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第237期
峥嵘岁月中科大
安长发 785 研
1968年秋，我从哈军工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五机部（常规兵器部）第123厂（华安机械厂）。我在哈军工学的专业是导弹设计与制造，但是华安厂只生产炮弹，根本谈不上“专业对口”。更糟糕的是，在审干运动中，说我的亲属关系有问题。
1970年春，我带着“莫须有”的罪名，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美其名曰“插队落户干部”，我这个26岁的大学生，正在车间劳动锻炼，没坐过一天办公室，就被当成“干部”下放。工厂里有很多人都为我鸣不平。
1973年夏，工厂的领导班子都换了，我被落实政策回厂当技术员。当年9月，就参加了由领导带队的四人调研组，到外地炮弹厂去考察，以决定今后本厂技术革新的方向。首先到辽宁省沈阳市第724厂，该厂主要生产炮弹，比第123厂的资格还要老。
接着我们又到辽宁省大连市，大连市的甘井子区，有一个四十年代末时期组建的兵工厂，生产与炮弹有关的部件。虽然后来大部分人调往沈阳，但当地仍有一些技术干部和老工人。我们与他们座谈，获得了一些有用的技术资料。
然后我们“进关”，到山西省太原市第743厂去考察。该厂也主要生产炮弹，从前是阎锡山兵工厂的一部分。从太原出来后，我们又去山西省长治市的炮弹厂去考察。
下图是调研组路过北京时，我在北京的留影。
1976年，在中国历史上极其特殊。1月8日，周恩来逝世。4月5日，人们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被用武力镇压。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四人帮下台，WG结束。
之后，邓小平再次复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口号下，对WG全面否定，各项政策逐一落实，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首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者。下图是全国科学大会的会场。
1977年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了一个通知：全国高等院校马上恢复招生，包括研究生。我与我妻听了广播之后，马上决定报考研究生。由于这几年工作中的突出表现，我得到了华安厂各级领导的支持；他们认为，如果我能考上研究生，也是华安厂的光荣。
考研究生需要报学校、报专业、报导师。我查阅了许多资料。最后决定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导师童秉纲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中国的一流高校之一，隶属中国科学院。新中国建国之初，急需大批尖端科技人才。1958年初，北京地区的一些科学家钱学森等人，提出以中国科学院科研力量为基础，采取“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创办一所新型的一流大学。1958年5月，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都表示赞成。1958年6月8日，在学校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确定标准校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为“中国科技大学”或“中国科大”，再简化为“中科大”或“科大”。
根据聂荣臻副总理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决定，将原中央党校在北京市玉泉路的二部让给中国科大当校址。但该址此前已商定交给解放军工程兵设计院，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得知此事，立即下令已进驻的工程兵设计院搬迁。郭沫若、张劲夫前往拜访工程兵设计院，院长唐凯少将表示保证在一周内搬迁，绝不耽误开学。校内教室虽勉强够用，但宿舍不够，于是在马路对面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借了两座宿舍楼，从而基本满足了新生入学的需要。科学院院部和各研究所支援了一大批干部、教室、工人、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
1958年9月20日，中国科技大学进行成立暨开学典礼。首任校长是郭沫若，钱学森等学科带头人分别兼任系主任并亲自授课。1963年7月14日，学校举行首届毕业典礼，时任副总理的陈毅和聂荣臻等出席了毕业典礼。
从1963年开始，科大也曾经短暂地招收过一些研究生，并且有创建“研究生院”的计划。但是由于WG的原因，没有能够实施。如今在“拨乱反正”之后，才恢复计划招收研究生。以上这些资料，是我决定报考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的基本原因。
我在哈军工时，学的是导弹专业，空气动力学是重头课。出于对钱学森的敬仰，使得我选择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童秉纲教授是空气动力学专家，科研项目都与航空航天有关。所以才做出如此决定。当年招考研究生的程序是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在各省市的初试，我的初试在齐齐哈尔。几个月之后，我被通知初试录取，要到中国科技大学去复试。到这时我才知道，中国科技大学已经从北京搬到安徽省合肥市。
1978年夏，我向华安厂申请了一个到南方出差的机会，路过合肥到中科大参加研究生复试。我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在北京换车上津浦路，又在蚌埠换车到合肥。考生们来自天南地北，四面八方。大家互相介绍，各人经历不同，但是对复试的机会都非常珍惜。
考生中，有的来自工厂，有的来自农村，有的来自军队，基本上都是61-65级大学生，还有少数的“工农兵学员”。有人说，无论考上考不上，如果把这些人的经历，写成报告文学，肯定会轰动社会，因为这是破天荒的大事呀。
所谓的复试，又是分两步走：先笔试后口试。笔试在大教室里进行，口试在各自的教研室里进行。报考童秉纲教授的考生，通过初试的共有五人。由于我们都通过了初试，所以复试中的“笔试”都不太差，关键是看口试了。
口试在五系的一个大教室里进行，考官除了童教授之外，本专业的老师全都参加了，每个老师都会提出问题。要想考中，必须“舌战群儒”，通过“三堂会审”。我在口试中的策略是不卑不亢，对于会的问题侃侃而谈，对于不会的问题，绝不东拉西扯。
由于我的诚实和认真的态度，最后终于被录取。后来听说，童教授把另外几个考生推荐给其他学校的教授，并且都被录取了。复试完之后，我就到南方单位去出差，目标是上海在安徽省绩溪县的三线兵工厂，我的任务是去验收某个产品。
由于时间宽松，我决定慢慢走，一来可以边走边玩，二来也可以放松一下很久以来的紧张心情。首先坐船到长江南岸的安徽芜湖停两天。看到的农村真是个穷啊：破旧茅草屋四面透风，屋里没家具，床上没被褥。“解放”快三十年了，农村还是这么穷！
然后我从芜湖坐火车到南京，有人帮忙让我住在南京航空学院。中科大的同学伍贻兆考上杨乍生教授的研究生，还有一个从四川万县来的学生斯昌礼也在那里，我们谈得很愉快。我想，如果科大考不上，到南航也不错，当时还不知道我已经被科大录取。
我在考研读研期间游历过一些地方，我把这些地方汇总在一张中国地图上以资纪念。
我到达工厂之后，签字验收了产品。因为代表甲方，所以蛮受招待。他们还问我是否去过黄山，我说没有，他们建议我去黄山旅游。在哈军工的时候，我系的王东木曾经表演过诗朗诵《黄山松》。当时没有什么概念，这次真的有了机会，无论如何也不应错过。
1978年秋，我如愿以偿进入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科大有七个系，五系是近代力学系。五系有四个专业，1专业流体力学，2专业固体力学，3专业工程热力学，4专业爆炸力学。我在五系1专业，与哈军工一样，也是五系1专业。但是性质由偏“工”转向偏“理”。
流体力学是1专业，也叫高速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是与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对口，高速空气动力学是与航空航天工业部专业对口。童秉纲教授的研究方向是飞行器的稳定性，项目的来源是航空航天工业部，我的研究方向自然也是如此。
研究生的第一学期，实际上是在复习大学本科的课程和学外语。数学课是与77级的本科生一起上大课。主讲老师赵立人，课讲得非常好，大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还有同学坐在过道的台阶上，或站在两侧的墙壁旁。数学是基础课，只有学好了才能保证学好其他课。
由于哈军工是工科，中科大是理科，所以同是数学课，侧重点却不一样。例如复变函数，数学物理方程等课程，我在哈军工没学过，等于是新课。因此我花费的时间和力气，要比别人多得多。物理类的电动力学和量子力学，我也没学过，所以相当陌生。
量子力学课的老师是教务长尹鸿钧，他腿脚不好，但是课讲得极好。左手拿讲稿，右手写黑板，一个公式差不多写三四行，我只好急急匆匆地记笔记，下课以后再仔细复习，想要考个好成绩也真不容易，但是这些困难我也都克服了。
当时外语课开英语，德语和日语，我当然只能上英语。教英语的是个女老师，叫张佩铭。有的同学认为她讲得太慢，不断抱怨，他们后来干脆不来了，跑去上德语课了。我却觉得很好，一直跟她学了三个学期，为我的英语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我们的专业基础课只有《连续介质力学》，用的是苏联著名物理学家朗道的专著。该书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很大，每章之后都有习题，并且给出主要思路和最后答案。这本书是许多数学家和力学家都强力推荐的参考书。
我们采取讨论班的形式，每次上课都由一位同学主讲，然后大家讨论，课后习题全做一遍。专业教研室的青年教师，也都来参加讨论班。这个讨论班的效果很好，对我后来在国外做博士论文和博士后研究的帮助都很大。
童秉纲教授是1专业的主心骨，他的研究项目是从航空航天部门获得的，题目是飞行器的稳定性，亦即动导数的研究。他让我们去阅读一本叫做《大气飞行动力学》的书，作者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教授埃特肯，下图是这本书的封面。
我们78级研究生都住在科大院内新建的“四牌楼”一层，每个宿舍有四张上下床，但我们宿舍只住六个人。我住在靠门口的下床，床上挂着蚊帐，床旁边的一张小课桌就是我平时看书和写字的地方。我与宿舍里的同学，都用英语对话，练习口语和听力。
每天上午10点，校园里的广播体操声音响彻云霄，我们这些研究生都毫无例外地出来做操，我们戏称为“保命操”，因为我们不再年轻，大都有三十好几。对身体运动都很重视，一有机会都尽可能地多做运动。运动的时间长了，还真的挺管用。
每天早中晚三顿饭的时间，我们拿着饭盒到食堂就餐，同时口袋里揣着英文单词本，一边排长队一边背单词。我们还带着热水瓶，装好开水带回宿舍。就这样，紧张而又有秩序地重新过起了学生生活，丝毫没有感觉到年龄大太辛苦。
在科大校园的后门，有一个公共汽车终点站，南七站。旁边有一个农贸市场和一个电影院，那里也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买些鸡蛋花生米和蔬菜，回来改善一下生活。电影院更是主要娱乐场所，美国的“超人”，日本的“望乡”和中国的“人到中年”，都是在那里看的。
1979年夏，我没有回家探亲，我妻从家里来到科大。在合肥呆一些天之后，我决定带她到南京去玩一趟。南京对我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因为这次是纯粹旅游，没有工作负担，所以玩得很愉快。南京长江大桥，钟楼鼓楼，秦淮河，夫子庙，莫愁湖和雨花台都去了。
下图是我与我妻在南京莫愁湖的合影。
从第二学期开始，我们有一门新课《计算流体动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开课的老师是数学系的刘儒勋，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胡祖炽的大弟子。他一边讲课，一边写讲义，一个学期的课程讲完了，课程的讲义也写完了。
刘儒勋的讲义主要参考美国的一位叫做帕特里克-罗歇（Patrick Roache）的教授，他工作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是个秘密研究原子弹的地方。他是第一个提出把《计算流体动力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人，并出版一本同名书。
刘老师以这本书为蓝本，不断添加新的内容，主要参考的期刊杂志是罗歇等人主编的计算物理杂志（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内容都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因此可以说，刘老师的讲义，在本领域中的水平，相当的前瞻和先进。
刘老师讲完此课之后，我们专业的夏南老师接过了此课，他使用刘老师的讲义，给下一届的研究生和本科的高年级学生（77，78级）开课。那时，我已经离开了合肥，到北京去听中科院力学所为我们开设的专业课，并且开始做研究生毕业论文。
科大的老职工，在科大从北京迁到合肥的时候，都保留北京户口。他们一有机会，就主张把学校迁回北京，童秉纲教授是这个群体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不仅如此，他在北京玉泉路19号的家属区还有一套房子，所以他很多时间都在北京工作。
1980年初，我从家直接到北京玉泉路19号，即科大搬迁之前的老校舍，当时叫做中国科技大学北京教学管理处。没有合适的宿舍，就住在当年修建的临时地震棚，天冷时再加上一个临时的煤球炉。吃饭在里边的食堂。出院门不远就是地铁站，交通也十分方便。
我在北京听的课程有：卞荫贵教授讲的《边界层理论》，凌国灿老师讲的《高速空气动力学》，教材是林同冀教授写的同名书。卞荫贵和林同冀都是留美博士，著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我能直接受教，终生得益匪浅。还有《物理气体力学》和《稀薄气体动力学》等课程。
下图是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北京教学管理处门前的留影。
在北京期间，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生论文《烧蚀钝锥的稳定性》，模拟导弹弹头再入大气层时的烧蚀状况。具体研究方法是上机计算动导数。计算机是七机部五院在白石桥的计算站，计算工作的指导教师是七机部五院的研究员李显霖。
我每天早上从玉泉路出发到白石桥工作，下班后再回到玉泉路的宿舍，差不多用一年半的时间，就把研究生论文的主体部分完成了。
1981年夏，由于内部人员的调整，一座大楼空出一些房间，我申请到一个。所以暑假时期，把我妻和大儿子接到北京来度假。我们把北京市内的景点差不多都游遍了，其中包括故宫、北海公园、天坛公园、动物园、陶然亭和玉渊潭等，还有郊区的颐和园、香山、潭柘寺、八达岭和明十三陵等。
我在北京做毕业论文的这段时间，五系教学干事陈水祥，是个性格和善的好人，他的妻子也是个热情的人，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系里有一台“兄弟”牌打字机，差不多由我一个人使用了，因此我的毕业论文进展得很快，只用一年半的时间就基本成形了。
我在北京的时候，常常到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北京情报研究所去查阅资料。还经常到力学所去听课或查资料，所以也认识了一些人，这些对于我的论文答辩都有很大的好处。在童先生的帮助下，在力学所找到从日本归国的钱福兴教授，作为论文的校外评审委员。
钱福兴为人诚恳，平易近人毫无架子，对我的论文也比较满意，写的评语也不错。1981年10月31日，是研究生论文答辩的日子，最后终于通过了。在童先生的支持下，把我的论文投稿到《空气动力学学报》去发表，另外还到航天工业部的910-4会议上去宣讲。
论文由我自己打印出来，在校印刷厂装订成硬皮的精装本，像模像样地收藏在校图书馆。我投稿的论文，最后发表在《空气动力学学报》1983年的第1期，其英文摘要还被收集在1981年的国际宇航文摘（IAA）里。下图是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
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完成之后，还参加了一项涉外活动：接待美国马里兰大学的访问教授威斯克夫妇（Prof.& Mrs. Waske）。校一级的接待人是华光，华罗庚教授的儿子，系一级的接待工作交给了我。华光只在重要场合出现，平时都是由我出面接待。
在北京市内，我带威斯克夫妇逛了故宫、北海、颐和园等景点，还带他们到商场买鞋带针线（Shoe-Lace & Needle-Ware）等小商品。我还带他们到旅行社去订购回程的机票，我记得买机票是他们自己出的美元现金。
看到他把二十多张100美元的大票平铺在桌上，我偷偷地直吐舌头：外国的教授太有钱了。当时想都不敢想，将来有一天，我也可以这样了。其实他们也不是乱花钱，买小商品的时候，他们还低声嘀咕，商量要不要买。
我还记得有一次，带他们去游览八达岭长城，在汽车经过的路旁，当场应景地向他学会了两个英语新词：公路旁边的猪圈（Pigsty）和远处的柿子树（Persimmon）。因此我对那次涉外活动的印象很深，几十年后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在北京陪他们有一个星期，把北京市内和远郊的景点差不多都游遍了，但是从未照过一张像。我当时没有相机，他们也没带相机，也从不要求照相。至今我还是不明白：难道他们不想在中国北京留个纪念吗？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与外国人接触，也是第一次与外国人直接交流。通过这些活动，增加了我对出国深造的兴趣和信心。在这次活动中，我对于美国马里兰大学也有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之后，还不忘到这座大学的校园里转了一圈。下图是我在马里兰大学门口的留影。
在送别这对老夫妇上飞机的时候，华光又来了，还用俄语对他们说再见（达斯维达尼亚，Досвидания）。送走他们之后，华光对我说，绝大多数德裔都会说俄语。他的外事活动多，经验丰富，我可真的是大开眼界了。
1981年底，我以出差的形式，到位于四川省绵阳市的“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与发展中心”，参加《第四届再入宇航飞行器会议》。我到达绵阳时，本专业的老师孔祥言和韩肇元都已经来了，我们住在招待所的同一个房间。
绵阳市的地理位置，可以参见前面的图4。第二天，我们分别宣讲了各自的论文。我的论文后来发表在《空气动力学学报》1983年的第1期，下图是《空气动力学学报》的封面（左）和我的论文首页（右）。
会议期间，大会安排全体参会人员合影留念。前排坐着的左数第6人是大会主席庄逢甘，他的左边是卞荫贵，他的右边是乌可力，乌兰夫之子，科大58级毕业生，负责这次航天部910-4的会务。第五排右数第三人是我。
会议期间，大会还安排了文艺活动，在庄逢甘的热情建议下，放映美国原版电影《飘》（Gone with the Wind）。电影由费雯丽（Vivien Leigh）与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主演，曾经获得过多项奥斯卡金像奖。这是我第一次看英文原版电影，所以对此电影印象很深。
另外在会议期间我才知道，我在哈军工的《空气动力学》老师黄序少校在1966年哈军工拆散时，随空军系迁到西北工业大学。几经调转工作单位，他最后晋升为少将，是这个基地（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与发展中心）的司令。
在会议期间，由于童先生的介绍，科大的学长刘家澄带我去参观各个研究所。他们戏称是“羊拉屎”的地方。因为从一条大道进去，每当有一个分叉，就有一个研究所，一个接一个的分叉，就是一个接一个的研究所，就像“羊拉屎”一样。
所有的风洞设备都安置在山洞里，里面又潮又湿，有些机器都生锈了，无法工作。这就是当年“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所造成的后果。而这些高知们的子女，没有机会走出大山，上不了大学，活生生给耽误了。他们也毫无办法，只能发发牢骚而已。
我们在刚开始念研究生的时候，还没有说什么学位。但是第二年，说我们毕业就是硕士。所以我们的证书有两套：一套是研究生毕业证书，另一套是硕士学位证书。下图是研究生毕业证书（左）和硕士学位证书（右）的封面。
论文答辩完了，研究生毕业了，硕士学位也获得了，紧接着的是毕业分配。当时中央又发文件了，说是原则上“哪儿来，哪儿去”。我是从五机部的华安机械厂出来的，虽然不必再回华安机械厂，但是很难跳出五机部。
于是我想趁着还住在北京，有地利之便，到五机部大楼里去碰碰运气。可巧遇上了哈军工同学陈洪生（贺龙养子），1966年的北京之行，就是他给安排的。在他的办公室见面之后，我开门见山就说，分到五机部，专业不对口，他当然知道，我们是同系同专业的呀。
他直截了当地说，你可以申请留校啊，培养单位有优先权呐！这时我才知道还有这一条，告别陈洪生之后，我直接找童先生，他也听说有这么一条，但是尚未见到文件。就这样，我们到处搜集信息，按这个方向进行努力。
我们回到合肥之后，才看到文件，我的分配方案原则上已经下达，是五机部下属的华东工学院，即原来的南京炮兵工程学院。但是培养单位优先的这条“上方宝剑”压倒了一切，留校任教顺利成功。于是，我得以继续我在中科大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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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沈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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