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44：华东特案组之（五）——红色捕鸟蛛（下）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8年第10期
作者：魏迟樱、东方明、李西始
上期内容提要：
1949年底，上海和苏州先后发生诡异的猝死案件，一男一女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受害人均服用同一种毒药死亡。华东特案组介入调查，发现他们都有为敌特收集情报的嫌疑，而且曾经与一个中日混血舞女接触频繁。就在特案组在沪、苏两地寻找中日混血女间谍的踪迹时，她却突然现身杭州，她的目标是新中国空军刚刚接收的笕桥机场……
- 嘉兴脱逃
在尤信子看来，她的落网纯属偶然。她是按照以前特工训练时日本教官所传授的安全规则进行操作的，而且经过多次实践，表明这个规则是行之有效的。因此，获悉小皮匠出事，尤信子立刻作出了离开杭城的决定。当然，她也知道不能机械地照搬以往的经验，毕竟，这种伎俩她已经玩过两次，对手可能会据此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她并未去火车站，而是顺了一辆路旁停着的自行车，骑至沪杭公路，再搭顺风车逃至嘉兴。
到了嘉兴，她改头换面，把自己打扮成青年知识女性的模样，凭随身携带的绝对高仿真的上海近郊某小学出具的出差证明和工作证，入住于梅湾街上的“和福旅社”。当天午夜，她顺利应付过了嘉兴警方对旅馆等场所的检查。今晨，尤信子离开旅社后，寻思此刻去火车站可能太早，容易引人注意，就去南湖游览了两个小时，然后招了一辆三轮车前往火车站。买票、进站都很顺利，可是，在候车室她却遇到麻烦了。
昨晚尤信子在旅社应付过的是当地派出所的例行治安巡查，民警并未接到有关盘查疑似尤信子的女特务的通知。此刻到了火车站就不同了，前一天焦允俊已经作了布置，对沪杭铁路沿线的列车和车站进行布控，上海市委社会部下辖的便衣队与上海铁路公安处也派出便衣民警在松江、嘉善、嘉兴各车站蹲守。这些便衣化装成普通旅客，已在车站待了一个通宵，此刻都是一脸倦容，在候车室长椅上倚着行李半真半假地打盹儿。这一幕在女特务看来并无异常，以为都是些从大老远农村赶来候车的乡下人。她没有想到，这些“乡下人”手里都有她的照片——特案组从“仙乐斯”的商业资料中翻拍了每个舞女的“玉照”。此刻她以真实面目出现在火车站，那就只有乖乖束手就擒的份儿了。
女特务落网，特案组诸君的激动可想而知。可是，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匆匆驱车赶到嘉兴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却是一个坏到不能再坏的消息：尤信子逃跑了！
尤信子被捕时，在场的侦查员都不是华东特案组的正式成员，为首的大郑是上海市委社会部（即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便衣队应特案组要求临时调派的，根据特案组的指令，铁路公安派出的便衣归其指挥。但因为是在铁路地界，他还是征求了铁路公安便衣的意见，问应该把被捕者临时关押在哪里。干公安的都是人精，铁路公安这边带队的老程当然知道，此刻嘉兴车站的这班人马都是华东特案组的“虾兵小卒”，人家征求意见就是客气一下而已，自然不会真的指望他出什么主意。
大郑其实早有打算，这种情况下，这个被视为要犯的女特务最好的关押方式就是原地不动，以免在押送途中发生不测。谁知道她是否有同伙一路同行，此刻见她失风被捕，会不会出手营救，或者干脆杀人灭口？所以，大郑决定把尤信子关押在嘉兴车站站区一幢独立的两层小楼内。这幢小楼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交通部路政司司长陈福钧奉部长俞大维之命，用财政部特拨款项建造的，当时没说什么用途，但该建筑造价不菲，装潢考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应该是为高官准备的。蒋介石是浙江人，没准儿几时想到嘉兴逛逛南湖，尝尝五芳斋现包现煮的粽子，从上海或者杭州抵达嘉兴火车站后总得先在车站稍稍停留，装模作样慰问一下铁路员工；离开时一旦遇到铁路交通发生问题，列车受阻晚点，总得有个临时休息一下甚至过夜的处所，建造这幢小楼就是出于此类考虑。不过，小楼盖好后，蒋介石没有来过，交通部长俞大维倒是来住过一夜，李宗仁也来喝过茶。嘉兴解放后，小楼一并被我方接管，仍是保持原样，并没有辟作办公场所或其他用途。现在，大郑决定把尤信子临时关押于此。
大郑是来自山东的解放区公安干部，之前在山东和解放后的上海参加侦办过若干案件，具有一定经验。此刻他寻思，自己带来的上海市局便衣、铁路公安便衣加上嘉兴火车站的驻站公安人员（嘉兴站未设派出所）一共有八人，在这么一栋小楼里，笃定看得住她。于是，先把铐上手铐的尤信子带到小楼底层的一个空房间内，请站长唤来两个车站女职工对人犯进行搜查，没有发现武器或者毒药。想想不放心，又请在车站义务帮忙维持秩序的两个当地女青年治安积极分子再次搜查，确实没有遗漏，就把所有搜出的物品扣押，人犯押解二楼，在卫生间里放了一把椅子，让尤信子坐在上面，反铐于椅背上。
卫生间的窗户上装着拇指粗的镀锌钢条，大郑逐根试过，非常牢固，别说一个女子，就是一个彪形大汉徒手也没法儿破坏。卫生间进门处有玄关，走出玄关就是小楼二层的一个大客厅，摆放着椭圆形的会议桌和椅子，靠墙一侧有两张三人沙发。大郑事先查看过，把人犯囚于卫生间内，只要把守住玄关口，那就插翅难飞。他安排两个便衣坐在玄关口，规定半小时开门查看一次，其余六人一律不准下楼，都待在客厅里。反正特案组侦查员从杭州赶来用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三个小时。
如此严密的警戒，应该看得住这么一个女特务了。没想到，一小时后侦查员打开卫生间门查看时，里面的女特务已经不见了，原先铐住人犯的手铐被打开，挂在椅背上。椅子则被移至卫生间正中，上方的铝质天花板拆开一个洞，外面的屋顶也被拆开了。一个体形瘦小的侦查员钻进天花板，探身屋顶查看，发现有一条用撕开的浴巾、浴袍、毛巾连接起来的绳索，一头系在横梁上，一头垂落地面。
人犯居然在侦查员的眼皮底下完成了开铐、制作绳索、拆开天花板脱逃这一系列动作，大郑、老程互相看了一眼，同时拔枪：就这么点儿时间，她应该逃不远，赶快追捕！
众侦查员随即下楼，分头向检票口、候车室、站台上的车站工作人员、候车的旅客进行询问。这个时段，站台上候车的旅客渐渐多了，至少有上百人，扶老携幼，都带着大件行李，有的还挑着担子。站台上一片嘈杂，混乱不堪。侦查员生怕逃犯混在旅客里，准备一会儿趁乱上车，于是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就地征用了一个估计是专卖绳索的小贩挑着的一担麻绳，拉起了临时警戒线，分几拨逐个对旅客进行甄别。刚甄别完，列车到站了，总算没耽搁正常发车。
旅客群里并无逃犯，众人分析下来，认为女特务很有可能已经出站了。那时的火车站，仅仅车站区域有围墙或者竹篱笆，再往外是没有任何隔离物的，想要逃票比较容易，下车后别走站台的出口，避开工作人员的视线，设法沿着铁路走出车站区域就行了。因此，一干侦查员都认为逃犯就是这样逃离的。
大郑、老程稍一商量，决定沿铁路线分头追踪，老程则留在车站，电话联系嘉兴市公安局，以华东特案组的名义要求予以紧急协助，出动警力设卡巡查，捉拿要犯尤信子。
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驾车一路疾驰，在脱逃事件发生两个多小时后抵达嘉兴火车站。留守车站的老程立刻向特案组长报告一应情况，临末说目前正在追捕之中。焦允俊脸色铁青，一声不吭，打个手势示意孙慎言、谭弦随其查看现场。老程说卫生间还保持着原状，没有人进出过。可是，走在头里的焦允俊甫一进门，立即驻步，回头招呼老程：“没动过？你来看看！”
老程是山东人，八路军出身，参加了上海战役，在侦察排长任上随所在团集体转业至铁路局，在铁路公安处当了一名侦查组长。要说侦查经验，也是有一些的，他所主持的小组也确实侦破过几起案子。现在，他听焦允俊这么一说，情知不妙，进门一看，脸色顿时煞白！
那张原本铐着女特务后来又被尤信子踩着攀爬的椅子，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从留在地砖上的椅脚痕迹可以一眼看出；而椅子坐面上留下的两个反方向的鞋印，足以表明逃犯在登上椅子爬上天花板之后，她的双脚又在这把椅子上面踩过——女特务爬上天花板之后并未脱逃，而是躲在小楼屋顶，给侦查员造成其已脱逃的假象，成功调虎离山，再从屋顶下来，趁乱溜出小楼，而此时侦查员们都在站台上检查旅客呢。
焦允俊戴上手套，脱下鞋子，换了另一把椅子踩着钻进天花板，上到屋顶。小楼屋顶是呈人字形向两侧较大幅度倾斜的，先前那个精瘦的小个子侦查员查看时，只是站在天花板上把半个身子探出屋顶，发现那根用撕开的浴巾、毛巾、浴袍编制的布绳，想当然地认为尤信子已经逃离了，没想到应该爬上屋顶，往人字形的另一侧查看一下。焦允俊以前在部队长期从事情报侦察，这种手段自然熟门熟路。随即钻出天花板上到屋顶一看，不由得暗暗佩服，尤信子那手活儿干得比他当初还从容，沿着屋顶一路攀爬过去，竟然没弄乱一块瓦片，不仔细看还真难以发现。
现在，只有把希望寄托于追逃上了，但焦允俊估计此刻把逃犯追回的可能性不大。尤信子是一个虑事颇细的特工，不按常规出牌，胆子又大。这种角色的行事风格是走一步看三步，不动则已，但凡行动，就把后路都考虑好了。当然，再聪明的人也有失手的时候。之前特案组有分工，另一路侦查员已由郝真儒带领前往上海北站，他们会不会堵住尤信子呢？
- 二度落网
12月18日傍晚，焦允俊、孙慎言、谭弦驱车返回上海虹桥路华东特案组驻地，与郝真儒、沙懋麟、张宝贤、支富德四人会合，郝真儒那一路在北站也没有候到逃犯，已经指令配合抓捕的市局便衣、铁路公安和北站分局民警三十余人分班继续轮流蹲守。
这个情况虽在焦允俊的意料之中，但他还是有些失望，当下叹了一口气：“咱们大伙儿研究一下下一步该怎么走吧。老郝你怎么想？”
下一步的走法，郝真儒有两个考虑：一是继续追捕逃犯，直到抓住为止。二是追逃活儿交由外援便衣负责，特案组侦查员另外开辟战场，寻觅新的线索，挖掘尤信子背后的特务组织——铺得这么开的收集情报活动，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在干，而且从其受命分工的活动内容来看，不过是敌特方整盘棋上的一个棋子。如果这次她在嘉兴车站未曾逃脱，自然可以顺藤摸瓜抓到她的同伙、后台；现在尤信子脱逃了，几时能够归案甚至能否归案还难说，因此把宝押在第一个考虑上似乎欠妥，而且时间上也不允许无限期地往下拖延。既然如此，与其盯着追逃，倒不如开辟新的战线。
接着，全组侦查员人人发言，对这两个考虑进行分析，列出利弊。最后决定双管齐下：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个仍去杭州侦办该案；郝真儒、沙懋麟、张宝贤、支富德四人一边主持上海这边的蹲守追逃（具体工作由外援便衣去做），一边追查尤信子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从中寻觅其同伙或者后台的线索。
次日中午，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驱车抵达杭州。杭州的活儿原本就没有结束，落网的小皮匠王富贵的供词中有一点尚未查明：他供称前一天已经把一只用鞋钉“记录”了情报的布鞋底按照女特务所嘱藏匿于笕桥镇秀才桥下的石缝里，案发后，焦允俊指派谭弦率侦查员去现场看过，鞋底已被取走。是尤信子取走的吗？应该不可能。笕桥这样一个江南小镇，平时少有外人来访，如果街上走过一个一看便知是城里人的陌生人，不管是男是女，立刻会受到注意，甚至成为镇民茶余饭后的谈资。但镇上并未有人反映过这种情况，说明尤信子没有亲自出马去取情报。这也是她必须雇佣小皮匠王富贵的原因——如果她能不受人注意地在笕桥镇上逗留数日，完全可以入住靠近镇口的旅馆客栈，只要守在房间的窗口就可以收集军事情报了。可她没有这样做，更不可能跑到笕桥镇的秀才桥下去取情报，多半会像雇佣小皮匠那样，临时雇人代劳。这个人是谁呢？
昨天接到尤信子被捕的消息离开杭城时，焦允俊把调查任务下达给临时抽调来的沪杭同行便衣了。同时下达的还有一项内容：小皮匠王富贵是因与李大牙斗殴被民警带到派出所的，尤信子得到了这个消息，当晚即逃离杭城。既然尤信子本人不可能藏匿于笕桥镇上，监视小皮匠动静的活儿也只好外包出去托人代劳。这个受托人是哪位？焦允俊估计，很有可能是“两番手脚一番做”，尤信子委托的是同一人。不管是一人还是两人，都要尽快调查清楚。
现在，焦允俊三人去而复归，所要进行的调查包含三个内容：小皮匠收集的情报是怎样到达藏匿于杭城的尤信子之手的，小皮匠折进派出所的信息是通过什么途径被尤信子知晓的，以及尤信子在杭州期间躲藏于何处。
当天下午，焦允俊三人把沪杭同行召集起来，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先是汇总昨天和今天上午的调查情况——
上海侦查员负责调查传递情报的线索。他们走访了秀才桥畔的住户和商铺，得知桥下有时会有叫花子栖身，但找了几个曾在桥下栖身现已去土地庙过夜的乞丐问下来，却并无收获。杭州便衣负责调查王富贵折进派出所的信息是通过什么途径传递到杭州的。他们找李大牙询问，没有收获。又向李供职的镇清洁所了解，所方证明李大牙从派出所获释后，被留置在清洁所，上班和工余时间都有人“陪同”，未发现他跟外界有过接触。然后，侦查员就把思维转到了派出所那一块儿，跟包括所长在内的全所民警和青年治安积极分子一一谈了话，无果。
听了汇报，焦允俊谈了以下观点：估计这两桩活儿应该都是笕桥本镇人做的，而且有可能是同一人干的。因此，第一，秀才桥那事儿继续往下调查，盯着叫花子查；第二，小皮匠与李大牙打架被传唤，这是镇上许多人都知道的，仅仅这一点应该不至于惊动尤信子，她所关心的是李大牙被单位领走之后，王富贵为何迟迟没获释。所以，她安排的眼线应该是关注着此事。怎么关注？在王、李被传唤后一直待在派出所附近盯着就是——照这个思路去查，应该查得到！
两拨侦查员立刻按照焦允俊指点的方向去调查，竟然都找到了对象。焦允俊所料果然不错，传递鞋掌情报和把小皮匠折进派出所的消息通报尤信子的是同一个人——具有乞丐和短工双重身份的本镇孤身闲汉戚贵根。
戚贵根在乞讨之余，还会给来往于杭城与笕桥之间的旅游者、走亲戚的人或倒腾土特产的商贩做挑夫，相帮运输行李货物，挣一点儿小钱。据其落网后交代，他就是在给一个前往笕桥镇游览的五十多岁的老婆婆提行李时被临时雇佣为“地下交通员”的。这个老婆婆，自然就是化装后的尤信子了。
尤信子的防范确实比较到位，她应该知晓江南小镇居民对到访的陌生人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关注；由于笕桥有军用机场，派出所民警更是对外来者加倍留意。所以，她采取的是安全第一的方针，能不露面就不露面。
“老婆婆”坐在戚贵根向别人借的小船上，一路打听镇上适宜于充当“临时工”的人选。最后，从十来个被提及的人选中，选中了戚贵根本人和小皮匠王富贵，还打听了小皮匠在杭州经常出没的场所。于是就跟戚贵根谈妥了买卖，但当时并未说明具体要做什么，只说是“你肯定做得了的小事”。这时，小船差不多也快要到笕桥了，尤信子果断决定不进镇子，让戚原路返回。快到城里时，停船上岸，当场预付讲定的一半报酬。
戚贵根老老实实地执行“老婆婆”的指令，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去一趟杭城拱宸桥，如果“老婆婆”有事要他去做，会在那里现身。之后，他一连去了三天，12月15日，终于见着了“老婆婆”。对方让他从次日开始一连五天去秀才桥下取鞋掌，并且留意小皮匠王富贵的动静，如果发生什么异常，必须马上去杭州报信儿。
“老婆婆”给了他一个送鞋掌的地址——卖鱼桥畔公寓楼门口有一个没有门牌号码的信报箱，每天下午从秀才桥下取到鞋掌后，立刻进城，到卖鱼桥公寓楼门前投进那个信报箱。如果发现小皮匠出事，比如被派出所抓了，就假装看热闹，打听一下是怎么回事。如果小皮匠被关押着长时间不放出来，必须立刻赶到卖鱼桥，用小刀在信报箱右下角削掉一小块木片。那天戚贵根在派出所外面转悠了一阵儿，看见李大牙被释放了，而小皮匠还没出来。又等了半个钟头，忽见小皮匠被反铐着由徐所长、民警老钱等人押出来，上了对面市河埠头上的那条专供派出所押解人犯、运送物品的小船，意识到应该向“老婆婆”报告了，拔腿就往镇外跑。正好有辆运煤卡车卸完煤要回城，他便上前跟相识的装卸工说想搭个车。人家说只要你不嫌脏，那就上车吧。于是，他就上了后面的车厢。如此推算，小皮匠还没被押解到杭县公安局，他就已经在卖鱼桥公寓楼前的信报箱右下角留下了记号。至于那个“老婆婆”是几时看到这个暗号的，他就不清楚了。后来，他再也没见过“老婆婆”。
讯问结束，焦允俊立刻招呼孙慎言、谭弦：“咱们去卖鱼桥看看！”
卖鱼桥原名归锦桥，旧时杭城渔民都在此桥及附近路段集中卖鱼，坊间就把此桥唤作卖鱼桥了。本案中尤信子临时雇佣的“地下交通员”戚贵根所说的那座公寓楼，坐落于卖鱼桥西侧的莫干山路。焦允俊三人过去查看，只见公寓楼一字展开，共有十上十下二十套房子。据说原先每家的大门都是靠马路这边的，后来营造商听了一个算命先生的话，把已经建在临街的大门改到了后面。可问题随之而来，先是民政局不允许把门牌移到后面去，接着邮局跟进，坚持不肯往各家新辟的门口投递邮件。一众住户无奈之下，只得找些旧木板边角料，在临街那一侧的墙上钉一个简易信报箱。
此刻侦查员看到的那些信报箱高高低低，材料、式样、色彩都不一，让人眼花缭乱。讯问时戚贵根说得很清楚，他把鞋掌投进了一个表面涂着黑漆，上面用白色油漆书写着“信报箱”三个字但没有门牌号码的长方形木箱，信报箱的右下角被他用小刀削去了一块木片，以传递小皮匠出事的信息。眼前的二十个信报箱倒是有黑漆白字的，但除了“信报箱”三字，下面还有门牌号码，并没有只写着“信报箱”而不写门牌号码的。再看其他颜色的，也有不写“信报箱”字样的，但每一个上面都写着门牌号码。一家家箱子看过去，忽然发现一条墙缝上有被钉子钉入的痕迹。众侦查员恍然，看来是尤信子在这个位置临时增加了一个信报箱，用来作为传递情报的交接点。发现出事后，她把这口箱子拆除了。
尽管侦查员不相信尤信子就住在该楼或者跟该楼的哪家住户有交往，但还是决定请管段派出所出面召集二十户居民（每户一人）开会。侦查员分为两拨，一拨在会上了解情况，另一拨到公寓楼挨家挨户走访，看是否有住户留意到墙壁上临时增设了一个木箱，然后又拆除了。
调查没有结果。走访公寓楼附近的街坊、店铺、上下班经过的路人、走街串巷的小贩，也未获得任何信息。对公寓楼的调查就此中断。
当天晚上，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开会研究案情。焦允俊请另外二位换个角度考虑：倘若是我方情报人员在敌占区活动，比如就是我们三个，那么，我们该怎么完成跟戚贵根的情报交接？首先一点是，尤信子的路数是对头的，从防范角度来说，接收情报的一方能不跟交通员接触就尽量不接触。这种接触不但容易引人注目，还有另一层危险，那就是没准儿交通员已经被敌方发现并跟踪，甚至已经叛变，因此不得不防。为安全起见，通常会设置秘密地点供交通员放置情报，然后自己伺机去取。其次是戚贵根执行的另一项使命——在小皮匠出事时紧急发送警示暗号，这在从前搞隐蔽工作时也是经常碰到的。记得有一次俺老焦流年不利，一天之内跑了镇江、南京五个密点，竟然处处都是警示暗号！当然，尤信子这次给戚贵根的使命与联络点的安全无关，但性质是一样的。她不知道这种警示是否会出现、什么时候出现，必须时时刻刻提防。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可以据此推测她的落脚点在何处，最起码是哪个区域。
她有一种“时时刻刻关注是否会出现警示”的需求，所以不能掉以轻心。那么，她会怎样做呢？根据我们以前在白区从事情报工作时的做法，一般说来不大可能会在警示点周围直接监视。敌人并不愚蠢，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实际工作中，我焦某就遇到过不少比我智商高得多的对手。如果我采取这种隐藏在警示点周围的方式，一边从事秘密工作，一边注意是否有警示出现，那基本上不超过一个星期就会被敌人发现。
我想，尤信子肯定也是这样考虑的。她不可能待在卖鱼桥公寓楼周围一天到晚盯着，而是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中的一种，一是雇人留意，二是自己待在公寓楼附近（不是周围），过一段时间，比如两个小时，佯装散步什么的，溜达到公寓楼门前瞧上一眼。经过公寓楼时，她不会驻步停留，也不会刻意盯着信报箱，只需余光一扫就行了。这也是她把信报箱漆成黑色的原因，右下角的黑色表面被削去一片，露出原木的颜色，那是很醒目的。
说到这里，焦允俊目光炯炯看着两个部下：“你们觉得尤信子会选择这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呢？”
孙慎言、谭弦两人的观点一致：应该选择后一种。为什么？因为“一事不烦二主”，如果她选择前一种，还不如干脆让戚贵根直接去她指定的地址当面报警。
焦允俊一拍大腿：“对！就是这么简单！”
继续往下分析，三侦查员认为既然是后一种情况，尤信子的落脚点就应该在卖鱼桥公寓楼附近。逃离嘉兴火车站后，尤信子多半不会躲在这个落脚点，但在这里也许会发现其以往活动情况的线索。焦允俊最后拍板：明天开始对此进行排查！
没想到，仅仅过了三个多钟头，12月20日凌晨三时许，浙江省公安厅的机要通讯员骑着摩托车来到特案组临时驻地，送来一封刚刚收到的密电。焦允俊看后一阵惊喜，连忙招呼孙慎言、谭弦立刻穿衣起床，紧急出动。
密电是郝真儒从上海发来的。郝真儒、沙懋麟、张宝贤、支富德四人在上海负责蹲守逃犯尤信子，同时循着已经掌握的尤信子的活动情况、社会关系等进行复查，重点是对之前可能遗漏的情况进行挖掘。因为工作量很大，在马处长协调下，又给特案组临时增派了人手，连同原先的外援加起来一共三十多人，分成四组，特案组四个侦查员各负责一组。
12月19日，张宝贤率领他负责的那一组侦查员对之前在尤信子的栖身点发现的一些零碎物品再次进行检查。这些物品中有一口老式樟木箱，里面装着的东西五花八门，书籍、报刊、明星照片、化妆品广告、万金油空盒、手电筒、原封保存但已过期的电池、缝纫机和收音机零件、小工具甚至针头线脑，林林总总有五六十种之多。据房东说，尤信子当初搬离该址时，是把这些物品作为垃圾准备扔掉的。但她看上去身体纤弱，显然没法儿把这口大箱子弄出去，就在交割房子时请房东帮忙，待她离开后把这口木箱连同其他清理出来的垃圾一并丢弃。为此，她还特地买了两盒“美丽牌”香烟送给房东。
那口樟木箱子油漆虽已斑驳，但箱体完好无损，只要重新上漆，就是一口崭新的箱子。须知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寻常百姓家里有这么一口樟木箱，那可是值得炫耀的资本。于是房东一口答应。之后，房东忙于其他事情，就把这口箱子连同里面的物品一并移到阁楼上，一晃两年没动过。待到侦查员登门调查时，见多识广的房东料想前房客惹的麻烦不小，哪敢隐瞒，就把箱子连同里面的东西一并交了出来。特案组侦查员进行过检查，并未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现在，郝真儒要求张宝贤再次对箱子和里面的物品进行检查，他的理由是，尤信子既然已经关照房东把这口箱子处理掉，按说不会遗漏可能透露其信息的物品，但也不能排除她当时考虑不周，留下了什么蛛丝马迹的可能性。现在没有别的突破口，权当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吧。
张宝贤几个按照这个思路再次搜检，把这桩活儿进行得比之前更加彻底，不但把所有书籍报刊的装订线拆开，甚至把整口樟木箱都拆了，还原成一块块木板。可是，最后依然什么收获都没有。干到天黑准备收工时，郝真儒派人给他们送来了晚餐。来人捎来了口信儿，说让张宝贤等人把一应物品全部登记造册，要作为材料放入案件卷宗。
几个侦查员吃过晚饭又开始加班。干到一半，张宝贤登记到一本拆开的古籍线装书，那是一本上中下三卷的石印医药书，书名是《江南医案拾萃》，未标出版者，只注明“太湖隐士辑录”，标价银洋三元；其内容是一桩桩自明朝晚期一直到清朝末年江南地区的一些著名中医、游方郎中治愈各类疑难杂症的病例，每个病例都写得简明扼要。张宝贤那一阵儿过于劳累，内火上升，口腔有两处溃疡，虽不影响工作，但饮食时小有痛楚。此刻忽然想到这本书里是否有治疗这类症状的偏方什么的，于是仔细阅读，查到了几个方子，是针对不同症状和病因的口腔溃疡的，治疗方法有繁有简，最简单的法子眼下就能实施。想起附近有一家夜间可以叩门购药的中药店，就去配了一味中药，回来一试，还真如书中所言“必可立见奇效”，嘴里很快就不痛了。
其他几个侦查员见之都啧啧称奇，有人开玩笑说把这本医书看上半年，只怕就能做郎中了。另一个年过五旬的侦查员说，这还真不是说着玩的，小时候听老人聊小刀会造反的事儿，小刀会的创始人刘丽川就是靠背中医古方免费给贫苦群众治病把人聚拢起来的。无意中的闲聊提醒了张宝贤，寻思这确实是一条速成郎中的捷径。尤信子手头放着这么一册医书，会不会就是出于此意呢？这女特务会不会也用这法子把自己变成祖传中医什么的，此刻正躲在哪个角落里给人治病呢？这么想着，就有一种提出来跟战友探讨的冲动，但随即就克制住了。眼前这几位是战友不假，但特案组有纪律，外援只是听指挥完成分派的活儿，不能参与案情分析。张宝贤有什么想法只能向领导汇报，此刻他的领导是郝真儒，也就只能对老郝去说。
郝真儒一听，认为言之有理。但老郝做事严谨，不会着风就扯篷，当下让人把那一套三卷的医书送来仔细翻阅，又把特案组其余三个侦查员召拢来开会分析，如实作了记录，最后方才拍板把这一情况通报给正在杭州寻觅尤信子线索的特案组长。
焦允俊的工作风格就不同了，接到密电，马上把孙慎言、谭弦叫起来，说凭直觉，我觉得老郝提供的这个信息于我们这边有用，你二位有何高见？三人再次分析小皮匠和戚贵根的口供以及卖鱼桥公寓楼那个突然出现然后又消失的奇怪的信报箱，最后作出判断，尤信子很有可能化身中医隐藏在附近一带。
那就没啥迟疑的了，立刻排查就是。考虑到不能弄出大动静以免惊动了尤信子，导致这主儿再次逃跑，一干侦查员分成四拨，以卖鱼桥为中心，分头查找附近的诊所、医院和中药店铺的地址，先不打听，待天明后再作计议。
上午八点，焦允俊下令开始行动，还是按照原先的分工，四路人员同时出动，佯装病家去诊所、医院、中药店查看。半小时后，孙慎言负责的那一拨在湖墅路上的“真源堂”当场抓获正在坐堂问诊的“速成中医”尤信子！
- 代号：红色捕鸟蛛
当天下午，尤信子被押解至沪，随即由特案组对其进行讯问。原以为这个女特务肯定会负隅顽抗，出乎意料的是，尤信子竟很配合，有问必答，不问也答——对自己的口供予以补充。
1937年底，在上海虹口一家日本洋行打工的尤信子被侵华日军招募为特工，送往横滨陆军特工训练基地进行训练。再度返回上海滩，尤信子的公开身份是舞女。在这段时间里，她为日本军方收集了与“军统”、“中统”、中共、苏联、美国等方面有关的大量情报。尤信子的特务活动能力不但受到了日本军方的肯定，还引起了美国情报机关的注意。抗战胜利前大约两个月，一个平时与其有情报交往、名叫巴泽尔的美国特工（持德国护照，对外身份为洋行经理）频频约见她，最后成功说服尤信子加盟由其负责的“战略情报局驻上海第五联络站”。对于自己成为双面间谍，尤信子有一种负罪感，认为是对天皇的背叛。但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巴泽尔给她看了一份特高课的暗杀名单，尤信子禁不住冒出一头冷汗。被列入这份名单的，都是日本军方出于保密需要决定永久封口的内部人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少数是日本和其他国籍的正式或非正式特务，桥本有信子——尤信子也在其中。从此，尤信子死心塌地为美国服务。
1946年4月，“第五联络站”结束使命，予以撤销。巴泽尔离华前告知尤信子，战略情报局即将解散，美国政府正在筹建替代该局的新的情报机构，鉴于她的能力和忠诚，相信新机构成立后仍会与其联系。在此期间，将按月发放足够维持她日常生活的特别津贴，让她趁这段时间学点儿东西，没准儿以后用得上。尤信子就报名参加了西洋拳击培训班，每天接受三个小时的训练。此外，她还自学了中医。侦查员发现的那三卷医书，就是她从旧书店淘得的教材。
1947年12月，尤信子终于迎来了自己盼望已久的新上司。那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浓眉大眼，脸部棱角分明，看上去像是华人，说一口带着点儿地方口音的北方官话，持美国护照，姓名是爱德·奎恩。当然，对于一个有资格接替巴泽尔的特工来说，不管什么国家的护照他都能弄到，而且肯定是真的。对方告诉尤信子，他的中国名字叫鲁汀，以后可以以“鲁先生”相称。鲁汀给尤信子下达的指令是协助其收集及中转情报——国民党、中共、其他党派以及苏联、英国、法国等侨民在江南地区的活动情况等都属于情报内容。半年后，突然下达新指令，让尤信子前往苏州、杭州、南京、镇江四地，以行医、经商、绘画、理发这四个职业办理落户手续，但没有透露这样安排的原因。当时还处于旧政权统治下，中情局在国统区有关系，尤信子的落户、就业安排都很顺利，她自己根本就不用操心。
说到这里的时候，尤信子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所以，我在江南除上海以外另有四个合法身份。如果我对你们几位稍加重视，恐怕诸位想跟我这样见面，只能是一个长久的念头而已。”
焦允俊听着不住点头：“佩服！”
郝真儒担心焦允俊会说出些不合时宜的话，赶紧咳嗽一声予以提醒。但焦允俊还是往下发表意见了：“常言道狡兔三窟，你有四窟，已经超量了，所以该是狐狸了。不过你东奔西突最终仍没逃出罗网，只能算一只低水平的狐狸。尤小姐，你认同我的见解吗？”
郝真儒连忙打断：“尤信子，到这一步，说这话也没意义，你还是继续往下交代吧。”
尤信子奉命在四地建立备用落脚点后，上司并未让她干具体活儿，只是要求她在四地往返穿梭，轮流露面，以掩护自己的新身份。1949年春节前两天，鲁汀约她在礼查饭店喝咖啡，告诉她说：国民党政权很快就会崩溃，美国政府是否会继续支持国民党目前尚无定论，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统治中国，中情局都需要在中国——特别是上海以及周边的长三角区域建立稳固的情报系统。我已经接到命令，在三个月之内组建一个情报小组，代号“红色捕鸟蛛”，我是组长，尤小姐是我的助手，应该是副组长。如果以后我离开这个职位，将会推荐你接任组长一职。
这时，科班出身的讯问高手沙懋麟开腔了：“尤小姐，你说的礼查饭店我以前经常光顾，咖啡厅环境不错，侍者的礼仪风度跟伦敦那些著名的咖啡厅高度相似。不过，以你所说的当时被中情局雪藏的情况，别人把你约到那里去喝咖啡似乎不大适宜。别的不说，你的服饰可能就会被门童拦下。所以，你刚才这个说法是不是值得商榷啊？你说呢？”
沙懋麟一开口，焦、郝立刻不吭声了，他们知道高手开始发挥作用了，他要从人犯口中套出跟那个鲁汀会面的细节，以便稍后开展调查。当然，这种路数对于接受过反侦讯训练的特工来说不一定有效，因此焦允俊外表虽然看似轻松，心里却在暗暗祈祷，但愿眼前这位上套儿。后来的事实证明，尤信子在与沙懋麟的对话中，无意间透露出些许信息，特案组就是凭着这些信息查摸到鲁汀的线索的。这是后话，这里暂且打住。
然后，就说到红色捕鸟蛛了。尤信子看了看眼前这几位被其视为“土八路”的侦查员，试图扮演一下老师的角色：“你们知道什么叫捕鸟蛛吗？”
事后，焦允俊承认他不知道，沙懋麟也没听说过，但喜欢阅读的郝真儒和谭弦却是知晓的。郝真儒当年在租界巡捕房做内勤时，还亲眼看见过被刑事部侦探查获的从台湾携入沪上的捕鸟蛛活体。当下和谭弦你一言他一语稍稍一说，尤信子就蔫儿了，解释说鲁汀告诉她，上边为情报小组起这么一个代号，是希望该组特工在即将由中共执政的红色环境中不但能保全自己，还应像捕鸟蛛那样反噬对手。
讯问进行得还算顺利，可是，侦查员最想获得的关于红色捕鸟蛛情况的希望却落空了。据尤信子交代，她虽被任命为鲁汀的助手，但进行的活动也就仅仅是负责招募“临时工”收集情报，特工小组的核心机密比如人事情况、交通员、联络点等一概不知，她与鲁汀也是单线联系。因此，特案组认为她不过是该小组的一个普通特务，所谓“助手”仅仅是一种忽悠，“应该是副组长”、“接任组长”之语更是空头支票。
特案组的多数成员从事过情报工作，都知道一个情报小组的组长助手应该做什么。尤信子自称组长助手，可她对红色捕鸟蛛小组一共有多少成员以及活动情况竟然一无所知，不但需要自己来回奔波收买小喽啰收集情报，还需要自己直接动手对已经造成潜在威胁的对象实施封口行动，如果这就是一个组长助手干的活儿，那也真是太搞笑了。事后想来，这也合乎情理：中情局不可能把这么一个特务小组交给尤信子执掌。早在江南解放之前，他们就着手让尤信子在苏州、杭州、南京、镇江四地设置活动据点，显然是打算让尤信子长期潜伏，她只是被作为一件收集情报的工具在使用。
12月21日上午，特案组长焦允俊向马处长汇报一应情况，马处长要求在最短时间内把红色捕鸟蛛特工小组全部成员缉拿归案。此外，还透露了一个只有高层领导知晓的消息：本案已经引起北京的重视，要求尽快破获，一应案情将作为中央相关部门分析目前国际形势的参考依据。
特案组随即开会研究如何落实上级指示，大伙儿认为要深挖红色捕鸟蛛的根底，除了对已被捕的尤信子供认的情况进行甄别，还有必要对那个持美国护照的红色捕鸟蛛组长鲁汀开展侦查，焦允俊干脆把鲁汀称为“蛛首”。
大方向定下了，众人开始讨论具体细节，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有郝真儒一言不发，仿佛稳坐钓鱼台。焦允俊马上意识到老郝大概是有想法了，示意大家安静，听老郝怎么说。果然被焦允俊猜中，郝真儒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尤信子的供词要甄别核实，鲁汀的线索也不能放着，两项调查同时进行。
对此，焦允俊却有不同意见。他的想法是集中力量，盯着鲁汀查线索。为什么呢？焦允俊说：“我琢磨下来，像尤信子这样一个女特务，充其量不过是捕鸟蛛的一条细腿，一条细腿不可能知道蜘蛛的脑袋也就是鲁汀是怎么想的，她只是按照脑袋的指挥行动。现在，她被捕了，这条腿已经断了，蜘蛛必须把这条细腿与其本身分离——这是情报工作的规矩。即便尤信子交代的内容中有可以作为追查鲁汀线索的蛛丝马迹，那也早就被切断了。根据我们对尤信子情况的分析，她不过是那个特务小组的一个普通成员，鲁汀是组长，那就是老牌特务了，他以前跟尤信子来往时自有一套掩饰自己身份信息的路数。对尤信子的口供当然需要甄别核查，但不能对这种善后性质的工作抱太大希望。我的直觉告诉我，时间紧迫，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应该紧盯着鲁汀那条线索追查。”
郝真儒听得很认真，临末缓缓点头。于是作出决定：对尤信子口供的甄别核实，由郝真儒率领外援便衣负责，全组其他侦查员都扑到鲁汀的线索上去。
焦允俊之所以对追查鲁汀有一种跃跃欲试的热情和冲动，跟讯问尤信子时沙懋麟和女特务的那段对话内容有关。科班出身的沙懋麟精于讯问，擅长貌似不经意地从讯问对象口中套取信息。对尤信子的讯问就是这样，表面上，沙懋麟是对尤信子所说的在礼查饭店与鲁汀见面表示怀疑，实际上，是为了引诱尤信子说出见面的细节，以便从中发现蛛丝马迹。沙懋麟的目的达到了，尤信子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无意中透露鲁汀似是礼查饭店咖啡厅的熟客。讯问结束，沙懋麟对焦允俊说了他的猜测。焦允俊知道沙懋麟一向谨慎，没有把握的话绝对不会出口，因此对其判断深信不疑，认为循着这条线索追查，很有可能发现鲁汀的踪迹。
散会后，焦允俊等六名侦查员前往外白渡桥畔的礼查饭店摸情况。这家坐落于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的饭店由英国商人于1846年创办，是上海滩最早的现代化酒店——没有之一，在本案发生时就已经是百年老字号，当时租给私企建华地产公司经营，仍由英国人管理，但大多数员工都是华人。根据全国总工会的要求，上海的大中型中外私企都已建立工会组织，因此，焦允俊一行去饭店后找的不是英国高层管理人员，而是工会负责人。说明来意后，工会负责人随即跟英国高层管理人员联系，由他们安排饭店咖啡厅的中外员工轮流接受侦查员的询问。
调查结果诚如沙懋麟、焦允俊的估料，那个鲁汀确实是咖啡厅的常客。不过，这人独自来喝咖啡的次数较多，与他在咖啡厅会客的比率大约为20∶1，也就是说，如果他每天来喝咖啡，也只是平均三个礼拜才约别人会见一次；当然，他不可能天天来喝咖啡，所以起码平均一个月才在咖啡厅约见他人一次。像这样的常客，礼查饭店咖啡厅里蛮多的，在门童、侍者眼中不过是熟面孔，通常说来很难根据侦查员的描述（具体描述来自于尤信子的供词）对上号，即便对上号，也不一定百分之百准确。可是，焦允俊一行的运气却是出奇地好，竟然罕见地遇到了一个意外——
大约一年前，咖啡厅来了一位英国著名小提琴演奏家，这人跟咖啡厅的英国老板一样，少年时有过一段小太保的历史，同为伦敦泰晤士河第四码头的少年霸主。后来两人离开伦敦，一个去了美国费城学小提琴，一个来到上海打工，从洋行跑街（推销员）一步步做到了老板。阔别三十多年在上海重逢，两人自有一番感慨。小提琴家激动之余，当场演奏了两首名曲，那场景被一位喜爱摄影的常客桂先生拍摄下来。那天正好鲁汀也在喝咖啡，结果就被拍进了镜头。
咖啡厅老板把照片冲扩后放进相框张挂出来，随即遭到鲁汀的抗议，要求将其在照片中的影像处理掉，并把底片销毁。老板觉得不大能理解，但还是请南京路著名的“王开照相馆”对照片进行处理，重新制作了一张。取照片时，老板约了鲁汀同去“王开”，请其审阅删除了其影像的照片，得到鲁的点头认可后，又让鲁验明底片，递上一把剪刀让对方亲手把底片销毁。鲁汀又随老板返回礼查饭店，亲手销毁了原先那张放大照。这样的经历，咖啡厅的英国老板自然印象极深，跟焦允俊一说，焦允俊立刻来了兴趣。让特案组长惊喜的还在后头——老板居然拿出了一张崭新的放大照片，上面清楚地显示了鲁汀的面容。原来，英国老板头一次冲扩该照片时，请“王开”制作了三张，寻思以后如果损坏了也有备份。鲁汀提抗议后，老板销毁了原照片和底片，但没有说他手头还有两张。
可以想象，这一意外对于特案组的调查工作具有怎样的意义。凭着这张照片，侦查员很快就获得了有关鲁汀的线索。
线索一共有三条，那是三个外籍人员：犹太电气商人米克尔、白俄房地产经纪人克阿尔和原公共租界交响乐团法国琴师布鲁诺。据几个侍者回忆，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鲁汀曾在礼查饭店咖啡厅跟这三人分别单独喝过两三次咖啡。侍者之所以记得这三位，是因为这三人的业务都与礼查饭店发生过关系，以前有一段时间他们经常出入礼查饭店。
那么，上海解放后这三位是否还在沪上呢？线索提供人说他们都没有离开上海，有的最近来喝过咖啡，有的曾在马路上遇到过，电气商米克尔和维修工还有业务交往。
特案组先是去了上海市公安局外事办，查阅解放后继续居留沪上的外侨登记材料，对这三人进行初步评估——
犹太电气商人米克尔自三十年代初开始在北京路经营电气安装维修公司，兼开门市部出售各种电气零部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上海解放后，由于采购渠道受阻，生意受到影响，兼做二手零部件买卖。犹太人在上海的状况有些微妙，他们有自己的圈子，在其他洋人眼中属于不受待见的另类，这种状况导致他们只注重做生意，对政治不感兴趣。米克尔的材料显示，此人从未参与过与政治相关的活动，其交往的中外人士中也未见敏感对象。
白俄房地产经纪人克阿尔跟米克尔的情况差不多。当时沪上的白俄跟犹太人一样，也属于“逃亡者”，谋生手段与犹太人如出一辙。不同的是，白俄中颇有些出身贵族（或者本人就曾是俄国贵族），有的还在沙皇时期从政从军并担任职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无法跟政治割裂开的。再加上经济利益的诱惑，他们给各种政治势力充当情报员，也有少数参与恐怖活动。据克阿尔在登记材料中的自述，抗战时他就曾向“军统”、“中统”有偿提供过情报，因为他的房地产经纪人职业便于收集情报。同时，他也跟中共地下人员接触，非常周到地提供房产信息及租房服务（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前期，中共中央机关一度设于上海，出于安全考虑，需要经常更换机关地址并设置备用机关和住宿点），还曾为特科行动人员的锄奸工作提供掩护。至于克阿尔跟鲁汀的接触是出于何种动机，那就有待于调查了。不过，特案组侦查员估计，克阿尔解放前也只是偶尔客串一回情报“临时工”，没有加入特务组织，如今已是新社会，人民专政的力度他是亲眼目睹的，一般说来，不会跟着红色捕鸟蛛这种情报组织趟浑水。
法国琴师布鲁诺的经历比较简单，他出身于里昂的一个中学音乐教员家庭，受家庭影响，自幼喜欢音乐。少年时随学校组织的暑假旅行团来了一趟上海，自此就喜欢上了这座东方最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十八岁那年，他只身带着一把小提琴搭乘远洋轮再次旅沪，然后就留下不走了，至今已有三十个年头。他在上海成了家，娶了个中国护士为妻，生育了两个女儿，如今都已出嫁。布鲁诺长期供职于公共租界交响乐团，抗战胜利后租界不复存在，原交响乐团成为国民党市政府的乐团，他被留用继续拉小提琴。不久乐团解散，他就做起了音乐家教，同时去舞厅客串“洋琴鬼”（旧时沪上坊间对外籍乐师的称谓）。住地辖区派出所对布鲁诺所做的鉴定是：未发现此人与反动组织有涉。
次日，即12月22日，特案组分三拨分头前往这三个外籍人员那里查摸情况。原以为他们既然能够成为鲁汀邀请喝咖啡的对象，必定有戏。可是，三拨侦查员分别跟这三位洋先生聊下来，却是大跌眼镜！三人所说的鲁汀约见的事由，实在让人难以相信他们说的是实话。
电气商人米克尔说，那是1949年4月下旬的事儿。那天他接到鲁汀打来的电话，由于对方操一口流利的英语，犹太老板也就使用了英语。鲁汀说他有一位外地朋友想采购一批舶来品电气零部件，托他在上海寻找合适的零售商。他想起之前经常在礼查饭店咖啡厅遇到跟客户谈生意的米克尔先生，寻思能在礼查饭店这样的场所洽谈商业合作的老板应该比较靠谱，就向朋友推荐了米克尔先生。朋友回信表示同意，请鲁汀先跟米克尔接触一下，谈谈意向，如果有合作可能，那他就从外埠赴沪正式洽谈。于是鲁汀就给米克尔打了电话。两人见面后，米克尔看了对方出示的采购清单，非常兴奋，这是一桩大生意，他使出浑身解数，只想把对方拴住。离开礼查饭店时，米克尔觉得这次洽谈进行得很顺利，期待着往下的那位正主儿“外埠朋友”接着出场。可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白俄房地产经纪人克阿尔先生的情况跟犹太老板如出一辙。鲁汀也是给他打了电话，要求见面，说自己来自英国，受一位富豪友人之托，想在上海物色一处适合开医院的房产，租售都可。由于国共内战，克阿尔当时的业务不景气，听说有这么一个机会，自是喜出望外，于1949年4月12日晚前往礼查饭店赴约。往下的遭遇，就是犹太老板的那个版本了。
法国琴师布鲁诺的情况跟上面两位差不多，如果一定要说不同，那就是他的住所没有安装电话，鲁汀是通过邮寄信函的方式跟他联系的，两人见面的时间是1949年4月17日下午。由于布鲁诺的职业关系，故事版本略有改变，变成了有朋友想开办一个小提琴培训班，想请布鲁诺先生前往执教，具体事宜也是由正主儿亲自出面洽谈。布鲁诺就等着好事成真，当然，也没有下文了。
那么，鲁汀是怎么知晓他们的地址的呢？很简单，犹太老板和白俄经纪人曾在报纸上刊登过广告；布鲁诺住在礼查饭店附近的密勒路（即峨眉路），他在住所门外的墙上钉了一块尺余见方的搪瓷广告铭牌。鲁汀显然是据此获得了相关信息。
三人所言是否属实呢？侦查员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结合礼查饭店咖啡厅老板、员工提供的信息（鲁汀在1949年4月底之后再也未曾光顾过）判断，应该是可信的。这样做的原因，显然是考虑到解放后一旦新政权对其开展调查，肯定会获知他经常光顾礼查饭店，为扰乱调查视线，他就玩了这么一出。还别说，此刻对于特案组来说，还真面临着再次断线的危险。
往下该怎么访查鲁汀的下落呢？
- 鲁汀落网
当晚，特案组七名侦查员再次开会分析案情。郝真儒分管落实甄别、核查尤信子的供词内容，那两天寒潮来袭，他感冒发烧，但依旧坚持上班。当然，没法儿出马奔波了，就待在驻地坐镇指挥。此刻调查结束，老郝的烧也退了，当下先汇报了工作情况，临末说看来还是焦允俊同志走对了路，尤信子的供词对追查鲁汀并无价值。焦允俊听着觉得受用，微合双目静候下文，没想到听到的却是“我说完了，老焦，往下该你了……”
焦允俊睁开眼睛叹了口气：“唉，别人一夸我，我就担心夸得不够。看，还真让俺担心着了。”
众人大笑。笑够了，焦允俊说：“咱们言归正传吧，讯问尤信子时，关于传递收集到的情报她是怎么说的？小谭你念一下笔录。”
谭弦拿起已经装订成册的笔录稍稍一翻，把其中相关的内容念了念，大意是尤信子按照鲁汀的指令，把收集到的情报寄往预定地点——上海蒲西路天主堂街徐家汇天主堂邮栏。
邮栏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些大公司、报馆或者公寓大楼的开放式信报箱，通常设置于入口处的大堂内。徐家汇天主堂是远东第一大教堂，亦是中国著名教堂，系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座堂，堂内可容纳三千余教徒进行礼拜等活动；天主堂与附设之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府和修女院一起构成极具特色的西洋建筑群，占地面积数千平方米。1910年9月建成后，由于教徒不断增加，专业神职人员、杂工以及教徒义工也相应增多。按照当时的规矩，教徒的邮件可以寄到教堂，由教徒自己去取，以表示对教堂的信任，所以该堂每天收到的邮件甚多，邮差用自行车根本运不过来，必须用麻袋装，有时还不止一麻袋，再用三轮车甚至汽车运至天主堂。天主堂收到邮件后的分类颇费人工，就在内部建了公共邮栏，请邮差直接把邮件放进邮栏，供收件人自取。这个做法一直持续到1951年方才取消。
用焦允俊的说法是，不得不佩服鲁汀的智慧，他让尤信子把收集到的情报以邮寄普通信件或印刷品的方式寄往徐家汇天主堂的公共邮栏，然后自己前往或者遣人去取。这么有名的一座教堂，即使没有活动的平常日子，进进出出的教友和游客也是络绎不绝。鲁汀混在其中，去邮栏那里转一转，取邮件，跟一个寻常教友一样，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所谓“大隐隐于市”就是这个意思，越是热闹的地方反而越安全。
通过礼查饭店查摸鲁汀的线索已经没有指望了，特案组只得着眼于徐家汇天主堂。可如何进行调查呢？这让特案组颇费踌躇。
当时沪上有一批以上海教区首任中国籍主教龚品梅为首的反动神职人员，对新政权抱仇视态度，秘密从事颠覆活动。新政权对此已有所察觉，但这是内部核心级机密，别说寻常侦查员了，就是相当级别的政保干部也不知情。不过，由于华东特案组工作的特殊性，组织上对焦允俊、郝真儒两位组领导透过风，一旦工作中需要和天主教人士打交道，可以作为参考。现在，特案组准备把侦查触角伸向徐家汇天主堂，尽管眼下只是对堂内公共邮栏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但也只能秘密进行。
焦允俊、郝真儒利用会议休息时间私下交换了意见，认为鲁汀目前肯定已经知晓尤信子被捕的消息，按照情报工作的惯例，这条传递情报的通道显然必须关闭，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不能再次使用。所以，化装教友混入天主堂搞守株待兔显然没用，只有另外设法——是不是可以带着鲁汀的照片向教堂内部人员打听？
这是郝真儒提出来的，焦允俊想了想，说眼下似乎没有更稳妥的办法，看来只有从这上面考虑了，一会儿请同志们一起斟酌吧。
正商量到这里的时候，马处长突然来了。焦允俊眼尖，瞥见对方怀里鼓鼓囊囊，便知必有犒赏，嬉皮笑脸地说：“正跟老郝商量怎么解决烟荒问题呢，处长就来送温暖了。”
马处长拿出来的却是一听美国奶粉：“听说真儒同志最近发烧，我来看看。”说着把奶粉递给郝真儒，转脸扫了焦允俊一眼，“香烟？忘带了。”
焦允俊神色不变：“处长，人都说俺火眼金睛，他们可能不知道，俺小焦的鼻子也是挺厉害的。即便您老棉大衣裹得严严实实，可怀里若是揣着香烟的话，俺还是闻得出的，而且好像不止一条。”
“你那是狗鼻子！”马处长遂把怀里的两条香烟拿出来放在桌上，“我就是来慰问一下，顺便看看你们的工作进度，有什么困难吗？”
焦允俊赶紧汇报了情况：“我正和老郝商量应该怎么把触角往教堂伸呢，还真是有点儿无从下手。”
马处长沉思片刻，缓缓点头：“今晚你们就忙到这里吧，赶紧休息。这个问题我去了解一下，明天给你们打电话。在没接到电话之前，暂勿行动！”
次日上午，马处长的秘书小杨来电传达领导指示：特案组同志连日辛劳，今天可以休息一下；所议之事，由组织上另行安排，一有结果，即予告知。
后来知道，马处长估计，鉴于解放后上海天主教会的部分神职人员有异动迹象，组织上可能已经建立了从其内部获取信息的渠道。为防止特案组的调查惊动龚品梅一伙，可以把此事交由组织安插在徐家汇天主堂的内线。马处长连夜向上级汇报了自己的设想，很快得到批准。
12月25日中午，马处长告知特案组，说据内线秘密调查，并未发现有貌似鲁汀者去徐家汇天主堂公共邮栏取过邮件。
看来这条路也走不通了。那么，往下应该怎么办呢？焦允俊、郝真儒正束手无策时，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是礼查饭店工会领导老吕打来的，说一位三个月前已退休的庶务老苗今天上午外出办事路过饭店，顺便来看看老同事。此公打十五岁进礼查饭店干到六十岁技工退休，在饭店整整干了四十五年，老吕想起此前侦查员调查鲁先生无果，曾留言要求工会方面相帮留意（礼查饭店属于外资私企，工会是唯一可以依靠的组织），于是拿出侦查员留下的鲁汀的照片，问老苗是否有印象。老苗一看就说眼熟，这位华侨先生以前经常来喝咖啡，有时还去餐厅用餐。去年秋天，有那么一阵儿，每周一两次吧，这个华侨都会带一个二十来岁的美貌女子来饭店的舞厅跳舞。以老苗历练多年的职业眼光，一眼就看出那女子应该是做舞女的，不仅舞技娴熟，而且言谈举止间带着点儿风尘相。老苗能回忆起来的也就这点儿内容，但工会方面还是立刻致电特案组告知以上情况。
焦允俊接听电话后，额手称幸：“天助我也！”
郝真儒也很兴奋，不过他还是没忘记说一句：“这是人民群众支持我们的工作，跟‘天’没有关系，所谓‘天助我也’，那是带有封建色彩的说法，你以后要注意。”
焦允俊寻思这老郝真逗，好不容易柳暗花明，俺开心都来不及，他还板着个脸做政治思想工作。他故意逗老郝：“怎么跟‘天’没关系？‘天’是什么……哦，具体是什么，咱也说不清。但我说的‘天’，指的就是人民群众。我们是革命队伍，来自人民群众，我们闹革命，也是为了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天’。刚刚人民群众之一苗老爷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所以我说‘天助我也’，一点儿也没错啊！”
郝真儒哪里有这份胡搅蛮缠的本事，只有苦笑：“我真服你了，你以后可以去做律师了。”
焦允俊笑道：“老郝你生性严肃，加上细致认真，可以当法官。今后咱哥儿俩一个律师一个法官，在法庭上还是你一句我一句逗闷子，多好……”看郝真儒拉长了脸，担心他又上纲上线，焦允俊赶紧转移话题，“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就此打住。老沙，麻烦你开辆车，把苗老爷子请过来，咱跟他好好聊聊。老孙、小谭，你们两个去礼查饭店的舞厅，看能不能打听到那个舞女的情况。”
很快，两路情况汇总，得知那个女子确实是职业舞女，姓名、籍贯、经历等不详，可能曾供职于静安寺“逍遥宫”、霞飞路“国际都会”和虹口“海上俱乐部”三家二流舞厅中的一家。可是，特案组调查下来，三家舞厅却并无此女。侦查员想到另一种可能，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百老汇酒店（今上海大厦）、国际饭店等著名宾馆都有附设的舞厅，也许此女在那些地方从业。
当天晚上，特案组终于在国际饭店的舞厅打听到这个舞女的情况。此女名叫袁希珍，家住江宁区万春街61弄89号。当天午夜，袁氏被秘密传唤。
很快查明，袁氏与红色捕鸟蛛无涉，也不知道该特务组织。她与鲁汀的交往是双方互相看中了对方的优势，袁羡慕鲁的财力和华侨身份，纯粹是图利；鲁看中袁的年轻貌美，纯粹是图色。两人到目前还在交往，袁最近还被鲁带到过其住所河滨大楼。
凌晨一时许，晚归的鲁汀在路边招了一辆出租车，让驶往其寓所河滨大楼。司机是一个斯文青年，长着一张娃娃脸，还有点儿腼腆，一看就是从业不久。当然，鲁汀不知道这小伙儿姓谭，更没想到小谭竟直接把轿车开进了福州路上海市公安局大院。一路紧跟的特案组其他侦查员随即把鲁汀从轿车里拖出来，铐上双副手铐，换了辆车，押解到虹桥路华东特案组驻地。
讯问马上进行。特案组对这次讯问寄予很大希望，焦允俊一心想通过其供词把红色捕鸟蛛一网打尽。为此，上海市公安局调拨了多辆汽车、摩托车和武装便衣，在特案组驻地内外待命，作好了随时出动，把鲁汀供出的下属捉拿归案的准备。没想到，这个目标一时却难能实现——眼前这个被捕者并非红色捕鸟蛛的“蛛首”，不过是“蛛首”的替身一类的角色。
鲁汀，现年四十岁，加拿大籍华人，三十岁前一直居住于渥太华，英文名字叫安德森·格尔瓦，化名思·莱柯克。早年从事绘画，擅长设计街头广告。1940年，因感情问题杀害情敌，其后逃往纽约，隐瞒其真实身份，用欺骗手段获得美国国籍。联邦调查局当时正配合战略情报局（中情局前身）招募特工，他们瞄上了鲁汀，认为可以将其作为招募对象。战略情报局官员直接出面跟鲁汀密谈，鲁汀担心罪行败露，正想找个靠山，于是成为该局的雇员。经过八个月的训练，鲁汀被派往上海从事秘密工作。
战后，战略情报局解散。鲁汀生怕回美国后被引渡到加拿大，请求继续留在上海。而美方也正需要有人留沪善后，同意了他的请求，照发薪水。不久中情局成立，鲁汀回归特务系统，成为中情局雇员。他在沪上有合法职业掩护，熟悉当地情况，还建立了一些人脉关系，中情局指令他建立秘密交通点，专门负责转送情报以及特工活动器材，偶尔也受命接应来往人员。1947年12月1日，鲁汀接到命令，结束交通点使命，特务关系转至新组建的红色捕鸟蛛小组，由组长即真正的“蛛首”胡离谷领导，担任组长助理，增加薪水，上级还许诺，待该小组完成使命解散后，可将其调往香港或日本。
胡离谷这个名字有些古怪，乍听上去容易使人产生哂笑其父母没有文化的冲动。不过，这个名字跟他的父母没有关系。此公的英文名字叫Henry G Wolcott，胡离谷系英文谐音，念着还是蛮顺口的。鲁汀只见过胡离谷一次，那还是在他刚刚加入红色捕鸟蛛小组不久。胡约他在霞飞路一家川菜馆见面，告知必要时可以以组长的名义约见下属，交代任务，并代行检查下属工作进度之职。至于两人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电话、电报（邮局明码，使用约定的暗语）、信函、印刷品进行。鲁汀跟尤信子以及其他四个下属见面，胡离谷会预先用上述方式通知双方，鲁汀和约见对象只要准时赴约即可。因此，鲁汀并不知道红色捕鸟蛛小组成员的真实姓名、职业、住址，只知道各人的年龄、性别、长相及口音。那五名成员中，只有尤信子是女性，代号“瑞1”，“瑞”即“红色”对应的英文red中文谐音的简化。其他四个成员也是这样，而鲁汀的代号则是一个字——“瑞”。总之，这是一个“瑞氏家族”。至于胡离谷的代号是“瑞”什么，那就只有胡本人以及他的上司清楚了。
红色捕鸟蛛现阶段的使命是收集情报，这是胡离谷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约见“瑞”时说的。那次见面两人谈了两个小时，胡对国共内战形势作了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精准到位的预测（当然也可能是中情局专家的预测，胡不过是鹦鹉学舌），然后就说到正题——红色捕鸟蛛今后的使命是收集即将处于中共统治下的红色中国各方面的情报，以供美国政府研判形势制订对策时作为参考。至于红色捕鸟蛛诸成员收集情报种类的分工，他会根据小组成员的个人综合情况进行合理的安排。届时，会直接通知到每个人，或者由“瑞”转达。每个人都有一套不同的暗语、密码，他会另外设法送达本人，与“瑞”的联系也是这样。胡离谷当场就把密码本给了鲁汀（侦查员在鲁汀的住处搜到了这个密码本，之前落网的尤信子的落脚处也发现了密码本，正如鲁汀的交代，两本密码是不同的）。每个成员收集的情报，都以密码的形式，通过邮递渠道寄往指定的地址。至于指定地址在哪里，胡离谷没有告诉“瑞”。
因此，“瑞”这个名义上的组长助理，其实不过是一个交通员，负责以“蛛首”的名义出面跟诸“瑞”接触，递交胡离谷通过邮寄方式送达他的公司或者住所的密函，有时则是邮包，那就是类似尤信子使用的毒药等特务活动器材了。鲁汀当然知道规矩，根本不去探究内盛何物，只管原封不动地递交诸“瑞”。
红色捕鸟蛛的活动方式显然是由中情局专家精心设计的，目的是最大限度保证“蛛首”的安全——只有“蛛首”安全，才能完成使命。本案破获后，据胡离谷交代，整个儿特务小组中，只有他是中情局的正式特工，鲁汀和尤信子不过是一般雇员，而其他的“瑞”字头喽啰，那就是“临时工”了。
鲁汀回忆，胡离谷看上去五十来岁，但鲁汀在中情局接受训练时学过化装术，他认为胡是化了装的，实际年龄应该跟他相差无几，也在四十岁上下。同样的原因，其一米八五左右的身高可能也要打点儿折扣，估计不超过一米八。胡的体态比较敦实，两人握手时，对方的手掌大而有力，给鲁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人长着一张稍长的国字脸，浓密的黄褐色络腮胡子，使其神情看上去有些凶狠。当时是晚上，下着雨，对方戴着一顶黑色鸭舌帽，在川菜馆里落座后，对方摘下帽子，露出一头黑色卷发，不知是天生的还是染的，抑或是戴着假发套。看长相，鲁汀怀疑他有中国血统，可能是混血儿。胡离谷说话的声音比较有特点，发音部位仿佛不在嗓子，而在胸腹腔，带共鸣效果，让人听着有一种“这人若去唱歌，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男低音”的想法。
“瑞2”到“瑞5”四位均系男性，都说一口带着明显上海腔的国语。“瑞2”体形偏瘦，但给人一种精悍之感，举手投足非常协调，应该是练过武的。跟他几次接触下来，鲁汀感觉，这人有些江湖经验。
“瑞3”的年龄比“瑞2”大了将近十岁。这人举止粗鲁，似乎受的教育不多，长相倒是比较端正，浓眉大眼，只是皮肤看上去略显粗糙。“瑞3”身高在一米七左右，个头儿不算高，但肩宽腰圆，算是条壮汉。他的国语不仅带有沪语口音，若干个字的发音还夹杂着苏北腔，而且说话的嗓音难听得要命。有多难听呢？如果让他在“燕云楼”（沪上第一家经营北京烤鸭的著名菜馆）厨房里模仿鸭子叫，大厨肯定会一个激灵，以为发生死鸭复活的灵异事件了。
“瑞4”是个面皮白净身材单瘦的青年男子，戴一副玳瑁架眼镜，鲁汀仔细观察过，估计是平光镜。这个斯文书生样的青年，谈吐举止间透着一股难以掩饰的娘娘腔，但鲁汀却捕捉到他的眼神中不经意露出的凶狠之色，因此判断他绝对不是个善茬儿。鲁汀甚至还瞎琢磨过，如果让此人转岗去“搞行动”的话，应该是把好手。
“瑞5”是“瑞”字头中年龄最大的一个，看上去四十五六，穿长衫戴瓜皮帽，背脊略驼，体形偏瘦，像是做账房先生的。这人有些深藏不露，跟鲁汀接上头后，稳稳坐在那里，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说话也是不卑不亢，措词得体，言语简练，能够用点头或者摇头等肢体语言表示的意思，绝对不会吐一个字；可以用一两个字表达意思的，绝对不会用三个字。此人的警惕性极高，鲁汀约他在福州路一家茶楼见面，双方谈完话，传递过密件后，估计事情已经办完，他不等鲁汀开口就主动起身告辞。显然，他不想在危险之地多停留一分钟。
一轮讯问结束后，郝真儒向鲁汀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知晓尤信子已被我方逮捕的？”
鲁汀的回答使在场侦查员的心一下子悬到了半空——他接到了胡离谷的明码急电，命其“即刻切断与瑞1的联系”，由此推断出尤信子出事了。此言一出，焦允俊和郝真儒对了一个眼色，两人心里都沉甸甸的——本来，在发现鲁汀并非红色捕鸟蛛的“蛛首”，不过是一个执行交通使命的替身之后，两人虽然没有交换过想法，但以往的经验告诉他们，无须着急，还有机会，可以从鲁汀的活动中发现蛛丝马迹，顺藤摸瓜追查下去，最后找到正主儿。没想到，敌特对此事先已有准备，一开始在组织结构上就作了防范性设计。这种设计非常巧妙，既是单线联系式的防范结构，又有“蛛首”对组员的直接监督，掌握每一个组员的情况，以便随时调整方案，一旦某个组员出事，在保证全组安全的前提下依然可以继续执行既定使命，也就是“不妨碍工作”。这么一来，焦允俊、郝真儒利用鲁汀的口供寻找破案线索的念头就变成肥皂泡了。
不过，焦允俊并不气馁，马上追问：“那么，你被捕的消息胡离谷同样会知晓吧？”
鲁汀的回答有点儿模棱两可：“大概也会吧。”
“依据？”
鲁汀说不出依据，这不过是他的估计。
这下焦允俊头痛了，难道胡离谷手里掌握着两套特务班子，一套负责收集情报，另一套负责监视情报人员？这可能吗？特案组长一时找不到答案。讯问已经进行了六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过，他忽然有一种大脑缺氧的感觉，脑子里就像打翻了糨糊。焦允俊决定暂停讯问，清醒一下再作计议。
之前鲁汀供称，收到了胡离谷发来的电报，命令他切断与“瑞1”的联系，焦允俊随即派遣孙慎言去江西路市电报局查阅那份电报底稿。这会儿，孙慎言驱车回来了，郝真儒看了底稿原件，上面有发报人的住址，马上叫人拿来内部印制的《上海市马路里弄情况大全》。焦允俊凑过来扫了一眼那个住址：“北站区好像没有这么一条马路，大概是个假地址。”
果然，郝真儒查下来，别说北站区了，整个儿上海市也没有叫那个名字的马路，指望根据电报底稿落款地址查摸线索的念头就此断了。
- 钓鱼计划
特案组七名侦查员开了一个短会分析鲁汀的口供，认为基本属实，但中情局不可能为红色捕鸟蛛另外配备一套班子以监督尤信子等特务。该小组执行的收集情报使命属于大战略性质，搞情报的都知道，这种情报通常没有时间上的紧迫性，内容也比较零碎宽泛（比如蒋翠玮在阁楼上用望远镜窥伺淞沪警备司令部大门），被我方察觉的概率比较低，即便察觉，我方的反应也不会像对待大案要案那样兴师动众。这种性质的情报收集在情报特工的活动中所列级别最低，中情局不可能另外为红色捕鸟蛛配备一套班子予以协助。
那么，胡离谷是怎么获知尤信子落网的消息的呢？特案组认为，可能那是胡自己搞出的一个什么防范的法子，比如命令手下的特务“定时报告自己的位置”，一旦没有在约定时间内接到报告，那就视为出事。
以上估断在稍后对尤信子的再次讯问中得到了证实。尤信子交代，鲁汀（她仍以为鲁是其上司）给她的密令中有一条是“执行使命时定时报告位置”。她从杭州逃到嘉兴入住旅馆前，先到嘉兴邮电局往上海徐家汇天主堂拍发了一份急电，用暗语报告已暴露的情况。在嘉兴火车站脱逃返回杭州后，又发了一份密码电报，称“无恙，已离原地”，没说自己曾经被捕，以免遭组织灭口。至于收报人的姓名，则采用“韵母代日法”（清同治状元洪钧即赛金花的老公发明的专用于电报纪日的方法），把发报日期的代字谐音作为收报人姓氏，后面的名字则用代号里阿拉伯数字的中文谐音，比如尤信子的代号是“瑞1”，如果是3日发的电报，那就取上平声韵“江”为姓，名字则是1对应的英语one的谐音汉字，“文”、“雯”、“闻”、“紊”等均可。
可是，据鲁汀供称，他并未接到过这种指令。这可能是中情局或者胡离谷考虑到，在上海有合法公开身份（美商公司襄理）的鲁汀并不执行收集情报的具体使命，只是偶尔需要时跑跑地下交通，而解放后的上海滩不像旧时那样，在马路上行走随时可能遭到“抄靶子”（搜身），这就没有暴露另一特务身份的危险，也就免了这道防范程序。当然，这只是在短时间内有效，如果时间稍长，或者正巧胡离谷有事需要紧急约见他的话，那就要被发现了。因此，特案组必须想一个法子避免胡在短时间里（比如两三天）发觉鲁汀出事，来不及切割与鲁的关系，我方则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差开展侦查，希图有所突破。
讨论中，支富德提出建议，是否可以采用“钓鱼法”，立刻释放鲁汀，在原住所监控居住，监控力度严密到侦查员入室与其同吃同住。其间如果有邮件或者电报送上门来，则视情决定是否让鲁汀立功赎罪，在我控制下前往胡离谷指定的地点跟某个“瑞”字头特务见面，传达密令。然后，对该特务进行秘密跟踪，摸清其真实身份。
焦允俊否定了老支的建议，他认为这样做只不过是抓捕“蛛足”，对于“蛛首”来说并不构成安全方面的威胁。我方的主攻目标是胡离谷，只要抓住此人，下面的“瑞”字头诸特务也就落到我们手里了。如果只是抓“蛛足”，就算把那四个特务全部逮捕了，红色捕鸟蛛不过消停片刻，然后重新招兵买马物色小特务再次开展活动，我方也得继续跟着忙碌。斩草除根，擒贼擒王，焦允俊的意见是把全部力量扑到抓捕胡离谷上面去。
静场片刻，有侦查员发言赞同焦允俊的意见。支富德考虑下来，也承认焦允俊说得有理。然后，郝真儒表态同意。于是，下一步就是讨论怎样追缉胡离谷其人。一番热议，最后决定还是采用老支的建议，实施钓鱼战术。但是目标不同，老支是打算利用鲁汀钓那些小特务，而这回是钓这些特务的头子胡离谷。
具体办法是把鲁放回其住所河滨大楼，侦查员贴身监控，同时对整幢大楼内外进行全方位监控。但是，最多只能让鲁汀在该公寓待上半天，即下午返回，当天午夜就得离开，因为如果真的有胡离谷的密令寄达，那是不能让鲁去跟其他特务会面的，我方的目标不是抓获小特务，而是追查后台胡离谷。试想，红色捕鸟蛛的两个有中情局雇员身份的特工尤信子、鲁汀都落网了，尚且对追查胡离谷几无作用，还能指望通过发现其他小特务的线索顺藤摸瓜一举成功？
如果寄至河滨大楼的密令被搁置不予执行，就会引起胡离谷的警觉，可能认为鲁已出事，干脆切断这条线。所以，特案组想出了一个应对之法：鲁汀公开露面返回河滨大楼，当天深夜来一个“因病住院”。之后，如果有鲁汀的邮件寄至河滨大楼，则由我方秘密拆检拍照留底，然后照原样密封，盖上河滨大楼门房收发章，填写“收件人因病住院”退回。尽管鲁汀寄来的邮件落款多半是假地址，但是根据鲁汀的口供，他所记得的数个落款地址中也有靠谱的，不过都是类似徐家汇天主堂那样的公共邮栏或邮箱。这种邮件退回后，会被收件地（大学、公司或者公寓楼）门房放置于公共邮栏或邮箱里。邮件退回，执行使命的小特务自然接不到任务，没有任务，就不会定时向胡离谷报告自己的位置。胡离谷没有收到实时报告，有可能自己或指使他人去公共邮栏查看，那么，他就会知晓鲁汀不是出事，而是因病入院了。如此，胡就会去核查鲁汀因病入院之事是否属实。而对于特案组来说，只要“蛛首”在预判之方位伸出触角，那就一定有办法抓住他。
郝真儒说时间紧迫，当务之急是需要把话对鲁汀说清楚，勉其立功赎罪。我看这事由焦允俊同志出面最为合适。焦允俊说既然老郝抬举，我也就当仁不让了，老孙、小谭做我的助手吧。
三人再次出现在鲁汀面前，先问是否还有什么罪行没交代的，鲁汀说都已经说了，没有遗漏。焦允俊说以你犯的这些事儿，你估计人民政府会怎样处置你？鲁汀想了想，说如果美国政府营救不了，至少得判七八年徒刑。孙慎言冷笑，美国政府营救你？美国与新中国没有建交，也没有任何民间团体之间的对话渠道，这话从哪里说起呢？再说你犯的是间谍罪，在新中国是以现行反革命罪论处的。你经常看报纸吧？对于反革命分子如何惩处，你应该清楚。
鲁汀潜伏搞情报，自然每天必读报纸，中文英文报纸都得看，而且还收听短波电台，对于新政权惩治反革命分子的严厉程度非常清楚，老孙一番话，打破了他仅有的一丝侥幸，当下便有点儿失态，脱口叫嚷：“我是美国人！”
焦允俊说：“不管是哪国人，只要触犯我国的法律，都一视同仁！以你所犯的罪行，光是向尤信子传递必要时可以灭口的密令以及提供毒药指使尤信子杀害三人，就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再加上间谍罪行，你说会只判七八年吗？如果没有立功表现，死刑是绝对逃不了的。”
鲁汀面如死灰，目光呆滞，嘴里好像在默念着什么。侦查员不吭声，冷眼看他是不是识时务。片刻，鲁汀长叹一口气，小声问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是立功表现。焦允俊就简单说了说让其配合我方侦缉胡离谷之举。鲁汀考虑良久，终于点头。
当天傍晚，鲁汀乘坐一辆由侦查员化装驾驶的出租车返回河滨大楼。随其一起下车的还有一个年轻女子——舞女袁希珍。这是钓鱼计划的一个环节。考虑到河滨大楼可能有红色捕鸟蛛的眼线，所以把原已羁押的这个鲁汀的姘头一并临时开释，让其陪同鲁汀回家。前面说过，以往鲁汀也曾有过将袁带回住所厮混之举，眼线见了不会起疑；即使并无眼线，待鲁汀离开后，万一胡离谷给河滨大楼打电话甚至亲自前来打听鲁汀的情况，不明底细的门房也会“如实”告知。当然，鲁汀与袁希珍这次是厮混不成的，特案组已经在其公寓以及整幢大楼内安排了多名便衣侦查员，其中有临时从市局政保处借调来的女警。
与此同时，位于北苏州路乍浦路口的上海市公济医院（今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的军代表正在接待特案组领导郝真儒。郝出示公函，简要说了说需要医院方面如何配合，军代表随即安排接收特殊病员的一应事宜。
午夜过后，舞女袁希珍根据特案组的指令，慌慌张张下楼冲进河滨大楼门房间，二话不说抄起电话机给距离最近的公济医院拨打电话，说河滨大楼有危急病人，要求医院立刻出动救护车过来抢救。片刻，随着由远至近的刺耳铃声，一辆救护车疾驰而至。待在大楼附近坐镇监控的现场总指挥焦允俊用望远镜观察，发现坐在副驾位置上打铃（当时救护车全是手动打铃）的竟是郝真儒，不由得哑然失笑，寻思这老郝也有沉不住气的时候。幸好这主儿戴着眼镜，身穿白大褂，长相也斯文，勉强可以冒充随车的急救医生。不一会儿，由侦查员化装的随车杂工用担架把鲁汀抬下楼，送上救护车。
鲁汀入院后，被安排在一间双人病房。与他同病房的“病友”是特案组侦查员支富德，隔壁和对面病房的“病员”均是华东局社会部和上海市公安局临时调拨给特案组的便衣侦查员。医院的院子和车库里，另有多名便衣侦查员守着汽车、摩托车、自行车，随时准备出动执行使命。化装后的郝真儒也在其中，此刻他是医院这边的现场总指挥。
河滨大楼以及鲁汀供职的外资公司那边，一干便衣也都作了布控，由焦允俊担任总指挥，四十名侦查员严阵以待。罗网已经张开，只等胡离谷撞进网来。
- 舞女遁形
出乎意料的是，特案组以如此阵容守株待兔一般一连守了三天，三处设伏点竟然都是风平浪静波澜不兴。公济医院这边没动静不说，也许胡离谷不知他的助手“生病住院”了，也就疏忽了对下属的关心体恤；可是河滨大楼和鲁汀供职的外资公司两处也没有任何消息，电话、电报、邮件都没有，这就使侦查员感到不解了。
12月27日晚，焦允俊悄然前往公济医院，与郝真儒、支富德两人见面，开了一个简短的支委会。三人都觉得这个现象似乎不是好征兆，这样一来，下一步该怎么走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三人意见不一，最后焦允俊拍板：“这样吧，再熬三天！”
特案组长这个决定当然不是一拍脑袋凭空产生的，他的依据是，鲁汀曾供称，有时候胡离谷没活儿下派，最长的一次一个多月没跟他联系过。
往下三天是1949年年末，冬至已过，正处于头九时节，每天气温在零度以下。那个时候，上海地区多数建筑是没有取暖设备的，再冷也得干熬着，一干侦查员苦不堪言。郝真儒扮演医生的角色，公济医院的医生办公室里倒是装着暖气，但老郝不想搞特殊，坚持各处查岗，很少在办公室待着。他前几天发烧刚好，身体还没完全恢复过来，在医院里时冷时热的，结果又得了感冒，原本就有咳嗽痼疾，这几天咳得更厉害。医院军代表几乎是强迫老郝接受治疗，让医生配了针剂，给他打了两针，病情总算有所缓和。
又是三天过去，风平浪静照旧。焦允俊终于意识到不对头，事后他承认，自己在分析案情时的确出现了偏差。
特案组在制订钓鱼计划时过于性急，只考虑之后侦查工作的走向会循着预料的轨迹进行，没考虑过“万一胡离谷不上钩怎么办”，这是其一；其二，所有侦查员都没想到，鲁汀的姘头舞女袁希珍竟然是红色捕鸟蛛新发展的特务，早在鲁汀“急病发作”被救护车送医院时，她就在河滨大楼二楼卫生间的窗户上留下了警示信号，天明后胡离谷就知道了鲁汀出事的消息。
袁希珍出身小业主家庭，其父是开竹器店铺的。这个小老板笃信天主教，家里每增添一个孩子，就送教堂接受洗礼，袁希珍自也难免。成为教徒后，她就可以上教会小学了。教会小学不但不收学杂费，还免费供应一顿午餐，师资力量也不错，尤其是外语，那教学效果简直比如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白领父母省吃俭用给子女请一对一外教还好。袁希珍读完小学，升到了教会中学的初中部，同样享受学校提供的福利待遇，而且还发给校服。如果她肯努力，对付得了一场场考试，那之后她就可以进高中，然后出国留学或者进圣约翰大学。可是，袁希珍没有这份福气，读到初二时，她就经常和一些富家的纨绔子弟厮混，终因违反校规翻墙逃夜被除名。
可以想象，有这种德行的少女，被教会中学踢出校门交给社会后，会走上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之后两年，袁希珍两次打胎，最后竟然躲在一个富家子弟租的房子里做起了金丝鸟。这种日子没过多久，富家子弟玩腻了，给了袁一笔钱，把袁希珍打发了。无奈之下，袁就从金丝鸟改行当了舞女，还用富家子弟给的钱到当时沪上很常见的舞女培训班接受了培训。
袁希珍在舞厅与鲁汀相识，很快就把关系发展到了床上。鲁汀还以为自己交上了桃花运，没花几个钱就把这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勾引到手，而且对方对他一片痴情，仿佛他就是白马王子。服刑期间他才知道，袁希珍是奉胡离谷之命监视自己的。这个经常自诩经历过真正谍战（指抗战时在沪上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并且毫发无损的中情局特工禁不住仰天长叹，有一种恨不得买块豆腐撞死的懊恼。
那么，胡离谷是怎么把袁希珍发展为“临时工”的呢？难道跟鲁汀一样，也是去舞厅跳舞时搭上的？
胡离谷是中情局有正式编制的特工，“深入敌后”活动时，不必自己赤膊上阵去收集情报，他的潜伏身份是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工作中没有社交内容，从来不去舞厅，也很少在外面吃饭喝咖啡。他需要在鲁汀身边安插一枚钉子，就让其妻沙曼莉出面物色一个合适的对象。
沙曼莉是胡离谷真正意义上的妻子，并非为潜伏需要由上级指定的“名义夫妻”。她知道丈夫的真实身份，婚后不久，也被中情局发展为特工。让他们夫妻俩一起来上海，就是中情局的意思。沙曼莉是正规医科大学毕业，随夫来沪后，她在黄浦区一家英国人开的诊所当了一名内科医生。
接到丈夫物色钉子的指令后，沙曼莉就在全市的舞厅转悠。最后，相中了袁希珍。胡离谷对袁希珍的情况进行暗察后，OK！于是沙曼莉开始跟袁希珍接触。当时上海还没有解放，像袁希珍这样一个姿色出众、智商情商却都不及格，而且虚荣心特强、对钱财极贪婪的小女人，自是经不住沙曼莉的诱惑，很快就被拉下水了。当然，她不过是一个“临时工”，既不知晓有红色捕鸟蛛这样一个特务组织，也不知道沙曼莉的背后还有一个名叫胡离谷的中情局正牌特工，这个人不但执掌着红色捕鸟蛛，也可以决定袁小姐的生死。
按照沙曼莉的吩咐，袁希珍与鲁汀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每周通常会跟鲁汀见两三次面，有时在外面开房，有时就去河滨大楼鲁汀的住所过夜。特案组把调查触角伸向鲁汀时，鲁汀本人毫无察觉，袁希珍更是什么都不知道。因此，有一天突然被侦查员传唤，她自是大为震惊。可惜，当时侦查员对于袁希珍的震惊并未在意，只道她年龄小没见过世面，先产生了其“并不涉案”的主观判断。真相大白后，焦允俊自嘲说：“没想到俺这双火眼金睛在这么一个小丫头面前居然就没用了。”
袁希珍原以为供出鲁汀的住址后会被释放，她就可以立刻向沙曼莉报告。哪知特案组办案一向谨慎，案子没有办毕时，不是随便就放人的，袁希珍就继续被关押着。决定实施钓鱼计划时，侦查员跟她谈了立功赎罪问题，她自是一迭声答应，心里却打着小算盘，暗忖能逃就逃，逃不掉就按照沙曼莉之前的交代，发出警示信号。
待到与鲁汀一起回到那个熟悉的房间，袁希珍方才发现情况根本不是她想象的那样，房间里有男女便衣四人，周围的公寓里也有便衣，鲁汀的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对她看管得稍微松些，但想发警示信号，那就如同做白日梦了。
不过，沙曼莉教给袁希珍的那套路数还是发挥了作用。早在第一次去河滨大楼时，袁希珍就按照指点，在楼道内女性公用卫生间的不起眼之处密藏了些许医用胶带，即上海人所说的“橡皮胶”。所以，她只要去一趟卫生间，悄悄取出橡皮胶，撕下一小条贴在卫生间临街窗口的玻璃上，警示信号就算发出了。
那天晚上，袁希珍一共上了两次卫生间。第一次是刚陪着鲁汀抵达时，两个女警陪同前往。进门之前，还让她先驻步门口，由一个女便衣入内查看，但关注的只是有没有人身安全隐患，提防人犯跳楼或上吊自尽什么的，没往其他方面去想。河滨大楼卫生间的窗框都是装着金属防护栏的，栏杆很粗，别说袁希珍，就是一个彪形大汉也没法儿徒手拗弯。卫生间里也无绳索之类，女警就放心地让袁希珍进去了。但提防之心还是有的，一个女警在门口守着，另一个女警跟了进去，就在卫生间的水池那里站着，致使袁希珍无法做手脚，只好等下一次再寻找机会。
几小时后，鲁汀“急病发作”，侦查员命袁希珍按照事先的交代去楼下门房间打电话叫救护车。别看袁希珍没有接受过特工培训，智商也不高，但对沙曼莉交代的使命领会得却颇到位。她趁机做出一副惊慌急迫之状，打完电话已是涕泪齐下，返回楼上后，就向侦查员提出去卫生间洗把脸。还是有女便衣跟随，但已经对其不予提防了，监视者就站在走廊里让她独自入内。袁希珍终于找到了机会。
此前一天，沙曼莉往国际饭店打电话找袁希珍。其实此举并无其他意义，只是像以往那样一起吃个饭，给些津贴，或者送些舶来的化妆品之类。可是，却没能联系上。这种情况以前也曾有过，隔日再联系就是。不过，因为尤信子刚刚出事，胡离谷得知后不放心，让妻子隔天去国际饭店，不必打听，只是看看舞厅墙上袁希珍的舞牌是否还在，如果舞牌不在了，那就要注意河滨大楼那边的情况了。第二天下午，沙曼莉坐了一辆三轮车前往国际饭店，途中特意绕了一下，经过河滨大楼时，发现了二楼窗口的警示信号。
胡离谷立刻启动应急方案，直接向“瑞5”下达指令，命其前往河滨大楼打听情况。“瑞5”名叫毕繁灿，广东江门人氏，抗战前来沪，在“仁瑞米行”做账房先生，抗战爆发后被“中统”发展为情报特工，专门关注沪上大米行情，以此推测日军的人数变动及调防情况。抗战胜利后，毕繁灿脱离“中统”，不久又被胡离谷吸收进了红色捕鸟蛛。
接受使命后，毕繁灿当即前往河滨大楼一带，从北苏州路一个叫花子那里轻而易举打听到，24日晚河滨大楼有一个外国人生急病，被救护车拉往公济医院。
有袁希珍发出的警示在先，胡离谷断定鲁汀在“发病”前已经暴露。当然，“瑞5”不可能打听到是袁希珍打电话叫的救护车这样的细节——叫花子也是听说，不会知道得这么详细，否则以胡离谷细密的心思，肯定会怀疑此举是设局钓鱼。而且，胡离谷不能像对待尤信子一样，对鲁汀出事不予过问。鲁汀是美国国籍，尽管不是中情局的正式成员，但他这个红色捕鸟蛛组长助理的职务是中情局的指派，现在丢了这么一个人，胡离谷对上级要有一个交代，至少要把鲁出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于是，他就想起了舞女袁希珍。
据“瑞5”报告，他听乞丐说过，那外国人好像是跟一个舞女轧姘头时毛病发作送医院的。这样，袁希珍失联的原因也就解释得通了。胡离谷当然不知道袁希珍之前已被捕，那天是被我方扯出来戴罪立功的，按常理分析，他认为我方不会为难这么一个“无辜”的小女子，但关一段时间把一应情况了解清楚那是肯定的。这几天，估计她应该在公济医院相帮陪护，警方不会对她有什么提防，因此，可以让沙曼莉设法向其下达指令，让她逃离医院，再把她接应到某个安全地点，以便了解鲁汀出事的前因后果。
沙曼莉利用自己的医生身份，向一些平时有交往的外国医生或者曾留美的中国医生打听公济医院外籍医生的情况。运气似乎还不错，12月30日，在旅沪欧美籍医生的迎新派对上，沙曼莉结识了一位比她小十来岁的校友艾富里。艾富里是英国人，长期生活在美国，前年从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回到英国。新中国成立后，英国虽未立刻宣布承认，但其表现出的姿态是倾向于承认的（1950年1月，英国政府宣布承认新中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继续执行1946年8月与民国上海市长吴国祯签署的《伦敦与上海医务人员交流协议》，于1949年11月派出十一名医生赴沪。新中国政府将此举看作友好表示，陈毅市长亲自接见包括艾富里在内的这些医生。这十一名医生分别被安排到沪上几家大医院，艾富里被分派到公济医院。沙曼莉以学长身份与艾富里相识后，次日即去公济医院拜访这位学弟。艾富里热情接待，中午请学姐去医院小食堂午餐。饭后即将离开时，沙曼莉在楼下大饭堂与袁希珍劈面相遇。
特案组让袁希珍陪护无疾住院的鲁汀，为的是安抚鲁汀的情绪。相比鲁汀，她的行动相对自由，比如可以和女便衣一起去医院饭堂用餐。她没想到会在此时此地跟沙曼莉相遇，稍稍一怔，还没想好自己应该怎样反应，沙曼莉和艾富里有说有笑地跟她擦身而过，说笑时还带出了一句“一丝开普”，即英语escape（逃）。事后袁希珍交代，她听清了这个指令。沙曼莉的语速比较快，这个词又故意说得不是很清晰，而且是夹杂在聊天之中的，说完之后又继续刚才的话题，艾富里也就没有在意。和袁希珍走在一起的女便衣不懂英语，根本没怀疑其中有什么猫儿腻。
结果，袁希珍在当天稍后成功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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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济医院现场总指挥郝真儒是在当天下午三时许得知消息的，此时已是袁希珍脱逃半小时以后。老郝大惊之下，立刻往河滨大楼打电话向特案组长报告此事，连声检讨“我失职”。焦允俊却是天生的乐天派，说老郝你别逗了，组长是俺，若要追究责任，自是由兄弟我来承担。不着急，逃了就逃了，回头把这小妞儿抓回来就是了，说着叹了一口气：“可惜了，这妞儿轮不着从宽啦！”
焦允俊带着原蹲守河滨大楼的几个特案组侦查员赶到公济医院时，郝真儒正在向支富德下达追捕逃犯的命令。焦允俊说等等，为这么一个妞儿兴师动众犯得着吗？我已经电告市局对逃犯相关关系进行布控了，她逃不了的。咱们还是先议一议下一步怎么办吧。
众侦查员就在公济医院找了间空屋子开会，焦允俊让郝真儒主持，老郝说他已经犯了错误，等着上级给处分，今天就不主持会议了。焦允俊嘀咕了一声“老夫子”，说那就由我来主持吧，先不说小妞儿逃跑之事，免得老郝同志心里有压力。我刚才过来前已经向马头儿……哦，向马处长请示过了，领导命令停止执行钓鱼计划——蹲守了多日，没见鱼儿上钩，应该不会来了。会议结束后，请沙懋麟同志负责把鲁汀送到提篮桥监狱寄押。然后就说到袁希珍的逃跑——抓捕的活儿可能就不劳我们在座诸位了，咱们有更要紧的活儿要干，那就是把胡离谷捉拿归案。不过，在这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袁希珍是怎么逃跑的。倒不是追究责任，而是要吸取教训，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故。
鲁汀被押走后，原先待在病房的那七八个男女外援侦查员都集中到临时会议室来协助调查。焦允俊见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的样子，说同志们别这样，不就跑了个妞儿吗，回头追回来就是！这份责任由特案组承担。诸位请坐！请大家回忆一下袁希珍这几天的情况，咱们复杂事儿简单化，分两个方面，病房内和病房外，重点是这妞儿跟外界的接触。
可是，众人回忆下来，都说袁希珍跟外界没有接触，看上去很乖巧，真的像病员家属一样，没事就待在病床前，特案组侦查员过来跟鲁汀说话时，她就知趣地躲开。若要离开病房去卫生间或者开水房，都有女便衣跟着，去饭堂吃饭也是这样。晚上就睡在病房的另一张空床上，睡得很沉，连梦话也不说。
焦允俊的目光转向那两个女便衣：“二位同志贵姓？哦，你姓张，小张；你是小熊。请你们回忆一下，陪同袁希珍到病房以外任何地方的时候，她有没有接触过外界的人？我说的外界，就是除了咱们内部人员以外的所有人；我说的接触，哪怕是对个眼神也算。不着急，你们慢慢想。”
张、熊一番回忆下来，没想起任何异常情况。这时，特案组最年轻的侦查员谭弦开口了：“是不是请二位同志再回忆一下，袁希珍自来到医院后，每天下午两三点钟这段时间里在干些什么？你们二位专门监护她的，又在干些什么？”
小张、小熊说，医院规定每天午休到两点半，袁希珍也休息，她们两个则轮流打盹儿，反正必须有一个醒着的。两点半，工友送开水来了，袁希珍就提着热水瓶出去灌水。因为就在病房门口，她们也就不跟出去了，反正时间不长，每天都是这样。可今天袁希珍出去灌水，过了几分钟还没进病房，小张就去门外走廊张望，没见人，问推着开水车走过去的工友，说袁希珍没打水，热水瓶放在墙边，人往走廊那头去了，大概上卫生间了吧。小张赶紧去走廊尽头的卫生间查看，没有人影。这时她意识到情况不对，叫上小熊两人分头寻找，当然已经是徒劳了。
谭弦说：“这就是说，袁希珍如果打算逃跑的话，她天天都有机会。可她之前几天都没跑，单单选今天逃跑了，这是为什么呢？你俩再仔细回忆回忆从今早开始到她逃跑之前的所有情况。”
这一回忆，中午和袁希珍一起去医院饭堂吃饭的小熊就想起了她们遇到的那两个外国男女，也不知是不是医生。焦允俊一听是外国人，马上联想到胡离谷，主张立刻着手调查这个情节，一个电话把医院军代表请到会议室。
自6月10日接管医院以来，军代表已经待了将近七个月，对医院的一应情况都很熟悉。先向小熊问了具体细节，说那两个外国人是从饭堂二楼下来的，那就是在小食堂用的餐。小食堂是特地为在医院工作的外籍医生开的小灶，外籍人士用餐采用签名制，今天中午有哪些人用餐可以立刻查明。
当即致电膳食科，片刻，科长就把签名本送来了。一翻，共有二十六人签字领了午餐，其中一人领了两份。膳食科长解释说，那是英国政府11月份派来交流的艾富里医生，今天中午他有客到访，就领了两份。焦允俊问明那是一位女客，其相貌与小熊所说的外籍女士相符，就请军代表把艾富里医生请过来。
特案组侦查员跟艾富里谈话，听他说了与沙曼莉医生相识的经过，其美国国籍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于是要求艾富里回忆，中午餐后下楼时，沙曼莉的语言或是举动有没有什么异常。艾富里想来想去，终于想起沙曼莉曾经没来由地嘀咕了一个英文单词，发音好像是“一丝开普”，她的美式英语语速极快，当时他没有在意。闻听此言，通晓英语的郝真儒、支富德、谭弦三个互相对了个眼色，终于恍然：escape，原来如此！
事后焦允俊连声感叹：“罢了罢了，我犯了主观主义啦！没想到那个妞儿竟然跟洋女大夫关系密切，人家是打着拜访校友的幌子来下达指令的。这妞儿，女特务啊！看上去傻不溜秋的，没想到这么厉害，咱们都看走眼了！”
特案组当即决定，分两路对逃犯袁希珍和洋大夫沙曼莉进行调查。接下来的行动竟是出奇地顺利：一路侦查员还在排查袁希珍的社会关系时，另一路已经在市卫生局查到了美国旅沪医生沙曼莉的执业医院和住址。沙曼莉与其夫闻汇联住在虹口区东长治路美商上海电话公司职员公寓，侦查员从市公安局外事处调出美商电话公司的外籍员工登记底卡，一看照片，觉得与鲁汀描述的胡离谷相貌相似，即把照片拿去让已移押提篮桥监狱的鲁汀辨认，立刻得到确认。
当天午夜，胡离谷、沙曼莉夫妇落网，二犯对所犯间谍罪行供认不讳。次日清晨，根据这对中情局夫妻特工的口供，特案组逮捕了“瑞2”姚康夫、“瑞3”金宝善、“瑞4”丁博志、“瑞5”毕繁灿以及已被沙曼莉安顿在浦东某教堂躲藏的袁希珍；从胡离谷夫妇的住所查获其藏匿的一应间谍活动经费、器材。
1950年2月2日，根据高层指令，三美籍案犯胡离谷、沙曼莉、鲁汀被押解北京，诸“瑞”及袁希珍留囚沪上。1950年11月30日，上海市军管会对三名美籍案犯之外的其他八名案犯作出判决，判处尤信子死刑，毕繁灿无期徒刑；姚康夫、金宝善、丁博志、袁希珍、戚贵根、王富贵分别领刑七至十五年不等。当天，尤信子被押解苏州执行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