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开播之际的胡思乱想

潘晓来信的作者之一。老么咔嚓眼的。不迎合不争论,不自以为是否定其他,不以为掌握真理,只是口无遮拦唧唧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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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开播之际的胡思乱想

                                2006年1月1日

何必

2006年1月1日,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一档全新的日播节目《城市》开播。

作为该节目的参与者,笔者应该算是比较了解节目的总体架构与操作路数。

开播第一期,按照该节目组的思维方式,解读了有关“城市”这个概念,用颇具娱乐性的手段通篇只关注了“什么是城市”这样一个传统而新异、矫情且宏大、细密又混沌、庸俗还学理的似是而非的问题。

什么是城市?提到这么个问题时,人们首先以及最终会想到些什么?是那在城市酒吧街则专设了供外国人使用的厕所?是中国的城市正在消失着自己的历史文化信息而颠覆着自己的文明?

不妨非系统而非连续地看看有关城市的一些浮世绘。

城市性别比失调的背后,还隐藏着权力、金钱对生育过程的侵蚀。比如,海南省在第五次普查中发现,“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专业技术人员”为221.7,“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250。“社会精英”对出生婴儿的性别选择,加剧了城市出生性别比的结构矛盾。

摩根斯坦利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在谈及2005年由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炸、大量有毒的苯污染物流入了中国东北部的主要河流松花江、受污染的水流到达下游俄罗斯多个沿海省份时认为,这起事故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庞大环境成本的一个具体例证。在工业化进程中,环境质量降级无可避免。然而,为了经济可以持续发展,政府必须制止环境的不断恶化。让发展中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流行说法并不适用于中国。尽管中国的人均收入才1,500 美元左右,全球10 大严重污染城市它已占了8 个。“先污染,后治理 ”有可能在中国触发一场严峻的健康危机。

简•雅各布斯在《美国伟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列出一个好的生机蓬勃的城市在形态上四个要点:用途要复杂,街区要小路网要密,不同年龄建筑物要并存,密度要够高。

柏兰芝(台大城乡所、柏克莱、现任教北大)分析,高增长的中国将沿着(幻想中的)美国的道路前进……在新镇或卫星城的建立过程中,就业机会的分散始终不及于居住的分散,而道路建设的速度又不及私人汽车增长的速度,如此延伸的是通勤距离的拉长,城市向郊区无边无际的蔓延。低密度的郊区化发展鲸吞蚕食了都会区周边的青山绿水及肥沃的农田——想象一下今日的江南的陷落可以作为对比。

新华社记者、《城记》作者王军说:“北京绝对是一个‘最好’的研究标本,在过去几十年中被证明是失败的各种规划方案,你在北京全能找到。”

土地批租,就使有些地方政府3到5年内花掉了50到70年的土地收入,使城市基本建设占用的资金,大大超过经济增长应该提供的资金。前些年引进外资5500多亿美元,合人民币47000多亿元;再加上都可数以万亿计的股票、债券、财政赤字、银行呆坏账,以及拖欠工资、养老金缺口等等,实质上“负债已经达到13万亿元左右”(《世纪沙龙》2004年月12月7日)。就是说,全国男女老少每人头上都挂着一万元的债。这等于说,20年来我们每天吃的大米白面都是借来的;今后10年每人每年要还1000元的债。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有20%-30%留在乡以下,其中,农民的补偿款占5%-10%;城市政府拿走土地增值的20%-30%;各类城市房地产公司、开发区、外商投资公司等,拿走土地增值收益的大头,占40%-50%。学者估计,农民在土地的收益上已为城市化“贡献”将近30万亿元。

中国审计署发布的2005年第二号审计公告,通报了对杭州、南京、珠海、廊坊高教园区即“大学城”的审计结果,结果表明,“大学城”普遍存在违规审批和占用地,贷款比重过高容易引发贷款风险等问题,四城市有9个高教园区,实际占地13.57万亩,其中教学实施仅占47%,基础设施占11%,而高尔夫、房地产等经营性项目占5%,山体、绿地、水面及闲置地占37%。有的地方政府通过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拆分审批规避法定审批权限。公告显示,截止到2003年底,这些园区的银行贷款已经占到其实际筹资的59.42%。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发布的调查显示,和城乡收入差距一样,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已成为一条“鸿沟”。根据对全国54000多户城镇居民的调查,2003年占总体20%的最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472元,比上年增加2012元,增长13%;占总体20%的最低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95元,比上年增加263元,增长8.7%。最高组与最低组的收入之比由2002年的5.1:1扩大到5.3比1。其中差距最明显的是江苏省,其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已高达10.7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一倍以上。

日本筑波大学的田中洋子教授说:“现在,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正在变得很大。据说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少数富裕的人享受着非常优雅的生活,而多数贫困的人连教育和医疗都不能得到保障,过着非常窘迫的生活。近几年有人说中国的贫富差距比美国还要严重,甚至不敢相信中国是以平等为宗旨的社会主义社会。”

根据2002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研究报告,在未成年人犯罪群体中,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下学以下文化程度占34.6%,初中没毕业的占到了47.3%。身份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城市闲散青少年、进城务工青年等群体。

英国《金融时报》2005年12月19日报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简称UNDP)18日警告称,中国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可能会威胁其社会稳定。该机构建议中国政府增加社会支出、改革财政体系并推进政府改革,以缩小这一差距。UNDP的这一呼吁表明,中国过去20年经济迅速增长所伴生的分配不均问题正日益受到关注。该问题也被视为中国决策者面对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UNDP公布的一份发展报告所引用的数据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持续上升。基尼系数是衡量财富分配均衡状况的一种尺度。UNDP驻华代表马和励(Khalid Malik)在报告发布会的开幕致辞中指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甚至可以达到0.45,而这通常被认为是表现一国潜在社会动乱的门槛性指标。” 马和励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很难判断何种程度的不平等会严重威胁中国的社会稳定,但他指出,对政府而言,满足人们对医疗和教育等基本服务的需求非常重要。UNDP报告所引用的民意调查表明,这个名义上仍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公民对不平等加剧表示不满。该报告由中国学者完成,并得到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

根据UNDP的数据,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状况已大大高于公然标榜资本主义的美国。报告引用的2002年中国家庭调查数据显示,尽管被列为绝对贫困的人口数量已显著降低,但中国10%的最富有人口占有41%的财富。UNDP希望,这份报告能够在决策者中间就如何解决贫富不均问题引发更广泛的讨论,并计划在中国各省市开展推介活动。胡锦涛主席领导的中国政府已将“和谐发展”确定为一项核心政策目标,而这份报告提出的10项政策建议中的部分内容,比如呼吁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等,与当前政策非常相符。有些建议可能很难执行。例如,该报告呼吁中国停止令很多农民无以为生的国家征用农地制度,并称,中国政府必须实行更加高效的财政转移体制,以支援贫困地区。

报告称,中国应增加医疗卫生、福利和教育开支,统一所得税体系,并在加强对公民权保护的同时,考虑开征物业税。它还呼吁政府进行改革,称其应改善“管理风格”,增加透明度,依法规范自身行为;但是,报告并未呼吁中国引入民主进程。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徐月宾《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中指出,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政策一直以减轻企业(国家)的社会负担、增加家庭和个人责任为主导思想,因此,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在由家庭承担主要社会责任的基础之上,并且具有浓厚的应急色彩,它所覆盖的人群只是与国有企业改革直接相关的一部分社会成员以及传统社会弱势群体中的一小部分,即失去家庭依托的社会边缘群体,如城市的“三无对象”、农村的“五保户”和孤残儿童等。其他凡是有家庭的社会成员,包括儿童、老人以及其他有特殊需要的人员,则首先必须依靠家庭来满足其相应的保障和发展需要,而家庭以外为家庭及其不能自立的成员提供帮助的渠道几乎不存在,政府和社会只有在家庭出现危机或遇到通过其自身努力而无法克服的困难时才会干预。这一政策取向使转型时期的中国家庭陷入一种明显的政策悖论中:一方面,中国的社会政策赋予家庭以重要的社会保护责任,使家庭成为满足社会成员保障和发展需要的核心系统,在社会保护体系中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而在另一方面,家庭变成了儿童、老人以及其他生活在家庭中的弱势群体获得政府和社会支持的一个障碍:一个拥有家庭的社会成员就意味着他将得不到政府或社会的直接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政策取向实际上是对家庭承担社会责任的惩罚,而不是鼓励家庭行使其应有的或希望其行使的职能。它的另一个后果是,由于家庭中弱势成员的生活质量和发展需要完全依赖其他成员的帮助,任何与家庭相关的风险,包括家庭照顾者个人的和环境的因素,都会使他们受到直接的影响,特别会使儿童的成长环境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2005年12月13日商务部网站透露,12月9日《金融时报》报道,国际自由工会联盟(ICFTU)当天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说,中国自4年前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消除贫困的进程一直停滞不前,预计在2001至2007年间,将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农村家庭实际收入减少。报告称,随着大量农民和国有企业下岗工人进入城市工作岗位,进一步压低了工资,中国正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英国的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本周早些时候发布的另一份报告警告说,从美国进口有政府补贴的廉价棉花,今年将导致中国棉农损失2.08亿美元收入和72万人失业,对甘肃和新疆这两个中国最贫穷的地区的打击尤其严重。国际自由工会联盟表示,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后,私营企业资本家和白领工人的收入增加了;但蓝领工人、农民和缺少技能的办公室人员在过去10年里却未见增长。该联盟警告,中国在未来10年需创造3亿个新就业岗位以弥补农业和国有企业流失的就业岗位,这“远远高于中国目前创造就业的能力”。“如果中国政府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消除贫困战略只是建立在获取更大全球贸易份额之上”,那失业将会继续增加,不平等将继续加剧。国际自由工会联盟秘书长Guy Ryder说:“多数人只看到中国的经济成果,而无视其负面情况。各国主要担心的是自身的贸易逆差,以及因进口中国廉价商品对其造成的就业冲击,这掩盖了国际上对中国企业为什么能够生产出售价不到50美元的DVD播放机的怀疑。

理查德•森内特(Richard sennett)在其《民主的空间》中辨认,从心理学角度讲,人性本身带来的只是一种盲目,并且夹杂着发现的欲望。自我以及世界如果是静止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心理上的死亡。从论理学角度来看,人们只又在不同生活方式的冲突众感受痛苦和尴尬,才能变得谦逊。也正是这个原因,我相信,人类需要城市,需要在城市集市环境的熏陶之下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类。

……

城市是什么?也许,除了该节目制片人李峙冰怀揣着光秃秃脑门上流淌下的理想主义情结和舞文弄墨诗情画意亲自走笔撰文出的文字外,还应该从城市是个历史的错误、是个结束的开始、是个野蛮的文明、是个需要被忘却的纪念等上才能获取确切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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