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买强卖推广数字电视
2005年3月21日
何必
数字电视用户发展缓慢的现状，似乎并没有挡住广电总局力挺的决心……（略。）
该文介绍说，实际上，所谓青岛模式，就是以小区为单位，通过向原有的有线电视用户免费赠送一台数字电视机顶盒，同时停止原有的模拟信号有线电视节目输送的办法，强行把模拟电视用户升级到数字电视。在青岛，赠送机顶盒的成本由数字电视频道中的分类广告客户承担，青岛数字电视收费价格则从原来的有线电视12元/月上升到22元/月，仅仅在去年一年，青岛就全面完成了60万用户向数字电视的转化，同时保持每天新增2000户的速度。
但实际上，数字电视在中国一直就存在着佛山与青岛两种模式，并且各有千秋。2004年7月29日《羊城晚报》报道，当年年3月下旬，国内数字电视首先出现“青岛模式”：免费赠送机顶盒，频道数量由28套增加到50套，开办电视信息平台与商务平台，在以上这些基础上每月向用户加收10元钱。而在国家广电总局推进有线电视数字化的时间表里，佛山被列为2005年底停止播放电视模拟信号，实现完全播放数字信号的城市之一，即所谓“整体转换”。“佛山模式”的特点是，一卡一费的收费模式、逐区域全部关闭模拟的整体转换模式、按频道销售的节目市场化运营模式、多元化合作的引资模式等各个环节串联起来。清华大学互动电视研究所所长卢增祥博士形容认为，“佛山模式”可以理解成先找投资商投资，然后进行利益共享的方式。“青岛模式”代表“涨价”的模式，政府先动员所有老百姓来建设信息化，然后政府补贴一点，老百姓掏一点。
这样看来，佛山模式是将数字电视转换风险与成本向投资者转移，而青岛模式则是把这种风险全部转嫁给了市场之外的政府与用户；而如果考虑到政府资金也是纳税人的钱，那么这部分钱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用户承担，进行着完全的非市场运作。
而今年3月19日的《中国经营报》对于数字电视产业标准缺位现象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报道，认为数字电视产业发展到现在还是一个极不成熟的产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并组织了一系列报道，从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切入，进行深入分析，尽量还原生态系上每一个“类种”的原貌。从这个系列报道里可以看出，数字电视全行业几乎也是乱七八糟。
而就这么个污七八糟的地方，广电总局还是争取到了发改委今年1.2亿投资于数字电视的款项，对于这种国家财政用途上的随心所欲，谁又能怎么着？
不仅如此，在开篇涉及的CCBN上张海涛做主题报告时说，数字电视的发展已经获得了资金、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国家开发银行已与广电总局签署“开发性金融合作框架协议”，为数字电视提供五百亿元贷款；在税收方面，地市级数字电视运营商可免交营业税；在内容方面，去年五家数字电视内容集成平台相继成立，电视节目制作领域对外资开放已经实现，将大大解决内容瓶颈问题；此外，国家有关部门已决定，地方有线运营部门在运营数字电视时，可适当提高价格。
笔者在中央电视台广经中心工作时，就目睹过些个事情，比如对于财政部搞的全国注册会计师知识大赛进行不遗余力的投入，这么个完全不被观众看好的大赛竟然在进行5次重播，为什么？那是央视与财政部进行的交易，换取财政部对央视事业单位性质以及财政拨款份额的支持。如果说，这种事情在私下干了，腐败也就腐败了，眼不见心不烦；而如果那观众所能收看的节目都来做交易，把腐败搬到电视屏幕上让观众强制性接受，这也太肆无忌惮了吧。
而现在张海涛所谓在资金、税收、内容、价格等方面都活得了优惠政策，让人不能不联想到广电总局利用下辖广电资源与其他的比如央行、税务、财政、以及分管物价的发改委方面进行的交易，而这种幕后交易最终会以什么为代价？新闻监督。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既然拾人牙慧就当涌泉相报，可拿什么来回报呢？自然是公共利益。
这种事情并非空穴来风。5月10日，北京很多人都反映突然间看不到中央电视台3套和5套节目而被换成了该台音乐和少儿频道的节目。《京华时报》2004年5月11日报道，中视台长室值班人员就此说，这是由于当天央视部分频道实行置换的缘故。央视已在部分节目中对观众进行了通知，同时在网站和《中国电视报》上登载了通知。在央视网站上，5月8日发布一篇名为《北京地区如何收看少儿和音乐频道》的通知，里面称央视决定在北京地区将少儿和音乐频道进行开路播出。自5月10日早6:00开始，部分开路频道实行置换，原综艺频道（第3套）置换成少儿频道（第14套），原体育频道（第5套）置换成音乐频道（第15套）。频道置换后，北京地区收看央视各个频道的有线用户，收看方式不变；而开路用户则无法继续收看第3套和第5套，如想收看，则须申请有线电视接收方式。
这种强行剥夺观众收看节目权利的做法，是广电总局（张海涛原来就是央视副台长，总局很多人也都是从央视过去的；而数字电视推动者，更多的都是在央视经过权力争斗后被从节目第一线拿下而搁置到这里的）和央视习惯性套路。
具体说到数字电视，与青岛相对应的是，在其他城市试点中，广电总局并未采取赠送机顶盒并强行中止原有信号的方法。由于节目内容与原有有线电视内容趋同，各地数字电视发展到2万户后，几乎均面临用户量停滞不前的状况。在此背景下，强行把数字电视在全国推广，已经成为广电总局的死命令。张海涛表示，各地广电系统发展数字电视的方法，“整体平移青岛模式是根本途径。”
张海涛在表示广电总局今年将强推数字电视的同时也坦然承认：“电信业经过改革，已经走上市场化、良性竞争状态，而广电业还处在计划经济条件，封闭、垄断的状态。如果发展（数字电视）不成功，国家也不会再让广电业长期占有垄断地位。”
这样的话倒是一语道破了其中玄机。业内人士认为，造成广电总局一再力挺数字电视的原因，实际上来自于电信行业对广电的不断渗透带来的冲击。早在1999年，面对全球“三网（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合一”的趋势，我国曾掀起要求发展全业务运营商的呼声，但面对当时空前强大的电信运营商，广电总局强烈反对这一建议，同年，国家发布75号文件，明文规定禁止广电业和电信业互相渗透。但政策带来的垄断性利润未能维持太久，宽带发展带来的传输速度更是直接挑战传统的有线网电视节目传输方式。2005年初，包括中国网通、中国电信纷纷宣布开始试验网络电视业务，数字电视开始遭遇重量级的竞争对手。由于可以提供类似数字电视的内容和服务，而且宽带网络改造的费用要大大低于有线网，广电总局力挺的数字电视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
于是，我们看到了什么？广电总局急不可耐地根本不想再费什么劲去从广东佛山搞什么市场化运作，而直接就是搬来青岛模式，强令厂家提供机顶盒，强行收取用户费用，同时强行关闭模拟信号节目。
这里，强制性的成分几乎无处不在，而且广电总局把这个当成是“死命令”。
我倒宁愿将这种“死命令”看作是广电部门计划经济运作模式行将就木前的苟延残喘和垂死挣扎。
与我们热衷于接轨的国际不同的是，在西方，传媒业被当作是信息产业中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信息化风起云涌之际，随着通讯技术、互联网的兴起，世界越来越变成一个地球村，转瞬间人们就能将信息传递到这个地球上的角落，经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又将这种方式转换成为资源进行配置，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分享信息化带来的成果。
而在我们这里，传媒还是被当作是意识形态当中的神圣家伙。在中国入世谈判中，当美国人要求中国必须在传媒与金融当中再开放一个领域时，中国人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开放了那个被称之为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崩溃的金融，也没把传媒开放出去，由此可见传媒在中国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位置。
于是，传媒领域的市场化自然是要落后于其他领域，张海涛的那番广电领域还是计划经济的感慨也就不足为奇了。可感慨归感慨，还是拦不住这些部长大人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明火执仗地对公共利益进行侵害。尽管人们建议在胡锦涛“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后面加上“权为民所授”，但却被有意无意束之高阁。自然，权力不是取之于民，当然也就不在乎权力对于国民究竟之意味了，拿着公共利益为所欲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不这么干才见鬼呢。
而如今广电总局要拿着计划经济的小米加步枪去抵挡类似电信、以及经过全球性泡沫洗礼过劫后余生的互联网等市场经济体制下摸爬滚打出来的航空母舰，当然势单力薄自愧弗如，也就不得不利用如今“转轨”过程中“双轨制”并存状态里的奇怪力量态势，一方面丧心病狂地追逐市场空间与利润，另一方面又动用行政手段来迫使全国人民就范。
按理说，节目是否被接受，要由观众说了算；收看方式的取舍，也要由观众定夺。咱纳税人权利本来就少得可怜，在自己家里看什么电视节目还要受人管，甚至用不用机顶盒也还必须要被强行指定，这比杨白劳还不如了不是？当下节目评价收视率至上论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当中却要由市场来决定节目成败荣辱毁誉的一大怪圈与奇观。可真到了数字电视这里，却变成了广电总局强制性关闭模拟信号，而迫使观众只能花高价钱收看数字信号电视节目。这不是强买强卖又是什么呢？
别说什么数字电视是国际潮流。国际上数字电视更多的是信息产业当中的物价，而不是内容上是意识形态而传输方式上要信息化。具体来说，西方很多电视节目都还沿用着无线信号，而有线（付费）传输方式则更多的是成人节目（其内容不言自明）。在中国电视节目内容几乎一塌糊涂的情况下，弄什么数字电视，其实不过是巧立名目从国民兜里强取豪夺罢了。
本来，当下互联网对于电视节目客户的冲击就很强，太多的人选择上网而远离了电视机。如果强行推广数字电视而不顾观众需求与经济－心理承受能力，那么广电总局所干的事无非是把市场拱手让给那些虎视眈眈觊觎中国传媒市场的国内电信、互联网，以及国际的豺狼虎豹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