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的西南联大是学界精英集聚的地方，向海外输送了众多学子。其中有四人，何炳林、焦瑞身、陆迪利、朱汝瑾为同窗好友，毕业后都曾留校当助教，先后又出国留学。50年代，两人选择了回国，两人留在美国。
何炳林，1952获印第安纳大学化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后，在爱荷华州一家粮食加工公司的研究室任高级工程师。
焦瑞身，1953年获威斯康辛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在爱荷华大学研究与发展实验室任研究员。
陆迪利，1947年获牛津大学化学博士，之后来到美国，任马里兰大学教授，辛辛那提美国工业化学公司研究员等职务。
朱汝瑾，194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博士，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和布鲁克林工学院教授等职务。
四个好友都在美国安家落户，何炳林、朱汝瑾是同妻子先后一起出国留学，陆迪利、焦瑞身也在美国成家立业，都在美国开始养育第二代。四个家庭的大人小孩，每年都会在芝加哥或纽约聚会，彼此情谊浓厚。（有记载说陆迪利出国前已成家，也有记载说他1951年在美国与Marie Lee李仁婉结婚。）
何炳林和焦瑞身都有回国的打算，但由于韩战，学理工的留学生回国受到限制。陆迪利和朱汝瑾知道他们想回国后，就不断给他们写信、打电话，劝阻他们。到了1955年，回国禁令取消了，看他们没有回心转意的意思，陆迪利和朱汝瑾急了，二人亲自到芝加哥，面对面跟何炳林和焦瑞身讲道理（也有记载说只陆迪利去了）。最后好朋友拥抱分手，一别就是30多年。
焦瑞身和妻子关颖谦带着一个孩子，何炳林和妻子陈茹玉带着两个孩子先后回到中国。
解放后在美国有五千多留学生，一千二百人作出回国的决定，其他人决定不回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因。“爱国”只是给老海归戴的花环，不是所有人回国的原因。何炳林和陈茹玉出国前已经有一个孩子，把孩子留在中国托家人照管，他们作回国决定时，这个孩子肯定是重要原因之一。
何炳林和焦瑞身都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而陆迪利和朱汝瑾分别出身于官吏和书香家庭。家庭出身对当年留学生决定回不回国有什么影响是个有意思的课题。
最终这四个人在两个不同的国度都发挥了自己才能，只是何炳林夫妇和焦瑞身夫妇遭受了10年文革的“洗礼”。焦瑞身的妻子关颖谦曾获圣路易大学医学社会学硕士，并攻读生物化学。文革被隔离审查，关进监狱，逼她交待“特务活动”。抓不到把柄，最后放她回家，没想到儿子一见到她，竟然叫她“特务”，让她心碎。
孩子们心灵扭曲，失去教育机会，是老海归们回国付出的另一个代价。这些孩子大多数通过自身努力和机遇，弥补了一些教育上的损失，不少人回到父母曾经留学的美国，攻读学位。焦瑞身和关颖谦回到中国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在美国出生、叫妈妈“特务”的大儿子，回到美国读了个博士。陆迪利又赞助他们的小儿子也来美国，并对他说，你学成以后我不允许你回国。
“海不归”的孩子们个个都很有出息，朱汝瑾的儿子朱棣文最杰出，199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曾担任奥巴马的美国能源部长。设想，要是当年…
何炳林于2007年去世，享年89岁；
焦瑞身于2009年去世，享年91岁；
陆迪利于2007年去世，享年89岁；
朱汝瑾于2000年去世，享年8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