衣裹了个严严实实，戴一个大口罩，茶色眼镜，这种严严实实提醒了屠三眉，他当即想起去年在上海法租界汪公馆见过的那个“黑人”。这次，屠三眉尽管没见到客人的真容，但听见了北湖先生的声音。
北湖先生进入汪精卫的办公室不久，厨师把夜宵送来了。按照规矩，厨师只能把夜宵送到办公室门口，由侍卫官送进办公室。屠三眉端着托盘进去时，再次领教了客人的神秘。汪精卫亲自给他沏的一杯茶放在茶几上，一看就没喝过，而客人竞然还戴着口罩！托盘放到茶几上，客人点头，说了声“谢谢”，那口音带着浙东韵味。
屠三眉离开汪稍卫办公室时，接班的另一侍卫官陈鸣已经在门外站着了。两人去隔壁的侍从室交接班……焦允俊听得刚来劲儿，屠三眉却像是踩了一脚刹车。焦允俊追问：“往下呢？”
“往下？往下我就下班了，去隔壁宿舍休息了。”
焦允俊竭力掩饰自己的失望，微叹了一口气：“唉，老屠啊，这可就怪不得我们不给你机会了。你提供的情况于我们要找到北湖这个人显然于事无补麻，怎么算你立功呢？”
屠三眉自是不甘心：“报告长官，根据我提供的情况判断，那个北湖先生很有可能是住在上海的，因为汪精卫叫我给火车站打电话询问上海的火车是不是晚点了。”
焦允俊冷笑：“嘿嘿，当时的京沪线（即后来的宁沪线，蒋介石政府定都南京，故将宁沪铁路称为‘京沪线'）也停靠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车站，即使北湖是乘这趟车抵达南京的，也不能说明他肯定是在起点站上的车呀，你说是不是？”
原以为对方闻听此言肯定会满脸沮丧，哪知屠三眉稍稍一怔之后，突然露出笑容，摸了摸脑袋说：“哎，这位长官，您这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后来我听说那个北湖先生可能是住在苏州的。”
据屠三眉说，1942年5月下旬，确切日子好像是23日，汪精卫去苏州检阅“淸乡成果”，下榻于蒋介石在苏州的别墅“蒋公馆”。屠三眉当时奉命去杭州出差，没有随侍，陈鸣去了。陈鸣是陈璧君的亲戚，虽然跟屠三眉一样是侍卫官，所领的薪饷也是一样的，但汪精卫对他比对其他侍卫官亲近一些，下意识的防范也少些。后来屠三眉听陈鸣说，当晚汪精卫吩咐秘书通知北湖来一趟其下榻处，有事相询。陈鸣和屠三眉一样，对曾经夜访南京汪公馆的北湖有一份好奇心，所以就留了心。
当然，汪精卫身边的侍卫官都是受过纪律教育的，专门由日本人给他们上过课。陈鸣不会刻意去留意什么，但如果机会送到眼前，他也不会放弃。那天正好他当值，自然就是一次机会。当天午夜，一辆马车载来一个客人。当这个客人从竹丝编织的篷厢中钻出来时，陈鸣暗吃一惊对方竟是一副中东人的装束，身穿长袍，头上蒙着白色围巾。下车后此人谁也不看，快步进入厅堂，随秘书上楼去了。那辆马车随后调头驶出大门，这边的警卫不知道那“中东人”离开时是否仍旧坐这辆马车，但既然对方没有事先告知，他们也不开口相询，打开大门任由其离去。
片刻，有人敲门。警卫开门一看，竟是两个日本兵，嘴里哇啦哇啦一连串日本话。一干警卫都不懂日语，便去请留学过东洋的陈侍卫官出来应付。陈鸣到门口跟日本兵一搭腔，得知他们是夜间巡逻队，今晚接到城防司令部命令搞戒严演练，此刻正是戒严期间，故在前面拐弯处拦下了一辆马车，要把车夫逮捕。车夫比画着说他是拉客人到蒋公馆来的，蒋公馆是何处所，日本兵当然是知晓的，因此前来核实情况。
陈鸣证明车夫所言属实，但带头的那个上等兵要求他去拐弯处看一下，确认是否就是这辆马车和这个车夫。这样一来，就使陈鸣有了一个跟车夫对话的机会。他过去跟车夫聊了几句，弄清楚车夫姓韩，是苏州的古玩字号“真宝斋”老板吴子扬的私人马车夫，今晚奉主人之命把这个装扮奇特的客人从家里送到蒋公馆。主人吩咐送到即返，回头是否需要去接，待蒋公馆打来电话再说。车夫自然照办，不料今晚日本人搞戒严演练，如果不是陈鸣过来作证，只怕他就得进宪兵队了，不死也得脱层皮。
- 遭遇盯梢
离开黄浦区看守所时，焦允俊三人的神情与先前走进大门时迥然不同，谈不上神采飞扬，但轻松是显而易见的。
接下来应该如何进行调査？孙慎言的想法是赶紧奔苏州找那个古玩商人吴子扬，这人跟北湖有直接接触，应该了解情况。谭弦也是这么想的，连说可行”。然后，两人就望着焦允俊等他定夺。焦允俊也是这个意思，不过他认为去苏州前应该先去一趟药业公会，了解一下民国时上海滩是否有类似北湖那样一个角色。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倘若运气好，一下子就在药业公会打听到北湖的下落，那就不必去苏州了；二是如果药业公会那边对北湖其人的情况不清楚，也可以请他们相帮打听着，如果在苏州没有访査到北湖的下落，回头还是得盯着上海药业公会这边，这样一来，就可以节省些调査时间。
不出所料，在药业公会没有打听到北湖的情况，焦允俊做了一番安排，随即与孙、谭二人一起赶赴苏州。当天晚上八点多，三人抵达苏州，住进了祥符寺巷一家叫“怡红楼”的中档旅馆，这旅店的名字实在别致，听上去容易使人误以为是烟花场所。
次日，11月23日上午九点，三侦査员去了苏州市公安局。当时各地公安机关都有负责接待外埠同行来本地调査以及办理案件的临时部门，名称基本都是“交办组”、“协办组”之类，苏州这边叫“协办组”。市局秘书科马科长看了盖着华东特案组印鉴的介绍信，自是热情。听了侦査员的外调目的，马科长说有名有姓有职业那就好办，当下通知协办组组长殷德胜配合调査。
协办组立刻与派出所电话联系，并给三位侦査员出具了介绍信。殷徳胜还要把协办组的一辆摩托借给他们使用，焦允俊婉言谢绝了。
当下，三人步行前往派出所，核实了吴子扬的住址，孙慎言、谭弦都以为会立刻奔吴宅，哪知焦允俊却不慌不忙。从派出所出来，他朝两人丢了个眼色，示意两人少安毋躁。三人在街上转了一阵，看看已是午餐时分，焦允俊说前面就是苏州有名的观前街，我们去那里找家上档次的面馆吃面。
原本说好是去向古玩商吴子扬打听北湖情况的，现在却成了逛街吃饭，这个安排不禁使孙慎言、谭弦大觉意外，都用不解的眼神看着头儿。焦允俊不管不顾，头前引路，直奔观前街上一家面馆。进去坐定，向跑堂要了三个冷盆、一瓶黄酒加上每人一碗浇头面，说咱们边吃边聊，时间有的是。那二位也是心眼玲珑剔透之辈，当下寻思像是有情况啊！当然，不能有任何异常的表现，一切按老焦的意思做就是了。于是，三人喝酒吃菜，随口聊些闲话。
吃饱喝足，焦允俊说咱们回旅馆休息吧，睡—觉再说。三人又步行回了“怡红楼”，进房间后，焦允俊示意关闭门窗，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面上写了“盯梢”两宇。谭弦大吃一惊，一双眼睛瞪着特案组长，嘴唇微张，像是噙着一个问号。孙慎言微微一笑，悄声道：“我在面馆就觉得情况有异，确实有人盯上咱们了！”
焦允俊生性机警，接受过专业训练，还有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经历，早已养成了“睡觉也只闭一只眼”的职业警惕。这种时刻准备遭遇不测的意识已经成为一种人生本能，随时随地都会发挥作用。每次接受任务后，他都要暗暗提醒自己：伙计，注意啦，没准儿就会遇上危险，稍有疏忽性命难保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只要一离开特案组驻地，他就浑身蓄劲，表面上依然嘻嘻哈哈，实际身上的每根神经都绷着呢。
昨天傍晚登上赴苏州的火车，焦允俊的这份职业警惕又被激活了。当然，作为资深情报工作者，他不可能平白无故地为自己设立一个假想敌。特案组所负使命来自中央社会部，由华东社会部正式下达调査命令，在保密方面应该是没问题的，通常说来不会出现被人跟踪或暗算的可能。可是，通常不是绝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焦允俊从不会因侥幸心理放松警惕。昨晚入住“怡红楼”之后，焦允俊在旅馆里里外外转悠了—圈，没发现可疑迹象。上午去市公安局时，一路上照例暗暗留意，也是一切正常。不料，在平江路派出所了解完情况刚刚出门，就发现有一个三十余岁的妖艳女子在马路对面人行道上与他们三人并行。初时他并没特别在意，可是，拐了两个弯之后还是如此，焦允俊就不得不往跟踪方面_去猜测了。
他决定测试一下，路过一家鞋帽店时，他招呼孙慎言、谭弦一起入内看了看，还让店员拿出—双球鞋试穿，最后当然没有买。出门时四下一扫，没见那个女子，寻思可能自己过于警惕了，人家不过是碰巧跟他们同行了一段路而已。哪知，从鞋帽店出来不过两三分钟，那个女子又出现了，这回是在马路同一侧，在他们身后大约十米远的距离尾随。焦允俊断定那女子是在跟踪无疑，心里不惊反喜：正愁找不到线索，你这一跟踪，不是把线索送上门来了吗？
凭经验，他料想对方既然决定跟踪，那就是已经基本确定他们三个佯装游客的主儿的真实身份是便衣了，跟踪的目的不可能是为了证实他们跟公安局有联系，而是还要往下深入了解，看他们接下来会去哪里，想干什么。所以，焦允俊并不担心对方会就此罢休。不过，既然被跟踪，就不能径直去找古玩商吴子扬外调了，得先揪住眼前这条主动冒出来的线索。
带着孙、谭两个转悠了一阵，对方盯梢依旧，但盯梢的人换了，不再是那个妖艳女子，而是一个四十来岁穿藏青色中山装的男子，一米七左右的个头儿，长得很壮实，一张国字脸上的五官比较端正，两道扫帚眉下的那双眼睛里时不时有煞气闪过，应该不是善茬儿，弄不好是杀手一类的角色。和先前那个妖艳女子一样，这人很明显没有受过跟踪方面的职业训练，凭焦允俊的手段，可以轻而易举甩脱对方，或者干脆将其拿下。但此刻焦允俊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寻思这对男女背后多半还有人，把对方的情况弄清楚再动手也不迟。
再者说，既然是对身负重要使命的特案组侦査员进行跟踪，对方应该也不是凡品，可这对男女的跟踪水平实在不敢恭维，那就有可能是对方临时利用的角色，说不定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真正上家是谁。如果贸然出手把这个扫帚眉连同之前的妖艳女子拿下，也就不过证实了猜测，后面的戏估计就停演了，那岂不可惜？因此，焦允俊决定按兵不动，和孙慎言、谭弦吃过午饭，又一起溜达着回“怡红楼”休息。
那么，下午是否要去走访古玩商吴子扬呢？焦允俊分析，如果去的话，对方肯定仍会跟踪，虽然采取反跟踪措施可以轻易摆脱，但这就等于告诉对方已经发现他们跟踪了，没准儿就把他们吓退了。所以，走访吴子扬的事还得往旁边放一放，而且还要通知老殷那边暂且不去找吴子扬了，也不必跟分局或者管段派出所联系。至于特案组侦査员遭到跟踪的情况，更没有必要向这边的同行透露。
下午，三侦査员去了趟市局。果然，路上又受到了那对男女的交叉跟踪。焦允俊生怕另二位露出破绽，事先反复关照他们千万要注意，那二位自是严格遵守特案组长的命令。可是，接下来却发生了令侦査员不解的情况：他们在市局跟老殷喝着茶聊了半个多小时，告辞离开时，那两个交叉跟踪的男女却不见了，也没发现有其他人跟踪。
这是怎么回事呢？
- 深夜遇袭
事有蹊跷，焦允俊等三人难免心神不宁。转眼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了，孙慎言、谭弦都说没胃口，不想吃。焦允俊说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儿，没必要弄得这么纠结，饭总是要吃的。这样吧，你俩不用出门了，我也不出门，招呼账房差一个伙计去叫外卖，弄点儿馒头，再来一锅汤，就可以凑合一顿了。
一会儿，馒头和汤送来了。那二位中午吃的面条早就消化殆尽，这会儿闻到香味儿，腹中立刻“咕咕”作响。可焦允俊却不让他们吃，连汤也不能喝。特案组长平时表面上嘻嘻哈哈，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其实一向心细如发。此刻人生地不熟，又碰上蹊跷情况，哪敢大意。对眼前这份外卖，他不敢掉以轻心，当下掰了半个馒头，在汤里浸了片刻，走出房门穿过院子（他们的房间在旅馆后一个独立小院里先前出去时他看见外面天井里拴着一条土狗，即如今唤作“中华田园犬”的那种，此刻，他的主意就打在这条狗身上。
那狗看到他手上的馒头，登时狺狺而吠，他把馒头扔在地上，那畜牲三两口就吞了下去，犹嫌不足，抬头望着他哼哼。焦允俊不再答理它，点了支烟抽着，走到另一侧墙边的金鱼池前观赏金鱼。一支烟抽完，那狗若无其事，正盘算时间是不是有点儿短时，从前面院子来了两个伙计，抬着一个沉重的木柜，要将其放进天井这边的库房。库房门打开后，因门檻有些高，两人抬不进去，焦允俊就上前相帮。那口柜子里装着历年的账本，确实沉重，三人合力摆弄半晌，总算解决了。伙计自是感激，掏出香烟请焦允俊抽，借抽烟的机会，焦允俊跟两人聊了一会儿。离开时看那狗一切正常，于是返回房间说“开吃”。馒头和汤本来是热的，放到此刻已经凉了。三人也不计较，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
孙慎言、谭弦见组长这么谨慎，一颗心也提溜起来了，说咱们得机灵点儿，万一发生啥事儿，比如让歹人把门从外面锁上烧一把火什么的，那岂不给一锅儿端了！焦允俊说没事，咱们只管睡觉，明天早点儿起床，出门找家面馆吃了早饭，直接去吴子扬家登门拜访，顺利的话，中午就可以上火车动身回上海了。
那二位对焦允俊一向信服，见他若无其事，也就放下心来。这时，外面浙淅沥沥下起了小雨，风也渐渐大了，寒气透过门窗缝隙漫进来，让人忍不住打冷战。焦允俊说关灯休息吧，三人遂上床睡觉。
因为接下来发生的情况跟环境有关系，这里先介绍一下三个侦査员人住房间的位置。“怡红楼”是一幢两层楼房，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再往前便是临街的大门，古色古香的门框上方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红木匾额，“怡红楼”三字写得很有韵味，据说出自前清苏州知府吴云书之手。那两层搂房便是旅馆的客房，上下各有二十间。楼房后面有个天井，中间一道有月亮洞门的影壁把整个儿天井分成前后两块，前块两侧是厨房，后块两侧是库房。
后天井再往里还有一个小院子，称为后院，里面有一间平房，据说以前是旅馆老板郭元庆为一生笃信佛教的妻子颜氏设置的修炼专用场所。颜氏病逝后，郭老板把该处辟作一处独立客房。据说因发生过“闹鬼”事件，被同行四下传播开去，渐渐一些知晓这一情况的旅客就不愿意入住了。郭老板倒也干脆，立马降价，但凡有三四个结伴旅客来投宿的，便向人家推荐该客房，房价打七折，而且会向人家讲淸楚为何打折。胆小的旅客自然闻而却步，但也颇有些胆大的旅客不在乎，因为价格便宜，反而争相要住，有时后院客房的人住率甚至高过前面的客房。
焦允俊三人来登记住宿时，出示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出差介绍信。当时郭老板正在账房间，见他们有三位，便推荐后院的那间七折房，亲自领他们去看。侦査员见乃是一处有围墙、大门隔断的独立小院，真有一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感觉，对于出差在外的特案组侦査员来说，这是最合适的住处，既安静便于休息，又可以在房间里商量案情。至于郭老板所说的“闹鬼”，三人根本不屑一顾。
当下，三人紧闭门窗，上床安歇。夜渐深，雨渐下渐密，风势也渐渐增强，风声雨声掩盖了其他声响。那条土狗起初还不时吠叫几声以显示自己正在履行职责，后来干脆就没有声息了。如果现在随处可见的摄像头穿越到1949年安装在后院门外，就会摄下发生于午夜后的那一幕——
风雨中，前后天井中间影壁的月亮洞门边沿露出一颗脑袋，镜头拉近，可以分辨出那就是白天眼踪特案组侦査员的两个家伙之一“扫帚眉”。这主儿窥探片刻后，闪身进入后天井。那条在库房前的一堆破烂物件底下避雨的中华田园犬发出狺狺之声，从破烂下面钻出来，却不上前向“扫帚眉"示威，而是退入侧后方的库房门口，借库门上方伸出的棚檐避雨。紧跟“扫帚眉”而入的一个四十多岁身穿黑衣的精悍小个儿男子立刻甩出一个肉包子，土狗闻了闻，继而低头吞食。这畜牲吃得正津津有味，“扫帚眉”拿着另一个肉包子假装友好的走到近前，双手倏地一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掐住了土狗的脖颈。后面那个黑衣小个子一个箭步上前，一刀将土狗结果。
解决土狗后，二人在湿漉漉的狗身上擦去沾上的狗血。黑衣小个子几步来到后院墙前，耳朵貼着院门探听里面有无动静，稍停，冲身后摆摆手。“扫帚眉”二话不说，就地一个上跃，两手攀住墙头，一个引体向上，轻而易举翻墙进院，开院门让同伙入内。两人移步至侦查员人住的客房窗前侧耳倾听，里面传出不同频率的呼吸声，估计房内的旅客睡得正酣。黑衣小个子瞟了一眼黑暗中的同伙，“扫帚眉”已掏出手枪对准房门口，黑衣小个子则伸手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子。
那个年代安装窗户玻璃，都是在窗框内侧钉钉子，然后以油灰（即桐油和石灰的混合物）密封，只要把油灰刮掉，拔去铁钉，就能轻易卸下玻璃。看来黑衣小个子精谙此道，他把小瓶里的油涂在窗玻璃四周，使业已干硬的油灰变软，然后用刚才解决土狗的那把尖刀撬下油灰，卸下玻璃。窗内低垂着的布质窗帘被外面的风一吹，向屋内鼓荡起来，被他一把抓住。
【信笔由墨】关于窗户玻璃安装的叙述是错误的。详见附录
两个刺客落网后交代，按照预先的策划，接下来，黑衣小个子会伸手探进窗户，拔出插销，开窗爬进室内，再悄悄把房门打开，待“扫帚眉”进入后，即对三侦査员下手，用匕首将三个睡在床上的目标结果，尽可能不开枪，以防闹出动静来不便脱身。对于他们来说，这项活儿算是轻车熟路，也就眨眼的时间，活人就变成尸体了。
可是，这回他们却遇上了厉害的对手。黑衣小个子把他那双不知沾过多少人鲜血的罪恶之手伸入窗子，两个灵巧的手指头摸索到窗子的插销，正要拔开，手腕突然被一只孔武有力的手掌一把攥住，立刻下意识地要挣脱。他是练家子，手上那把劲在老家也是出了名的，可此刻却像是被一把老虎钳钳住，只觉得腕骨钻心地痛，接着，这份疼痛就算不得什么了，对方的另一只手也上来了，竟然硬生生拗断了他用来拔插销的两个手指头！还没等他喊出声来，—副手铐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将受伤之手铐住，另一头则被铐在焦允俊随手从旁边角落抓来的实木衣帽架上。
随着黑衣小个子刺耳的惨叫声，房门猛地打开。突然的变故让“扫帚眉”手足无措，下意识对准房间里开了一枪。但开门的孙慎言本系武工队出身，黑夜执行使命不下十几次了，经验丰富，打开房门后立即闪身躲到一旁。“扫帚眉”正要打第二枪，焦允俊先开火了，因为要抓活的，所以是冲下肢开的枪。枪响过后，伴随着“哎呀”一声，“扫帚眉”左膝中弹倒地，随即被从屋里扑出来的谭弦按在地上，双手死死攥住了他持枪的右手。不料这家伙蛮力惊人，单手挣扎，竞然把谭弦上半个身子都顶了起来。直到孙慎言过来一脚把那支“南部九四”式手枪踢飞，又一脚踩住了他的另一只手，这才喘着粗气极不甘心地被扣上了手铐。
这时，焦允俊提着从黑衣小个子那里缴获的“南部二六”式转轮手枪过来了，把枪递给谭弦后说了声“先把他们看住”，随即出门而去。一会儿，焦允俊押若一个披头散发哭哭啼啼的女人返回来。孙慎言、谭弦定睛一看，就是白天跟踪他们的妖艳女子。他们不禁感到奇怪：老焦怎么知道这个女人也下榻“怡红楼”的？
【信笔由墨】日军装备的手枪中有二六式9毫米转轮手枪，没有南部二六”式转轮手枪。祥见附录
焦允俊让谭弦去前面账房间往市公安局打电话，请市局派车过来，先把受伤的送医院治疗，再进行讯问。孙慎言取出急救包给受伤的“扫带眉”和黑衣人包扎时，“扫帚眉”不服气地问：“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搞你们的？”
焦允俊把缴获的两支手枪拿在手中把玩，脸上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说就凭这么两支破枪你们就敢来行剌？真是吃了豹子胆了！老子如若没有这份警醒，还敢干这一行？你们白天跟踪、下午入住旅馆，哪样瞒得过我的眼睛？
特案组长绝对不是在吹牛。先前对方突然停止跟踪，焦允俊多少有些意外，寻思对方要是换个什么法子在暗中盯着的话，那倒是有点儿麻烦。他让孙慎言、谭弦少安毋躁，自己出去叫外卖时，路过账房间，脑子里忽然掠过一个念头：对方先前巳经跟到过旅馆，会不会干脆入住，准备就在旅馆对付咱们三个？
这样想着，他就进了账房，对账房先生说跟另外两人约好的，今明两天他们会在贵号跟我会合，不知刚刚是否有新旅客入住了？账房先生先前给他们办理住宿登记时已经知道他们是上海公安，对此类公家人自是热情，当下直接把登记本送到他面前。焦允俊一看，下午来登记入住的旅客中有两男一女，其所持出差凭证盖着平原省濮阳道口区一家商号的店章，入住前面楼房二楼的207客房。那是一个三人客房，虽有三张床，但没有套间，两男一女人住其中，就显得有些古怪了。况且，那家商号竟然一下子出动三个人到同一个地方跑生意，其中还有一个女的，这又是一奇。
焦允俊便向账房先生打听那三位是怎么个年龄模样。当时旅馆的账房先生，其他特长可能没有，但若论打算盘和记人面孔体态，可与当铺朝奉并驾齐驱。他们都是旧社会过来的，那时候开旅馆的必须时不时应付以査账査贼査户口为名登门敲诈勒索的税务官、警察或保安团，一个不对没准儿就被封店抓人，破了财还不一定消得了灾。因此，他们对陌生人的长相都有一种入木三分的洞察力，记性也好，几乎是过目不忘。眼下焦允俊询问的账房先生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一来二去就把那三个旅客的一应特征说得清清楚楚。
两男一女中的妖艳女子和“扫帚眉”不就是跟踪他们的那二位吗？焦允俊不由窃喜，如此看来，对方是要跟侦査员拉近距离，不但跟踪，还干脆住到一家旅馆。他们的企图是什么呢？往和平的方向去想，无非是明天跟踪时方便些；往暴力方面考虑，那就是要对侦査员下手了。焦允俊不知对方会采用哪种方式对付他们，从干他这一行的思维来考虑，自然得往暴力方面做准备。
焦允俊知道自己今晚肯定睡不好了。对方是三个，这边他们也是三个，三对三，应该不成问题。但焦允俊不想把孙慎言、谭弦弄得睡不好觉，所以没对他们露出口风，只是让他们安心睡觉。干特案工作的都有一份与生俱来的高度警惕，那二位见焦允俊和衣躺下，也就跟着仿效。不过，他们倒是真的睡着了，而且还睡得很熟，特别是谭弦。直到焦允俊听到外面的动静，将二人悄然唤醒。两个刺客本来是行剌来的，却遭遇了剧情大反转，被侦査员生擒。
- 阴差阳错
苏州市公安局协办组接到特案组侦査员打去的电话，立刻派车赶到。“扫帚眉”和黑衣小个子都受了伤，一个是下肢枪伤，另一个被焦允俊折断了两个手指头，由焦允俊、谭弦和市局协办组警员押往医院处置；那妖艳女子则由孙慎言和协办组警员押解市局。
对三个被捕者的讯问是待两个受伤者从医院回来后才开始的。焦允俊说那个女的一看就是跟班，受人指使，人家让干啥就干啥，可以暂时不管她。我们先审“扫帚眉”，然后是黑衣小个子。我和小谭负责讯问，老孙你负责看守人犯。
焦允俊原以为“扫帚眉”貌似莽汉，心机不至于很重，在三人中应是老二，老大则是那个目光明沉的黑衣小个子，所以“扫帚眉”应该好对付。哪知一向心思缜密判断精准的特案组长竟然走了眼，“扫帚眉”玩起了零口供，不管问什么，他都像个哑巴似的不开腔，甚至连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都不漏一字。焦允俊不想这样折腾下去，只好先把他放在一边，跟那个黑衣小个子聊聊吧。
看面相，黑衣小个子应该是个寡言少语的角色。焦允俊走进关押他的房间前，一想到又得面临一场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的较量，不由得有点儿犯憷，站在门口连续打了几个哈欠，甚至把身边的谭弦也感染了。临末，焦允俊擦去不由自主流出的眼泪，又伸了个懒腰，这才咬咬牙推开了门。特案组长算得上心眼绝对玲珑剔透之辈，只朝那黑衣小个子扫了一眼，马上有了一种直觉——这家伙不会像“扫帚眉”那样死顶的，至少眼下不会！
果然，一支香烟递上去，又给对方点了火，那主儿深吸了一口，脸上显出一种忍受力已经达到极限行将崩溃的神情，目光里的那份阴鸷竟然荡然无存。待到焦允俊又把一杯水递上去，那小个子竟然主动开口了，说兄台有甚要问的，兄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黑衣小个子名叫阮大成，平原省菏泽人氏，四十七岁，是当地恶霸“照天明”阮耕云的管家兼家丁头目、武术教师。抗战时当地建立中共民主政权后，阮耕云带着家人在阮大成的护卫下去了徐州。他在城里开着两家商店一家作坊，尽管老家的田地财产被民主政府没收，但靠着城里的资产照样可以过一份舒适的日子。稍后，老家伙又担任了日伪商会头目、警察局顾问，继续作威作福。阮大成跟着主子作恶，民愤甚大，当地民众对“二阮”深恶痛绝，每月初一十五都在家里烧香拜佛，祈求老天开眼，赶快把这两个恶棍收去。
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了，日本鬼子投降，人们以为总算可以惩治“二阮”了，哪知，前来“劫收”的国民党官员收受了阮耕云的重金贿赂，蓄意包庇，不但没追究其汉奸罪行，反倒让其出任当地保安营长，阮大成也弄了个便衣队长的头衔。“二阮”继续作恶，组织还乡团窜回老家，大搞反攻倒算。不久，中共武装力量展开反击，还乡团长阮耕云被击毙。阮大成在混战中身负重伤，被卫士金上榜（即“扫帚眉”）救出，连同阮大成的相好、寡妇袁翠珍一起逃往安阳，投奔阮的武林师弟。
师弟是旧军人出身，抗战前就已回乡，在当地经商，开着一家槽坊。槽坊占地较大，且酿造之地少有闲人来往，三人躲在那里暂时太平无事。阮大成对那种厮杀逃窜的日子感到厌烦，看着经商的师弟过得安逸，便和金上榜、袁翠珍商量，干脆留在当地，弄个合法身份，开一家店铺过一份平安日子。那二位对他言听计从，自无二话。阮就跟师弟商量，师弟说如此也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总比一条道走到黑要强。
于是，阮大成就从随身携带的财宝中拿出十两黄金，委托师弟办理一应事宜。师弟在当地人脉较广，很快就为他们三人办妥了户口。知道他们经不住追査，又请当地警察局伪造了户籍档案，阮大成与袁翠珍的关系是夫妻，金上榜与袁翠珍的关系是兄妹，成了阮大成的舅子。办理好一应手续后不久，当地解放了。阮大成开了一家在当地被称为“洋货铺”的专门出售小百货的店铺，做起了新政权下的合法生意人。
可是，师弟所在的安阳毕竟离阮大成的老家不到五百里地，当初阮大成身负重伤突出重围时，只想就近找一处安全的落脚地，养好伤后就要离开的。那时候安阳地区是国共双方经常拉锯的区域，别说阮大成了，就是蒋委员长也不知道过些日子这地方究竟会属于哪一方。阮大成原来的打算是，养好伤后如果还是国民党的天下，那他就出头露面，打通关节重新当个小官，否则就远走高飞。不料形势变化太快，而且于国民党方面大大不利，他的伤势也时好时坏，还感染了一场伤寒，结果连伤带病休养了很久。之后作出留下的决定时，阮大成并不了解国共斗争的大形势，待到生米煮成熟饭，他才发现五百里地似乎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遥远。经常有操着他所熟悉的乡音的顾客前来购买商品，幸亏他不是阮耕云，否则早就被人认出来了。但这样下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安全系数已经越来越低了。阮大成就跟师弟商量，看是否能够找一个万全的法子。
师弟的日子也没有解放前好过，因为他当过旧军官，在当地又是一个能量堪比社会活动家的角色，虽然没犯过事儿，但历史问题是没法儿回避的，隔三差五就被公安局唤去谈话，交代自己的问题，接受本地和外地公家人的调查。随着对时事政策的不断关注和了解，他发现，别说其他了，就是帮师兄伪造身份，让他们三个隐藏下来的事儿，就够得上包庇反革命的罪名了，一旦败露，逮捕判刑没商量，闹不好脑袋都保不住。他正想把师兄三个请离本地，另觅良枝落脚，但碍于面子又不好开口。此刻师兄主动来找他商量，自是求之不得。几番商量下来，师兄弟终于找到了一个法子：去苏州投奔袁翠花的舅舅裘高山，请其设法为他们办理落户与开店经商等一应事宜。
裘髙山是苏州当地的开明绅士，掩护过新四军和中共地下党员，其宅一度还曾经是华东野战军的地下交通站和伤病员转运点。解放后他虽然没担任新政权的任何职务，但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尊重。相信如果他出面为自己的外甥女袁翠花及“家属”合法迁移户口并在当地落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成功落户，就算洗白了身份，开店铺或者找工作也就没有障碍了。
当然，从不留后遗症的角度考虑，合法迁移户口也是有难度的。即便眼下这边的派出所没有发现阮大成三人系还乡团逃犯，可以凭苏州那边开出的迁入证明为他们办理迁移手续，但日后其老家那边的公安机关若是追査过来，只要一査派出所的户口迁移档案就可以顺藤摸瓜去苏州拿人了。因此，合法：正明是不能选择的，只能伪造。阮大成灵机一动，请师弟设法去外地找个刻章匠伪造一份军队转业证明。之所以伪造军方证明，是因为初解放时军队调动频繁，日后即使警方想调査，只怕也难以找到相应的单位和人员。师弟认为此法可行，就去了趟新乡，找了个刻章匠刻了一枚“华北军区后勤部”下辖一家子虚乌有的单位的公章。
接下来一切顺利，裘高山对这个上门投奔的外甥女所说的一切信以为真，又持有军方出具的证明，就出面相帮办理了落户苏州的一应手续。阮大成原准备自己开店铺做生意，但在苏州考察了一番，意识到以后可能没有私有制了，个体做生意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弄不好最后连伪造的身份都会被戳穿，遂决定不开店铺，还是去打工做无产阶级吧。打工也有私营和国营之分，如果进公家企业，就要填写个人简历存进档案，那就不大牢靠，没准儿公家还会来一个调査核实哩。
所以，还是去私企为好。这样，阮大成就请他也尊称“舅舅”的裘高山出面，把他介绍进一家私营丝绸厂做了一名财务人员。金上榜则凭着他那身蛮力在轧米厂找了一份扛大包的活儿，袁翠珍还是做家庭主妇，待在租居的房子里烧饭做菜料理家务。
一个月前，阮大成接到师弟的一封信，说是据公安局一名留用警察透露，阮大成老家的公安局已经接到群众反映，称阮大成潜逃安阳一带，改名换姓洗白了身份。为此，平原省公安厅发出了专门针对阮大成、金上榜的通缉令，已经寄到当地公安局了，估计立刻就会予以追査。阮大成大惊之下，立刻给师弟回了一封信，未具称谓、落款，信封上也没有寄出地址，只写了“内详”两字。
不料，信刚刚寄出，师弟就来苏州了。他是逃出来的。当地公安局追査逃犯堪称神速，也就不过短短两三天时间，就已经怀疑到师弟头上，发出了传唤通知。师弟去派出所接受讯问，对方称为追缉罪大恶极的还乡团反革命分子阮大成、金上榜而来，说话间出示了当初师弟相帮阮大成三人买通旧警察办理落户的一应材料，以及经办人所写的揭发材料。对方在师弟面前放上纸笔和一副手铐，说给你两个选择，—是写出交代材料，让我们把逃犯抓到，你就没事了；否则那就立刻逮捕！不过，逮捕后就没有宽大之说了。
师弟当下惊出一身冷汗，意识到他最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稍一定神，说能不能给我几分钟时间考虑一下？对方说可以，给你十分钟考虑。说着，收起手铐，在桌上放了一包香烟和火柴，让他一个人在屋里好好想想。十分钟后，当追逃人员再次进屋时，却大吃一惊：窗框上手指粗的铁栅栏已经被拗弯，嫌疑人脱逃了！
师弟这一逃就直奔苏州，见到阮大成后，说师兄我没供出你，从此我只好亡命天涯了。两人—起在馆子里喝了一顿酒，阮大成知道师弟仓惶出逃，身边没钱，便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钞连同手表、戒指一并相赠，师弟却拒绝接受，说他自有办法。阮大成知道师弟本领了得，早年系盗贼出身，后来投到师傅门下刻苦学武，成为他们这—辈中武功最好的一个。盗技加上武术，再有丰富的江湖经验，他应该可以走得下去。
没想到的是，次日清晨阮大成照例到附近公园晨练，听说树林里吊死了一个人，便和其他人—起凑上去看热闹。这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上吊者竟是师弟！
师弟出逃时，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其身份的物品，警方勘査后认定是自杀，就按无主尸体作了处理。对于阮大成来说，这条线索算是已经断了，可他突然想起那封寄出的信，不禁一惊：虽然未曾注明抬头落款，里面的话也说得含糊，可上面的邮戡会表明是从苏州寄出的。如果这封信落到警方手里，保不齐就会把侦査触角伸到苏州。
阮大成意识到那封信闯祸了，后悔不已。但此时也无法可想，只好设法先作防范了。跟金上榜和袁翠珍商量，那两个哪有主意，都说听他主张，他怎么吩咐就怎么办。阮大成寻思如果老家便衣来苏州追捕，那肯定是要跑派出所的，就决定让袁翠珍化装小贩去派出所周围转悠。时间紧迫，想到就做，阮大成当即去批了些香烟火柴针线糖果小玩具之类的小商品，装在竹篮里让袁翠珍天天出去叫卖。袁以前在家乡做过这一行，倒也熟门熟路，并不觉得犯难，每天还小有赚头。
这样到了昨天上午，袁翠珍照例出去做小买卖，在派出所门口瞥见三个男子从里面出来，其中两个（焦允俊和孙慎言）正在说话，都带着山东口音，尤其是其中的一位（孙慎言）更是带着特别明显的鲁西南口音。袁翠珍这一惊非同小可，阮大成事先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时的应急措施，当下把竹篮寄存在附近一户她经常去歇脚讨口水喝的居民家，随即对三位侦査员进行跟踪，焦允俊三人进鞋帽店期间，她还抽空到附近给阮大成打了个电话。阮大成立刻与金上榜联系，命其赶紧请假，配合袁翠珍跟踪。
袁、金两人搞跟踪还是第一回，况且这是逃犯跟踪侦査员，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阮大成也不比他们轻松。像他这种角色，事先早已有了如若发生不测的应对方案。他的方案就是继续逃跑。往哪里逃呢？一是南边几个尚未解放的省份，二是往境外逃，泰国、缅甸、高棉（1953年改称柬埔寨）、老挝或者香港、澳门。从阮大成被捕后的次日即被医生诊断为精神病来看，他在长期逃亡期间所受的稍神压力极大，在抵达苏州后梢神上应该已经有问题了，而师弟的自杀对他的刺激更是强烈。精神病人都容易钻牛角尖，反映在阮大成身上，就是要求自己制订的计划尽善尽美，滴水不漏，不能有一点儿瑕疵。怎么才能不留后患？偏执的想法导致他脑子里冒出了一个疯狂的念头——把追逃人员干掉。
现在，由于袁翠珍错认了目标，而阮大成自己又不出面予以核实，他派出的增援力量金上榜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奉命出马，只道老大已经吃准对方是追捕者了，哪里会有甄别之念？所以，阮大成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掉三个追逃人员后远走高飞。这件事对于他和金上榜来说应该比较容易，武器是现成的，那两支手枪是他们干还乡团时就已在使用的，不论逃到哪里都带在身边。于是，他们就用事先准备好以备逃亡之用的假出差证明入住“怡红楼”。事后想来，如果那天他们对付的真是老家来的追逃人员，而不是华东特案组侦査员，没准儿还真会成为一件轰动苏州的血案。
作了上述交代后，阮大成对焦允俊说，我已经想通了，这是因果报应，以前是我杀别人，现在是别人杀我，一报还一报。活到现在，我突然觉得自己这辈子其实没啥意思，即便你们不枪毙我，我也不想活了。果然，次日，苏州警方经焦允俊提议将阮大成送医院作精神鉴定，被确认患有精神疾病。稍后报苏南行署公安处批准，将其送沪复査。但在赴沪的火车上，戴着手铐脚镣的阮大成竟然趁上厕所的机会跳车自杀了。
特案组侦査员对阮大成的口供除了震惊，还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随即又提审金上榜和袁翠珍，金上榜得知老大已经招供，也只好供认了一应罪行，两人的口供得到了袁翠珍一应交代内容的印证。当然，这还需要核査。但这就不是特案组侦査员的事了，他们跟该案其实毫无关系，仅仅是认错了人而已。剩下的事，就委托苏州警方了。
- 调查失利
焦允俊对被阮大成三个耽搁掉的一天多时间颇为心痛，说没想到老子经过多少风风雨雨都没吃亏，这次却差点儿着了土鳖的道道儿，还浪费掉这么些时间，太不划算了。上午办完阮大成的案子，三位侦査员顾不上休息一会儿，立刻前往山塘街吴子扬家。
吴子扬这年已经七十有三，身体尚可，之前他仍执掌古玩店铺的经营大权，但不过是拿拿主意，具体事儿都由两个儿子去做。两年前，他把古玩店铺关闭。不知是这老头儿对局势有先见之明呢，还是正好碰巧，过了一年，又把资产转移到香港，让两个儿子举家移民海外，继续经营古玩。他和老伴则留在苏州这边的宅第里，解放前雇佣的三轮车夫、厨师、娘姨三人都留着，给他们开一份薪水，照应二老的生活。
吴老头儿没有任何政历问题，也不曾参加过什么政治团体或帮会组织，只是一个商人。但他祖上曾做过清廷的四品文官，对古玩非常精通，经常被皇上召进宫廷鉴别大内古玩，因此留下了一份名声。到了吴子扬的祖父，屡次应试落第，干脆放弃做官的念头，改行做起了古玩生意。凭着上辈的名气和祖传的本领，还真是一炮打响。传到吴子扬手里，吴家的“真宝斋”已经是三代相传的老字号了。
民国时江南地区的许多达官贵人、巨贾富商都愿意请吴老板登门鉴定古玩，他因此结识了不少这方面的角色，也弄得他解放后不得安宁。倒不是审査他本人的问题，而是外调人员络绎不绝，有点儿应付不过来了。这几天他正动着去太湖东山寻安逸的脑筋，便在大门上贴出了一纸告示，说主人身体不适，暂不见客。
三位侦査员并未理会这纸告示，焦允俊说这事没办法，别说在家里休养了，就是在医院开刀，只要医生说可以，咱们也得打扰他老人家。
不过，上门之前，咱先去买点儿慰问品吧。于是就去买了奶粉、水果、糕点、糖果，提着去叩门。开门的娘姨见来人提着礼品，以为是来探病的，就往里通报，如此，侦査员得以顺利见到了吴老板。
事先，焦允俊嘱咐另两位侦査员，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吴老板已经七十开外了，活到这把年纪不容易，咱登门调査不能惊着了吴老板。这样吧，小谭一看就是个白面书生，举止斯文，就由你出面提问吧。先跟他说明白，我们的外调跟他本人没关系，千万别吓着他——注意啦，哪怕吴老板一时糊涂说漏了嘴，说他自己曾经跟汪精卫也好、老蒋也好，总之随便什么字号的反派角色有交往，也统统装作没听见。咱们的任务是寻访北湖，其他情况一律不管！
谭弦是交大出身，素质很高，自是充分领会了组长的意思，而且执行得很到位。到位到什么程度？吴子扬甚至说这位同志说话比我孙子还贴心。可是一说到当年北湖去见汪精卫的事儿，老爷子就直摇头，焦允俊开出的那个定心丸方子他根本不认，使出自己多年练就的“吴系三连”——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脑子不行。总之一句话：不肯配合！
孙慎言在旁边听得犯愁了。这咋办？这种情况在陈璧君那里碰到过，限于政策，咱们没办法，难道现在对这个古玩商也一筹莫展了吗？想着，便朝焦允俊看了看，那意思是，是不是照昨天派出所民警所说的，由他们出面做做动员工作？焦允俊读懂了孙慎言的意思，微微摇头否定。派出所出面做动员工作？莫非户籍警比咱水平高？那不可能，除非吓唬人家。那就不是水平了。再者说，老头儿这么大年纪了，万一吓出个好歹怎么办？
可是，这桩活儿难道就这样结束了？焦允俊还真是这样想的，说既然吴老先生想不起来，那咱们就告辞了。一句话说得小谭目瞪口呆，孙慎言更是不解，竟然一时反应不过来，没有跟着焦允俊一起站起来。
老爷子给了三位侦査员一个软钉子，这还不算，接下来又给侦査员们出了个难题——让他们把慰问品带走，说他有个规矩，从来不收外人东西。这下，焦允俊不爽了。四样礼品都已经买了，要退回去，人家商号不会接受，食品离柜概不回接嘛，按规矩白送人家也不会收的。那留着自己吃？如果这样做可以的话，焦允俊举双手赞同。可是，礼品是用专案组的经费买的，花的是公家的钱，专款专用，回头还要入账。若是自己吃了，这就相当于监守自盗，侦査员们的纪律意识是很强的，绝对不会这样做。此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花自己的钞票买下来。可是，当时还是供给制，即使是特案组成员，每月也只发一点儿津贴供零用。多少？焦允俊是正营级，每月可领三万元（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所以，这四样礼品用他们自己的钱根本买不起。
不得已，焦允俊向老爷子言明情况，坦陈您老若是不受，我们也没法儿处理，弄不好就犯错误了。哪知，转机就在焦允俊的这番话上，当吴子扬听说这三个公家人每月只有两三万元津贴时，不禁大为吃惊，沉默片刻，让娘姨把车夫老韩唤来。吴子扬对老韩说：“还记得那年汪精卫来苏州时我让你去火车站接的那位上海客人吗？后来又让你送到蒋公馆的。这三位是上海来的公安同志，要了解这件事儿，说了跟我无关，当然跟你这个车夫更没有什么关系了。那客人在我这里住了一夜，你是清楚一应经过的，现在你把全部过程向这三位同志如实道明，他们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直接问我。”接着，又吩咐书房门口的娘姨，“去客厅谈话吧，这是我的客人，好好款待，沏最好的碧螺春。把他们带来的这些礼品也拿出去，请客人随意品尝。”说罢又扭头向焦允俊解释，“我已经收下礼品，三位先生但吃无妨。”
焦允俊在碰壁后，原本就把补救主意打到了车夫老韩身上。想请派出所出面把老韩唤去接受调査，料其不会拒绝提供相应情况，只是担心老韩知道得有限，现在有了吴子扬的这个态度，那就足可额手称幸了。
老韩向侦査员所作的陈述，当然要比汪精卫的侍卫官屠三眉说得详尽了——那天他正要收工回家，吴老板忽然吩咐，让他去火车站接一位客人，客人是搭乘沪宁快车从上海来苏州的，不认识也不要紧，把车拉到站前广场那幅“大东亚共荣圈”的巨幅宣传画下面等着就行了，客人会自己找来的。接着给了他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说如果遇到侦缉队査问，就让他们打这个电话。吴老板还叮嘱，接上客人后，就直接拉到家里，娘姨已经把客房准备好了。
老韩顺利接到了那个客人。那人四十来岁，中等身材（据老韩的描述，侦査员估计在一米七五左右），长得并不精致，但脸上五官还算匀称，没有疤痕，皮肤也滋润白晳，一看便知是位从不接触体力活儿的“先生”。使老韩感到奇怪的是，这人自始至终不曾说话，见到他后点点头就上了车；到达吴老板宅第下车时又是点点头，拱手示谢。另外，客人下车前掏出白色绵纸，把三轮车席蓬拉杆等凡是被他的手接触过的位置全都擦拭了一遍。之后两次坐他的车（一次是当晚去汪精卫下榻的蒋公馆，另一次是次日上午返沪时去火车站）都是如此。尤其是次日上午去火车站时，上车前还赏了老韩两枚银元，给钱的方式又使老韩大开眼界——竟是事先已把银元包在手帕里，打开手帕让老韩自取。当然，对于侦査员来说，老韩的种种不可思议是很容易理解的，那是人家情报专家的职业谨慎，平时的一举一动都注意隐藏自己的身份信息。
老韩提供的这些信息对于侦査员来说远远不够，那么，吴老板是否可以给予补充呢？之前吴曾有过“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直接问我”的许诺，侦査员于是再次叨扰。
吴子扬跟北湖的关系带有些传奇色彩——抗战爆发前一年的正月初三，吴子扬去上海走亲戚。他是江南古玩业界的大腕，上海那边自有人事先已经跟其亲戚联系，得知吴老板前往，纷纷登门，说是拜年，其实是把珍藏的古玩拿来请他鉴定。吴子扬也乐意提供此类服务，既能结交朋友，又可以顺便捡漏儿。这天就是如此，他用很低的价钱收购了几方唐朝皇室的印章。估算下来，拿回苏州可以以十几倍的价格出手，就这么转转手，少说有五千元的利润。五千元在1936年时是什么概念？这笔钱款可以在上海滩中心城区开一家中等规模的中药店铺。
可能是晚餐饮酒的原因，吴子扬乘坐夜班火车回苏州的时候竟然把装着印章的皮包忘在车上了，直到出站后坐上私家三轮行驶了一段路方才想起。立刻赶回火车站跟站方交涉，站方即和这趟客车的下一停靠站无锡站联系，列车因而被获准在无锡站多停靠五分钟。可是，无锡站的工作人员上车检査却未有发现，如此，吴子扬不得不承认自己倒了大霉：那个皮包肯定已被哪个旅客顺走了。
回到家里，吴子扬自是情绪低落。哪知不多久就有人登门，还送来了那个皮包。这人自称姓周，正是侦査员要找的那位北湖先生。周先生说他下车时发现邻厢座位旁挂着一个皮包，断定是也在苏州站下车的哪个旅客遗忘的，就随手取了下来，拿到站台上看看，却无人返回寻找。这时发车铃声响了，火车起步驶离，他就把这个皮包打开，看里面是否有失主的住址信息。检査下来，里面除了钱包、名片，还有一个装着几方古印章的镶银紫檀木盒，便知印章价格不菲。寻思失主肯定心急如焚，就按照皮包里那盒名片上的地址找上门来完璧归赵。
吴子扬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一迭声道谢自不待言，还马上吩咐厨师备酒炒菜，请周先生留下吃夜宵。周先生没有留下，甚至连茶也没喝一口，不过倒是跟吴子扬聊了一会儿，说自己在上海滩从事药业生意。也就坐了不过十来分钟，周先生起身告辞。临走时，吴子扬叮嘱对方，以后如果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的，尽管开口。据吴子扬说，这人说话似乎带有浙江靠近上海那片地区或者是上海郊区的口音。
这位周先生一去之后再也没有消息。直到1942年5月下旬那天下午，正在古玩店处理亊务的吴子扬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姓周。吴子扬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的主顾、朋友实在太多，每天接到的此类电话不计其数，正迟疑时，对方补充说我是上海的，战前有幸与吴先生同坐一列夜班火车。吴子扬立马想起来了，自是热情倍加。周某说我今晚要坐夜班火车到苏州来，想在贵府借住一宿，不知是否方便？吴子扬马上表示，老朽一直对周先生之恩念念不忘，今日终于候到先生光临，求之不得！两人在电话里说定，当晚让老韩去接站。
电话里，对方并没有说他要去跟汪精卫见面，抵达吴宅之后，才跟吴子扬说起他这次赴姑苏的目的地是蒋公馆。吴子扬大吃一惊，说那里如今已不是蒋委员长或者其家眷居住，而是现“国府”汪代主席的行宫。对方却说，自己此次正是应汪氏之约而来。听到这里，吴子扬再也不敢把话题深入下去了。试想，周某自称一个生意人，竟然能受到汪精卫的约见，这份来头那是不敢想象的呀！怪不得两人相识之后一别数年没有联系，也没留下名片或者口头告知其在上海的住址，这人是干大亊业的啊！
接下来，就是老韩所说的那番情况了。那晚周某从蒋公馆返回后，吴子扬已经备好夜宵，但周某跟上次一样，没有吃喝，两人聊了片刻就各自安歇了。次日清晨，周某早早起床致谢辞行，竟连早餐也不肯吃。之后，双方再也没有联系，至今已经七年有余了。
吴子扬的这番陈述，应该说是已经很配合了。可是，对于侦査员来说，收获并不算大，这位北湖先生的真实姓名、确切职业以及地址都没有着落，但好歹总算有了此人的相貌体态特征。至于口音，那就不能确定了。吴老爷子说是浙东地区或者上海郊区的口音，屠三眉也说过好像是浙东口音，但焦允俊知道，像北湖这样的情报专家，肯定熟悉各种方言。就拿他老焦来说，他是山东人，平时自然是一口山东话，但以前执行秘密使命时，还不是两河华北江苏浙江上海话都能说，甚至连山西话也能临时对付一下，而且还说得蛮流利，从来没露出过破绽。
焦允俊和孙慎言、谭弦商量下来，既然吴子扬也言之凿凿地说北湖是从上海过来的，不如返回上海去寻找目标的线索。
- 疑似目标
—行三人于当晚返回上海，顾不上休息，先聚在一起分析案情，最后，侦査员对北湖的一应特点作出了一个大致上的框定——年龄在五十岁左右；身髙在一米七二至一米七五之间；操长三角即苏南、浙东和上海郊区口音，其籍贯可能也是这一区域的；可能有过去国外留学或者较长时间逗留的经历，学习过收集情报的工作，具有研判情报的天賦；有学医（中西医不确定）经历；应出身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或有家境优裕的亲友长期给予经济资助；处世经验丰富，性格谨慎，待人接物低调，在外人眼里可能显得有些孤僻。
临末，焦允俊看看手表：“哦，已经十一点了，就这样吧，明天去药业公会了解一下他们排査的情况，只要有对象，按照这几点去套，凡是套得上的大致就八九不离十了，看运气吧。”
次日，11月24日上午，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前往上海市药业公会。这是侦査员第二次去药业公会，之前孙慎言、谭弦曾奉特案组长之命去过一趟，向公会査询符合北湖情况的那样一个对象。解放初期的药业公会把中西药业合并了，稍后发现欠妥，就又分开了，接待他们的公会副理事长老王问侦査员要找的那位从事的是西药还是中药行业。侦査员说这个我们不清楚，麻烦你两个行业都了解到就是了。当时他们使用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介绍信，对于对方来说就算颇为重视了。这次三人一起登门，上次接待的那个老王同志正在接听电话，瞥见侦査员出现在门口，赶紧结束通话，站起来接待。
老王是上海本地人，三十八九岁，中药店学徒出身，满师后当了一名柜员。据说他对鉴别中药材非常精通，在上海滩中药行业中颇有名气。这份名气掩盖了他的地下党身份，使他成功地为中共地下党默默效力八个年头。解放后，他被安排到市工商局当了一名干部，由于精通业务，又被指派到药业公会担任副理事长兼支书，是实际上的一把手。当下，老王向侦査员介绍了公会在寻访北湖线索方面所做的工作——
民国时期上海滩的中西药行业在全国最为发达，药店林立，掮客经纪人更是不计其数，还包括不少外国掮客。自1927年北伐军攻占上海，历经一二八事变、八一三中日淞沪战役和最近的解放上海战役，由于战乱原因，药业变化很大，掮客队伍更是今非昔比，其从业人员的变更至少达百分之五十。因此，要在二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后期整整二十年的时间段里寻找一个不知姓名、年龄和籍贯的神秘人物，其难度可想而知。好在，老王具有多年隐蔽工作的经验，打暗主意的本领还是有一套的。分析情况后，他从药业公会以及下属的会员店家中抽调六名政治可靠精力充沛的积极分子，由药业公会指派的一名党员领导，组成了一个专门的访査小组。
到昨晚为止，这个小组物色到五名疑似北湖的对象。由于他们有药业公会提供的盖着上海市工商局公章的介绍信，调査工作得以做得比较细致，甚至得到了疑似对象所在单位或者管段派出所、分局的支持，允许他们査阅资料，安排知情人接受走访，以便他们充分了解情况。现在，这五个疑似对象的材料递交到特案组侦査员手里，他们当场分析，根据昨晚总结的北湖的诸般特征，认定其中一人与北湖高度相似。
这个对象名叫施政，今年五十挂零，男性，浙江慈溪人氏，身高一米七三，体重七十公斤，肤白少须，浓眉大眼。1900年，施政出生于慈溪一个资本家家庭，三岁被送给堂伯父做儿子。义父施王道系宁波大户，拥有田地厂店，用初解放时的成分评定标准，应该算是工商地主。八岁那年，施政随义父前往上海英租界生活，进教会小学上学。少年施政天资聪慧，读书很好，只用四年时间就完成了六年的学业，十二岁升入教会中学。两年后，与其义父交好的英国传教士卜罗逊见他聪明伶俐，征得施王道的同意，携其到英国深造。
施政在伦敦一待八年，包括其义父施王道在内的一应亲朋好友，没有一个知道他在英国学了些什么，前五年他甚至没有回国探亲，直到他十七岁时，才在义父及生父的强烈要求下利用暑假时间回了趟上海。这时出现在一应亲友面前的施政，言谈举止竟是一副英国绅士模样。使亲友们感到意外的是，施政除了操一口流利的英语，竟然还能说法语、日语，而且说得很流利，在马路上可以跟法国人、日本人直接对话，听说都无任何障碍。之后，施政毎年夏天回国一趟，住上半月至一月，其间，每天去外滩外白渡桥畔英国人开的礼査饭店（今浦江饭店）里的拳击俱乐部练习拳击，或者下黄浦江游泳。
二十岁那年，施政从英国回沪，说这回不走了，要在上海找一份工作。其义父其时身体不佳，生意却做得风生水起，想把产业传给施政。跟施政一说，后者却拒绝了，说自己对于经商没有兴趣。那么他想干什么呢？他要做一名侦探。以其八年留学英国的资历，不管在英国学的是什么专业，仅凭其对英人的了解以及那口伦敦腔，公共租界巡捕房都是随时欢迎其加盟的。凭着当初带他去英国深造的传教士卜罗逊先生从伦敦发给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先生的一份电报，他轻而易举地成为了巡捕房的一名侦探。三年之后，又跳槽去法捕房供职。
在法捕房干了两年，其时其义父、生父均已病逝，他继承的遗产据说可以排进上海滩富豪的行列。但施政却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把大部分遗产捐给了英国教会，然后从法租界巡捕房辞职去了日本。和上次去英国一样，据说也是留学，亲友中依然没人知道他学的究竟是什么，只知道在东京。这回，他连暑假也不回上海了。二十八岁那年，在没跟亲朋好友打招呼的情况下，施政突然回国，还带着一个日本美女，随即举行婚礼。
英捕房、法捕房听说施政返沪，都向他发出回归的邀请。但施政都婉拒了，选择了做西药经纪人这份职业。这似乎也可以理解，他多年在海外生活，即使在上海当侦探期间，也是跟外侨打交道比与华人打交道的时间多，肯定结交了众多外籍朋友，做西药生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可是，一年之后他却又做起了中药材掮客。须知当时的中药虽然在国内覆盖了整个儿平民医药市场，但外国人是不认的，所以没有出口之说。这跟施政“与洋人熟”的状况应该没有关系，可是，他照样做得不错。
又过了几年，大约在三十年代中期，施政突然压缩了他原本做得不错的中西药经纪人生意，腾出一部分时间做起了西医，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各开了一家诊所。这在寻常人眼里似乎算不上一回事，但在同行心目中，那可是一桩了不得的大事。不管是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向工部局或公董局申请西医开业执照的门槛甚高，卫生主管部门审査极其严格，即使是原先在本国就以行医为业的外国人也不一定能一次通过，可施政却同时向两个租界当局提出申请，竟然同时获得通过，顺利开业。开业时也没听说他跟帮会大亨打过招呼，人家也没有送花篮表示祝贺，但之后也没有像寻常新开张的诊所那样进到地痞流氓小瘪三的敲诈骚扰，一切正常。
不久，抗战爆发，上海华界沦陷，诊所纷纷搬迁进租界以保太平。施政忽然又出惊人之招，将两家诊所合而为一，从租界搬往华界区域的法华区（今属长宁区）。亲朋好友都为他捏一把汗，当时的沪西地区日伪势力猖獗，舆论将该区域称为“歹土”，担心施政在那里开诊听弄不好会人财两空。可是，接着众人就大跌眼镜了：日军宪兵队特高课头目竟然驱车前往求医；日本上海派遣军小林司令官身体很好，长期无恙，却也去诊所转过一圈。人们猛然想起施政曾留学东洋，于是恍然大悟，都说原来是老关系，坊间甚至传说施政与小林司令官是校友。
抗战胜利后，施政关闭诊所在家赋闲。1947年，不知怎么又做起了执业律师，更不知他的执业资格是怎么获得的。他专为一些中小汉奸提供服务，法庭上跟公诉人唇枪舌剑交锋竟然也像模像样。转眼到了1949年初，施政关闭了律师事务听，再次陚闲。上海解放后，他安分守己，几乎闭门不出。据其所在地的派出所民警说，解放伊始，市军管会张贴布告，勒令反动党政军瞥宪特分子和会道门徒众前往登记，施政曾去分局交代自己当过租界巡捕房侦探的情况，白纸黑字书面保证“未曾干过针对中共及民主进步人士之坏事”。对此，警方还没调査过，不过至今为止所掌握的材料中确实没有发现施政牵涉到当时的哪个案子。
根据施政的上述情琬，焦允俊、孙慎言、谭弦认为此人诸多特征都与北湖相似，决定去会会他。可侦査员万万没想到，有人已经捷足先登，走在了他们前头……
- 遭遇车祸
施政的日常生活过得静逸舒适，他二十八岁时娶的日本妻子铃子在抗战胜利前一年因患肺结核而殁。铃子不曾生育，两人在1932年收养了一个四岁女孩儿，取名施铃子。二十一岁的施铃子前年考入大夏大学，现在是大三学生，寄宿住校，每两周回家一次。施政原先雇佣了一个娘姨料理一应家务，解放后辞退了。他是一个可以做好各种事情的人，在女儿看来，他做的饭菜、收拾的家务要比娘姨高出两个档次，而且看上去并不需花费多少时伺。
通常，施政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晨起来漱洗后，先在自家的天井里打太极拳，然后去附近的法华镇溜达，在镇上几家够档次的面馆点心店轮流用餐，茶馆却是从未进去过。早餐后，轮流去镇上东南西北四个名园散步。回家后沏上一壶香茗，阅读当天的报纸。午餐后小憩片刻，阅读古籍或者外文书，然后出门溜达，买回当天的英文版《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这两份由英美外商办的报纸分别于1956年3月31日、1953年6月30日停刊）供晚上阅读。
特案组侦査员去走访施政时未曾惊动派出所。那是24日下午四点，焦允俊三人按照药业公会提供的地址，直接前往法华镇杨宅路施政住所。但施政不在家，邻居听见敲门声出来査看，告知说施先生出门溜达去了，要过一会儿才回来。侦査员只好在附近等候，当时，三人谁也没想到会出事。
转眼一个小时过去，施政还没有返回，焦允俊就让谭弦去向邻居打听施先生平时出门的习惯，都做些什么。邻居说做些什么我们没有交流过，不过这个时间段，有时正好在外面遇到施先生，看到他在报摊上买报纸，每天他回家时手里都是拿着两份外文报纸的；有时报纸来得晚，他就在报摊前等候。焦允俊说看来今天的报纸也来得晚了，咱们干脆去报摊看看。
可是，报摊上却没见施政。问了摊主，说今天的外文报纸四点出头就到了，施先生已经来买过了。那么，施政买了报纸去哪里了呢？侦査员猜测他可能临时要买什么东西，去法华镇上转悠了，如果是这样，那此刻他应该已经回家了。侦査员回到杨宅路，施宅依旧大门紧闭。邻居听见侦査员敲门，出来说同志你们还不知道啊，施先生出事啦！
刚刚侦査员离开才几分钟，杨宅路上有从法华镇回来的居民就在传播一条新闻，说施先生在路上好好走着，忽然从后面开来一辆摩托车，“嘭”的一下把他撞飞到人行道上了，紧接着那辆摩托车就逃走了。
焦允俊惊呼一声“不对”，拔腿就往法华镇方向去，孙慎言、谭弦两个紧紧尾随。路上，谭弦轻声问孙慎言：“难道是谋害？”孙俱言一向寡言，这当儿还不清楚情况，不好发表意见，但他的表情是认同谭弦的猜测的。
应该说，特案组最年轻的侦査员谭弦的这个猜测是准确的，施政遭遇的车祸确实是有人蓄意制造的
黄浦区北京东路上有一家毫不起眼的电器修理小铺，打出的招牌是“开福电器修理店”，专门修理和出售电话机。店主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名叫叶万成，浙江吴兴人氏。叶万成自幼头脑灵活，眼珠子一转就是一个主意，十五岁那年上初中二年级时暑假到上海走亲戚，独自到外滩游玩，竞敢用有限的英语跟洋人搭汕。巧的是，那洋人是公共租界电话局的工程师，不知怎么觉得这少年不错，就问叶是否有兴趣到电话局做学徒学技术。叶万成立马答应，当场跪下给人家磕头，口称“恩公”。十八岁满师后，他成为电话局最年轻的一名可以独立操作的技工。
不久，叶万成结识了同乡徐恩曾。徐恩曾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科长兼调査科科长，这个调査科就是后来的“中统”。徐恩曾经常在沪策划指挥一应特务活动，需要在电话局发展关系，就有人向他推荐了叶万成。徐恩曾得知叶是冋乡，而且他是认识叶万成之父、开油酱店的叶千莲的，就将叶发展为关系。从那时起，叶万成就开始客串“中统”特工。如果他当时多生一个心眼，向徐恩曾提出要求正式加入“中统”的话，到解放前夕，他肯定就是“中统”的老资格特工了，再不济也该是上校军衔。可是，当时“中统”特务的待遇不及电话局技工，况且他客串的话可以多拿一份收入（“关系”津贴），所以放弃了这个机会。
就这样，叶万成给“中统”一干就是数年，拿两份收入，日子过得不是一般的滋润。到抗战爆发，他却走了麦城。上海沦陷后，“中统”、“军统”都有大批潜伏人员跟日寇和汪伪打特工战。这种秘密工作更需要像叶万成这样身处要害岗位的关系，叶万成除了继续为“中统”效力，还被“军统”拉拢，甚至被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发展为关系。后来他因贪钱竟然把“中统”的情报出卖给汪伪，于是，其三面间谍的身份暴露，徐恩曾大怒之下，下达了密裁令。幸亏叶万成消息灵通，立奔“七十六号”投效，成了一名专业汉奸。
抗战胜利后，叶万成被捕。原本据说是要判死刑的，因其年迈老父向徐恩曾求情——徐当时虽已被蒋介石解除“中统”局长之职，但话还是说得上的，由此叶万成总算免得一死。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法院于1946年6月判处叶万成十七年徒刑。十七年是重刑，而且这种汉奸犯在解放后通常都是按照国民党法院的判决继续服刑，有的甚至还会被加刑。叶万成如果在提篮桥监狱服完刑期的话，恐怕“文革”都已经开始了。
叶万成一进监狱就开始给徐恩曾写信，希望法外开恩，让他提前出狱。没有回音，他就不停地写，最多时一个星期寄出十封信。不知是这些信起了作用呢，还是其他原因（主要应该是与形势有关），反正过了两年不到，1948年5月，叶万成竟然出狱了。他的出狱并无任何手续，那天突然来了两个人，出示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社”（“中统”在1947年4月至1949年初使用的名称）的证件和公文，就把叶万成给带走了。
不久后，上海北京路上就出现了一家专门修理电话机以及附属设备、器件的“开福电器修理店”，店主就是叶万成。
这个变故，只有叶万成自己说得清楚。被捕后他交代说，“中统”（1947年后称“党员通讯社”，1949年2月改名为“内政部调査局”，但一般仍习惯称为“中统”。本文沿袭此称谓）派人来将其接出监狱是有条件的，让他在北京路开电器修理店长期潜伏，不管今后局势如何，都不露声色地待着，具体干什么活动，需要时有人会向他下达指令。这是“中统”给叶万成的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他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否则，他淸楚接下来只有“暴病而殁”一条路，监狱通知家属去领回尸体就是。
据有关档案资料显示，上海解放前一年内，“中统”、“军统”（当时已改称“国防部保密局”）用在社会上搜罗曾与这两大特务机构建立过关系的人员的形式，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镇江发展潜伏特务一千三百余名，叶万成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这种对象，由于具有严重的不可靠性，大多数并非特务组织的正式成员，只是让其以合法职业为掩护，按时发给津贴，如执行使命，则另发活动经费以及相应器材。这种“临时工”并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特务机构，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上司，只要对上暗号，那对方所说的内容就是命令。在长三角地区，这种特务分子被称为“独脚蟹”。叶万成就是这样一只“独脚蟹”。
由此看来，那个北湖先生确实不是凡品，不但中共方面对他大感兴趣，已经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对他也颇为关注，其目光投向此公的时间甚至比中共方面还早两个月。1949年9月下旬一个阴雨绵绵的傍晚，忙完一天正准备下班的叶万成突然接到电话，一个操淮北口音的低沉男声向他下达了自出狱开店以来的第一个指令：注意寻访如此这般一个人，此人曾系汪逆（国民党对汉奸汪精卫的称谓）的私人顾问，一旦访得信息，应即往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那株最粗的大树上留下一菱形记号。
这桩活儿不但没有活动经费，而且操作难度颇大，因为有关这个目标的情况少而又少，不过，对于北湖的籍贯倒是有说法的，说是祖籍嘉兴，出身也有说法——“系殷实富户”。叶万成虽说是搞情报的资深特工，但如果将其从事这一行的真实情况亮明，真正的情报特工听着没准儿就会笑歪嘴，传到情报专家北湖先生耳朵里，被气死也有可能。因为叶万成从来没有接受过一天情报特务的技能培训，所谓收集情报无非就是靠工作和技术之便偷听电话，记下内容。后来被“七十六号”招收进去，也是干老本行，不过换了种方式——在行动特工的保护下，爬电线杆窃听指定对象的通话，或者花钱收买原电话局的老同事，让他们相帮窃听。他还曾根据特高课的指令，偷偷从目标家的电话线上连接出隐蔽的支线，通到路旁租居的民房中供“七十六号”特务日夜轮班窃听。由此可见，此刻上司让叶万成寻找北湖的下落，显然是勉为其难之举。
据我方推测，台湾特务机构此举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北湖，从他那里获取历史情报，分析情报中牵涉的我方人员以及曾经为我方做过工作的非中共人士，制造貌似真实的“历史问题”，以破坏解放后中共必定会进行的审干运动，或离间，或策反，或转移我方视线。据估计，敌特方面己经察知或者预判我方肯定会寻访北湖，所以，把北湖控制在他们手里，也是对我方这一意图的牵制，以达到破坏审干、保护潜伏特务的目的（北湖如向我方提供历史情报，必将会使一些潜伏特务暴露。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敌特方面访査北湖的下落，不仅仅指派了叶万成一个，他不过是若干进行此项刺探活动的人员之一。果然，叶万成在东奔西窜日夜忙碌了将近两个月之后，再次接到那个淮北口音上司的电话，告诉他目标可能在上海滩做过医药行业的掮客，要求他进行针对这方面的剌探——这显然是上司从其他特务那里获得的信息。之所以指定叶万成刺探此事，乃是因为他以前在电话局当修理技工时跟证券交易所非常熟悉，证券交易所的业务离不开电话，而当时的通信技术落后，电话机故障频发，交易时间一旦发生故障，那就必须争分夺秒处理。所以，交易所必须跟电话局方面搞好关系，其中包括上门修理的技工。叶万成经常往交易听跑，结识了一些交易所的经纪人，还通过他们认识了不少各行各业有实力的老板，其中包括医药行业。现在，上司就要求他利用这个优势进行刺探。
叶万成没有其他选择，只有遵命照办。也是巧，11月23日下午，他去广慈医院看望结拜弟兄江恒心的老父江钧健。江钧健从事医药掮客多年，叶万成此举也是为顺带了解一下，看江老先生是否有那位北湖的线索。那天他去得早了一些，尚未到医院规定的探望时间，就在医院对面的咖啡馆等候。叶万成中午应酬一个生意上的朋友，多喝了点儿酒，此刻在暖洋洋的咖啡馆中坐着，耳畔是轻柔的音乐，不觉就打起了瞌睡。蒙昽中，听见另一侧厢座里有人说话，初时没有注意，忽然几个字眼钻进耳朵，立马一个激灵惊醒过来！
说话的两位就是市药业公会那个专为寻访北湖而组建的工作小组的成员，是特地来广慈医院向住院的江钧健老先生了解情况的。他们有介绍信，不受医院探视时间的限制。江钧健听明来意后，稍一沉思，提供了一个疑似对象——住在法华区杨宅路的施政。那二位是从药业公会下面的基层会员店临时抽调的店员，热情有加，经验却不足。初次出马就査访到了线索，兴奋之下，离开医院后没立刻返回公会交差，而是进咖啡馆喝咖啡，一边喝一边就说起了刚才的收获。哪知隔墙有耳，恰恰被邻座的叶万成听见了。
可以想象叶万成当时的那股高兴劲儿，当下也不去看江钧健了，立刻返回北京路自己的店铺，用密写药水写了一封信，投进附近马路上的邮筒。当时的平信处理速度要比如今快（史料记载，民国前期上海中心城区的邮局一天最多要投递十次信件，初解放时邮局沿袭此风，但因人手不足，后改为三次），所以这封密信当晚就寄到了上峰指定的本市联络点。次日上午九点多，叶万成接到淮北口音上峰的电话，说经査杨宅路确有施政其人，符合寻访目标的特征，施氏有早晚外出溜达的习惯，指令叶万成在今明两天内设法对其实施袭击，但只能造成点儿伤害，不能要了对方的命。
叶万成原以为打听到目标的下落就算是完成使命了，哪知还有往下的活儿。他想说这不是情报特工应该干的，该指派行动特工去，但不敢冒犯上司——像他这样的“独脚蟹”，如果上司对他失去了兴趣，只要向公安局寄一封匿名信就能毁了他。于是，他只好忍气吞声答应下来。但他并不认识目标，要求宽限时间。上峰说不认识没关系，已经把他的照片寄往你店里了，中午前肯定可以收到。
中午的时候，邮差果然送来了一封平信，里面有一张施政的照片。叶万成寻思这桩活儿是逃不掉了，那怎样去实施呢？想来想去，他决定利用自己擅长驾驶摩托车（以前在电话局做修理技工时，基本都是以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优势，把施政撞伤就是了。
这就是施政进遇车祸的原因。当时，特案组侦査员对此产生了怀疑，决定以车祸为切人点进行调査……
（未完待续）
【附录】
四、深夜遇袭
……
那个年代安装窗户玻璃，都是在窗框内侧钉钉子，然后以油灰（即桐油和石灰的混合物）密封，只要把油灰刮掉，拔去铁钉，就能轻易卸下玻璃。看来黑衣小个子精谙此道，他把小瓶里的油涂在窗玻璃四周，使业已干硬的油灰变软，然后用刚才解决土狗的那把尖刀撬下油灰，卸下玻璃。
……
此处小编外行了。过去的窗玻璃都是从窗外侧安装的，从未有在窗框内测的。早期木质窗框时，玻璃从窗框外侧嵌入后，四边各用两枚一公分多长的钉子固定，然后抹上桐油和石灰调制的玻璃油腻子封固。是抹在窗子玻璃框的外侧，不是内侧。油腻子干硬后，只能用工具戗除，即使有特殊的油能软化，也须较长的时间。
— 二六式9毫米转轮手枪 —
二六式（又称二六型、26年式手枪）“无槌式”转轮手枪（二十六年式拳銃，にじゅうろくねんしきけんじゅう）是日本帝国陆军采用的第一支现代化手枪。该枪是由东京炮兵工厂设计开发，并以日本纪年命名（明治26年，公元1893年）。此枪在诸如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雾社事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冲突中均有使用。
二六式原本设计上是做为骑兵的制式手枪，因此常在枪托处有可绑上系绳的环。由于供给缺乏，此枪往往被用做备用武器并服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
二六式属于以当代的史密夫韦森3号转轮手枪和纳甘M1878转轮手枪结构为基础的中折式转轮手枪。由于设计上为只有双动式，它没有击槌按把，也无法扳起扳机。而且，由于扣动扳机所需的力量相当大，其发射速率相当低
二六式手枪是日本采购的第一支现代化手枪，由东京炮兵工厂开发设计，并以日本纪年明治26年（公元1893年）命名。二战中由于日本国内资源匮乏，该枪被用作备用武器服役到二战结束。
— 南部九四年式8毫米手槍 —
日语名称为：九四式拳銃，是一種由日本帝國在二戰戰前及戰時期間大量生產的小型輕量半自動手槍。
该枪由南部麒次郎設計，並在1934年於南部銃製造所開始生產。
九四年式手槍原本是鎖定民間市場，但亦有一些說法稱该槍原本是開發給空军航空、飛行人員，與坦克部隊使用的袖珍型手槍，因為當時認為標準的十四式8公厘南部手槍，即中国人俗称的王八盒子，太大了。事實上，十四式的確比Colt 1911 .45 ACP手槍還長了14毫米。
為了降低量產的成本，九四年式手槍采用塑膠材質的握把，而非十四式採用的角製或木製握把。但是，後來的改造增加了它的成本。
九四式手槍為戰車乘員，汽車兵，飛行員等非直接戰鬥人員配备的自衛手槍，這種手槍精準度高，而且重量比大正14年式戰鬥手槍（王八盒子）輕，並且也不需要經常保養擦拭。由於同樣使用8公厘南部子彈，該槍殺傷力與大正14年式一樣也是差強人意。此槍的絕對射擊精度不如大正14年式與南部戰鬥手槍，但指向射擊更準，特別適合沒有時間苦練槍法或射擊技術生疏的技術兵員。
九四式與十四式同樣採用8x22mm(.315吋)彈藥，並因有著較堅固、能減少意外走火的發射機件，而較容易裝填。此槍因一個設計瑕疵而惡名昭彰：若壓下槍身左側一個露出的擊槌固定器，上膛的子彈就會被擊發。不過事實上，此槍的保險關閉時(應該一直如此，除非正準備要射擊)，也能夠安全的擋住擊槌固定桿，因而有效防止任何意外走火；其次，日軍嚴格規定在非使用狀態時手槍不能裝彈、上膛，故並沒有意外走火的案例被記錄下來。 因此既使這個設計具有缺陷，但曾在使用時意外走火的真實性令人存疑；雖然有些軍官據傳曾描述有人在踩到泥巴滑倒後，因不經意的觸發手槍而射傷自己，這似乎比較像是一個廣為流傳在槍械作家之間的流言。不過這支槍在商業上是個失敗品。事實上，此手槍常常被認定是有史以來最糟糕的軍用手槍。
有大量的九四式為了軍事用途被生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此槍的製造紀錄失散了，不過一般是認為總共生產了超過72,000支九四式。與軸心國製造的大多武器相同的是，到了戰爭後期九四式的生產品質大幅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