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41：春城毒虫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8年第07期
作者：东方明、甄风和、金枚
一、毒虫杀人
上世纪四十年代，云南省城昆明市坊间百姓特别是女性市民对"陶执礼"这个名字知晓率比较高，人都唤他"陶郎中"。
陶执礼出生于一个没落资本家家庭，1933年初中毕业后前往上海报考中医专科学校，不料途中交通受阻，费尽周折赶到沪上，学校告知已过考期。屋漏偏逢连夜雨，准备打道回府时才发现身上的盘缠被扒手偷了，别说返回昆明的路费，就连下顿饭都没着落。对于一个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的十六岁少年来说，其窘状可想而知，陶执礼忍不住在校门口痛哭失声。
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赶上沪上名医丁甘英去学校办事，见状便上前询问，得知情况后稍一沉吟，说考试只有等到明年了，返乡盘缠我倒是可以助你一把，不过我劝你暂时不要动身——观你气色似有隐疾，归途劳累，保不齐会发作。我给你介绍一个去处，浦东洋泾镇慈云观的应道长是我朋友，也会看病，你去住上数日，让应道长开几服药给你调理调理，一应膳食药剂都不必付钱，等他认为你可以上路了，你再返乡不迟。
丁甘英不愧是名医，陶执礼去慈云观的当晚果然发病。应道长诊断是伤寒，当即开方抓药，命小道士一日两煎让陶执礼按时服药。几天之后，病情开始好转，陶执礼能下床活动了，就相帮观里做些杂务。应道长说你是先生（知识分子），不必染指那些杂事儿，如若闲得慌，就给我做助手相帮抄方吧。
陶执礼就在慈云观住了下来，从抄方起步，开始了学医生涯。慈云观虽然不挂牌，但每月农历逢五之日前来问病求诊的患者络绎不绝，其中以女性居多。陶执礼这才知道，这位七秩老道不但医术精湛，而且尤擅妇科，按现在的说法，是一位中医妇科专家。
在慈云观这一待，转眼就是两年，陶执礼在医术上终于小有所成。应道长对他说，医学之道浩如烟海，你所学到的不过是些许皮毛，但亦足以悬壶济世、自谋稻粱，你可返乡自开诊所了。
于是，陶执礼遵照师命，返回云南。从此，昆明就多了一位年轻的中医妇科郎中。凭着这两年里学得的医术，陶执礼已可医治寻常同行应付不了的病症，如遇疑难杂症，则发函（紧急时发电报）向应道长请教。等到七年后应道长去世时，陶执礼在当地坊间已是小有名气了。
不过，他的名气也仅限于坊间。为什么这么说呢？老话讲："木匠要小，郎中要老。"指的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雇佣木匠要挑年轻的，年轻人精力充沛，干活儿卖力，结账时也不擅长耍滑头，性价比高；至于郎中，那就不是卖力不卖力的讲法了，诊断和开方靠的是经验，通常说来年纪大经历得多，经验也就丰富，所以看病要选老郎中。以陶执礼的医术，按说可以跻身当时昆明地区的地方名医之列，可是，正因为"郎中要老"这样的衡量标准，加之他没有打出师承何人的名头（应道长属于民间高人，打出来也没用），年仅二十五岁的陶执礼在坊间名气虽响，当地中医界却并不认可，甚至连同业公会也没邀其加入。这些年来，陶执礼靠行医挣了钱钞，置了房产，娶了妻室，但在同行的心目中，他的地位比"捉蛇叫花子"（旧时对蛇医的称谓）高不了多少。昆明解放后，人民政府倡导新风尚，旧时被瞧不起的蛇医、匍经师、艺人之类受到应有的尊重。陶执礼的医术原本是获得认可的，很快就被同业公会吸收为会员。那是1950年 4月下旬的事情，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十来天，陶执礼竟不明不白粹死家中！
5月 9日清晨，杂工刘伯和往常一样来陶氏诊所打扫卫生、烧开水，却不见平时同一时段总在诊所院子里打太极拳的陶郎中的身影。刘伯初时没当回事，待到打扫好诊室又冲了开水，依然没见陶执礼出现，不禁起疑，寻思别是出了什么事儿。于是，就穿过天井去敲内宅的门，敲了一阵儿却没有动静。刘伯年轻时跟随马帮闯荡江湖，会些武艺，胆子也大，当下不假思索，抬腿把门踹开，只见陶执礼躺在床上，脸色灰白，叫了几声没有反应，伸手一试鼻息，已然断气了！
刘伯见多识广，遇事不慌，当下退出诊所，关上门，直奔附近西安路上的昆明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第四分局报告。刚返回诊所，派出所的管段户籍警老梁和另一民警就骑着自行车过来了。老梁两个进内宅看了看死者，又粗略查看了卧室、客堂、厨房，未发现异常迹象，主观上先排除了他杀的可能。稍一商量，说该请个医生来看看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刘伯知道旁边巷子里有一个刚退休的西医，姓王，便赶紧去请。
片刻，王医生过来了。查看了陶执礼的尸体，说这人可能是喝酒过量引起心脏隐疾发作。这和老梁两人最初的判断一致，老梁说既然是急病身亡，那就通知死者的亲属吧。
之所以说亲属而不是家属，是因为陶执礼的妻子已于五年前亡故——这个话头下文还会说及。两人婚后未生子女，妻子死后，陶执礼多次拒绝亲友为其张罗对象，一直过着鳏夫日子。他出身于没落资本家家庭，父母都已过世，他是陶家这一代唯一的男丁，上面有三个姐姐，都已成家各自生活，平时来往不多，但互相之间亦无矛盾，亲情还是在的。得知噩耗，三个姐姐都是全家出动，拖儿带女过来奔丧。
户籍警老梁对陶执礼系急病猝死确信无疑，陶的三个姐姐也接受了这个说法，但有人却提出了疑问。那是陶家来奔丧的最后一个亲戚，死者的嫡亲大外甥朱鸿烈。朱是陶执礼的大姐陶执玉的大儿子，陶执玉比小弟陶执礼大整整十五岁，这个外甥此时已经二十三岁。抗战胜利后次年，朱鸿烈在读高中时加入地下团组织，高三毕业前身份暴露，组织上安排他去昆明郊区参加游击队，不久入党。昆明解放后，朱被安排到第二区税务局工作。
本来，陶家一应亲属对陶执礼的死因已无异议，最后赶到的朱鸿烈却认为"似可商榷"。什么理由呢？他说不出，因为他不是学医的。但三年多地下工作和游击队生活，造就了他凡事警惕的性格，他觉得即使这个仅仅比自己大十岁的舅舅诚如警方认为的那样是急病发作身亡，那也得有科学依据，不能光凭一个西医的目测就下定论。于是，朱鸿烈便出门给公安局打电话。
昆明解放前夕，朱鸿烈曾作为游击队的交通员跟时任国民党昆明市警察局督察周映邦保持秘密联络，周是中共地下党员，同时也是进步组织"警盟"（新民主主义警察同盟的简称）成员，朱鸿烈与周可以说是共同战斗过的战友。1950年4月1日，昆明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周映邦被军管会任命为第四公安分局局长。陶执礼的诊所正好在第四分局辖区，朱鸿烈就把电话直接打给了周映邦。周映邦系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第五期毕业生，属于科班出身的正牌刑警，194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昆明市警察局，主持侦破过多起刑案。
当下，听朱鸿烈如此这般把情况一说，也觉得派出所对此事的处置"似显粗糙"，当即表示只要直系亲属提出书面申请，公安局可以对死者遗体进行解剖检验。
中午，市公安局派出的法医带着助手赶到陶氏的诊所，将陶执礼的遗体抬到临时用板凳和门板架设的解剖台上进行检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死者的心脏和肾脏受到严重损害，这种损害应该是由于中毒引发，但具体中的是什么毒以及是如何中毒的，法医说不清楚。不论是食物中毒还是砒霜或某种剧毒农药导致的中毒，都会造成胃部损伤，而死者的胃、肠二脏器目检无异常;如果说是皮肤表面受到外伤后毒素通过血液进入体内，可死者身上并无任何伤口；如果是氰化物等抑制血红蛋内或神经系统的毒素，那么尸体上也应该有比较明显的表征。法医告诉死者家属代表朱鸿烈，基本可以肯定的是，陶执礼系中毒身亡，但具体是哪一种毒素，还有待提取血样以及内脏进行进一步检验。
正说着，第四分局局长周映邦突然抵达现场。倒不是他对此事特别重视（这时他还不知道是中毒），而是正好有事外出路过诊所，就顺便进来看一下。听法医介绍了上述情况，他立刻去查看了尸体。周映邦是刑侦专业的高才生，又有较多实践经验，一番检查下来，竟然被他发现了异常——死者左脚第二、三脚趾间有一个非常细微的针眼状伤口，因为实在是太小了，周围也无红肿，之前法医没有注意到。法医不由得暗道"渐愧"，用放大镜仔细检查，分析可能是虫蜇留下的痕迹。
周映邦吃了一惊："难道陶郎中是被毒虫咬死的？什么毒虫有这么大的毒性?"
法医说："从死者胃内残留物散发的酒精味和药味判断，陶郎中昨晚睡觉前喝过自己配制的药酒。刚才我看了看屋里的药酒坛子，用来泡酒的都是一些具有活血滋补功效的中药材。他喝过药酒睡下后，通过呼吸和皮肤毛孔散发出药味，引起了某种毒虫的兴趣——卧室后面有个园子，种了些草药，肯定有不少虫豸藏身。虫子嗅到气味，就从门窗缝隙钻进来，用细如发丝的刺蜇了死者，为的是摄取人体血液。如果确实是这样，我估计这条毒虫应该已经死了，因为死者血液中含有的中药和酒精成分，远远超出了一般昆虫的代谢能力，它们是受不了的。"
周映邦立刻吩咐警员四处查找，看附近有没有死去的昆虫之类。根据法医的推测，毒虫既然能咬死人，个头儿就不会太小，也不会是常见的昆虫，应该能找到。果然，一番搜索后，在床底下发现了一条长约寸许的昆虫，业已死亡。周映邦从工作手册上撕下一页纸，拿火柴梗把虫尸拨到纸上用放大镜观察，这条无名毒虫浑身漆黑，体形怪异，犹如蚂蚱和蜈蚣的结合体，躯体前部长着如蜈蚣状的数对须状细腿，后部有两条如蚂炸般的后肢，头部有微小坚硬的口器，前端伸出一枚细长的尖刺。
法医认为这就是使陶郎中颂命的毒虫了，但现场没人叫得出毒虫的名字，至于是偶然咬到陶郎中还是有人故意为之，那就需要仔细勘查现场了。到这当儿，周映邦也顾不上原先要去办的事儿了，干脆发挥他的刑警特长，招呼民警-起勘查。这一査，就发现了人为作案的蛛丝马迹——时值5月，已有各类昆虫出没，陶郎中卧室后面的园子又是昆虫盘踞的理想之地，一到夜晚，室内如有灯光，昆虫自然会奔着光源来，从开着的窗子里飞如；可不开窗吧，又有些闷热。陶郎中就请木匠做了个蒙着纱布的简易纱窗，用木螺钉固定在窗框上，这样就能高枕无忧了。民警在勘查中发现，纱窗右下角的纱布上有一个四周焦黑的小孔，像是烟头烫的。于是推断，可能是有人故意在纱窗上烫出小洞，把毒虫塞进屋里。再去后园查看，发现园子后侧的围墙上有攀爬过的痕迹，墙体上的爬山虎被扯掉了一些，墙头的青苔也被蹭掉了数处。
据此，周映邦认为这是一起故意杀人案。他随即返回第四分局，与政治协理员（相当于分局党组领导）交换意见后，决定对该案立案侦查。因为是人命案件，同时向市局报告，昆明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丁荣昌批准立案，并指派两名侦查员前来协助。当天中午，以发案日期命名的"5·9"专案组成立，周映邦担任专案组长。
二、翁婿深仇
下午，由七名刑警（包括周映邦）组成的专案组举行了首次案情分析会。由于要等候云南大学对现场发现的昆虫进行鉴别，以便认定毒虫的"身份"，然后追査毒虫的来源以期获得破案线索，分析会上大伙儿只是对案情进行了梳理，最后决定先着手对死者陶执礼的生平情况以及社会关系进行查摸。周映邦要去市里参加会议，调查分工事宜就交由专案组副组长、来自市局刑警大队的谢中昉负责。
谢中昉等六名刑警随即分头走访陶执礼的亲朋好友，了解到陶执礼与过世妻子一家的一段恩怨。
这些年来，陶执礼不但靠行医挣了钱钞，置了房产，还因此结了一门被称为"金玉良缘"的亲事。女方是一个比他小三岁的昆明当地姑娘，姓邢，名相谦，出身商人家庭，其父邢名扬是在昆明开着两家饭馆的老板。邢名扬年轻时喜欢习武，拳术练得不错，又好讲义气，在当地的"镇滇帮"里当了个小头目。
邢名扬有两个女儿，邢相谦是大女儿，十八岁上初中毕业，进了妇女合作社（抗战中期大后方官方主办的公益组织，号召妇女积极参加救亡运动，开展补习文化、互利自助性质的活动等）当了一名职员。合作社就在陶执礼的诊所旁边，前来参加活动的妇女偶尔有突发痛经之类妇科疾病需要就医的，邢相谦就陪同病人去诊所看病。陶执礼知道妇女合作社的性质，每次开展募捐活动，他总是积极响应，慷慨捐款；邢相谦陪同发病妇女前往诊所求诊时，他不但不收诊金，还倒贴药费。时间稍长，邢小姐对陶执礼有了相当的好感，有事没事都会去诊所转转，遇到陶郎中不忙的时侯，还会坐下来喝杯茶，闲聊片刻。不久，两人就开始恋爱了。
邢老板得知大女儿与陶郎中的交往，立刻表示反对，理由是男方是一名不入流的"草药郎中"，而且家境破落，不符合门当户对的规矩。
可邢相谦却不认同父亲的观点，随即自作主张掏钱办了订婚宴，拍摄了订婚照，还在报纸上刊登了"订婚声明"。这下邢名扬没辙了，只好点头。不过，后来女儿出嫁时他没送任何嫁妆。
邢老板是帮会人士，他所在的帮会名字听上去吓人——"镇滇"，好像压得住云南全省似的，但并非袍哥、青帮那样具有较长历史较深渊源的"名帮"，而是组建不过五六十年的黑道小帮，据说最初完全是清一色的强盗土匪，刚出笼就上了清政府臬司衙门的黑名单，辛亥革命时，该帮站出来吼了几嗓子相帮革命党造势，民国后官府才没再找他们的麻烦。不过，仍是经常非法敛财，坐地分赃。邢老板最初不过是挑着一副食篮穿街走巷卖卤菜的小贩，后来混在帮里跟着头头儿做了许多歹事，靠分得的赃款才开起了饭馆。这种角色，不但凶残，而且心胸狭窄，对于女儿嫁给陶执礼心里总是不爽，认为是陶郎中诱拐了女儿。那就得算账了！当然，邢老板得顾及女儿的情绪，还得虑及今后的父女关系，不可能跟陶郎中撕破脸，也不好指使帮内属下出手，便想出了一个馊主意——跟军队来地方上招收兵丁的军官暗地里嘀咕了几句，没几天，陶执礼就被拉了壮丁。邢相谦正好陪母亲往普宁走亲戚去了，三天后返回昆明时，包括陶执礼在内的三百多名壮丁已经被军方押走了。
邢相谦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无奈，只得奔娘家向父亲求援。她还不知道这就是出自其父的策划，相信只要父亲肯向有关方面打个招呼，夫君就可平安归来。帮会中人讲究的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邢名扬好不容易想出这么一个拆散女儿婚姻的主意，哪有因为怜惜女儿半途而废的道理？口头上他自然是要答应，其实根本没有行动，心里还盼望着最好陶执礼这小子半路上开小差被一枪击毙呢。
可以想象邢相谦最初几天是什么样的心情，她干脆住在娘家，以便可以随时催促父亲，父亲不在家时就动员母亲向老爸进言。这样心焦如焚地过了一个星期，依然毫无消息。邢相谦想想不对头，怀疑父亲没有使劲，遂决定自己设法找营救路子。她供职于妇女合作社，由于生性乖巧，为人热心，人际关系处得不错。妇女合作社属于战时临时机构，名气虽然一般，但其社员中不乏高官眷属——对于官员来说，其眷属是否参加合作社一类的社会公益活动，属于是否支持抗战的政治立场问题，一定会积极表现。此刻，邢相谦万般无奈之际，只好把脑筋动到了合作社社员中的这些高官眷属身上。她找了昆明师管区主管兵役的一位处长的太太薛氏，说了说情况，薛太太答应过问。这一过问，邢相谦老爸做的手脚就穿帮了。按照邢相谦的性子，早就按捺不住要去跟父亲大吵一场了，但薛太太关照她要暂时忍耐，假装不知情，否则对方先下手为强，使点儿手段让军队随便找个借口把陶郎中给处置了，那可就因小失大了。军队里解决一个小兵，就像拍死一个苍蝇，当务之急是先把人放回来。
一个月后，陶执礼终于返回昆明，带回了一纸部队出具的"身患隐疾，涉嫌传染，强制退伍"的证明。陶郎中没那么多心机，直到这时候还未曾想到自己被拉壮丁是老丈人暗中使坏。邢相谦呢，只要夫君能够平安回来，心里的石头就算放下了，又担心丈夫知晓真相后可能会跟岳丈闹矛盾，以其父的势力，如若惹恼了他，只怕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哪天悄悄把人黑了也难说。所以，邢相谦对此只字不提，陶郎中也就蒙在鼓里。只是这等遭遇使邢相谦着实不爽，她对父亲已经产生了很深的成见，可又不能发作，平时还得赔笑脸、说好话。对于一向性格开朗的邢相谦来说，实在是窝囊到家了。
邢相谦身体原本纤弱，经此一折腾，再加上妇女合作社那一阵的工作又特别忙碌，经常加班加点，社址也搬到了第二区，上下班费时又费劲儿；渐渐，她经常低烧咳嗽，脸色潮红。这是肺结核的症状，在旧时基本是绝症，除非注射盘尼西林（即青霉素）。但那时盘尼西林刚刚在美国投入生产，大多供应给与德、日作战的部队使用，中国市场上根本见不到。1945年春夏之交，邢相谦终于撒手西去。
陶执礼处置妻子的遗物时，终于从邢相谦的日记中发现了岳丈串通征兵军官，公然违反国民政府兵役条例规定（即"独子不征兵"，旧时所谓的"子"指的是儿子，女儿不算。陶执礼是独子，不属于征兵对象）将其强拉壮丁之事，而邢相谦的健康状况恶化，显然与邢名扬此举有直接关系。陶执礼自是大怒，一次跟好友吉佩德一起喝酒时说及此事，咬牙切齿，扬言要为妻子报仇，以命还命，今生必把邢老贼解决掉。可是，他不过是个郎中，无权无势，和邢名扬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上。况且与抗战时相比，邢名扬"更上一层楼"，靠着长期以来的巧取豪夺，不但产业规模更大，在帮会中的地位也有所提升，由中层晋到了高层，成了分舵头目，此外还有官方职务，兼任保安团的高级顾问。因此，同是中医、性格一向小心谨慎的吉佩德劝陶执礼，邢名扬黑白通吃，爪牙众多，这种报仇的话千万不可再张扬，否则传到他耳朵里，就等于给他提了醒，暗地里下黑手把你灭了，那还不是小菜一碟？陶执礼听了吉佩德的话，没敢发作，寻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是暂且忍一忍吧。
从此，陶执礼表面不露声色，把仇恨藏在心里，竟然玩起了卧薪尝胆那一套，对邢名扬依旧以岳父之礼相待，每逢年节都会备一份厚礼前往邢宅拜望。邢名扬呢，他不知道大女儿已经知晓自己策划将陶执礼拉壮丁之事，更没想到邢相谦的病是由此而起的，只道是女儿体弱，不慎传染上了，当时社会上这种情况也比较普遍。
吉佩德告诉刑警，他认为陶执礼演戏演得很到位，长此以往，邢名扬必不设防，哪天陶执礼真的要下手，只消往其饮食或者送去的点心、水果中下点儿毒药，那就得偿所愿了。解决老贼之后，他可以逃离昆明，在某个偏僻小镇躲风头。别看邢名扬生前了得，黑道上大多是人死灯灭、树倒猢狲散，估计邢氏也不会例外。再说邢氏一死，旧政权警察局的首要怀疑对象肯定不是陶执礼，而是黑道上那些和邢氏有过节的对象，顺着这个方向查，当然什么也查不出来，最后多半是不了了之。
陶执礼可能正是这么打算的，不过，没轮到他下手。1949年12月昆明解放，报仇之事就不劳他再费心了，人民政府在这年的最后一天即把邢名扬逮捕，十二天后，被市军管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得知消息，陶执礼喜极而泣，诊所当即打烊，在门口放了半个小时的爆竹。次日，在馆子里订了一桌酒席，让伙计送到滇池畔陶家墓地祭祀亡妻。陶执礼坐在墓前自斟自饮，直至醉倒。那段日子昆明夜间的气温只有四五摄氏度，若不是吉佩德等朋友闻讯夤夜赶去将陶执礼接回来，冻病甚至冻死也有可能。
三、小姨子与姐夫
由于职业关系，陶执礼生前结交的三教九流不少，上自旧政权官员眷属，下至乞丐囚犯；地域也广，昆明市自不待言，周边地区、外省甚至境外的都有。陶郎中用于治疗妇科病的部分药物是根据应道长传授的秘方配制的，中药材的种类较多，有的连老中医也闻所未闻，本地没有的药材，他就请各方朋友帮忙收购，少数稀缺品种，需要在当地雇请山民进入深山老林采摘。
陶执礼结交虽广，真正深交的朋友却只有三人，而且都在昆明。
中医同行吉佩德是一个——亦是同行中仅有的一个，另外还有北门"协成堂"国药号的老药师兼掌柜李颂天，第三位是女性——滇池畔善仁庵七十岁的悟善师太。由于陶执礼的关系，吉佩德、李颂天和悟善师太也得以相识，成为莫逆之交。
三个好友中，除吉佩德告诉警方的情况，另外二位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协成堂"掌柜李颂天是昆明城有名的"倔老倌"，对任何人都不买账。当然，李颂天有倔的资本，其辨识中药材的本领堪称一绝，无人能及，放在现今，就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顶尖级专家了。自从世上有商业以来，也就有了假货。民国时的中药行业假货泛滥，纵然你是祖传数代的老字号，在高级骗子面前也难免上当。但若是遇到了李颂天，即使是民国最高级别的假药制造专家制造的假药也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昆明城里的中药字号但凡欲进贵重中药的，必请李氏过目方能放心。
李颂天跟别人牛，但对陶执礼却非常客气。其妻女请遍云贵川三省名医也治不了的妇科病都是陶执礼给治愈的，因此他跟比其小二十多岁的陶郎中成了忘年交。年初，邢名扬被人民政府镇压，陶执礼喜极而泣，在诊所门前大放爆竹，又备了酒席去墓地祭祀亡妻，最后醉卧野外，幸亏被朋友抬回。这些朋友中，吉佩德是发起人，李老板负责召集人手，准备担架、棉被、姜茶等物，还叫上一位张姓西医朋友（准备现场急救）一同前往。正因如此，性格同样也很倔强的陶执礼在天明酒醒之后，接受了李颂天的一个建议。
李掌柜对他说，贤弟如此举动，我等挚友是知晓原因的，但外人不知道，现在你这么做，于你的声誉会有影响，可能还会影响到业务。这当然都不是最要紧的，愚兄担心的是，邢家是否会为此迁怒贤弟。邢氏是帮会中人，还广泛结交匪类，如若邢家想出口恶气，对政府当然无可奈何，对你却有的是办法。以愚兄之见，冤有头债有主，邢名扬已经死了，这段恩怨也就算了结了，不必把邢家一家都当成对头。你最好去邢家吊唁一下，跟他们把话说清楚：你拥护新政权，放爆竹是表示支持政府对邢的判决，邢氏解放前屡屡作恶、血债累累，如此下场也是罪有应得，这是于公；然后是于私，墓地祭祀是向邢氏大女儿报个恶讯，吊唁之举则是代已故的妻子尽孝。这么说虽然稍显牵强，但大致上也可以应付过去了。
陶执礼认为言之有理，当即备了一份礼品登门吊唁，然后就留了下来相帮操办丧事，直到喝过晚酒才离开。李颂天是个有心人，生怕陶执礼发生什么不测，特地让儿子、女婿两个守候在邢家那条巷子口，等陶出来后，一直把他送回诊所。
次日上午，李颂天撇下店务去诊所看望陶执礼。两人在诊所门前喝茶晒太阳，陶执礼向李述说了昨天去邢家吊唁的情况，说得比较详细，但李颂天却感觉陶的情绪有些低落，似是吊唁时发生了什么让他不爽或担心的事情，但陶又不愿意说明。
那么，陶执礼没有告诉李颂天的是什么情况呢？另一路刑警马必疾和小牛从陶执礼的另一忘年交好友、善仁庵的悟善师太那里得到了答案。
邢名扬的妻子潘氏笃信佛教，她只去一座寺院，那就是悟善师太所在的善疒庵，两人彼此间比较熟悉。邢名扬被人民政府镇压后，潘氏请善仁庵尼姑前往家里做法事，悟善师太率一众尼姑前往。悟善师太是女主人的好友，平时也经常去邢宅坐坐，时间长了，跟邢宅的女佣也熟识了。那次做法事时，女佣黄氏向悟善透露，邢名扬被处决的次日，陶郎中前往吊唁，不料晚餐时发生了一桩尴尬事。邢家小女儿邢相君喝酒后先是痛哭失声，好不容易被其兄嫂劝住，稍停突然端杯从女眷席走到男宾席，拿起酒瓶给陶郎中斟满了酒，说姐夫，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因为我已经决定要嫁给你，替我故去的姐姐照顾你！此言一出，在场众人自是大惊失色。那陶执礼是什么反应呢？据黄氏说，陶郎中闻言大窘，随即把满满一杯酒泼在地上，这就是明确拒绝的表示了。哪知，邢相君再次给陶郎中斟满了酒，说刚刚那杯酒是禀告我姐姐，这杯酒你就该回答我了。这么一来，陶执礼不免有些恼火："相君，你喝醉了！不要再喝了！"说罢起身离席。邢相君还要继续纠缠，被两个嫂子拦住挣脱不得，于是指着陶郎中的背影哭喊："你必须娶我！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
刑警听说此事，自然要向悟善师太询问有关邢相君的情况。据悟善说，邢相君自幼聪慧，特别受其父的宠爱，视为掌上明珠，几个兄姐自是凡事都顺着小妹妹，如此，邢相君渐渐养成了骄横的个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蛮不讲理。在家里这样，在学校也是如此，动不动就要打人，打同学不说，还敢打老师，就连教导主任、校长也挨过她的皮鞋脚。一次教育局的督学到学校巡察，冷不防挨了硬土块的袭击，额头上鼓起了一个青挖瘩。由于邢名扬的势力，学校也好，教育局也好，对这个顽劣学生都无可奈何。不知是谁仿照"孔二小姐"的叫法，给邢相君起了个绰号叫"滇中二小姐"。
邢相君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不愿复读，对银行学校、护士学校等职业学校也缺乏兴趣，邢名扬就将其安排到由朋友代理经营的一家洋行当了一名职员。十九岁上，邢相君嫁给了一个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婚后不久，飞行员在执行任务时失事而殁，邢名扬就把女儿接回了娘家。不知什么原因，自此其性情竟然大为改观，痞女做派很少发作。不久抗战胜利，邢相君供职的那家洋行关闭了，她向其父提出要自己开一家贸易公司，邢名扬自然支持，于是，她就成了"相君贸易公司"的女老板。转眼到了1949年，随着时局的变化，运输成了问题。这时邢相君也过够了女老板的瘾，对于东跑西颠联系业务的生活感到厌倦，遂关闭了公司，另开了一家经营百货的商店。她自己当然不可能去站柜台，雇了一个女店员照看着，自己想去就去，不去的时候比去的时候多，反正她也不在乎挣钱多少。
小姨子在父亲大丧之日竟然当众向姐夫求婚，这种事侦查员闻所未闻，自然要向悟善师太询问是否有后续。师太摇头，说也就是做法事那天听黄氏随口讲的，之后她再没去过邢家，陶郎中更没有对她提及此事，是否有后续她就不知道了。
当晚专案组汇总调查情况，大伙儿认为这应该就是陶执礼吊唁岳父返回诊所之后闷闷不乐的原因了。可能为了维护邢相君的名声，就没跟李颂天提起。
四、医闹事件
除了上述情况，刑警还调查到一起跟陶郎中有关的医闹事件——
建国初期，昆明还保留着七家武馆，其中一家名唤“威风武馆”。“威风武馆”开张于抗战胜利次年初夏，是昆明城里开张最晚的一家武馆。馆主单思雄是昆明本地人，出身马帮家庭，少年顽劣，不服管教。其父老单在运货途中遭遇土匪，为保护货物负伤致残，迫不得已才在昆明城里开了一家店铺度日。跑马帮的通常都被认为有胆识、有韧劲、有气魄，可他却对付不了自己的儿子。父子之间的斗争最后以单思雄突然出走告终。
十年后单思雄再次出现在昆明时，已经是-个二十二岁的彪悍汉子。没人知道他这十年是怎样过来的，但他甫一露面做出的事表明这十年来他的经历定然非同寻常。回到昆明的头一天，他连闯六家武馆，前三家的头牌武师与其较量，都在十招之内败北，后三家索性宣布不接受挑战，单少爷是否要踢馆听便 —— 这就等于是承认失败。之后，单思雄当然要和少年时的朋友们聚聚，席间，大家问他这身功夫是从哪里学来的，他笑而不语，举杯大呼“喝酒喝酒”，全然是一副“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的做派。但有行家认出来，他的功夫似乎是峨眉派。
显示过武功后，人们都以为单思雄要自己经营武馆，或者参加帮会之类，可是，他却相帮老爸打理生意了。一年后，娶妻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然后有了女儿，取名单凤凰。单凤凰长到六岁时，抗战爆发。次年，单思雄接到一封来自成都的挂号信，把家事向老父和朋友交代一番，就打点行装离开了昆明。离家之前虽然没跟家人说他去哪里、干什么，但此后每月都有来信，还往家里寄钱钞，家人这才知道，原来他受朋友（估计是武界师兄弟之类）邀请，前往川中担任军校国术教官去了。抗战胜利后，单思雄方才返回昆明与妻女相聚，此时老父已经去世了。
往下，熟人好友们都猜测他会继续老爸的生意，不料，他却突然开了一家武馆。开馆之前，他一天之内遍访全城各武馆，送上一份礼物，但并未透露他要开武馆的意思。当年春天，昆明就多了一家武馆。这种做法是违反行规的，而且武馆竟取名“威风”，这不是把同行都压下去了？倘若换了其他人这样做，早就有人去踢馆了。可这武馆是单思雄开的，不但没人敢登门去“以武会友”，还送了他一个“单老大”的诨号，由此可见单氏的厉害。
几年后昆明解放，有人准备看单老大的好戏了。都知道单氏在川中一待数年，当国军的国术教官，而且每月有钱钞寄给家眷。按照旧时的规矩，但凡身怀技艺在军队干过的，不管是文是武，部队上都会给一个军衔，军官制服自然是必须有的。因为是战时，也会配发手枪。初解放时军管会张贴布告，勒令参加过旧政权党政军警宪特的人员到公安机关登记，按说单思雄也在登记人员之列，可他并未前往，于是就有人检举。公安局自然要找他，可谁也没想到，他竟然平安无事——单思雄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国术教官不假，但他竟然像是有先见之明，拒绝军队给他授衔，也不领军装，发给的钱是领的，那就是雇员了。雇员不是军官，不在登记对象范围内，也就算不上有历史污点。单思雄躲过一劫，又牛起来了，就有了接下来的医闹事件。
旧时女子结婚早，单氏的女儿单凤凰于昆明解放前两年结婚，当时才十七岁。十月怀胎，生产时由于产婆操作失误导致大出血，急请陶执礼深夜出诊，胎儿没救下来，但好歹保住了产妇的一条性命。之后经过陶郎中的精心调理，单凤凰恢复得很快。单思雄曾问陶执礼，其女可否再生孩子，陶郎中的回答是：“可。”过了一段时间，单凤凰再次怀孕。陶执礼闻知，出于慎重，让人给单思雄梢话，叮嘱分娩时须去医院请妇产科西医接生，最好是提前几天入院待产。可是，单凤凰夫妇大意了，可能也有节省开支的念头，反正分娩时没去医院，而是又请了一个接生婆。那产婆嗜酒，不管产妇狂呼哭嚎痛不欲生，进门开口先要喝酒，而且要喝白酒，度数越高越好。可能那天主人家奉上的白酒比较好喝，她竟一口气连饮三杯，结果接生时酒力发作，操作时昏昏沉沉，单凤凰再次大出血。
单思雄还是请了陶郎中出诊，但这次却是回天乏术，母子双亡。据说单思雄愤怒之下，一巴掌扇过去，接生婆半边牙就掉落了大半。当时单思雄还没有迁怒陶郎中，按照规矩奉上诊金，但陶执礼厚道，坚辞不收。
过了数日，单思雄料理完女儿的丧事，不知怎么钻了牛角尖，越想越觉得女儿之死的祸根就在陶执礼身上——当初若不是他说女儿可以继续怀胎，单凤凰就不会再生孩子，大不了领养一个，女儿就不会横遭不测一命呜呼。这样想着，单思雄就去诊所找陶执礼算账。
有接生婆被扇落牙齿的先例，按说陶郎中也难免要吃一顿老拳，不料，却被他躲过去了。也是巧了，这天单思雄登门时，正好派出所管段民警老梁路过诊所，就进来看了看。两人正说着话，诊所外面一声霹雳似的大吼：“姓陶的，你给老子滚出来!”
老梁不知来了何方神圣，因为坐得靠近门口，就先露面了。单思雄在其他人面前敢牛，对民警就不敢任性了，知道警察不可得罪，当下转身欲溜，却被老梁唤住，问其因何大呼小叫，若是无理取闹，那就要按扰民处置了！单思雄担心老梁将其带到派出所谈话，只得耐着性子把事情经过简述了一遍。老梁听了，说这事和陶郎中无关呀，你家女儿的不幸并非怀孕引发，而是接生婆喝醉了酒。再者，事先陶郎中也提醒过你，让你女儿去医院生产，你怎么不听人家的呢？单思雄哪里听得进，又不敢反驳，只好忍气离去。
但这事还不算完。单思雄坚持认为道理在自己这边，无论如何忍不下这口气，就指派两个徒弟将其亲笔信函送到诊所，说按照江湖规矩本来得一命赔一命，他女儿连同腹中的孩子两条性命，即便宰了你姓陶的还是他单家吃亏。不过，现在是新社会了，江湖规矩不好使了，赔命不妥，那就赔钱吧。念你积蓄有限，每条命就按五两黄金算，一共十两。如若不付，那就等着吃苦头吧，到时候只怕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这是1950年 3月中旬发生的事。
据提供该情况的诊所杂役刘伯说，陶执礼收到这封信后笑了笑，道一句：“这心思太脏，想要金子，做梦!”随即把信递给刘伯，让他扔垃圾筒去。刘伯不识字，便问这里面说了些啥。陶执礼跟他说了个大概。刘伯是马帮出身，江湖经验丰富，暗忖那姓单的是个难缠的主儿，这事往下不知会朝哪个方向走哩，还是把信留着吧，万一出了什么事，也好有个凭证。于是，他就把信留了下来。现在刑警找他调查情况，他就把信交给了刑警。刑警看了信，认为末一句已经使单氏沾上了涉案嫌疑，什么叫“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那就是要直接把陶干掉了。
当晚，专案组汇总上述情况，讨论下来，认为尚需补充调查。周映邦说市局分派下来七名青年积极分子，目前虽没有进入编制，但明确这是公安队伍的后备力量，很快就会转为正式民警。考虑到专案组的人手捉襟见肘，分局几个领导研究后，决定把其中的钱风、唐小河、小悦三人拨给专案组，跟着大伙儿参加调査。
五、补充调查
补充调查分两方面，一是对那个医闹单思雄进行面对面调查；二是调查除被镇压的邢名扬之外，邢家其他人跟陶执礼是否还有什么重大矛盾。并把邢相君在办丧事时，突然向陶执礼求婚的动机了解清楚。
补充调查进行了整整一天。5 月 10 日傍晚，两拨人返回专案组驻地第四分局，吃过简单的晚餐，即开会汇总调查情况——
刑警普阿达、小牛负责调查单思雄。单思雄比较爽快，知道自己去诊所当面跟陶郎中叫板，以及写那封勒索信两桩事儿都是有铁证的，所以刑警一提就马上承认确有其事。刑警立刻把脸拉下来，说你向陶郎中索要黄金那是十足的勒索行为，就凭这一条，剩下的事就可以去分局说了。现在我们给你一个机会，把问题交代清楚，念在你这么做也情有可原的分儿上（指单失去爱女），可以考虑从轻发落。
单思雄江湖经验虽丰富，但对共产党那种“不按规则出牌”的做法难以适应，要说他们说话有准儿吧，到时候给你来一个“但是”，摊出若干理由来，立刻就不作数了；你若是认定他们说话没准儿吧，有些时候还句句当真，搞不好真的是“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此刻他难以判断对方属于哪种情况，寻思还是句句当真吧，自忖又没有什么大事儿，于是开口：“请二位同志息怒，听我说说那封信的前因后果”。这一说，剧情顿时扭转。原来，这封信并非出自老单之手，而是由其两个徒弟小许、小封一手炮制。二人同情师傅的不幸遭遇，又得知师傅打算找陶郎中的麻烦，而且听说陶的诊所很能挣钱，寻思敲其一笔理所当然，就冒用师傅的名义写了这么一封信送去。数日后单思雄方才知晓此事，虽然觉得有些不妥，但木已成舟，如果上门去解释，反倒让陶郎中占了上风，因而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挽回影响。
单氏外表粗莽，但在江湖上混，许多事情都看得明白。他已听说陶执礼猝死之事，料想此刻刑警来找他，必是已经将其列为犯罪嫌疑人了，便将自己前两天的日常活动情况一五一十交代得清清楚楚，以表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
刑警随即让单思雄回避，把武馆的拳师、学徒等一个个唤入房间核实，一番谈话下来，单所说情况属实。出于慎重，刑警让那两个冒名给陶执礼写勒索信的徒弟小许、小封留下字迹，以便送市局技术室鉴定（稍后的鉴定结果表明，那封信出自小许之手，两人遂被拘留以示惩戒）。
另一路对邢家的调查一共出动了五名刑警、三名“准民警”，分别对邢名扬的妻子儿女进行询问。
邢家是昨日傍晚才得知陶郎中猝死的，一家人非常震惊，正商量着去诊所吊唁呢。邢相君昨晚大哭了一场，今天早晨就出去张罗吊丧礼品，而且非要以自己的名义准备一个硕大的两人抬的鲜花花篮。昆明虽说号称是“春城”，但这么大一个花篮需要的鲜花，马上准备出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城里一时弄不到这么多，得去郊区张罗，还得雇汽车或者马车方能运回城。邢相君一去已经三个多小时了，尚不知是否办成。
正说着，邢相君回来了。刑警见之一愣，这个颇有姿色的少妇一双眼睛哭得又红又肿，一身玄色冬衫沾着斑斑点点的污泥。一问才知道，她为了准备这么一个两人抬的大花篮，雇马车去了昆明东郊一个出产鲜花的小村庄，不巧途中遇上修路，马车只有下公路走边上的泥地，她的衣服被溅起的泥水弄脏了。邢相君告诉其母和嫂子，花篮已经由她送往诊所，她刚刚拜祭了姐夫。说着，眼圈就红了。
先前在等待邢相君回家的时候，刑警已经跟邢家女主人、两个嫂子和女佣等分别作了交谈，了解各人这两天的活动情况。与此同时，也顺便了解邢相君这两天的行踪。这方面众人说的都不太完整，特别是陶执礼被害那天。因为这位患有公主病的“滇中二小姐”特立独行，不喜欢别人干涉她，她在家时的活动别人尚能了解，出了门就一概不知了。现在总算候得她回家，刑警自然要跟她好好聊聊。
一说到陶郎中，邢相君的嘴巴一扁，就呜呜咽咽地开腔了。一开始说的并非刑警想了解的1月9 日她的活动情况，而是倾诉其对陶执礼的一片痴情。邢相君告诉刑警，她早在姐姐邢相谦还没跟陶执礼谈恋爱时，就已经认识他了。邢相君是不怎么在家里坐得住的人，出去转悠路过其姐供职的妇女合作社时，都会进去坐坐，跟那里的一些高档次的社员聊聊，也帮姐姐做些杂事。女社员偶有突发痛经之类的妇科病，一般是邢相谦陪同去隔壁诊所请陶郎中诊疗，邢相君如果在场，也会跟过去。最初无非是凑热闹，但几次之后，渐渐被陶郎中那手高超的医术所折服。邢相君也患着痛经病，只是不好意思透露，所以连其家人也不太清楚。
见陶郎中能医治痛经，便偷偷溜去请陶郎中开方子。原不过是抱着试试的心态，不料只吃了七帖中药就根除了。于是，邢相君对陶执礼就有了一种近乎崇拜的感觉。陶执礼原本俊朗，邢相君这么戴着有色眼镜一看，心里就对他有了意思。但当时她年岁尚小，不知是应该直接跟陶郎中表白呢，还是由父母出面。如此举棋不定时，竟被姐姐捷足先登。邢相君又恨又悔，常常夜不成寐。
后来邢名扬坚决反对大女儿与陶郎中的婚事，邢相君暗自高兴，寻思待姐姐和陶郎中给拆散之后，自己就有机会了。父母将其视为掌上明珠，特别是父亲，从来都是百依百顺，相信如果她祭出自杀大招，父母肯定不得不让步，成全这门亲事。哪知，平时看上去没什么主见的邢相谦竟异常坚决，虽然没扬言自杀什么的，但就是不肯放弃，最终登报订婚。这下，邢相君知道自己没戏了，于是把目光投向其他男子，找着了一个空军飞行员。
还真是应了命运多舛的说法，婚后不久，丈夫以身殉职，连尸体也没找到。邢相君成了寡妇，一时万念俱灰，甚至有了出家的想法。这时邢相谦病逝。邢相君跟姐姐感情原本不错，这也是以她“滇中二小姐”的做派，却从没想过跟姐姐公然竞争的原因。为姐姐伤心之余，她又动起了那份心念。
可是，邢相君低估了老爸。在大女儿的婚事上，邢名扬丢的脸面实在太大了，他不想再丢一次脸，声称：“你如果动这个脑筋，我就会动另一个脑筋 —— 我可以叫他消失！”此言一出，邢相君自此再也不敢跟老爸说这件事了。但她放不下陶郎中，还是隔三差五前往诊所去跟姐夫套近乎、献殷勤。只是她的性格一向张扬，不仅周围的人，连当事人陶郎中也没意识到这位二小姐对自己有意思。
年初，邢名扬被人民政府镇压，邢相君再也憋不住了，正好陶执礼登门吊唁，她多喝了两杯酒，便借着酒劲当众向姐夫摊牌。昨天傍晚，邢相君得知陶执礼猝死的消息，脑子里第一时间反应出来的是邢名扬的威胁：“我可以叫他消失！”寻思难道是老爸阴魂不散，担心自己死后女儿不听话，就把陶执礼的命索了去？
邢相君说完上述内容，应刑警的要求把自己这两天里的活动情况作了陈述。刑警听下来没发现有什么异常，但还是让她写下了在外面活动时的几个证明人，以备核查。
5月11日，专案组开会分析案情，研究案件调查方向。
大伙儿的意见分为两种，一种认为邢名扬生前所言“我可以叫他消失”之语值得重视，倒不是刑警和邢相君一样迷信，以为陶郎中是被厉鬼勾走了魂什么的，而是怀疑此举系邢名扬生前布置，只是还没等到实施，邢先被镇压了。邢氏被捕前很可能已经察觉小女儿对陶执礼痴心不改，他真的不想再次与陶郎中攀亲，可能内心还有是陶郎中勾引了邢相君的怀疑，所以安排了针对陶执礼的谋杀。其时昆明已经解放，他的势力大大削弱，因此采取的手段必须隐蔽，免得穿帮后遭政府追究。
昆明解放后，邢所在的“镇滇帮”已被勒令停止活动，予以取缔，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些帮会活动还是在暗地里继续着，邢名扬负责的一个帮会分支就是如此。以邢名扬多年混迹黑社会的基础，手下自然有一大帮弟子喽啰，其中肯定有心甘情愿为其效力的亡命之徒。只要邢名扬吩咐下去，就会有人偷偷照办。
之所以在邢名扬被镇压后再行动，可能是邢氏的指令下得晚，刚下完就折进局子了。对于其手下来说，刚开始自然不会那么悲观，还想着可能会有生机，比如越狱脱逃，又比如买通法官予以轻判（当时有些法官是留用人员，其中不少人在旧政权时代与黑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接受指令的手下暂时按兵不动，准备全力营救。可是，邢名扬没那么好的运气，被捕后仅仅关押了十二天就被镇压了。于是，对邢死心塌地效忠的亡命之徒就开始着手执行邢名扬生前下达的指令了。
持这种观点的几位刑警还有另一个估测：邢名扬的罪行中有一条是“勾结土匪策划反革命暴动”，这是邢犯被捕后仅仅关押了十二天就被处决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时的形势比较险恶，昆明周边的土匪和反动武装分成数股，各自策划，甚至已经实施暴动，邢名扬与其中一股勾结，准备暴动后逃往边境，建立“光复基地”，在台湾的支持下长期盘踞。我方为震慑敌人，紧急处决若干土匪，以及历史上作恶多端、解放后又与土匪勾结的恶霸分子，邢名扬就是其中的一个。
情报显示，邢犯被处决后，原由其控制的“镇滇帮”分支发生内讧，几个骨干分子都欲争抢分支舵主的宝座，一旦得手，待发动暴动逃窜边境，建立基地后，就会被台湾方面封为“国家正式官员”，如日后“光复”成功，回到昆明那就可以作威作福了。不过，帮会的内部争夺并没有诉诸武力 —— 新政权对这些帮会分子盯得紧，他们不敢搞出太大动静；再者，一旦发生火并，对于准备与其合作的土匪或反动武装来说，那就是“不安定因素”，你今天可以干掉昔日的结义兄弟，明天或许就敢把枪口对准我们，咱惹不起躲得起，不跟你玩了。所以，帮会方面搞的是“文抢”，那就要各人评功摆好了。这种情况下，个别急于上位的人就会把干掉陶执礼作为对原分支舵主邢名扬效忠的证明，从而增加“文抢”的砝码。
持这种观点的刑警力主以此为重点，盯着邢名扬那个帮会分支进行调查。
持另种观点的刑警则认为，与其在外围兜圈子，不如直接调查最明显的线索，即那条毒虫的来源。云南大学农学院对毒虫的鉴定已经得出结论，警方只要找到毒虫的提供者，就可以顺藤摸瓜查找凶手。持这一观点的刑警之一是来自市局的马必疾，他的观点得到专案组长周映邦的赞同。
专案组副组长、市局刑侦大队副中队长谢中肪始终没有开腔，但他对双方的发言都听得非常仔细。临末，周映邦征求他的意见，他赞同后一种观点，理由是这个方式更容易准确寻找目标,也更节省时间。于是，调查方向就定下来了，即盯着那条毒虫的来源进行调查。
六、嫌疑人小衣
使陶郎中殒命的那条毒虫的来路有些神奇。神奇到什么程度？甚至连云南大学农学院的教授们也不认识，盯着数张从各个角度拍摄的照片反复观看，最后却是面面相觑，连连摇头。摇头之后，有人提出：是否可以看看毒虫的真身？
市局法医随即把装在玻璃瓶里用药水泡着的虫尸送到云大。又是一番辨认，几个教授交头接耳，接着又搬来了一些外文版图文并茂的书籍查阅。到这一步差不多该接近真相了吧？不，还是摇头。难道就没人认得出毒虫吗？那倒不是，最终毒虫还是被辨认出来了，不过不是教授们认出的。
赶巧，这时学院的杂役老盘提着水壶来办公室往热水瓶里灌开水，见众教授个个一脸严肃地围着桌子沉默不语，不禁好奇，往桌上瞥了一眼，随即轻轻“咦”了一声。他这一声“咦”，引起了一个教授的注意，随口问老盘是否认识这虫子。老盘凑近仔细端详，说这种虫子我们老家那里有，但是不多见，许多人在山里跑了一辈子也没遇到过。不过还是遇不到最好，这种虫子的毒性特别大，比毒蛇还厉害，而且不惧人，尤其喜欢叮咬身上有酒味的人，我们那里被这种毒虫咬死的人，多半是之前喝过酒的。
众教授闻之大喜，当即请教：“那么，它叫什么呢?”
这个老盘可说不上来，他也只是在三十年前，十六岁时见过一次。当时有个高鼻子、黄头发、蓝眼睛的洋人来山寨收蛇毒，听说有一种虫比毒蛇还毒，表示也想弄一条，最好是活的，活的弄不到死的也可以，但必须有完整的尸体。寨子里的人知道毒虫的厉害，没人愿意去。洋人掏出两块银洋放在桌上，见无人反应，又添了两块，还是没人吭声，干脆加到十块，终于有人表示可以上山去找。这人进山三天后回来了，竟然真的让他弄着了一条毒虫，当然是死的。至于用什么方式弄死的，他不肯透露。洋人立刻把虫尸泡在玻璃酒瓶里，让山寨里的人看仔细，许诺今后如若有人弄到这种虫子，就照这个办法处理，他下次来山寨时高价收购。
教授们都感到失望，因为老盘的说法对于教授们的学术研究并无帮助。但是，公安局让他们鉴定这种毒虫并非为了学术研究，对于刑警来说，老盘提供的信息足以算作一条调查线索了。
现在，专案组定下调查方向，立刻去云大走访杂役老盘。老盘把之前给教授们说过的又复述了一遍，没有更多的内容。刑警问他是何方人氏，他说是滇东南盘龙江畔牛卡寨人。刑警普阿达说那地方应该属文山县管辖，离昆明大约六百五十里地。这段距离放在现今算不上什么，开车过去很方便，不行还能坐火车。但以近七十年前的交通条件，那绝对是要被视为畏途的。刑警没有贸然前往盘龙江畔打听这种无名毒虫（也有可能被那洋人带回国后起了名字，公开发表论文且获得了国际认可，但当时中国这边并不清楚），专案组领导的想法是，如果能在昆明这边查到相关情况，那最好就地调查，既快又节省经费。
于是，又去云大拜访老盘。这回不问毒虫了，而是打听老盘在昆明这边是否有同乡。老盘说大同乡有，小同乡没有。一般来说，所谓大同乡，指的是同省或者同地区，小同乡就是同县、同乡镇、同村或同山寨了。刑警-听老盘说小同乡没有，难免有些失望。当然还得问问清楚，大同乡是哪位，万一能够提供有用的情况呢？问下来，原来这老盘自小在盘龙江畔一个小山寨里生活，抗战胜利后方才出山到省城，许多思维习惯都是山沟里带出来的，已经根深蒂固。
由于见的世面少，他所谓的大同乡指的是本乡，小同乡指的是本山寨，要是超出本乡，在他看来那就算不上同乡了。厘清了这个问题刑警再请教，得知老盘在昆明只有一个“大同乡”，叫龙葵。刑警没想到老盘这位同乡竟与一味散疲消肿、清热解毒的中药同名，更没想到这个龙葵竟然是威风武馆的杂役，不由得生发“世界太小”的感叹。
刑警周尚存、马必疾二上武馆，馆主单思雄不在。警察点名找老龙，账房彭先生还以为这个一向勤快的杂役犯了啥事儿，不禁有些替他担心。刑警见彭老爷子那副病恹恹的样子，生怕吓坏了人家，安慰说没事，我们是来向他了解他老家那边的情况的。待到跟龙葵一接触，两个刑警就有点儿犯愁了。怎么呢？这个老龙跟老盘不同，老盘比较活络，也很健谈，喜欢跟人接触交流。老龙呢，属于一棍子打不出个闷屁的主儿，刑警问他话，他老是呈现出一种仿佛脑子转不过弯儿来的状态，刑警不得不费口舌详细解释。解释清楚了，他也频频点头表示听明白了，那总得回答了吧？不，还得等上片刻，他要思考回答的内容以及措词。如此这般跟老龙聊了两个小时，不但没有任何收获，两个刑警的脑浆子也快沸腾了，告辞离开武馆时，觉得自个儿都有点儿找不着北了。
正沮丧间，不料峰回路转。周尚存、马必疾返回第四分局驻地，见分局门口停着一辆美制军用摩托车（抗战胜利后昆明美军回国前处理掉的剩货，当时市场上有卖，价格比较便宜），车旁站着一条汉子正在抽烟。定睛一看，竟是单思雄！单馆主看见两位刑警，扔下半截没抽完的香烟迎上来，说您二位可回来啦，我正等着你们呢！
原来，刑警前脚刚走，单思雄后脚就回武馆了，听彭先生说警察来找过老龙，不知何事，就把龙葵唤来询问。听说是来打听一种罕见毒虫的，单思雄寻思警方这个忙自己说不定能帮上，就骑上摩托车奔第四分局来了。到分局一打听，门卫说周尚存、马必疾外出尚未返回，他便在门口等着。
单思雄为什么觉得自己能帮上这个忙呢？因为他想起了一个朋友。那是个苗家汉子，姓麻，祖籍湘西辰州，祖父当年杀了人受到官府通缉，举家逃亡云南，来到接近边境的盘龙江畔，在深山老林落户。老麻有祖传的捕捉毒蛇毒虫、摘采剧毒植物制作各类毒药的本领。捕捉蛇虫或采药受季节限制，而客户订购毒药却不分季节时令，麻家就饲养蛇虫，反季节种植有毒植物。抗战时期，驻扎昆明的美国空军情报专家泰森先生听说了老麻的本领，托人专程前往相请，出资让老麻在昆明开了一家园艺店铺，前面出售花草，后面饲养蛇虫。泰森是准备向老麻学习的（老麻是否肯把祖传技艺教给他，那就是另一码事了），可是，不久就奉召回国另作安排了，用美军经费置办的房子、店铺就留给了老麻。老麻就这样完成了从边远地区乡下人到省城市民的华丽转身。
渐渐，老麻制毒的名气就传开了。“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云南站的特务曾想把老麻特招为军官，许诺军衔至少是少校。老麻不但没有点头，还把前往游说的特务骂了一顿。“保密局”方面没敢发作，担心当初扶持老麻的那个美国情报专家知晓此事，万一找他们讨说法，那毛人凤、郑介民的脸面就会很不好看。
后来，毛人凤把沈醉派到昆明出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据沈醉晚年回忆，解放前夕他曾打算把暂时借住在其昆明寓所的毛人凤干掉，特地准备了中西两种毒药，西药自是美国货，中药是从民间弄来的。老麻系昆明名列第一的民间制毒专家，很多人推测那就是从老麻那里弄来的。但由于沈醉优柔寡断，暗杀计划最终未能实施，毛人凤得以安全离开昆明去了台湾。
老麻跟单思雄是铁哥们儿，单思雄得知警方要寻访了解盘龙江畔某种罕见毒虫情况的人，寻思老龙不一定清楚，但老麻多半是知晓的，于是就去向刑警报告。
当晚，刑警去找老麻，其家人说他前几天去外地了，去了哪里没有说，只是说转转。老麻的“转转”对于家人来说早已习以为常，有时一转就是一个月，一般都是去云贵川的深山老林草地沼泽寻找毒物原料。他干的是制毒这一行，一些药厂、大学实验室，去年，甚至前年就来向他订购了，他必须按期交货，否则会误了人家的事儿，也坏了自己的名声。
好在次日，即5月13日午后，专案组刑警再次登门时，老麻已经回来了。
刑警果然没有白来。老麻说他知晓这样一种毒虫，还曾带着那个泰森先生去盘龙江考察，用药酒麻倒了一条带回昆明。泰森先生管这种毒虫叫“阿雷”——这是洋话音译，什么意思老麻就不清楚了，泰森也没告诉他。后来泰森先生回国，曾托美国援华飞虎队的一个上尉与老麻联系，想把“阿雷”捎回美国研究。但那时毒虫已经死了，估计这种虫子是过不了冬的。此后，老麻每年春天回一趟盘龙江老家，去老林子捕捉“阿雷”，带回昆明精心饲养，可以一直活到腊月。毒虫死后，他就把虫尸掺上上等蜂蜜，加西藏青稞皮和高粱酒糟文火拌炒，来年带往盘龙江那边引诱其他的“阿雷”，居然有奇效。自抗战胜利第一年开始，他每回一趟老家至少可以逮到一窝“阿雷”，大约有十二、三条。不过，今年由于去得早，这个方法没起到效用，只捉到了一条。
刑瞥马上问：“你捉到的那条毒虫呢?”老麻摇头长叹：“唉，给人偷走啦！”
老麻解释，这种虫子虽然罕见，但要说有多值钱，却也未必。不过，对于干老麻这—行的人来说，可以把它制成捕捉其他毒虫的药引，那就十分珍贵了。他每年回盘龙江捕得的“阿雷”，都是用来做药引的，自己留一份，其余的就卖给同行，交情好的就送了。可今年就不同了，只有一条，那就只好留着自己制药引了。那些登门的同行，哪怕是关系最铁的哥们儿，比如贵州的老姜、四川的凌老头儿、广西的“蛇见愁”老铁，都一概回掉了。好在这种情况大伙儿也都理解，没有一个口出怨言的。
上月24日，又来了一个哥们儿，名叫衣仁生，老麻唤他小衣。小衣比老麻小十来岁，昆明当地人，虽然不是老麻的同行，却是老麻被洋人从盘龙江请到昆明后，结交的第一个朋友。老麻很看重这份友情。小衣读过高中，没有毕业，不过英语说得好，他家里三代信教，老爹是留洋西医。抗战时昆明修机场供飞虎队起降，美国人要跟当地人打交道，但语言不通，就雇佣翻译。老麻到昆明时，小衣正给泰森先生当翻译，每天接触，时间长了就成了朋友。老麻的老婆就是小衣给张罗的，是个寡妇，以前在小衣老爹供职的医院里打杂。
泰森先生回美国后，小衣就到机场继续当翻译，和老麻接触少了，不过交情还是在的，经常给老麻送些罐头、压缩饼干、军毯、捕虫器、防蚊灯什么的过来，都是美国货。老麻没有好东西还他的情，只有给他弄点儿贵重药材、蛇酒。抗战胜利后，小衣的老爹生病死了，他又没了工作，经济情况变糟了，而老麻那时已经形成了正常的销售渠道，收入还不错，就经常资助他，有一段时间小衣每天都要到老麻这里来喝酒吃饭。这样过了一年，小衣终于有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可能比较忙碌，到老麻这边来的次数就少了。
昆明解放后，小衣又换了一份工作，去银行干了。老麻因为以前跟“保密局”特务打过交道，特别是解放前夕，沈醉被疑到他这里来买过东西，所以被公安局盯上了，隔三差五传唤过去盘问，弄得灰头土脸，人人都对他不待见，包括这个小衣。稍后情况查清，公安不再找老麻的麻烦，小衣才偶尔过来坐坐，聊几句。可是，上月24日到30日这一个星期里，小衣竟来了六次，每次都带着礼物，烟酒火腿、衣服鞋子之类。他来干什么呢？老麻一时没头绪，但对方如此破费，肯定有事相求，而且那事还不会小。4月30日那天，小衣请老麻去“百味馆”喝酒，说是庆贺解放后第一个国际劳动节。因为有之前连续送礼的铺垫，老麻隐约意识到这顿饭不是那么好吃的，可不去吧，又抹不开面子。
果然，酒过三巡，小衣摊牌了，要老麻把今年捉到的唯一一条“阿雷”转让给他。老麻觉得有些奇怪，小衣干的并非制药这一行，他要这条毒虫干什么？别看这么小小一条虫，却是罕见之物，开价不低，而且只卖给同行，不是这一行的，给多少钱也不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虫子剧毒，毒性甚至超过五步蛇。同行买去自有用途，可寻常人拿来做什么？送礼吗？谁见过有拿一条五步蛇送礼的？更别说这种剧毒的毒虫了。不是送礼，难道是用来害人？老麻最大的担心就是小衣把毒虫买去是为了害人。如果是这样，不是把老麻也连累了？所以，老麻一口回绝。
小衣没有表示出任何不开心，照样笑嘻嘻地给老麻敬酒，席间再也不提买毒虫之事。老麻以为这桩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心里一松。酒足饭饱，小衣掏出三张戏票送给老麻，说北京名角儿李少春这几天在昆明演《野猪林》，这是明天晚上的戏票，麻兄可以带嫂子和公子去看看。老麻喜欢看京戏，李少春来昆明演出，老麻本就打算去看的，无奈戏票早已售罄，现在小衣给准备了，自是大喜过望。
次日晚上，老麻携妻带儿去观赏了李少春的精彩表演，心情大好。但这份好心境没保持多久。
每天晚上临睡前，老麻必须严格检查一遍后院词养的那些毒蛇毒虫的情况，他有时外出不归，这活儿就由妻子代劳。这天他检查下来，发现“阿雷”竟然失踪了！这条毒虫原本安置在一个由玻璃、木板拼制成的长宽高各尺许的特制箱子内，四周均有透气孔，上方是可以任意调整控制光照的顶盖。现在，不但毒虫，整个儿箱子都不翼而飞了！检查家中其他贵重物品，一样没少。再看门窗以及高达两米五的顶部装着铁丝网的围墙，均未见遭到破坏的痕迹。老麻因此断定，窃贼持有自己住所的钥匙，趁他全家外出看戏的机会开门而入，堂而皇之地捧走了那个装着“阿雷”的木箱。
虽然老麻没有学过刑事侦查，但把失窃前发生的事一联系，也不用请教什么福尔摩斯、霍桑，就是问问树上的麻雀大概也能知晓答案了——必是小衣那厮所为！
从5月1日到刑警今天登门，老麻一直在寻找小衣。不但在昆明市里四处打听，还去了郊区，因为交通不便，不得不在郊区住宿。可是，别说见到人了，连消息也没打听到，就仿佛人间蒸发了。那么，小衣是不是逃往外埠避风头去了呢？以老麻对小衣的了解，他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别看小衣给美军做过译员，穿着空军军便服、戴着船形帽指手両脚，好像跟那么回事似的，其实从没离开过昆明，他混迹的圈子里也多是守法良民，没有所谓的江湖朋友，他本人更不可能有什么江湖经验。让他一个人出去闯荡，只怕还没出昆明就找不着北了。所以，小衣应该还在昆明，估计是在某个隐秘地点躲着。
老麻对刑警说，念在和小衣多年交情，这事他本想私下解决，没有惊动公安。现在公安找上门来，那我只能如实奉告。顺便请教，接下来我是继续自行寻找小衣呢，还是由你们来找他？我要把“阿雷”要回来，哪怕是虫尸，我正在试验用它的毒素治疑难杂症呢！我是向税务局交税的合法经营户，毒虫的来源也正当合法，如果你们找到那条毒虫，不会没收吧？
至此，刑警已基本断定就是“阿雷”要了陶郎中的命。不过，目前“阿雷”被泡在云大农学院实验室的药瓶子里，最后会不会归还老麻，刑警心里也没数，只有到时候再说了。现在刑警的任务是尽快找到小衣。
七、小衣落网
命案发生的第七天——5月15日，专案组刑警和“准民警”全体出动，两个一拨开始访查嫌疑人衣仁生的下落。
前面说过，衣仁生的社交范围就地域而言比较狭窄，这于访查是一个便利条件。但是，他在抗战后期曾为美军服务，美军与昆明当地人接触时他负责翻译，兼带介绍些昆明的风土人情（美国人对此非常重视，可能也是一种收集情报的方式），因此与昆明本地的各个行业各色人等都有接触。抗战胜利后，他的西医父亲去世，美军的撤离导致他自己也失去工作，好在有以前积累的人脉关系，尽管经济拮据，倒没有冻饿之虞，衣着也照样光鲜，甚至还能借朋友的光出入妓院。像这样一个主儿，要想短时间躲藏一下，肯定有人为其提供方便。因此，专案组头天晚上对衣仁生的社会关系进行了细致分析，然后再作分工。考虑到人手可能不够，专案组以市局名义通知各派出所届时派员协助调查。
调查分几个方面，所有亲戚当然是必须查摸到的；以前的一些邻居和关系密切的同学也要接触；其父生前是春城比较有名的西医，他的同事、弟子也需要问一问。但据众刑警的估断，上述这三类关系虽然看似最容易被衣仁生利用，但衣仁生也应该能够想得到，老麻或者警方要找他，也会从这三类关系人手。所以，除此之外，专案组另有两类调查重点：
一是衣仁生在抗战时期为美军做译员时结交的那些熟人关系；
二是小衣色心颇重，虽至今未婚，但与其有染的女性据说为数不少，而一般说来，年轻女性容易受蒙蔽，有时还会特别仗义，别说根本不知道小衣去她们那里躲避的真正原因，即使知晓也有可能铁心包庇。
这个调查方案，在当时的条件下算得上是比较全面的，具体实施时投入的人力也不少，按说应该有收获。可是，5月15日、16日两天调查下来，三百多名对象都说自五一劳动节以来再也没见过小衣。这就奇怪了，刑警不得不考虑到他们最不愿意面对的一种可能：衣仁生会不会被人灭口了？
之所以用“灭口”这个词，是因为刑警调查时接触的小衣的那些社会关系一致反映，小衣胆小，平时不敢接触哪怕是无毒的蛇虫，也缺乏攀爬墙头之类的技能，他不可能是谋杀陶执礼的实施者，只是被人利用了他与老麻的那层关系窃得了“阿雷”。之后，利用价值没了，人家反倒担心他会坏事，就将其干掉了。这样想着，众刑警难免沮丧。如果灭口者的活儿干得到位，那陶郎中命案的侦查真有可能就此卡住。
5月17日，专案组再次开会分析案情。会议刚开始，组长周映邦接听了一个电话，没料到，这个与命案侦查根本无关的电话竟然打开了与会刑警的思路，从而发现了衣仁生的行踪。
周映邦当时担任第四分局局长，主持整个儿分局的工作。此刻这个电话是看守所打来的，向周局长请示：在押的一名惯匪突发急病，临时让一个也是在押犯的医生检查下来，说病情危急，必须立刻送医院抢救。该犯身份敏感，故看守所要向分局领导请示是否可以送医。周映邦命令立刻送医，哪怕该犯已经被判死刑等着执行了，生了病还是要给他看的，这是革命人道主义。
返回会议室，周映邦见气氛有些沉闷，就把此事说了说，本意是想调节一下气氛，没想到“看守所”三字引起了刑警周尚存的注意，他嘀咕了一句：“衣仁生会不会躲到看守所去了?”此言一出，语惊四座，大伙儿围绕这个话题进行了讨论。正副组长周映邦、谢中昉交换意见后，宣布休会，众人立刻分别向市局和全市八个区的看守所打电话询问情况。可是，各看守所查了在押人犯的名单，都回电说并无“衣仁生”其人。
众刑警不死心，有人提议是否分头去各个看守所看一下。这个提议得到了认同，专案组从衣仁生的社会关系中挑选出十八名与衣最近见过面的熟人，两个一拨随刑警去各看守所监区查看。
这一步还真走对了，很快，第一区公安分局看守所传来消息：化名“柯本善”的衣仁生因斗殴伤人，于5月1日中午被拘留，关押至今，尚未处置。专案组副组长谢中昉随即带着刑警王范、“准民警”钱风去第一区看守所提审衣仁生。
像衣仁生这样的对象是比较容易拿下的，刑警讯问时常用的三板斧刚刚施展出来，他就服帖了，表示愿意交代，争取从宽处理——
昆明解放后，衣仁生換了份工作，去了一家私营小银行。老板是一个远亲，对他比较客气，他说不想当柜员，就安排他干行外业务，就是拉款和放贷。这倒符合衣仁生的性格，他也有这方面的特长，毕竟当年是给美国人当译员的，跟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在昆明本地人头也熟。衣仁生在工作中结识了一个资本家的遗孀，那是一个半老徐娘，姓房，四十多岁。房太太继承了其夫的遗产，如果当时春城要评选“十大富婆”，她必定能人选，由此可见其经济实力。
衣仁生隔三差五去其寓所拜访，游说房太太把钞票存到“辉熠银行”（衣所供职的那家银行）。说了几次，房太太心动了。当然，让房太太心动的不仅是衣仁生许诺的种种投资回报，还包括长身玉立仪表堂堂的小衣本人。衣仁生原本是个色鬼，为了拉存款，这种事自然不在话下，于是他就成了房太太的情夫。
两人勾搭上之后，却惹恼了一个人，房太太的前情人、表兄顾瘦竹。顾是个五十岁的无业人员，出身破落旧官员家庭，但毕竟是官二代，听多见多，眼界颇高。尽管没什么经济来源，他却不想工作，就和一帮跟他情况差不多的朋友混在一起，专门琢磨蒙骗有钱女人的套路，房太太这样的有钱表妹，他自然不会放过。得手之后，原想娶其为妻（那时并不禁止表兄妹结婚），再图谋其财产，哪知房太太另有新欢了。顾瘦竹这人很沉得住气，没有发作，而是在悄悄了解了小衣的情况后设了一个套套，请原先那班朋友出面实施。
某天下班路上，小衣遇一美女跟他搭讪。小衣是见到美女就走不动道的人，这回人家主动送上来，哪有放过的道理？遂请对方下馆子，又去隔壁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地点是顾瘦竹亲自踏勘过的，电影院斜对面就是一家旅社。小衣根本没有江湖经验，“顺理成章”去开房间，然后“理所当然”地着了仙人跳的道道儿。小衣虽然没挨打，但被迫出具了一纸欠对方黄金三两的欠条，逾期不还，日息人民币一万元（此系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 10000:1，下同），另外，对方还让他“具结悔过”。
衣仁生自此就入了套儿。人家对他的收支是了解过的，知道他根本还不清这份子虚乌有的黄金账，只好去向房太太借款。房太太此时已收到匿名寄来的悔过书的照片，自是大怒，衣仁生不但进不了她的门，还被她大骂了一顿。顾瘦竹方面接着跟进，夜晚当道把小衣拦下，催索黄金债，衣仁生哪里还得出？这时候，“正好”路过一位“好心人”，是一条看上去非常彪桿的汉子，一声大喝镇住了正用匕首威胁小衣的两个家伙。问明了情况，他问小衣是否会玩麻将，小衣说会一点儿，但不常玩，只是当年给美军做译员时交际需要偶尔玩玩。“好心人”说恭喜老弟，如此最好，平时不打牌的偶尔出手必定贏钱，我给老弟介绍一个去处，那里的老板是我的契兄，凭我的字条前往，可以给你提供本钱，即使输了也可以挂在账上，不必急着还。衣仁生还在犹豫不定，催债的二位已经不耐烦了，左右两柄匕首对准了他，小衣只有点头的份儿，当场被那两位“护送”着去了“好心人”指点的地下赌场。
这是顾瘦竹专门为小衣设的局，哪有让他贏钱的道理？只有雪上加霜欠下更多的债务。
到了4月16日，顾瘦竹直接出面了，派人请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甚至有了跳滇池一了百了念头的小衣当晚去南门“锦花楼”吃饭。席间，顾瘦竹给小衣看了一本照相簿，里面是顾和房太太这对表兄妹几十年来的摄影记录，大部分是家族合影，小部分是顾近年与寡妇表妹姘上后的双人照。顾瘦竹在旁边作了一番解说，坦陈棒打鸳鸯之戏是由其一手策划的。现在呢，到了闭幕的时候了。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并不想赶尽杀绝，黄金账一笔勾销，至于小衣欠的赌债，他已经打过招呼，利息就免了，但本金须尽快归还赌场。说着，顾瘦竹当场把黄金账的欠条拿出来划根火柴烧了。
衣仁生最初自是松了一口气，继而想起欠赌场的三百万元债务，心情不禁又沉重起来，不知如何才能筹到这笔钱。
这样闷闷不乐地过了三天，有人往他供职的银行打了个电话，说有点儿小事要跟他商量，约他下班后去附近小酒馆见面。衣仁生不知道对方是谁，但他不敢不赴约，因为之前顾瘦竹那伙人也这样联系过他，他置之不理，结果下班路上被人拦下，拿刀子逼着他还钱。这回他担心是顾瘦竹变了卦，但现在他也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到小酒馆一看，等着他的是一个穿琵琶纽对襟国术服的瘦高个儿汉子，三十多岁，眼露精光，估计是个练家子。对方和颜悦色，自我介绍姓丁，让小衣唤其老丁就是。老丁在小酒馆唯一的包间接待衣仁生，点了四个菜，上了一壶酒。此时此刻，再好的酒菜小衣也味同嚼蜡，心不在焉地喝酒吃菜，等对方说明来意。老丁却是不慌不忙，直到半壶酒喝下去，这才开腔：“听说阁下欠了三百万的赌债？不少啊！这笔钱足够买处房子住了。不知是否有了偿还方案？”见衣仁生苦着脸摇头，对方呵呵一笑，“三百万说少不少，但对有些人来说不过九牛一毛。我是受朋友之托来找你的，你只需办一件小事，欠下的这些债务马上就给你解决了。”
现在衣生是病急乱投医，哪有不答应的道理？对方说让你办的事其实很简单，听说你跟老麻关系不错，能否出面跟老麻谈一桩小生意？接着就说了“阿雷”之事。小衣自然是知道“阿雷”的，当下一口答应。老丁倒也爽快，随即掏出三百万元给小衣还债，知道小衣手头拮据，又拿出一沓钞票作为小衣与老麻接触时的开销，承诺这笔生意成交后，另给他一笔中介费。
衣仁生原以为凭他跟老麻的交情，这件事儿简直就不能算事儿，一句话就行。至于价格，老丁说过，不劳小衣费神，只要老麻点了头，往下就跟小衣没关系了，等着拿酬金就是。
哪知，今年老麻那里只有一条毒虫，要留着做药引，衣仁生一连去了数天，得到的是这么一个结果，难免沮丧。不过，老丁事先已经估计到可能会遭到拒绝，袖里另有乾坤，给了小衣三张戏票，嘱咐他如果老麻不同意，就如此这般。衣仁生依言而行，老麻果然收下了戏票。
那么，小衣被关进看守所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无奈之举，小衣折进局子，纯属“自觉自愿”——
那晚请老麻吃过饭，给了老麻戏票，两人在饭馆门口分手，一个朝东一个往西。衣仁生刚走了十几米，忽见老丁站在同侧马路旁电线杆下朝他招手。走过去，老丁问了情况，点点头，说你先回家吧，明天劳动节，银行不上班吧？明天我去府上拜访，顺便把酬金给你送过去。衣仁生听着觉得蛮开心，可紧接着，他注意到老丁的眼里电光石火般闪过一丝凶光，心里顿时一个激灵！
回家路上，衣广生越想越觉得不对头，把整件事从头到尾回顾了一遍，对老丁千方百计不惜代价要觅得这么一条毒虫的用意产生了怀疑，寻思这家伙别是要去害人啊！老麻说过，这种虫子的毒性比五步蛇还厉害，又特别喜欢酒味，如果用这毒虫去害一个喝多了酒的人，可以说是轻而易举！人被害死了，公安局肯定要调查，一旦追查到老麻那里，老麻肯定要把我说出来。以我衣仁生的智商尚且能想到这一层，老丁那厮难道会想不到？想到了，他会怎么对付我，会不会把我灭了口？
想到这里，衣仁生干脆连家也不回了，直接去了一个熟的妓女那里。那妓女姓王，曾经患上梅毒，中医无治，西医倒是能治，但搞不到特效药。小衣当美军译员那会儿，通过关系给她弄到了，王氏得以治愈。自此，王氏把小衣视为救命恩人。此刻小衣突然上门，王氏自是热情招待。但是，躲在王氏这里也并非长久之计，小衣一夜无眠。第二天，小衣终于想到了一个绝好的避祸之处——看守所。他没有前科，老丁纵然老谋深算，也想不到小衣会出这一招。
于是，衣仁生在分局门前故意挑事，殴打路人，达到了折进局子的目的。
八、访查老丁
衣仁生落网后，专案组随即出动警力，以房太太为切入点抓捕了顾瘦竹以及玩仙人跳的那几个帮凶，地下赌场也被查封。
专案组起初认为顾瘦竹与陶执礼的被害有关，起码也该是重要知情人。可是，连夜讯问下来，被捕的这些人犯竟然根本没听说过老丁其人。对顾瘦竹放过衣仁生之后。衣的遭遇也并不清楚。众刑警均感到不解，从衣仁生的口供推断，顾瘦竹设套坑衣仁生与之后，老丁的出场看似环环相扣，可现在审下来却是毫不相干的两个断面，这怎么可能呢？
接下来三天，专案组对顾等人的社会关系和近日活动情况进行调查，到5月22日，最终确认顾瘦竹等人真的跟陶执礼命案没有任何关系。
这下，众刑警都傻眼了。偏偏这时，周映邦奉市局之命主持一起反特案件的侦查，专案组又少了一名科班出身的行家里手。
周局长离开时，指定副组长谢中昉全面负责陶执礼命案的侦查工作，谢中昉遂于5月23日召开了一次案情分析会。这个会从上午一直开到深夜，每个刑警、“准民警”都轮流发言。谢中昉要求，不管对刑事侦查内行还是外行，都须发表观点；至于第一次参与这类工作的三个“准民警”，哪怕把这个案子当作小说里的故事也要说说想法。
谢中昉不像周映邦那样是科班出身，他是北方农家子弟，书只读到小学毕业，参加革命后在部队自学了初中文化，从事公安工作后又刻苦学习侦查专业知识。这位同志最大的特点是遇事不按规矩出牌，常常能够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现在，谢中昉承认自己已经“黔驴技穷”，苦思无法，只好出此下策，管它走得通走不通，先走走看。
这就是案情分析会开了这么长时间的原因。
那么，有没有什么效果呢？在当时来说还看不出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集中全组智慧对现阶段案情的总结分析，综合大家的意见，最后谢中昉拍板，从次日开始进行以下几项调查——
第一，衣仁生所说的那个打扮酷似武林人物的老丁，说一口昆明当地话，衣仁生是土生土长的昆明人，而且还有点儿语言天賦，应该不会听错。这样，这个老丁就有了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昆明人氏，二是练家子。如此，说不定春城武术界有人知道这么一个同行，可以向昆明的七大武馆调查。
第二，老丁这样的人物有可能跟帮会接触比较多，或者就是昆明这边某个帮会的成员。据衣仁生说，与老丁接触时，老丁时不时会冒出几句帮会切口，他能听懂一些，听不懂的，老丁就给他解释，由此可见老丁对帮会切口相当了解。通常说来，真正的武林中人，日常行走街头时很少以装束来显示自己的身份，而帮会中人恰恰相反，喜欢把自己打扮成练家子的样子，因为这样更唬人——比如对衣仁生这样的对象就比较管用。所以，老丁可能是帮会人士。
第三，之前刑警向老麻调查时听老麻说起过，他的客户中有不少江湖人物。进入民国后，制毒师傅都被警察局登记在案，就像经营砒霜一类剧毒药物的中药店铺每月要接受警局的例行盘货一样，制毒师傅也受到警方的监督，购买者不但要实名登记，还需提供昆明本地体面人士出具的担保书。否则，会被警方处罚甚至吃官司。那时的江湖上还保留着一些传统技艺，比如打暗器，当然，武侠小说中那些神乎其神的玩意儿是没有的，但钢镖、袖箭、铁蔡藜、飞蝗石、甩手箭之类还是比较常见。为了在实战中充分发挥作用，有些人沿袭旧时做法，要给暗器淬毒，那就要找老麻这样的制毒专家了。鉴于政府对剧毒药物的管制，不能公开购买，多半是托人代购。老麻的客户中，受人之托的不在少数。既然老麻经常直接，间接和江湖中人打交道，他会不会知晓老丁其人呢？
专案组决定分为三拨对上述三个方面进行查摸，既然这老丁是昆明当地人，又那么活络，不信找不到他的蛛丝马迹！
5月24日、25日两天调查下来，七大武馆的拳师都没听说过昆明或周边地区有老丁这么一个主儿。
对已被军管会责令停止活动的帮会的调查也在同时进行，相比武馆拳师，帮会人士就狡猾多了。帮会被迫停止活动，这些人自然心有不满，只是表面上不敢吭声而已。现在刑警上门调查，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出气的机会，各个帮会不分大小，就像约好了一样作弄前往调查的刑警。比如到了甲帮会，甲帮会的人听刑警描述了老丁的一应情况，先沉思一番，然后说您几位要打听的那位朋友，以前似乎在乙帮会见到过（或者听说过），你们可以去乙帮会打听。接着刑警到了乙帮会，乙帮会的人又说在丙帮会见过。晚上汇总调查情况时，发现各个帮会都有类似说法，刑警方才意识到上当。
再说第三路向老麻的调查，老麻说找他要求提供毒蛇、毒虫、毒药以及治疗风湿等疑难杂症的药酒、药粉之类的人一向络绎不绝，解放后才少了些，但记忆中从来没有刑警所说的形似老丁之人。
如此，这三路调查都落空了。
5月26日，谢中昉叫上刑警普阿达、“准民警”小倪，三人去了陶郎中的诊所。昨晚谢中昉大半宿没睡着，一直在考虑案件的突破口在哪里，却没有任何头绪。担心前期调查中或许会漏掉什么线索，遂决定再去跟诊所的刘伯聊聊，毕竟刘伯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也许能聊出什么来也说不定。对于谢中昉来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死马当作活马医吧。
谢中昉听说刘伯喜欢喝酒，就带了一瓶酒去，途中路过“马家肉菜铺”时还买了两样卤菜和一包花生米。对普阿达说，老普听说你能喝，今天你的任务就是陪刘伯喝酒，我和小倪喝茶，跟刘伯聊天。
刘伯不但是第一个发现陶郎中殒命的人，也是最早接触警方并受到盘问的，问的次数也不少，按说能说的都说了。谢中昉现在找他聊，不过是想撞撞运气，基本上没抱什么希望，没想到这一撞竟然还撞着了。这种喝酒聊天的方式让刘伯彻底放松下来，刑警对刘伯说，不必一个劲儿刻意回忆什么与陶郎中被害有关的线索，只要是他认为不合常理的情况都可以说一说。在刑警的启发下，刘伯想起了陶郎中被害前几个月发生的一桩小事——
去年年底某天（刘伯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了）下午四时许，诊所已经送走了最后一个患者，正准备关门。这时突然来了两个男子，一个四十多岁，另一个二十七八岁样子，身穿寻常冬装，年长的那位戴着一顶鸭舌帽，另一个没戴帽子。年长者走在前面，操着一口昆明当地话问正在门口扫地的刘伯：“陶郎中在吗？”见刘伯点头，两人就进了大门。两三分钟后刘伯扫完地进院子时，发现那个年长者坐在院子一侧廊棚下，刘伯空闲时喝茶休息的位置，烤炭火，另一人进了诊室，诊室门关着，还扯上了窗帘。烤火的那位见刘伯进门，做了个手势示意把大门关上。刘伯照办，但心里犯了嘀咕，寻思这二位是什么人，怎么鬼鬼祟祟的？对方招呼刘伯也在廊棚下落座，刘伯忙完一天的杂务，正要歇口气，就沏了一壶普尔茶。两人喝着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刘伯想套问对方的身份，可对方口风很紧，尽管刘伯是马帮出身，长期跑江湖，擅长跟各色人等打交道，却没看出对方的来路。
这样过了半个多小时，诊室门开了，年轻男子从里面出来，年长的那位立刻起身，朝刘伯点点头，没说一句话，和年轻人一起迅速离去。让刘伯感到意外的是，一向对来访者客客气气礼数周全的陶郎中这次竟然没有出门送客。正有点儿愣怔的当儿，陶郎中从诊室出来了，他脸上的神情倒是与平时无异，站在诊室门前的台阶上朝刘伯打个手势。刘伯连忙过去，陶郎中叮嘱他:“今天来过这么两个客人的事儿，千万不要跟别人说起，就当没发生过。”
刘伯甚是诧异，寻思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但东家不说，他也不便追问，只有点头的份儿。不过，刘伯不可能真的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反而时不时想起那二位不速之客，特别是和他聊过一阵儿的那个操昆明当地话的年长男子，他总是有些似曾相识之感，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时间稍长，此事也就渐渐淡忘。今天在刑警的启发下，刘伯的记忆复苏，冷不丁儿一个激灵：那个年长男子是不是“张屠夫”啊？
之所以要给“张屠夫“加引号，是因为这主儿本人并非干杀猪卖肉那一行的，但他的老爸是屠夫出身，他又长得高大魁梧，有人就把对其父的职业称呼移植到了他头上。“张屠夫”年轻时也跑过马帮，但跟刘伯不在一伙，两个马帮之间还时不时闹点儿矛盾。刘伯没有直接与其打过交道，两人相差二十来岁，刘伯估计对方也不一定认得他。刘伯退出江湖后，“张屠夫”所在的那个马帮在滇西遭遇土匪，死伤甚多，最终导致解体。“张屠夫”逃得一条性命，回昆明后发誓不再跑马帮，听说在鼓楼桃源街上开了一家小酒馆。
返回分局，谢中昉和专案组刑警交换意见，决定派员叫上刘伯去鼓楼桃源街辨认一下，如果属实，就将“张屠夫”传唤来局。
随着那个名叫张龙生的小酒馆老板被带到专案组驻地第四分局，众刑警终于看到了破案的曙光……
九、真相大白
出乎刑警意料的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张龙生一条胳膊打着石膏，用三角巾吊在脖颈上。这是真的伤了还是装的？问下来，张龙生说他5月6日那天帮邻居修房子上屋顶，一不留神摔下来导致骨折，是去“瑞德私立骨科医院”打的石膏。刑警暂且把该情节放在一旁，对其进行常规询问，诸如姓名、年龄、职业、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等等。
一番开场白之后，谢中昉突然起身离开，跟正在主持另一案件的周映邦通了个电话。刚才询问张龙生的社会关系时，张龙生说他有个孪生弟弟张虎生，系昆明市军管会公安部（云南省公安厅前身，其职能包括对旧警察系统的接管及本省各地新政权公安机关的领导）留用警员。谢中昉听到这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会不会刘伯在诊所见到的那个中年男子是张虎生？
周映邦曾是昆明旧警察局的督察官，熟悉本地旧警察的情况，当下稍稍一回忆，就想起了张虎生其人，印象中张虎生也是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警盟”的成员，是否有地下党员身份就不清楚了。当时像云南这种地处边陲形势复杂的地区，根据中央规定，部分党员的身份仍处于保密状态。专案组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对此进行调查，但周映邦可以打听张虎生此刻在军管会公安部的哪个部门。于是就给熟人打了个电话，得知张系军管会公安部政保处便衣。
接下来，张龙生胳膊骨折的情况也了解清楚了，张所言属实，其邻居和医院的医生均可作证。他的小酒馆仍在经营，但一应活儿都由伙计和徒弟在干，他做了名副其实的甩手掌柜。问他去年底是否带着个年轻人去了陶郎中的诊所，张龙生一脸茫然，不像是装的。
刑警分析，刘伯大概是认错了人，把张虎生当作张龙生了。鼓楼派出所的户籍警询问了张家的老邻居，邻居们都反映，这对双胞胎兄弟自小相貌酷似，长大后更像，不但邻居分辨不出来，和父母分开居住的张虎生有时回来一趟，他的父母也会认错。
那么，张虎生去陶郎中的诊所干吗呢？这个，专案组领导周映邦、谢中昉基本心知肚明。
鉴于张虎生的政保侦查员身份，估计是为调查某个案件；一同前来的年轻人在刘伯面前没有开过口，可以推断他跟谢中昉一样是北方人，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一员，接管旧警察系统后从事政保工作，可能是张虎生的领导，由张陪同前来找陶执礼了解重要情况。为什么说是重要情况呢？这是由张虎生的举动得出的判断一一他一直在诊室外待着，显然是承担警卫工作，不允许任何人靠近诊室，拉住刘伯闲聊就是这个目的。
周映邦、谢中昉认为，张虎生和那个年轻人当然不可能与陶郎中被害有涉，但他们找陶郎中了解的情况是否与四个多月后陶的被害有关呢？这就难说了。
不但难说，而且还难以查证，因为专案组不可能向军管会公安部咨询，这是违反保密规定的。别说下级机关刑侦条线的专案组，哪怕是军管会公安部政保处的其他专案组也不能直接找张虎生询问，如果必须要进行这种调查，那也得由领导协调安排。
眼下，陶执礼命案走进死胡同，突然冒出刘伯提供的这个情况，周映邦、谢中昉越分析越觉得没准儿这事真的跟陶执礼被害有关。可是，他们既不能开展调查，又不能摆到专案组会议上让大伙儿讨论，两人感到好生为难。
就在他们苦思冥想寻找破解难题的方法时，5月27日，军管会公安部下发了一份本省公安系统的内部表彰名单。这个文件的下发，使周映邦、谢中防有一种大喜过望的感觉。倒不是他俩也上了表彰名单，而是因为有一个名叫柏一鑫的同志出现在该名单里，光一个姓名当然不足以引起周、谢的注意，最重要的是，姓名后面的括号里注明了为何受到表彰的原因 一一 主持侦破邢名扬阴谋暴动案！
谢中昉当初是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成员，为顺利接管云南旧警察系统，全支队成员一路行军一路学习、训练，互相之间基本都认识。现在柏一鑫因主持侦破邢名扬暴动案受到表彰，那么，去年年底由张虎生陪同前往诊所关起门来跟陶执礼谈话的年轻人可能就是这位仁兄了。
这样想着，谢中昉就拨打了军管会的总机，让接线员转接柏一鑫。一报自己姓名，双方互相热烈问候，然后就向柏一鑫道贺，聊了几句，谢中昉假装漫不经心随口询问：“有一位叫张虎生的同志也是你们那里的吧?”柏一鑫说是，就在他这个小组。
这就够了！刘伯提供的情况终于得到了证实——从时间推算，柏一鑫和张虎生找陶执礼是为了调查邢名扬，调查后没几天邢名扬被捕，又过了十二天，即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谢中昉随即向周映邦汇报了这一情况，两人正在商量下一步应该如何进行，柏一鑫突然来电要跟谢中昉通话。
像柏一鑫这样的政保侦查员自是特别敏感，刚才接到谢中昉的电话，对谢突然打听张虎生感到异常，随即找张询问。而张虎生也正要见他。5月上旬张跟着柏一鑫去外省办案，昨天下午才回昆明。柏一鑫让他回家休息两天，今天他去鼓楼探望与孪生兄长张龙生同住的父母，兄弟相见，张龙生自要说一说被警方调查之事。张虎生此时方才知晓四个多月前他与柏一鑫一起拜访过的陶执礼横遭不测。
张虎生是邢名扬案的办案侦查员，当然清楚一应案情。他对陶执礼的猝然遇害深感震惊——当初正是陶执礼给军管会公安部寄了一封信，检举邢名扬勾结土匪和反动武装阴谋发动反革命暴动，军管会才及时破获了这起大案。现在检举人遇害，张虎生怀疑凶手很有可能是邢名扬尚未暴露的同伙，因此立刻赶往军管会向柏一鑫报告。
柏一鑫深有同感，便给谢中昉打了电话。
这样，这层窗户纸就被捅破了。当然，专案组这边没打算向军管会公安部提出查阅陶执礼那封检举信，在当时匪特尚未肃清的复杂形势下，刑事侦查人员都有一个共识，遇到可能涉及政治的案情，最好是绕开，宁可多费点儿劲另找通道。但这次军管会公安部的政保侦查员柏一鑫却为专案组提供了方便。
柏一鑫是一个很有主见也很负责的侦查员，在与陶执礼关门密谈时，向陶做出过保密及保证陶的人身安全的承诺。获悉陶遇害，他觉得自己应该为死者做点儿什么，比如向专案组提供相关情况，以便他们尽快抓住凶手，给死者一个交代。邢名扬案的侦查卷宗已经封卷归档，非经军管会公安部长刘子毅的许可任何人无权调阅，包括曾经主持侦査该案的柏一鑫本人，但他不一定非要给专案组提供案卷，案子的情况他是了解的，把他知道的情况给专案组说说也是可以的。当然，这也需要领导批准。于是，柏一鑫向政保处领导进行了汇报，认为如果陶执礼的被害是邢名扬的同伙对其检举行为的报复，那政保处就有责任协助昆明市局侦破该案。领导深以为然，向军管会公安郃刘子毅部长请示，当即获准。
柏一鑫把陶执礼那封检举信以及稍后跟陶密谈的内容向谢中昉进行了大致介绍——
陶在写检举信之前，曾应邢名扬之邀，随邢以及小姨子邢相君去昆明南郊白虎庄给一位产后出血的廖姓妇女治疗，在那里待了三天。行前邢名扬曾再三关照，要求陶“务必保密”。陶起初还以为患者是邢的姘妇小蜜之类，但去了一看又觉得不像，因为那里有一个汉子（邢称其“老罗”）对廖氏极为关心，应该是患者的丈夫。回城后没几天，陶执礼看到了军管会在大街小巷张贴的通缉令，上面的照片有点儿模糊，但还是可以分辨出其中一个名叫侯中郎的匪首分明就是白虎庄那个“老罗”。
联想到在庄上住的三个晚上，他睡的那间屋子门口总是整夜有人，要么醉醺醺不省人事一般当道而卧，要么是两个家丁样的家伙悄没声息地借着一盏马灯玩纸牌，反正他若是想起夜，那就得惊动别人，然后由他们陪着去。当时他就十分疑惑，这分明是在监视自己嘛。
可为什么要监视自己呢？怕自己到处乱闯？此外他还注意到，不论多晚起夜，邢名扬住的房间总是亮着灯。此刻一看通缉令，陶执礼就全都明白了。邢和老罗晚上一定是在商量什么歹事，怕自己听到。再往下联想，二人商量的是什么样的歹事呢？鉴于如今昆明的形势，应该不是寻常的刑事犯罪，那就只有进行反革命暴动了！
军管会公安部收到陶郎中的检举信，指令柏-鑫负责调查。柏一鑫叫上助手张虎生，两人瞅准诊所即将结束营业的当儿去拜访陶郎中了解情况，才有了让刘伯感到诧异的一幕。
谢中昉反复研判上述情况，认为邢名扬的小女儿邢相君可能知晓其父与侯中郎勾结策划反革命暴动之事。像她这样的大小姐，在白虎庄过夜时，侯中郎肯定不会对其采取像防范陶执礼那样的手段，她的行动比较自由，总会听到看到一些可疑迹象，至少她能隐约觉察到一点儿苗头。其后不久，邢名扬就被抓捕审判枪毙，前后一联系，她会不会怀疑是陶执礼检举了其父的罪行？陶郎中之死会不会是邢相君为父报仇呢？谢中昉和周映邦交换了意见，决定先对邢相君采取措施，视其供词再考虑下一步该如何进行。
原以为往下还要经历若干周折才能侦破本案，哪知专案组刑警前往邢宅时，意处发现客堂里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正喝着茶跟邢相君说话。一干刑警突然闯人，邢相君大惊失色，那男子敏捷地跃而起。谢中昉见那厮身材瘦高，脑子里马上闪过衣仁生所说的瘦高个儿老丁。见对方正把手往怀里伸，谢中昉来不及拔枪，倏地冲上前去将其扑倒，后面刑警一拥而上，上铐的上铐，搜身的搜身，在其怀中搜出五把飞刀——原来这主儿是邢相君的情夫，名叫俞若金，原是唱武生的戏子，后来倒了嗓子练过杂技，飞刀是他的拿手绝活儿。
邢相君和俞若金被捕后，对联手谋杀陶执礼的罪行供认不讳——
俞犯系邢相君少女时期的老相识，当时读初二的邢是学校剧团的演员，校方请俞担任剧团的指导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两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建立了那份特殊关系。之后不久，俞倒了嗓子，跟着一个杂耍班子去了重庆。后杂耍班子因故在重庆解散，俞被当地一个有些钱财的小寡妇看上，两人结婚。小寡妇是“一贯道”狂热分子，把俞也扯了进去。重庆解放后，人民政府取缔“一贯道”，抓捕了小寡妇，俞便卷了小寡妇的细软逃回昆明。他的老屋还在，可以藏身，户口也未注销，去派出所登了记，恢复了昆明本地居民的身份。
俞打听到小情人邢相君守了寡，寻思命中注定此生跟寡妇有缘。登门拜访，方知邢家遭遇厄运，邢名扬刚刚被逮捕。邢相君称其父的被捕肯定与陶郎中有关，发誓要把陶执礼宰了，为父亲出口气。俞就提出可以代劳，把陶干掉或者弄个伤残，当然有条件，那就是与邪相君重温旧梦。
邢相君报仇心切，一口答应。俞若金是个心思缜密之徒，又是久跑码头的角色，江湖经验丰富，且有法律意识，了解到邢相君对陶执礼曾有过单相思的念头，遂提出了一个日后逃避侦查的方案——向陶执礼示好甚至求爱。邢相君深以为然。
几天后，邢名扬被执行死刑。办理丧事时，邢相君根据之前的计划，向陶执礼“示爱”，同时与俞若金商量出了一个报复方案，利用毒蛇实施谋杀。考虑到毒蛇进人卧室后，无法保证它肯定会咬陶执礼，俞若金对方案进行了修改，把毒蛇换成毒虫。以往行走江湖时，俞若金听说过老麻的名头，也知道老麻的招牌毒虫“阿雷”。但是，怎么获取“阿雷”是个麻烦事。更不巧的是，他辗转打听下来，得知老麻手头只有一条毒虫，声称决不出让。
直接找老麻求购肯定不行，俞若金就在老麻的熟人身上动脑筋，这个过程花费了一些时间，使得复仇计划推迟到 5 月份才得以施行。最终，债台高筑的衣仁生进入了他的视线。
此时的衣仁生刚刚中了人家的套套儿，走投无路，俞若金化名老丁和衣仁生接触，轻而易举让小衣就范。担心小衣出面老麻也不肯出让，俞若金想出了一个连环计，当然，那就需要他亲自出马了。
5月1日晚上，俞若金趁老麻一家三口去看戏的机会，潜入其住所窃走了毒虫。5月8日夜间，俞若金攀爬诊所后院的院墙，把毒虫放进陶执礼的卧室。当晚，陶执礼中毒身亡。
至此，毒虫杀人案水落石出。1950年7月4日，俞若金、邢相君被昆明市军管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评论】
警察破案真不容易啊
案情跌宕起伏，环环相扣，精彩
被害人在明处，凶手在暗处，再加上策划周密，破案难度确实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