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廖汉生被抓是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保过不少人。
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对外宾说：我主张对陈毅炮轰，不打倒他，过去他是有功的。9月9日晚，毛泽东说“红总”（江苏群众组织）提出“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9月16日，毛泽东说：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你要打倒许世友，还有个韩先楚、还有个东北陈锡联，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他们过去还是打了很多仗的嘛！有人说打倒许世友有三条理由，我看理由不充分。对这次文化大革命跟不上，一下想不通，有错误。有错误，愿意检讨，检讨了就好了。这个人还是有魄力的，……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毛泽东提到的贺龙、叶剑英、徐向前、许世友、韩先楚、陈锡联，除贺龙外都保下来了。至于他说让贺龙当中央委员，那只是“讲讲而已”。
1967年1月22日中午，杨勇被抓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议成员。高级将领们情绪激动，纷纷向毛泽东诉说挨斗被整的情况，文化大革命给军队建设造成的巨大伤害。徐向前汇报说，造反派要“揪谁就揪谁”，“我们军委开会，有些人到京西宾馆，要抓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几个常委都被围起来了，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被抓去了，还要抓郑维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毛泽东对这些现象表示气愤，“那还得了，”“到处抓人怎么行？”许世友说：“戴高帽子是对地富反坏右的，为什么对自己人也戴？我们跟主席这么久，把我们当地主一样斗，我想不通。”毛泽东说：那些作法是对土豪劣绅的，用来对待共产党的干部，是不好的。郭鹏（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等人反映，他们的家被抄了、封了，家属被打了。造反派还扬言，要组织两万人“欢迎”他们回新疆。李天焕（后任第二炮兵政治委员）向毛泽东报告，吴烈（第二炮兵副司令员）“被包围了”，“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毛泽东说：“要允许工作，不能过头了，不能搞逼供信。”毛泽东还说军队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闹分裂。
毛泽东说：李大章（四川省省长）、张平化（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体学（湖北省省长）、韦国清（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江华（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江渭清（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谭启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俊秀（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丰平（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杨勇要保，都不能打倒。廖汉生、苏振华、刘志坚不能一点工作不让做。要搞好团结，以大局为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不搞好团结，还得了！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陈老总过去反对过我，我要同他合作。朱德，我要保他。
毛泽东说“杨勇要保，都不能打倒”，“廖汉生不能一点工作不让做”。其实毛泽东心知肚明，他下令对杨勇“烧而焦”，却又装作毫不知情。但是马脚总会露出来的，很快他就自揭老底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卡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巴卢库（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时说：“打倒萧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挑起来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萧华，过了一两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国第二大军区呀，一个军区司令，一个政委，还有个副政委张南生几个都倒了。”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前年11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而在同年5月，毛泽东会见某外国军事代表团时却这样说：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这种出尔反尔何止一两件！
1968年5月20日晚，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人谈话。他听说军事科学院“红造派”在造叶剑英的反，要黄永胜给他们做些工作。毛泽东说：他们（造反派）统统要打倒，包括叶剑英、粟裕（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王树声（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钟期光（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宋时轮（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都打倒怎么行？……杨勇这个人有工作能力，我看不是反革命，现在要安排工作。这句话也同样泄露了“天机”，毛泽东说“我看（杨勇）不是反革命”，岂不是自证他知道杨勇已经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了吗？
1967年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昌说：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话 “一句顶一万句”。他明确提出保谁，谁就能幸运地免遭批斗，更不可能有牢狱之灾。毛泽东一句话就能决定杨勇的命运，但为什么他说了“几万句”保杨勇，杨勇依然被关押？
毛泽东为什么反复说他不知道
1971年11月14日晚，毛泽东接见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陈仁麒等人，问“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廖汉生为什么被抓？”周恩来说：“廖汉生是与贺龙有关系，就是对贺龙，主席当时也不同意这样搞。”毛泽东说：“杨勇这个事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彪对我说过，后又不承认。”
“九一三”事件前，毛泽东反复说他不知道杨勇、廖汉生的事，“九一三”事件后则推给了林彪。可是，林彪有权处理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吗？
1966年5月11日，林彪指示总政治部：今后凡是大军区、军兵种和三个总部军政第一、二把手的任免，除了报军委各副主席外，都要呈报毛主席、中央，经主席同意后再行公布。这个问题，要作为一个制度传下去。5月17日，林彪向毛泽东呈送上述指示的总政治部文件。毛泽东批示：“退林彪。”林彪这个指示有些奇怪，毛泽东一直是中央军委主席，难道以前不是这样吗？毛泽东批示更加奇怪，除了“退林彪”再无话。
1966年9月5日，周恩来主持修改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党政干部任免审批手续的暂行规定》，并报毛泽东审阅。其中提到大军区、军兵种和三总部的军政一、二把手的任免，都要呈报毛泽东和中央审批。9月8日，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此事应在近日讨论一下。”
周恩来是把大军区一级的任免放在党政干部任免中，这一次毛泽东不能无动于衷了，而是让印发、讨论。这样中央以及北京市领导都知道了，除了毛泽东和中央，任何人无权任免大军区一级的干部。也就是说，贺龙、杨勇、廖汉生等高级干部，除毛泽东点头，任何人都不可能撼动。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复说他不知道呢？他在同外宾谈话中披露了心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的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1969年毛泽东在谈话中两次说到专案组，“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毛泽东的这些话说明他心如明镜，坚信有秋后算账的那一天，他像前面提到的北京军区造反派“张红军”一样，也要为自己留一条退路。当然林彪也决不会想到，抓廖汉生、杨勇的责任最后还是推到了他的身上。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会议上再次说：“杨勇同志是哪个方面下命令抓起来的，我不知道。”北京军区管理局某副局长写了一份揭发北京军区陷害杨勇的材料。主要讲了两件事：一是1969年10月，紧急战备时疏散杨勇到外地的路上，制造汽车相撞事故，企图把杨勇撞死；二是1971年1月杨勇摔伤，送到石家庄国际和平医院治疗，有人授意截掉杨勇的一条腿，使其终生残废。对这一揭发事件，军区党委很重视，由时任军区第二政委的纪登奎亲自负责，认真清查杨勇、廖汉生被抓事件。此时郑维山倒台了，清查重点便集中到陈先瑞头上。这次清查搞了三四个月。后来在心知肚明的周恩来过问下，纪登奎在军区常委会上作了结论：“杨勇、廖汉生被抓起来，关押审查，经反复核查，北京军区没有责任，上面谁批准的，怎么定的，以后谁也不要问了。”对杨勇制造车祸、截腿的问题，经过认真调查，事属子虚。这样，陈先瑞从杨勇、廖汉生被抓的事件中解脱出来。1975年10月，陈先瑞调任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并担任中共成都军区委员会书记，但是事情并没有完。
郑维山被平反的曲折过程
杨勇被关押后，周恩来就宣布郑维山代理北京军区司令员，1969年6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1971年1月郑维山被打倒了。
郑维山，1915年出生在河南省新县一个贫农家庭，1927受黄麻起义的影响，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他已经是身经百战的主力师政委了。从“山头”说，郑维山是徐向前的部下，以后又成了聂荣臻的得力战将，被徐向前、聂荣臻力保是有渊源的。文化大革命初期，郑维山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他遵照周恩来、叶剑英指示，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处置了华北地区多起突发事件，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又深得周恩来和徐向前的赏识，但他仍然没有逃掉厄运。
1967年1月，廖汉生、杨勇相继倒台，北京军区机关顿时陷入极大的迷茫和混乱。人们纷纷议论：“军区司令员、政委都是‘坏人’，剩下的军区领导谁可靠？”有人提议：“干脆先把他们都看起来，我们去请示林副主席，他说谁可靠，我们就相信谁。”这一提议行到造反派的赞同，他们分头行动。一部分人立即乘车赶到林彪住地，请求接见，被林彪办公室挡了驾。另一部分人在军区大院采取行动。杨勇被揪出来还不到三个小时，郑维山和军区其他领导也被分割、看管起来。郑维山是军区党委副书记，是造反派重点看管的对象，他被政治部秘书处的造反派关进政治部保密室，与外界隔绝，失去了行动自由。徐向前直接给负责看管郑维山的人打电话，严令即刻放人，郑维山才被放出来。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故伎重演，把杨勇被揪斗拿来做口实，逼郑维山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对质。三位老帅沉默不语，没有讲是毛主席的决定。聂荣臻写了书面证明，证明打倒杨勇不是郑维山所为。
毛泽东在九大谈话中说：将来有些干部犯了错误群众谅解就是了，有些抓住不放，比如杨勇。当然他也有错误。是哪里下的命令？至今我还不知道。江青插话：几个老帅下的命令，叫郑维山执行的。他们倒打一耙，嫁祸中央文革，我们哪里能下命令抓人呢。
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中共38军党委上送的《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报告》上批示。1971年1月9日，北京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华北会议），军委座谈会稍后并入。江青在会议上多次讲话，除揭批陈伯达外，严厉批判李雪峰、郑维山。称“杨余傅”事件就是“华北山头”，聂荣臻、罗瑞卿，还有杨成武、郑维山、傅崇碧，他们都出在华北。华北是“坏人”当道。江青一口气点了北京军区十几个人的名，每人名前都冠以“王八蛋”。在那个特定时期，被“伟大旗手”点名，等于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郑维山首当其冲，顿时失去了自由。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郑维山以为有出头之日了，没想到“华北山头”的标签从陈伯达身上贴到林彪身上，郑维山从反林彪变成了林彪的一员大将，被押往安徽山区的农场监督劳改。“四人帮”被打倒两年有余了，被关押八年的郑维山仍是囚徒。郑维山子女给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写信，要求早日对父亲的问题做出结论。聂荣臻批示：“请总政干部部阅处。”聂帅批示和郑维山子女的信转到总政治部。
1978年11月16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给主任韦国清写报告。因为郑维山曾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建议北京军区做出审查结论。12月12日，北京军区回复：“郑维山其行政和组织关系均已交总政治部管理。鉴于此种情况，我们建议由总政治部负责做审查结论。”
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胡耀邦为第二、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他在1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发言说：我们有1700万脱产干部，在历次运动中有17%的人受到种种“审查”，人数达200万之多。下面还有不少不脱产的干部被“审查”，也有200万，其中有多少人受到冤屈现在还不知道，总之是不在少数。
12月19日，汪东兴、纪登奎、吴德召集中央专案组和中央组织部讨论交接工作，胡耀邦等人参加。中央决定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第三办公室、“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办公室自即日起全部撤销。所有专案工作，一律交中央组织部办理。
12月20日上午，中央组织部成立三个组，一组是案件组，负责清理三个专案办的案件。二组是材料组，三组是文书组。两个月内接收中央专案组专案材料17349卷，计391363件，涉及受审查人员669人，包括文化大革命前的10名中央政治局委员、10名中央书记处书记成员，71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7名国务院副总理。
12月29日，胡耀邦召集公安部、总政治部和北京卫戍区有关人员开会，交代处理阎仲川（副总参谋长，因1969年传达林彪一号命令而被关押）等人的问题时，提到郑维山。聂荣臻对郑维山给中央、中央军委的信有批示，徐向前也打电话过问。1979年2月1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根据胡耀邦指示精神提出：“郑维山同志的结论，拟由总政会同北京军区，对他的错误事实重新核实，提出意见，上报中央，请中央军委审批。对郑维山先结束劳动，由总政派人接回北京，住在招待所，等待结论。”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批示：“遵照聂（荣臻）副主席对郑维山同志给中央、中央军委的信的批示办，同意解除劳动，调回北京，等待结论。”
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很快派人将郑维山夫妇接到北京，并解决过党的生活、看文件以及派警卫员、坐车等问题。徐厚田（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处长）起草为郑维山平反的意见稿。因为手头没有材料，基本上是按着郑维山的检查写的，主要错误一、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两次表态同意设国家主席；二、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抓杨勇的问题上与老帅当面对质，是错误的；三、1969年在五台山给林彪修纪念馆；四、把陈伯达捧为北京军区“太上皇”；五、“支左”中“支一派压一派”。郑维山不同意，说当时我不得不那么说，现在应该对华北会议批判我的几个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1969年7月13日，郑维山给胡耀邦写报告，要求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胡耀邦批示：郑（维山）的这次报告是要求为平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华北山头”的矛头指向聂总，并株连了不少的人。当然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聂总不便多说。由于是非未清，又还有些同志受株连。我建议采取适当办法，对此案予以澄清。
7月14日，史进前（总政治部副主任）在电话里对徐厚田说：昨天聂帅问到郑维山同志的问题，说要快点解决，可以代中央起草个文件，发县团以上单位，因为这个华北“黑窝子”的问题牵连了不少同志，要解决好。
7月22日，在总政治部主任办公会议上，副主任梁必业、朱云谦都表示，郑维山的结论应由北京军区作，如坚持不作，军区党委要正式写报告表态。
7月29日，总政治部电话通知北京军区。
8月27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给韦国清主任、梁必业、史进前副主任写报告，建议将拟好的初稿征求北京军区的意见。而秦基伟（北京军区司令员）、袁升平（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一再表示，不了解郑维山的全部情况，无法作结论。
此时杨勇已从新疆军区司令员调任总参谋部副总长，他明确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北京军区是怎么乱的，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被抓的。”但很多人为他鸣不平，说郑维山是抓他和廖汉生的主谋。郑维山从朝鲜志愿军到北京军区，始终在杨勇手下当副职，直到杨勇倒台，他才坐上北京军区司令员的位置。聂荣臻在电话中对史进前说：“我可以证明抓杨勇与郑维山无关。”郑维山身为副司令员，有什么资格抓司令员呢？杨勇被抓后，郑维山也很快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如果不是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亲自给军区造反派打电话，他根本放不出来。但是，郑维山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三年，还有几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一是慈县问题；二是冀东“黑党”问题；三是同于桑（公安部副部长）两次去天津的问题。这使他的平反格外艰难。
徐厚田处长重新搜集资料，找郑维山谈话，代中央起草了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文件初稿。稿子送聂荣臻、徐向前审查。徐向前批示“不了解情况”。聂荣臻对草稿亲自作了修改，10月29日退回, 并指示“快上报”。10月30日，史进前说：“聂帅讲，你们总政治部办事太慢。”这显然是批评了，落实政策办公室当日作急件报总政治部主任。
12月6日，中共中央发[1979]93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其中说：郑维山同志1979年7月13日向中央、中央军委要求澄清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中央经过查证，认为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是他们蓄意制造的冤案，现中央决定予以公开平反。中央正式宣布：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窝子”、“坏人当道”等等，纯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凡有关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的文件、讲话、简报和个人检讨材料一律撤销，凡由于这个案件受到打击受害和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徐厚田处长起草了为郑维山平反的第二稿，经过反复修改，1980年7 月12日最后定稿，9月22日上报，至此郑维山的平反历经近一年。
1981年8月3日，胡耀邦批示：（杨）尚昆、（韦）国清同志：南萍一案，是1972年清算林彪反革命一伙被牵连进去的。现在看，因当时“四人帮”的干扰和插手，对当时军队被审查的一些同志定性和处理是错误的，其中有名的10名“大将”中的两员，郑维山同志已经改正，李雪峰同志虽然错误严重，但永远开除党籍，中央同志认为也是错误的，也准备改。
1982年，李雪峰被恢复党籍，郑维山也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司令员，临行前邓小平接见了他。2000年5月9日，郑维山在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8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