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图书立人到圣约育人
/ 李英强（04级经济学）
回忆自己信主的经历，其实就是从一个热心追求自由主义的人，成为在基督里面被祂释放，因真理而真正得自由的人。这期间，经历了四个阶段。
自由主义是人生的偶像
2000年的十月份，我专程到台州探访一个大学时很好的朋友。为什么说我们之间非常好呢？因为那时候我们大概有四五个人，常常聚集在一起，我们把这个聚集叫作“低调俱乐部”。在大学里面，在南京邮电这一个工科的学校里面，我们希望可以谈一点跟技术、工作没有太多关系的事情。我们希望谈一点历史、谈一点哲学、谈一点经济、谈一点国家大事，仅限于谈论而已。但是谈论这些事情就和那些单纯只关心技术和工作的其他人所谈论的就有点不同，于是我们就经常觉得自己也很特别。我们经常晚上在一起喝酒，很晚才回去，有的时候为了讨论一些问题，可能喝酒到凌晨五六点才回去。大家彼此关系真的非常要好。
那时我还没有信主，但不是没有机会听到福音。2000年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去过南京的家庭教会，在那边聚会。当年那个家庭教会聚会点的带领人，是南京大学物理学的博士。当时他在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家庭教会的查经班，我是很有兴趣的，就跟着同学参加。我当时根本不信，只是有兴趣，甚至觉得这些基督徒可能有点毛病，怎么会相信《圣经》呢？怎么会相信人是上帝造的呢？等等。我一点都不信。
我的朋友毕业回到台州市电信局工作。因为我们是邮电学院，我们的同学都是在中国电信、中国移动或中国联通这些公司工作。我毕业之后就去了联通公司工作。2000年的时候，我到台州来的信仰情况是这样的：第一，我接触过福音；第二，我不信福音；第三，我信什么呢？我那个时候信自由主义！
在当时，我认为自由主义是中国的出路；中国这个地方有许多的问题，都是因为民众不明白什么是民主和自由。尤其是在2000年的时候，互联网刚刚兴起，国人对互联网有一个说法，“互联网是上帝赐给中国人的最好的礼物。”今天很难想象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些话是不信的人说的。很吊诡的是他们不知道上帝是什么，但是他们说那是上帝赐给中国人的最好的礼物。
在现实生活中你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你也没有办法说真话。但是在互联网上居然有很多人在那里讲历史的真相、社会的真相，你可以读一些市面上读不到的书，你可以谈论一些普通人没有听说过的话题。互联网就好像忽然撕开了一个幔子，让你看到了真相。（你要注意你看到的只是真相，并不一定透过真相看到了真理。）
但看到真相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一件很痛苦还很孤独的事情。
就像刚刚教会王传道说他在大学信耶稣信得很孤独，我们也很孤独，不过我们是信自由主义信得很孤独。我们觉得中国这个国家的太多人被蒙蔽得太久了，我们奇怪大部分人居然不知道1959 - 1961这三年期间饿死这么多人的事情？他们不知道林昭这个人，他们也不知道顾准这个人，他们都没听说过。
他们每个人生活着，只想找一个工作或找一个好饭碗。对于我们这群当时孤独的人来讲，我们鄙夷这大部分人只是具有猪的理想，因为只有猪才会起来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想吃，吃了然后就睡，睡了继续吃。特别在我们那个圈子里面当时非常流行作家王小波一篇文章，叫作《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他说与其做一个快乐的无知的人，不如做一只痛苦的清醒的猪。这对我们来说几乎就等于我们的自由主义信仰宣言。
我第一次千里迢迢来台州，是来探访我大学的这个自由主义的小伙伴。在我的心中，他是我的朋友、同道。他那个时候在台州的网上论坛（BBS）上非常有名，网名叫“亩产万斤”。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个人有点“反动”，为什么呢？你知道“亩产万斤”这个名字本身背后是一段沉痛的中国历史——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吹牛说粮食能够“亩产万斤”，结果导致中国后面几年饿死几千万人的深重灾难。那个时候我相信，虽然我们很孤独，但是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我们的同道。
这就是我当时的生命光景——听过福音，但是不信。那个时候我以为对于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追求自由，莫过于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自由主义是我人生的偶像。
在这之后的几年，我就一边上班，一边在互联网去寻找可能的同道，找到了很多人，也认识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人就是现在的王怡牧师，不过那个时候他还不信主。那个时候我认识了很多人，当时都还年轻、不太有名，今天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国内都已经非常有名了。他们是著名的作家、学者等等。
王怡那个时候在他们当中是最有名的人之一，他被称之为李慎之先生之后的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当时李慎之的年纪比较大，没过几年他就去世了。当他去世之后，很多人就开始给中国自由主义排座椅，说李慎之以后的接班人应该是朱学勤，朱学勤之后的接班人应该是王怡。这位王怡后来成了牧师，我今天委身的教会是成都秋雨之福教会，而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就是王怡牧师。他比我信主要早一点，他是在2005年的时候受洗，当然此前他也慕道有一些年。我慕道比他早，我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慕道，实际上也不叫慕道，就是听到福音，但是不信。
初尝神恩，开始信主
2004年我跟我的妻子结婚，2007年又从北京离开，开始做立人乡村图书馆。
为什么要做乡村图书馆呢？
我认为中国人不了解真相和不热爱自由是因为整个公立学校洗脑教育和谎言的结果，从小就开始把我们教育成只关心房子、车子、好日子。所以我想，如果这样下去，这个国家，再过三百年也不会有希望。
我那时候在北京算是“有为青年”，从名牌大学毕业，在研究所里面工作，被人称之为青年学者，时不时写一些文章发表在报刊上。自己还自大地以为好像做一点事情可以推动这个国家的进步，但是我越来越多的发现，这是一个幻觉。在北京的朋友，我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写文章、一起吃饭、聊天、批评XX党，幻想将来有一天民主社会的到来。但是这一切，跟我们真实的内在生命和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批评这个专制的、独裁的政府及其制度，我们渴望有一个更加自由、民主的社会。可是，这又怎么样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从此就变得更好了吗？
从2000年到2007年，这7年的时间，我看到我那些朋友，就是那些被称之为中国第一流的人，被称之为中国的良心的人，他们的名字被写在书上、报纸上，但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接触他们，发现他们的孩子一样送到公立学校里面去，而且要送最好的学校。他们一样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如果服务员倒水稍微慢一点，他们会大声呵斥说：“服务员，怎么搞的！”
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不是出路，这不是希望。
然后我看到他们，很多人家庭破碎、婚姻破碎、离婚，他们并不比别人更少离婚。他们的婚姻并不比人更加幸福。
我的妻子那个时候提醒我说，你跟你的这些朋友们在北京“互相吹捧、相互启蒙”有什么意义呢？你们说的事情，你们彼此都是知道的，但是你们见到了之后再说一遍，然后相互吹捧一番——你是中国经济学第一人、你是中国政治学第一人……无非彼此吹捧，满足虚荣。有什么意义呢？“多么有为的青年学者”、“多么勇敢的人”、“多么自由的灵魂”……这些称呼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那个时候，她说了一句狠话，她说：“我宁可回去种地，也不要留在北京”。然后我们就抱着这个决心，去了乡村。请注意，那个时候我还不信主。其实我是不想回去种地的，我同意回到乡村，因为在城市里面互相吹捧，确实挺虚妄的。
然后我们一起就离开北京。因为我想，既然这个社会也是如此，那么我们应该更加老实，去期待更久远的、更加以后的事情。不要指望中国多少年以后会变好，它好不了。
我当时的想法是，我们就来为还不存在的一个新中国来培养人才吧。
是的，中国将来一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今天总得干点什么。
于是，2007年我带着一个新的理想重新出发。
但是实际上，到今天回过头来我才知道，那是出于上帝的安排。就好像上帝曾经呼召亚伯拉罕，出迦勒底的吾珥，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当然我在2007年的时候，我没有听到上帝的呼召，我听到是我的妻子在我旁边这样说，“你不去乡村我就跟你离婚”，我说好吧，那我们就走吧。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上帝的恩典。
因为离开北京，第二年，我们就信主了。
我们第一站去了湖北，在我的老家，做了第一个乡村图书馆。后来去了河南，在河南做第二个乡村图书馆。
河南跟浙江有点像，信主的人很多。我们住在小镇上，就有很多人信主，有教堂。虽然那个时候我不信，但是我是个慕道友，我已经真的是慕道友了。那个时候，我是基本上要信，但是我心里还是有很多问题。我觉得上帝没有说服我，还是有很多问题。上帝后来藉着一些人、也藉着一些事，让我更多的明白祂。后来祂又藉着一本书，一下子把我说服了。
我记得是在2008年8月21号晚上，大约七点，那天晚上我坐在乡村图书馆的门口，我有一个办公桌，旁边有一个小小的书架，那上面摆了几本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书，我没事的时候就翻一翻。有一本书我以为自己看过，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看过。我那天晚上就把它翻开从头开始看。我看到第一页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哗的一下眼泪就自己流出来了。
那本书的名字叫作《兄弟相爱撼山河——威伯福斯和他的克拉朋联盟》。那本书的第一页，不是正文，好像是第一章的概要，摘出来几句话，写在第一页上面。大意是说，基督徒不爱世界，不是要逃离这个世界，乃是要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去，为他们的上帝做见证。
我看到这句话，心里就忽然受到很大的打击，我就哭了。那天晚上我就把那本书看完了，哭了很多次。
我后来跟很多朋友分享这本书，他们看了都没哭。但是那天晚上我确实非常感动，因为从那个人身上，就是叫威伯福斯的那个人身上，我看到了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我说主啊，你是真的，我现在承认你是真的，如果你不是真的，那这个人就不可能存在。
所以第二天中午，我就跟我的妻子决志信主了。我信主的过程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我觉得上帝好像特别地恩待我，我在很多的困难上，他都帮助我。我做一个公益机构，最初只有我跟我妻子两个人，做乡村图书馆，后来在湖北、河南、四川、云南、江西、河北，包括浙江等这些地方，我们做了22个这样的图书馆。其实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根本不知道人从哪里来，也不知道钱从哪里来。
我没有钱，我也不是一个很擅长募款的人。我也没有什么背景、没什么资源。但是在我做立人乡村图书馆的那些年当中，我们的钱始终是够用的，很奇怪。每年，从一开始一年花几千块钱，后来几万块钱，团队大了以后，一年几十万的开支，都是够用的。我觉得好像是上帝让我做这个工作，好好做就行了。
后来在2011年的时候，我开始创办立人大学，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得到真正的高等教育。做了立人大学以后，很多人吓一跳，说居然还有人可以办大学。一看这个大学，其实什么固定资产也没有，但是呢，还办得相当有声有色。曾经在南方周末，就是当时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份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关于立人大学的长篇报道。这篇报道被很多其他杂志转载了。《读者》转载的时候，加了一个很煽情的名字：《立人大学：某个时刻超越了北大》。然后很多人觉得很好奇：啊？还有这个大学？超过北京大学？
所以从那一年开始，很多人开始关注我，开始给我各种各样的荣誉。我得到的最好玩的一个荣誉是一个称号，叫“中国魅力五十人”；也因为在教育里面的贡献，我被一个叫作《时尚先生》的杂志，评为年度的教育人物。
从2011到2013年，我其实是沿着两条线、或者说三条线在发展。我当时并不明白，我后来才知道，无论哪一条线，背后都有上帝在掌管。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三条线。
第一条线，是立人的教育事业，它确实在一个上升期，影响开始渐渐扩大。它开始赢得民间社会的尊重，开始赢得青年人——中国很多大学里有理想的青年人——很多人都想读我们这所大学。立人图书馆也在全国越办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这是一条线。
但是另外一条线，是从2010年开始，尤其是从2011年开始，有一个看不见的战争，一个叫“有关部门”的部门，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做了许多打击和阻碍立人发展的事情。我们的一些图书馆和我们的一些活动莫名其妙地被拦阻掉。有一年，当我还在湖北老家的时候，有一个常年作街头举牌活动的老乡叫孙德胜，他当时被有关部门弄回老家了，有一天竟然跑到图书馆来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在我们县，我已经是非常敏感的人，县政法委书记是常年要盯着我的，但是我跟他谈话，他说你的‘级别’比我还高”。我就回答他说，但是他们还没找过我啊。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有关部门的人，因为立人大学、立人图书馆来找过我，从来没有，这是很奇怪的。我后来才明白，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是我当时不能理解的。这是第二条线。
第三条线，是上帝把我和我家带到了成都。我从2012年11月开始读神学。当时我上课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我将来干什么，我知道我将来要服事主，但是我以为我要在四五十岁的时候，等我把立人大学办得差不多了，把立人图书馆交给别人做了，然后我就要全身心的服事上帝，我以为是这样。
呼召逐步清晰，全职蒙召圣约育人
2013年我们立人在台州有一个分馆，举行开馆仪式，我就到这里来。这个时间点对应的是我呼召逐步清晰的阶段。我已经有一个负担：“我就是教会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当时在教会已经开始一些服事。
到2014年，终于这三条线都清楚了。到2014年，我在6月份已经下定决心不干立人了，因为想全部时间服事上帝的念头越来越强，因为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比不过服事上帝有意义。计划2014年底全部交接，可是到9月份的时候，所有的立人图书馆分馆，陆续在一个星期之内被关闭。在全国分布那么广，一个星期被关掉，是不容易的、很难的。然后没过多久，立人大学的团队，或者跟立人大学有关的一些人，包括几位只是曾经参与、当时已经离开的人，都被抓了，而我却一点事情没有。
我想上帝留我在外面，我就在外面好好地活着来服事祂。
于是我就开始心无旁骛地开始全职服事教会。我也开始在成都参与筹备华西圣约人文学院，致力于为教会、为基督培养经受自由教育/博雅教育的人才。
我曾经跟我那些到现在还不信主的朋友分享说，我现在明白了，我天生就是一个“传道人”。为什么呢？我从前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传道人”，我传的是自由主义的“道”。我到处想要让更多的人接受自由主义。我活出来的就是自由主义的“见证”。举个例子，我跟我的妻子当时结婚没有领结婚证，为什么不领呢？因为当时我根本不承认这个政府的权威，我觉得我们结婚还需要政府给我们发证吗？凭什么？我要结婚就结婚啊。那我怎么结婚的呢？我就发了一封邮件，给我的朋友们宣布：我结婚了！你可以想象我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当然，现在我的观点跟从前大不一样，我是一个属于教会、蒙召全职传道的人，我传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也应该按照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来生活。
后来我听从牧师的建议，去领结婚证，因为政府合理的权柄也是上帝所赐的，要尊重。可惜我已经领不着了，因为我被当地负责落户的人拦阻，我被变成了一个黑户，没有户口了，自然领不到结婚证了。
一个黑户，在中国生了两个孩子，有一个看起来还非常幸福的家庭，还在办大学，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是的，确实很奇怪!
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的话，你会觉得不可能，莫名其妙。其实我也会觉得这样子。我从前做自由主义“传道人”的时候，我以为我这辈子做这个事就挺好，虽然我知道中国没有前途。但是等到我真正信主之后，我更多地认识我们的上帝之后，我才明白——中国是不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片土地上，有没有真正因信基督而在灵魂和生命里面真正得了自由的人。
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么无论这块土地有没有民主自由，一定有一个人的肉眼无法看见的、真正自由的国度存在。他们的生活是属于上帝的，是天上另外一个国度在今生今世的见证。这样的人活在这块土地上，不被政治捆绑，不被金钱捆绑，不被地上柴米油盐捆绑，他们的眼睛只是盯在天上，盯在他们所信靠的那一位灵魂的救主耶稣基督身上。
如果有，那么民主不民主有何重要呢？没关系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一个没有自由民主的世界里信主，其实是幸福的，因为你有机会为你所信的耶稣坐牢，你有机会去看到自己生命当中为主所背起的那个真实的十字架。连坐牢也是自由的。
而那些在欧洲、在美国的弟兄姐妹们，可能并没有我们这样的恩典，他们的会堂很漂亮，他们的教堂很古老，可是他们，可能会离福音特别远。
我们这些人有什么？
上帝似乎让我们什么都没有，曾经有的那么一点东西也被拿走了、打碎了。
可是，我们有了耶稣基督，我们还要什么？不要了，这就足够了。
所以感谢主，让我在这里来分享祂在我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让我能有机会来叙说祂的恩典和荣耀。
作者简介
李英强，出生于湖北蕲春。2004-2006年，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现居四川德阳。2008年于河南信阳决志，2010年于湖北蕲春受洗。目前在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全职服事，是教会的长老、传道人。最喜爱经文：“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书》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