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说，权力无论如何产生，归多少人掌控，只要不受制约，就必然作恶。激进革命很少带来自由，却时常带来新的专制。历史上，不受制约的权力造成的历史灾难不胜枚举，纳粹德国、苏俄、红色高棉，等等。（来源：听哲学/作者：荞麦）
然而，这只是恶的一面，甚至说不是最可怖的，因为对这一问题的警觉以及预防之道，早已有之。更重要的问题是，极权之恶之所以横行，是因为有另一种不容易被察觉、也不容易被追责的恶为它提供了沃土，它就是“平庸之恶”——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的判断权利选择放弃。
一、无思考的平庸之恶，往往造成惨重的人道灾难
平庸之恶是如何产生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没有上帝，一切都被允许：在西方，当科学理性，取代了人对上帝的信仰后，人的意义感、道德判断，便只能寄生于现实，因而极易被丑恶的现实俘获，成为体制的顺从者、制定游戏规则者的帮凶。
比如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就是平庸之恶的最好注脚：
——当战争结束后，面对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的罪行，在审判席上，纳粹士兵们竟然丝毫意识不到自己的罪恶，他们认为自己很好地服从了长官的命令，而这是军人的天职；高级军官甚至因为高效地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而感到荣耀。
纳粹分子既遵守军人的“职业伦理”，也重视道德与荣誉，但却在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时毫无罪恶感可言，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徐贲在《经典之外的阅读》一书中说，极权之所以能产生，并造成大屠杀这样的人道灾难，是因为它营造了一种新的社会规范，并重新定义了道德：只要是为了种族利益，杀人也能成为一种“道德义务”。
如此一来，邪恶的行为，便被包装在了平凡寻常、平庸无奇、司空见惯的动机之下，而绝大多数遵纪守法、安分守己的“好公民”，很容易地就接受和适应了这个新法则，结果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道德灾难。
——跟风从众、顺从体制、不愿思考，这是导致平庸之恶的三大特征。
然而，“平庸之恶”却并非专属于某个时代、某个区域。近来的俄乌战争，新冠病毒传播，人们多抱有侥幸心理，漠视亲历者的遭遇。结果，它只能让人更胆寒，让人失去对正道的信心。因此，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一再上演。
总之，无思考者不单是纵容权力的帮凶，更是群体冷漠的始作俑者。当社会的丑恶之事大行其道时，如果我们仅把责任归咎为权力的作恶者，而不是为我们的漠视买单，这样是否还合适？
毫无疑问，无知者缺乏理智、无独立思考以及无寻找真相的意愿，都只能加剧愚蠢在社会的蔓延，一些无知者甚至为愚蠢高唱赞歌，最后承担代价的却是自己。
二、内心的道德立法，需要求知说理与独立判断
平庸之恶揭示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一味地遵守旧的习俗、习惯和规则，可能会出现依法、依规作恶的情形。
所以，道德的真正涵义不是循规蹈矩，而是自己独立做出关于是非对错的判断：抛弃对既定规则的服从，自己确立标准，自己给自己立法。
但是，心中之法的确立，却是一个异常艰辛且漫长的过程。
自五四以来，我们一直处在现代性与启蒙的挣扎当中，民主与科学的理念尚未真正融入人的血液，此起彼伏的批斗运动又裹挟人们，削弱人们的理智。
进入互联网时代，无处不在的网络暴力、随处可见的道德指责、甚嚣其上的阴谋论、随舆论不断反转的真相，以及知识生产、传播的过程中的扭曲、失真，都在使人变得更易被洗脑、操纵，甚至作恶而不自知。
而这就要求我们具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求知精神、参与公共讨论的说理能力，以及对启蒙精神的继承：运用个人的理性，去求真求善。
作者：江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