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2020年大选就任选举法官记实

在美国2020年大选就任选举法官记实

2020年11月19日

1.    培训和初选

2020年2月18日星期二，我从中国逃疫回到美国不久，收到了住处所在的马里兰州圣马利县选举理事会（Board of Election）寄来的一张明信片，招募2020年选举期间的选举法官（Election Judge）。我当即回复说我对此感兴趣并提交了申请。

2月24日星期一我收到圣玛利县选举理事会副主任苏姗 · 朱利安（Susan Julian）发来的电子邮件，她说我们县里的两个投票站有两个空缺，其中一个是临时投票表决的法官（Provisional Judge）处理临时来的选民的各种特殊情况；另一个是一般选举法官处理正常选民投票表决的各个步骤，比较简单。处理临时投票表决的法官的任务比较复杂，要求会使用计算机平板电脑等设备。她问我想就任哪个位置。

好事之徒的我自认为非常能干，理所当然地避简就难，当即回复她说我选择就任临时投票表决的法官。她也当即回复说：“太好啦！”又说今、明、后三天有多次临时投票表决的法官培训班，每次3小时，让我任选一次参加培训。我于是选定了2月27日星期四下午2点的那场培训班。

圣玛利县选举理事会当时设在一所废弃了的小学。培训班就在那里举办，大约有不到十个人参加。每人发给一本厚厚的手册，桌子上放着专供选举法官使用的平板电脑。这个平板电脑是为选举特制的，比一般的平板电脑要厚几倍，里面连接马里兰州的数据库，含有所有选民的资料。我们把所有可能遇到的特殊情况，从头到尾地统统实战般地过了一遍。

各个州的法律虽有相同之处，但重要的是各有不同之处。到了大选，美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50是个州的合众国（United States）的概念就分外明显。我们当然一切按马里兰州的法律规定来办事。（State本是“国”的意思，中国人按自己的思想方法，把它译成了“州”。）

首先，当一名选民来到投票站报到后，接待他/她的选举法官要用平板电脑找到该选民的信息，判定该选民属正常的标准选民，还是临时来投票的有特殊情况的选民。如属后者，则将其指定到临时投票表决的法官的工作台去。

临时投票表决的法官接到此案后，从平板电脑里调出该选民的信息。由临时投票表决的法官代该选民在平板电脑里填写一个简单的临时表决申请表。然后临时投票表决的法官按平板电脑上提供的选项对该选民的情况进行选项处理。如果一切符合条件，临时投票表决的法官的平板电脑将给该选民打印出一张发票来，法官和選民分別簽字后，该选民可持此发票去下一个工作台领取选票。如果该选民不合格，平板电脑将打印出一张发票告以原因。

如情况非常特殊或非常复杂，平板电脑无法处理，受理此案的临时投票表决的法官可向该投票站的两名首席选举法官求救。每个投票站有一名共和党首席选举法官和一名民主党首席选举法官。他（她）们一般都很老道，经验丰富。如果他（她）们也不能处理，那么该选民的案子就立刻用电话打到县选举理事会作最终处理。

临时投票表决的法官遇到的案情可谓无奇不有。然而每个选民的权利，无论情况有多特殊有多复杂，都同样的无比神圣，必须认真处理。下面举例若干说明几种特殊情况。

• 选民因为搬家了，平板电脑里的地址对不上了；
• 选民的社会保险号或驾驶执照无法验证；
• 选民从来就没有社会保险号和驾驶执照；
• 平板电脑显示该选民已提前投过票了；
• 该选民属于另一个选区，但希望在本投票站投票；
• 该选民尚未登记，但希望能当场登记后投票；
• 该选民从一个选区搬到了另一个选区；
• 该选民已缺席投票过了；
• 该选民已在州内其它某处投过票了；
• 平板电脑显示该选民不合格，但该选民认为他/她是合格的；
• 法庭判决某选民可延迟投票；
• 某选民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姓名和住址；
• 平板电脑里没有该选民的任何信息；
• 等等。

培训班从下午2点弄到5点多，弄得我头昏脑胀。我连一次处理正常标准情况的选举法官还没当过，如何能正确处理这些五花八门的特殊情况？我指指那一大厚本的手册，举手表示，这么多内容，大概一时是记不住的。培训班上的其他人多多少少以前都做过这方面的事。他们来参加培训班是因为有必须参加培训的要求，所以他们来只是复习一下，再了解一下这次与以往不同的地方。他们安慰我说：“我们以前都做过，没那么难，都是这么开的头，做做就清楚了。”主持培训的人回答我说：“每张工台至少有两个人，以老带新；再说，还有两名首席选举法官，还有县选举理事会哩。”我于是吃了定心丸，心想我把这本厚厚的手册抽空好好学习一下，拿出我当年在中国应对各种考试的十八般武艺来，不愁对付不了。

本来，我们受训后的选举法官有两次任务，一次是4月28日马里兰州的初选，一次是11月3日全美国的大选。初选的目的是各州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选出自己所属政党的竞选总统的候选人，所以参与选举的人必须是注册在案的各党党员。美国各党党员是由各人自行选择的，可以随时更改，但必须注册在案。当场注册或当场更改党籍也行，但不能同时属于两党。本人是注册的无党派人士（unaffiliated）。

各州初选的日期很不一样，马里兰州的初选日期算是很靠后的。所以，待到马里兰州初选时，大局已定，拜登是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特朗普是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马里兰初选的任何结果都不可能改变已定的局面。马里兰州的选民参与初选只是行使党员权力和表达意愿而已，大多数选民都选择不参加。

3月18日，我收到苏姗的电子邮件，说鉴于疫情蔓延，马里兰州州长何甘（Hogan）决定把初选从4月28日延迟到6月2日。

2月27日培训时，我们不但重点学习了如何处理大选的各种特殊情况，也学习了初选时可能遇到的种种特殊情况。4月19日，苏姗写了一个备忘录给所有培训过的选举法官谈初选的安排，通过邮局发给各人。备忘录中说，3月10日马里兰州州长宣布把4月28日初选推迟到6月2日之外，州政府授权改变初选的方式，由原先的个人投票和缺席投票改为一律邮寄投票。圣玛利县因而只留下一个点处理收到的邮寄选票，所需人员也大幅度减少了。她说，绝大多数培训的人员，包括我，都不复需要了。初选之后，她将给每人寄一张培训费的支票。

7月初，我收到县里给我寄来的一张30美元的支票。

至于11月3日的大选方式，她在备忘录中说，那将由州选举理事会研究后向州长提出建议，然后由州长酌情批准。

2.    大选之前

7月10日，苏姗就大选一事发来电子邮件，他们授权在9月再举办一次選舉法官培训班。

8月19日，苏姗给大家发电子邮件说，鉴于防疫的须要，州长何甘决定允许各县设立投票中心以代替原先众多的投票站。她说，据此，圣玛利县在大选之日将有四个投票中心，以及两个提前投票地点在大选前八天开放。

此前，圣玛利县共有多少个投票站，我并不清楚，想来是很多。我只知道我以往投票的投票站这次被取消了。另外，她当时说的设四个投票中心，后来可能变成了五个，最后可能又变成了六个。大概如此，我没有去追究弄清楚。

9月2日，苏姗再给大家发来电子邮件说，他们把原计划的两个提前投票点变成了一个。因此，也用不了要几个人去那里工作了。

她问我在大选之日想去哪个投票中心。我回复说，哪个都行。不过大磨坊（Great Mills）最方便，莱星顿园（Lexington Park）次之，春岭（Spring Ridge）再次之。我因而被确定为大选之日在大磨坊高中设置的投票中心工作。苏姗对我说，他们不需要我作临时投票表决的法官了，我改任作处理正常标准情况的一般选举法官。

9月22日上午10点，我参加了一般选举法官的培训班。这时候，县选举理事会已搬进了一个废弃的图书馆，条件好多了。培训班有12人的样子。大家把接待选民的全过程实习了一遍。全过程包括以下各个步骤：

• 为了控制疫情，投票中心内的人数不得超过25人。为此，我们有25张黄色塑料牌，消毒后发给排队投票的选民。同时发给每个选民的还有一支消毒过的笔。
• 排队的选民只有手持黄牌才能走进通道然后进入投票中心的第一站。
• 投票中心的第一站是用平板电脑提供的信息验明正身，确定该选民属正常标准的选民，还是有特殊情况的选民。前者将由平板电脑自动打出一张发票，由处理人和选民签字后去下一站领取选票；后者则去临时投票表决的法官工作台处理。
• 第二站是领取选票。选民手持第一站的发票到第二站，第二站的选举法官按发票上注明的选区，取出一张该选区的选票，放在一个文件夹里，原发票由发放选票的人签字后放在文件夹外的一个口袋里。然后把该选民指往下一站。
• 第三站是投票台，共有25个。每个投票台三面有纸板挡住以保障隐私，同时上面也印有如何填写选票的指南。选民手持刚刚拿到的文件夹，由工作人员带领到一个刚刚消毒了的投票台去填写选票。工作人员向该选民简单说明如何正确填写选票并指明填好后去下一站的方向后，立即离开，以保证选民的隐私。如果选民有残疾，或需要能容纳轮椅的大投票台，或无法使用笔去填写选票但可以用电子方式输入选择，或有其他特殊要求的，均安排了专人和专门设备来接待。
• 第四站是把填写好的选票由选民自己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把选票扫描到计算机里去。工作人员收取第一站发放的发票，签字后存档。这样，每张发票上就一共有三名工作人员的签名：第一站开发票的，第二站发选票的和这个第四站收取发票存档的。该站工作人员既不能代为扫描，也不能偷看选票的内容。扫描机“吃进”选票，不再“吐”出来。该扫描机立刻给出总扫描数来。该选民把手持空了的文件夹扔进一个长方型的大塑料盆里。手上还剩下那张进场时发的黄牌和笔。
• 第五站是最后一站。工作人员收回黄牌和笔，进行消毒后发给尚在排队准备投票的选民。同时向刚刚完成了投票的人表示感谢和祝贺并发放“我表决了”的纸贴。

我们这些美其名为所谓的选举法官其实就是每个站的工作人员。每个人如在一个岗位上作的时间太长，难免疲乏无聊，所以大家轮换着做，每个站的工作都要学会。好在这些都不难，培训时，把各个岗位过了一遍。自认为已经掌握者就可以回家了。

我参与这次大选的一个小插曲，是决定使用一次邮寄投票。自从成为美国公民后，每次大选都是去投票站投票，从来没有过邮寄投票的经历。这次由于疫情，州长何甘决定，本次大选除了与往常一样选民可去投票中心投票外，也可以提前投票或邮寄投票。州选举理事会将给每个注册了的选民寄一张申请邮寄的申请卡。也就是说，一般选民没有特殊情况的也可以申请邮寄投票。作为投票站的工作人员，我们当然可以在自己工作的投票站里投票，走上述B至F的各个步骤；也可以到提前投票中心去投票。我决定来一次邮寄投票。

9月初我按收到的马里兰州选举理事会的一张有申请邮寄投票选项的明信片，选择了邮寄投票。9月4日，马里兰州选举理事会来电子邮件，告诉他们收到了我的申请邮寄选票的请求，我的选票将在大选前约30到45天时寄来。9月29日，我收到了选票。9月30日，我填写了选票，并投入了在大磨坊高中设置的专门的投票箱。10月1日，马里兰州选举理事会来电子邮件告之收到了我的选票。10月30日，马里兰州选举理事会来电子邮件，告之我的选票已计算进总数里去了。

就邮寄投票的经验，我在微信朋友圈了前后发表了四组相片，记录了邮寄投票的全过程。

出于好奇，我两次培训时都用平板电脑在其中寻找了我自己的信息。第一次我一下就把我的信息调出来了，第二次我因已经要求邮寄投票所以平板电脑就没有显示我的信息了。

民主党大力推举邮寄投票，认为邮寄投票可以减缓疫情的蔓延。特朗普则竭力反对邮寄投票，认为邮寄投票是选举作弊的温床。对我们这些选举法官来说，大选当天接待选民的任务可能就会减轻一些，而处理邮寄选票的任务就会繁重得多。处理邮寄选票的英文是canvass（动词）或canvassing（动名词），处理邮寄相片的人就是canvasser。

7月10日苏姗给大家发来电子邮件，问各人是否对参与处理邮寄的选票（canvass）感兴趣。我当即回复她说我感兴趣。

8月19日苏姗给大家发来电子邮件，问各人是否有空参加10月26日至11月2日提前投票中心的工作。我当即回复说我这些天都有空。但后来由于我所选择的大磨坊高中提前投票中心被取消，只剩下一个提前投票中心，所需人马不多，也就没有让我参加。

9月30日苏姗给愿意参与处理邮寄选票的人发来电子邮件，列举了所有可能要处理邮寄选票的日期，问各人哪些天有空。具体哪天处理邮寄选票再另行通知。处理邮寄选票时，从早上九点工作到下午五点。处理选票时，每小组必须由一名民主党人和一名共和党人组成，无党派人士则可与任何党派的人组成一个小组。

我立刻回复说我天天都有空，哪天都行，临时通知我去也行。10月6日，我收到苏姗的电子邮件，确定了我参与处理邮寄选票的可能日期。其后苏姗陆续发来电子邮件说由于收到的邮寄并不很多，因而一些天的工作被取消了。

为了增加节日喜庆的气氛，我买了一面4码乘6码的国旗，在家中的院子里换下了平时悬挂的“家”旗。我又买了一枚高质量的国旗别针，准备大选之日佩戴胸前。我发自内心地太热爱这个国家啦！

3.    处理邮寄选票

10月11日，苏姗发来电子邮件，提醒大家翌日10月12日要处理邮寄选票，地点就在县选举理事会所在地，就是那个废弃了的图书馆。

早上八点半，约有20多人已经到场。正九点，由圣玛丽县选举理事会执行主任温迪 · 艾德金斯（Wendy Adkins）主持，打开录像机，宣布开票场地门已锁上，处理邮寄选票开始，由圣玛丽县选举理事会主席约翰 · 佩恩（John Payne）带领大家起立举右手发誓。誓词的大意是各人报出自己的姓名，保证尽自己的能力所及，遵照宪法，无党见无偏见地来做好每项工作。温迪向大家交代了当天的任务和如何去完成后，关闭了录像机。大家旋即开始了工作。

具体每人做什么并没有明确指派，各人任意找了个空位子坐下而已，但必须是一个民主党人和一个非民主党人配对，一个共和党人和一个非共和党人配对，任何一对不得由同一个党的人组成。一位中年妇女希望和我配对，她说她是共和党人。我说我是无党派人士，和谁配对都行。苏姗在一旁听到我说的话后纠正我说，你不能和另外一个无党派人士配对。中年妇女自我介绍说她名叫美罗蒂 · 斯帕尔丁（Melodie Spalding），并说美罗蒂就是“优美的旋律”那个字。就这样我和“优美的旋律”一起工作了整整一上午。

邮寄投票有两条路，一是通过邮局，一是直接投进专门设置的投票箱里（我的选票就是投进投票箱里的）。这些选票被收集到一个个大的带有盖子和锁的塑料箱里。所以对我们来说，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开箱。开箱之前的具体操作我只能凭想象，并不知道具体情况。

按理说，开箱应由苏姗和温迪两人互相监督把箱子打开。事后回顾起来，圣玛丽县大选这台戏基本上就是由温迪和苏姗两个女将导演的。想来她们应该一个是民主党一个是共和党。我至始至终没弄清她们的党派，网上也没查到。我以貌取人主观臆断苏姗是民主党的而温迪是共和党的。她两人在一起工作多时，都是同事，大概并不存在互相监督一说。大家关心的是如何尽快把该处理的邮件好好处理完。到底那个装满邮寄选票信封的塑料箱是如何打开的，我并没有看清楚。

第一步，信封由两人把它们分为25个一摞，送进一个拆封的机器。机器把每个信封的一边划上一刀以便第二步取出其中的选票。每25封之后，机器打印出一张纸，记录该摞的批号等信息。用一根牛皮筋把该打印出来的纸将25个信封包起来，就算完成了这一步，等待发送给做第二步处理的人。

两名工作人员专门把第一步处理好的一摞摞信封分送到进行第二步处理的桌上。那天上午其他的所有人都从事第二步的处理。

第二步的每一对收到一摞信封后，在一张事先打印好的表上填上自己的姓名，该摞信封的批号，然后数一遍，确认是25个信封后，在表上填写收到25个信封。每个信封上除印有该选民的姓名住址，还应有该选民的签字和签字日期。如果缺少了签名或签名日期，我们就举手求援。温迪或苏姗立即走过来帮助决定该选票是否有效。一般说来，造成没有签字或签字日期都是粗心大意所致，并非在故意作弊。就我所接触到的所有情况而言，没有一张选票是因此被废掉的。

有些州要求核对签字，拿信封上的签字和数据库里的签字对照以确定没有造假。谢天谢地，我们马里兰州没有这个要求。数据库里的签字一般来自驾驶执照上的签字，可是一个人很可能有几种签字的方式。比如说，“Michael”也可能签成“Mike”或“M.”等，更何况人们签字时多有龙飞凤舞难以辨认之处，如要一一核对处理，实在是不胜其烦。

然后从信封里取出选票。个别马大哈选民可能会忘了把选票放入，只寄出了一个空信封，该信封将放入一个专门放极为奇特信封的红色的文件夹中。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确认每张选票都完好无缺可供下一步机器扫描。有些选票有撕破或有残缺或有玷污等，或没有按要求把选项涂黑而是划个勾或叉，或者寄来的选票是美国驻外基地寄来的网上下载的纸张，它们将在下一步进行复制以便机器扫描。这些选票连同各自的信封都放在一个黄色的文件夹里。一切正常的选票在两人分别点清数目后放在一个乳白色的文件夹里。据此，我们在表上填明共有多少合格选票，多少需要复制的选票，和多少有其他特殊情况的信封。每个文件夹无论是什么颜色都也标明批号。

我们被要求只看选票是否合格而不去看选票中的内容。可是，人皆有好奇之心，起码我是难免去瞄一眼那选票是选了特朗普还是选了拜登。非但如此，我心里还默默地统计着一个大概的比例。

这25个信封全部处理完毕后，连同文件夹、所有信封、第一步打印出来的纸和这一步填写的表，一起交给专门转移文件的人去做下一步处理。

以往的惯例，很多来参加处理选票的人都喜欢从家里带来各种做好的饭菜供大家午休时共同享用。大家欢聚一堂，无分党派和政见，有吃有喝，有天聊，有友情，喜气洋洋，不亦乐乎。今年我去厨房看了一眼，仍然有各种食物，各种意大利面条，各种烤的烧的炖的，还有饭后的各种甜食，各种饮料，放满了一桌。可是由于疫情，绝大多数人都不敢问津。我虽然自带了三明治，但鉴于午休时间有一个半小时，还是开车回家吃了午饭，还眯了一小觉。

下午我们20多人分成两摊。一摊是把正常的选票扫描进计票机器里去计票（第三步），另一摊是把需要复制的选票复制成可以扫描的选票（第四步），供第一摊人去扫描输入计票机器里去计票（第三步）。

房间里放置了两台扫描计票机，每台由四个人伺候。其中两个人接受从第二步处理好的文件夹，取出选票，确认票数，在第二步转来的表上注明本扫描计票机号码、扫描票数并签字，然后把选票交给伺候扫描计票机的两个人。其中一人把一张张选票喂进机器，然后把扫描过的选票还给接受文件夹的人，把它们再数一遍，然后把所有信封、选票、第一步打印出的文件和第二步和本步填写的表交理事会的人存档。

扫描计票机是事关选举结果的最关键的一环。机器应由分别掌握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人手中的两把钥匙打开。刚刚打开的计票机应该显示票数为零。每扫描一张选票，计票机就增加1，结束时就知道总共扫描了多少张票。关机时再由两党人共同操作，记下扫描了的总票数供下次开机时参照。按我的观察，大家相处都十分友好和睦，共同的目的是把这些选票认真处理完毕，并没有人去斤斤计较每个环节。

我与一名黑人妇女结成一对与另外一对白人男女共同伺候一台扫描计票机。黑人妇女告我她叫拉托娅 · 卢比奥（LaToya Rubio），我查了一下名册，她应该是民主党的。我们两先是接受第二步转过来的文件夹，后来那对伺候扫描计票机的白人男女做累了后，我们就换下他们，去做往计票机里喂票的事。

再说另外那一摊，复制计票机无法扫描的选票。那次我没有轮上去做，后来10月16日再去处理邮寄选票时做了，所以就留到下次做的时候再去描写吧。

复制出来的选票和正常的选票形状结构都不一样。计票机有两个输入口，一个供喂进正常选票用，另一个供喂进复制出来的选票用。

就这样我们一直做到下午五点才把当天的4000个邮寄选票处理扫描完毕。我自2016年退休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全天工作过。加之为了防疫，不能随时喝水。每次想喝水时，还要把手彻底清洗消毒一遍。至此已是又渴又累，疲惫不堪矣。

选举法官手册上明文规定，进入开票场地和投票场地均不得使用手机，不得拍照。手机要锁在一个柜子里。但大家都很友好，做不出那种不近情理的狠心事来。人人口袋里都放着手机，不时掏出来看看股市，看看社交媒体上亲朋好友有什么动态，看看又收到了什么新邮件，等等。到了下午，我心想，我要是不拍上几张相片，岂不亏了？我掏出手机，只管拍了两张，不幸被苏姗看见，立刻把我制止了。不过我总算捞到了两张相片做个纪念。五点钟干完活后，我正要离开，温迪叫住我，让我在一份合同上签字。我看也没看，就签了个字，心里嘀咕着这合同无非是要我不要惹是生非。

10月16日，苏姗发来电子邮件，提醒我10月19日要再次处理邮寄选票。这次大家轻车熟路，早上九点，由温迪主持，打开录像机，宣布开票场地门已锁上，处理邮寄选票开始，由苏姗带领大家起立举右手发誓。然后关闭录像机，开始工作。所不同的是，这次的安排更为合理。一是第一、第二、第三步一开始就同时进行，二是又添加了一台共三台扫描计票机同时运作。这样，效率明显提高了许多。

上午和我结对做第二步事项的是共和党女士雷白卡 · 古德里赤（Rebecca Goodrich）。下午的任务是复制选票。共有三部选票复制机，每个复制机由两对共四人伺候。一对人是用复制机复制选票，由一个人读出原选票的选择，另一个人将这些选择输入复制机。输入完毕后，复制机打印出一张选票。另一对人则审核复制机打印出的选票是否与原选票相同，即复制的是否正确。个别因粗心大意复制不正确的就要重新复制，绝大多数正确复制的经核实后由核实的两人签字后送交扫描计票机扫描计票，同时把原选票用粗墨笔写上一个“坏”（spoil）字也存放在文件夹里。

由于大大提高了效率，4000封邮寄选票下午三点多就全部处理完毕了。

4.    大选之日

9月2日苏姗给我的电子邮件里确定了我大选之日在大磨坊高中投票中心任一般选举法官。该投票中心的民主党首席法官是简乃特 · 古德温（Janet Goodwin）和共和党的首席法官克莉丝 · 曼各卢姆（Chris Mangrum）。

10月3日收到简乃特发来的电子邮件，她介绍了她自己和克莉丝，说他们期待着和我们一起在大选之日工作。她请每个人向她确认收到了此信并再次确认大选那天将按时到达大磨坊高中。她提醒大家要自带午饭和晚饭以及饮料，还有每天服用的药物。她要求每人都要带口罩。穿着打扮便装即可，但不能穿带洞的或撕破的牛仔裤等。她希望我们中的一些人能自愿在头一天晚上去大磨坊高中帮助设置投票中心。

我立刻回复她说，我收到了她的电子邮件，确认了11月3日星期二大选之日将去大磨坊投票中心工作一整天，并表示我也乐意于11月2日星期一去义务劳动帮助设立投票中心。

10月21日，简乃特再次发来电子邮件，说大选那天一定会非常忙。她重复了一些上封信中说过的事。她说，由于疫情，请大家只携带自己个人吃的喝的，不要像以往一样带很多自己家做的饭菜饮料来请大家聚会享用。她信中交代了我们工作人员在哪里进出，我们在哪里上厕所、选民在哪里上厕所，我们在哪里吃东西喝东西，我们在哪里停车、选民在哪里停车，我们的个人物品何处存放等。她鼓励大家穿红白蓝的衣服。她说大选那天早上要求大家5:45到场，晚上8点关闭后大家要帮助把投票中心拆掉。她再次招募人员于11月2日星期一下午5点开始义务帮助克莉丝把大磨坊高中的体育馆设置成投票中心。

我当即回复并再次确认我将参加大选之日的全天工作和头一天的设置投票中心的义务劳动。

10月30日，简乃特发来第三封电子邮件，她说这是她大选之前的最后一封信，她重复了一些此前说过的事，加上了一些细节。她说投票场地不可以有不带盖子的饮料。她将在大家吃喝休息的地方提供咖啡。她特别提醒大家要穿一双好走路的鞋子。（克莉丝后来告诉我们，她在提前投票中心工作一天走了八千步）

我回复她和克莉丝说，我11月2日星期一下午5点前一定到大磨坊高中帮助设置投票中心。

11月2日星期一下午五点不到，我就来到了大磨坊高中的体育馆。体育馆里大磨坊高中的女子篮球队还在训练，没有结束。我们十多个前来义务帮忙设置投票中心的人只好站在走廊上等候。

等候之间，几个人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你是明星啦！”我有些疑惑不解。他们说：“你上了县里的时报封面，你没看见吗？”圣玛丽县时报我从来没有看过，听都没有听说过。一位名叫罗伯特 · 崴尔德（Robert Wilde）的共和党人对我说，他有多余的报纸，明天他带一份送给我。

五点过了几分钟后，大磨坊高中女子篮球队训练结束，撤出了体育馆。我们十几人在克莉丝的带领下，着手把这个体育馆变成投票中心。克莉丝给每人发了一张投票中心的平面图，各人就自己找活做起来了。一切任务全在我们身上，把桌子椅子搬到位，把25个投票台子从纸箱子里拆开组装起来放在投票中心的正中间，把核实选民的平板电脑在工作台上放好并把电线网线接好，把投票用的计票机电线接好，防疫情用的清洁消毒用品准备好，放置观察员的座位，到处在地上为防疫标明六码的社交距离，等等，等等。大家忙到七点半，一切就绪。回想起来，这都是些体力活，实在非本74岁老汉能力所及。再说，我平日在家种菜劈柴等都是悠哉悠哉的，没有这样高强度干过活。回到家里，已是十分疲惫。

我想，真正对本74岁老汉的挑战是11月3日星期二的大选之日，估计要从早上六点一直做到晚上十点。所以至关重要的是好好睡一夜，我因而加倍地服用了安眠药。可就是怎么努力也无法入睡。太兴奋啦，到底有多兴奋激动，大概只有我自己知道。

1979年8月我离开中国到达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读经济学博士，报到后没几天，就收到政治系爱德华 · 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教授的电话，要雇用我作他的助理。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我就简称他“爱德”。到了1980年秋大选的那天，爱德说要带我进投票站里面看看投票是怎么回事。本来，投票站是规定只允许带未成年的人进去的，但爱德向投票站的工作人员说明原委后，他们就让我进去了。那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很少。我想我应该是第一个、最多也是最先几个中国人看到美国人民是如何选举自己的最高领导人的。

自那以后，40年过去了。我成为美国公民后，虽然每次大选也都抽空去投票站投票，但每次都是来去匆匆。为了节约时间，多挣钱养家糊口，去投票站服务从来不在考虑之列。现在退休了，成了时间的大富翁。再说，我认定此次大选实在意义重大，能置身其中，怎么能不兴奋激动得夜不能寐？

我几乎彻夜未眠，凌晨四点多一点就起来了。五点半多一点就到了投票中心。罗伯特见到我，给了我一份10月22日的圣玛丽县时报。时报的封面上有三个人：我，雷白卡，以及罗伯特。那是10月19日下午，罗伯特和另一人在复制选票，我和雷白卡核实他们复制的选票是否正确。雷白卡后来对我说，她当时注意到有个记者在给我们拍照。我则一直专心干活，毫无知晓。

我们这个投票中心，有34选举法官在册。大家到后就各自找活做起准备向选民开放的准备。最为重要的当然是打开扫描计票机。估计是简乃特和克莉丝各有一把钥匙。其次是从柜子里拿出一箱箱的选票，打开纸箱把选票拿出来，按选区分类好便于发给选民。到了将近七点即将开门前几分钟，已是万事具备，简乃特让大家集合，各人自选了工作岗位。这时投票中心外面已排上长龙。七点整我们就放进了第一批选民。

克莉丝给每个人发放了挂在胸前的工作牌和一枚精致的2020年大选工作人员的别针。工作牌上打印了各人的姓名和党派。如果是共和党人，用的是红色油墨；如果是民主党人，用的是蓝色油墨。我因属无党派人士，用的是灰色。

我的第一个岗位是守护扫描计票机。有一次遇到了一个雷堆拙尸（南京话），怎么教她，她歪歪扭扭地就是把她的选票喂不进扫描计票机里。我只得说：“你介意我帮个忙吗？”她客气地说：“当然不介意啦，多谢，多谢！”我把她的选票放正，顺利喂进了计票机。谁知简乃特跑过来，厉声对我说：“你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触碰选民的选票！”

其后一天之内，大家自由轮换岗位，自由去休息室吃喝休息。我几乎在所有一般选举法官的岗位上都先后做了。具体的各个步骤，我们在培训时已经走过了一遍，我也在前面详细描写了，这里就不在重复了。

进入体育馆的通道头段，一张桌子上堆放着清洁消毒液，口罩，面罩，一次性手套等，供来排队的选民任意拿取。但从早到晚，我并没有见到什么人去拿。人们来时都已经戴了口罩。

投票中心内外如同过节一样，喜气洋洋。工作人员虽有党派政见之分，但现在都是同事，大家相互配合，只求把事情做好。选民们也一样，选民和工作人员之间更是相敬如宾。第一站接待选民时，如发现该选民是第一次参加选举，就大喊一声：“第一次投票者（First-Time Voter或First Timer）！”于是全场工作人员和在场的选民都一起鼓掌，以示欢迎，增添了不少节日的气氛，也充分显示了美国人的自豪感。选民可以带未成年的小孩进来，但不可有其他成人陪伴，残疾人必须有人照顾者例外。

投票中心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值得一提的是投票台的消毒工作。每当工作人员把一名选民带领到一个消毒了的投票台，工作人员就一个夹子夹在该投票台的隐私板上。等选民填完选票离开后，负责消毒的工作人员只要看到一个投票台上有一个夹子，就知道该投票台需要消毒。用酒精纸把投票台消毒后，取走隐私板上的夹子。这样下一个带领选民来填写选票的工作人员就知道凡是没有夹子的都是消毒好的，凡是有夹子的都是有待消毒的。

无论是投票中心的哪一站，每次迎来一名选民时都要寒暄一番，不厌其烦。问：“你好！”答：“我很好，你呢？”答：“我也很好！”问：“你今天怎么样？”答：“好极了！你呢？”答：“我也好极了！”或者“好得不能再好啦！”之类。同样，送走一名选民时也有一套套话，互相致谢和祝福。“谢谢！”“多谢！”“祝你一天好！”“也祝你一天好！”到了下午，当然就改成了“祝你下午好！”，到了晚上就“祝你晚上好！”几个类似的英文词汇和语句颠倒着用。为了防疫我随身没有带水，实在说得唇干舌燥时，只好去休息室先把手彻底消毒清洗一下，再拿出自己带来的瓶装水喝。

我偶尔好奇，问选民：“排队排了多长时间呀？”得到的回答都是：“还好，还好！”最长的时候大概有一小时，一般都要20分钟到40分钟。到了晚上7点59分，一个小伙子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我正在迎接每个选民的第一个岗位上，我对他说：“你保准是最后一个人啦！”谁知隔了几十秒钟，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一个小孩小跑过来投票，我一看表：7点59分30秒。

我本以为胸前挂的工作牌毫无疑问可以带回家做个纪念，不料想最后一个选民离开后，克莉丝就来把它收回了。我说我要留着做个纪念，她说不行。忙乱之中，我也没顾上拍张相片，唯有追悔莫及了。

简乃特自己自费从家中带来了咖啡壶全天给大家供应咖啡，她又自己掏腰包为大家买了三大盒几十个甜甜圈（donuts）请大家吃。我本是早已经戒了咖啡的，但由于昨天已累得够呛，一夜又未眠，如今是非咖啡而无救了。我喝三杯又黑又浓的咖啡，勉强支撑到了晚上八点关门。

可是简乃特说，谁都不能离开，大家必须把一切弄到恢复原状，一如昨天五点前大磨坊高中女子篮球队训练时那样。按说，最为要紧的是关闭三台扫描计票机，理当由共和民主两党首席法官共同操作。但我扫了一眼，只见简乃特在四处张罗，克莉丝在闷头苦干地收拾扫描机。大家都累到了极点，只求赶快把该做的做完。撤掉椅子桌子，拆掉电线网线，把地上贴着的保持社交距离的标志清掉，把一个个投票台拆掉重新装箱，把多余的选票再装回纸箱子里搬回到柜子里去。到了快九点，事情已大体弄完了。

我原计划是想逞能，自愿把投票结果去送到汇总的地方，那样可以多了解一个环节。事到临头，我的体力已耗尽。我想我要再坚持下去，昏倒了的话，还要给大家添麻烦，不如有自知之明，趁早逃之夭夭溜回家为是。九点钟，我偷偷跑了出来，开车回家了。到那时，我已经至少有36小时没有睡觉了。

5.    大选之后

九点多回家之后，我虽然疲惫不堪，但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在全美国进行着。我们东岸是最早关闭投票站的，西岸和我们有三个小时的时差，各州的法律也各有不同。我躺在床上，眼睛盯着电视，仍然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11月4日星期三，简乃特发来电子邮件感谢大家昨天一天所做的一切。

同一天，苏姗发来电子邮件通知我11月6日星期五再去理事会处理截止11月3日寄出的邮寄选票。她说我们大概还有13,000张邮寄选票分星期四星期五两天处理。我被分在了星期五。

这样，我11月6日星期五又去工作了一天。上午是和一位名叫肯达 · 瓦森（Kenda Wathen）的共和党女士一起拆信。下午做的是复制不合格的选票。和我结对干活的女士叫什么是哪个党的，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老啦，老啦。这天处理的邮寄选票的信封上的邮戳都是11月3日或之前寄出的。特别是由于我们县最大的单位是美国海军的一个军事基地，所以很多选票是从国外各基地寄来的。

下午临离开前，苏姗告诉我11月12日和13日还要处理最后一批临时投票表决的选票。但是后来11月10日她来信说，总共只收到了几封临时投票表决的选票，他们自己处理一下，不麻烦我们了。

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前后发表了五组相片，记录了我五次就任选举法官的工作经历。

除11月2日晚去大磨坊高中把体育馆设置成投票中心是讲明的自愿义务劳动之外，其它日子的工作都有象征性的报酬。我到今天为止尚未收到支票，苏姗说她也说不清楚到底给多少报酬。

还值得一提的是疫情。我一共参加了五次的工作，接触了成百上千的人。特别是我们这几十个选举法官，集聚在一起工作了好多天。很多同事是美国人特有的纯粹地戴“口”罩方式，即只罩口不罩鼻子。迄今为止没听说有人染上新冠病毒的。

我们圣玛丽县估计有11万3千多人口的样子。据11月5日的报道称，全县有73,818名注册在案的选民，迄今为止的投票率是73.5%。县里后来公布的非官方最终大选统计结果如下。

总统候选人	提早投票数	大选日投票数	邮寄投票数1	临时投票数	邮寄投票数2
特朗普/彭斯	13907	9068	2910	532	4405
拜登/哈里斯	5887	3193	8337	545	5175
乔根申/科恩	351	319	186	25	231
浩金斯/瓦尔克	65	49	38	7	41
希哥/德格拉夫	26	11	17	0	9
其他人	76	77	66	0	112

表中乔根申（Jorgensen）和科恩（Cohen）是自由党（Libertarian）候选人，浩金斯（Hawkins）和瓦尔克（Walker）是绿党（Green）候选人，希哥（Segal）和德格拉夫（de Graaf）是面包和玫瑰党（Bread and Roses）候选人，“其他人”中包括选民手写的所有候选人。表中第三列邮寄投票数1是指大选之前收到的邮寄选票，第六列邮寄投票数2是指大选之后收到的大选那天及之前寄出的选票。

就全马里兰州而言，它历来都是民主党的天下。我们县则历来是共和党的天下。

这次大选的中心话题是，民主党是否有大规模作弊和作弊的可能性。就我所参与的上页表中的三项而言，大选之日的选情、处理邮寄投票数1和邮寄投票数2的选情（我没有参加提早投票和处理临时投票两个项目）与我当场私下了解和心理默默计算的统计比例是非常吻合的。就我所接触到的步骤而言，即令是个别的作弊也是很困难发生的，或即令发生了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出现差错的可能性也应该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我不能得出结论说这次大选民主党没有作弊和作弊的可能性。第一，马里兰州是铁定的民主党的天下，而我们县也一贯是共和党的地盘，两者都没有必要去作弊以求翻盘。第二，我所接触到的是很有限的，有很多关键步骤我一无所知。比如，票数是如何从各投票中心到县里汇总的，各县的选票是如何到州里汇总的，软件是如何运作的等。第三，其他投票点，特别是其它州的运作，尤其重要的是那些摇摆州的运作，我更是一无所知。

我能肯定的一个投票漏洞是一个选民有在两个州同时投票的可能性。比如说我女儿，2016大选时她正好达到了选举年龄。那时她在费城上大学，就在宾州做了选民注册并投了票。这次2020年大选，她人在国外，所以她就从宾州要求到了邮寄投票，然后把选票寄到了宾州。同时，她的永久地址是父母家所在地马里兰州，驾驶执照也是在马里兰州取得的，所以她也是马里兰州的选民。马里兰州也给她发来了信，请她注册，又问她要不要邮寄选票。与此类似，如果一个人住在两州或三州的交界线上，在这几个连接的州都有住处或经济活动，同一个人就很可能在不止一个州投票。比如我自己就曾经同时住在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这里可能没有不合法的问题，就好像一个有双重国籍的人分别在两个国家投票一样。

历史上，1960年大选肯尼迪和尼克松竞选总统时一般认为肯尼迪是靠作弊当选的。他两的总票数只差将近百分之一。在许多州，二人的得票差距都在5%以内。尤其在伊利诺伊州、密苏里州、德克萨斯州和新泽西州，二人的选票差距都在1%以内。特别是在伊利诺伊州，肯尼迪得票率49.98%，尼克松得票率49.80%，肯尼迪仅以0.18%的微弱优势赢得了伊利诺伊州。而该州的决定性大城市芝加哥市市长是来自民主党的理查德 · 戴利（Richard J. Daley），他是个出了名的作弊老手，他会用各种手段在各种选举中获利。调查发现，理查德 · 戴利一直拖延芝加哥市的投票时间，芝加哥市的大部分选票一直到11月9日凌晨才投出。拖延的目的是在等伊利诺伊州其他地区的投票结果，以便决定芝加哥市应该给肯尼迪投多少票，再动用黑社会的势力来完成。大选过去两年后，有三位芝加哥选举工作人员被法院判处欺诈选民。不过这个判决因为时过境迁，已经无力改变选举结果了。本来，当时的共和党是准备大干一场，在多个州要求重新计票或者发起选举诉讼的，结果尼克松本人却在三天之后宣布认输并退出了竞争，带着家人度假去了。按尼克松自传中的说法，他认为自己还年轻，来日方长，打官司对他的政治生命未必有利。外界人士的猜测，共和党大概也作弊了，法院如认真调查起来，尼克松的政治生命也会有不光彩的危险。

综上所述，对这次大选民主党是否有大规模作弊和作弊的可能性的问题，我的答案是：不知道。我没有任何证据和理由说肯定有，也没有任何证据和理由说肯定没有。

对于两名总统候选人，我个人的选择毫无疑问是特朗普。虽然他的性格十分令人讨厌，但我认同他的大政方针和他终于建立起来的团队。拜登老朽、平庸、无能，为极左派夹持，路人皆知。我周围的很多民主党朋友虽然投了拜登一票，但并非认同或赞赏他，只是万分痛恨特朗普而已。

这次大选最让我不安的倒不是谁最后当上总统，而是我亲眼目睹了美国主流媒体堕落成了宣传工具，社交媒体堕落成了左右舆论的平台，教育界为极左人士控制，以及年轻一代学生在极左教育界人士的引导下走向极左。我实在不愿意看到红卫兵小将进入美国国会的舞台，不愿意看到江青的阴魂出现在美国的政坛上（虽然我非常憎恨江青的所作所为但是非常同情她个人的遭遇）。

不管怎么说，历史就是这样走到了今天。我经历了中国60年代中到70年代中最为荒谬的历史。1979年我到美国时，美国正处于60年70年的极左时代的末梢。我亲眼看到了历史走出那个时代。更不要说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苏维埃祖师爷，不足百年也灰飞烟灭了。眼下极左势力又在蔓延开来，我应该有理由对长期的未来持乐观的态度。至于近期的情势，唯有拭目以待耳。

2019年3月我有感而发，写了一篇“太监论性生活”的短文，兹附于本文之后一并与读者分享。

这次参与2020年的大选对我最直接的打击是我又长肥了五磅！因为劳累，就本能地加食。可是因为老了，新陈代谢慢了，所加之食并没有转化为力气，而是转化成了肚子上的五磅肥肉。

 

附录

太监论性生活（2019年3月）

前不久，一位大学同学老朋友转来一个名叫方星海的人在最近一次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一时使我对太监论性生活的分类有了新的感悟。

总结起来，太监们对他人的性生活有三种类型的看法，分别可称为理性派、优越派、和正统派。

理性派太监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问题。小太监不想做太监，也想有一般男女的性生活。理性派的老太监就对小太监说：“你不要羡慕那些人的性生活！他们玩得高兴是他们的事。我们几千年农耕文化，要是像他们那样玩，那肯定要天下大乱。我们只配做太监。何况我们现在太监的日子过的也不错。老太监过世了，不愁小太监又涌现了出来。我们还是安心本分地过我们太监的日子吧。”

优越派太监通过仔细观察他人的性生活，发现了很多性生活引发的问题。这派老太监对小太监说：“看看那些人的性生活，充满了问题！又是阳痿又是早泄的，还有因为性欲亢进去强奸去杀人的，更不要说那些五花八门的性病心理病了，还要搞撒谎、欺骗、搞婚外恋，一塌糊涂，不堪一提！你看我们太监们多优越，我们压根儿就没有那些问题！”

正统派的说法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持此看法的大概还是太监中的大多数。这些正统主流的老太监对小太监说：“你不要羡慕那些男女的性生活！他们的性生活是假的，只有我们太监的性生活才是真的！”

据说方星海曾经可能看到过他人的男女性生活，后来被阉割后又享受了太监的性生活。两相比较，他不但指出了他人男女性生活中有了很多问题，而且发现那种性生活都是假的，只有他现在享受的太监的性生活不但是真的而且是最优越的。小太监方星海深得正统太监的真传矣。

【老婆看了此文后对我说，太监谈性生活这个话题2016年时王朔已经说过了。我上网查了一下，觉的我还是有点新意，与他说的不太一样。再说我此前并不知道王朔的那篇文章，没有抄袭之嫌。追根求源地把太监一事在网上查了一下，知道最迟在春秋时期就有了太监，绝对是有中国特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