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佩张光斗们之余
（写作具体日期不详，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
何必
《经济半小时》报道触目惊心
最近，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播出了中国水利界泰斗张光斗和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呼吁三门峡水利枢纽应该尽快放弃发电停止蓄水、以及今年渭河洪水泛滥的相关报道。（略。）
老年人挺身而出 年轻人干什么去了？
看了这期节目后，心里沉甸甸的，好像总有什么东西压在心头，很多想法挥之不去。
首先，我们应该向张光斗、钱正英、温善章等老前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在如此高龄之中还能够心系国民，在本来可以安渡晚年时却忧心忡忡，怀着独善其身同时兼济天下的情操在国民受灾受难之际发聩振聋，呼吁为了民众的利益、为了“渭河的老百姓太苦了”而放弃现行的操作。
紧接着，就会心有余悸：今年渭河水灾发作，幸好92岁高龄的张光斗还健在并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向社会发出呼吁；假如渭河水患不是在今年发作而是再过些时日、假如张老身体欠佳甚或更为不测而不能具有如此社会作为，那么是否还会有如此呼吁出现？张光斗、钱正英、温善章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是否决定于时光流逝和他们的存在与否？他们的社会作用如何能够维系下去？
也许看上去他们是名声显赫位高权重才会使其声音震耳欲聋余音袅袅、而由于论资排辈使得比他们年龄要小权柄要细的人们人微言轻不能有所作为？但今年非典当中，面对有人谎报疫情，年逾72岁已经退休了的解放军总医院老军医蒋彦永却是个已经没有了权力的人却毅然决然站了出来向社会公布了事实真相。他的敢作敢为使其获得了民间“抗非典英雄”的称谓，官方媒体上更是以《蒋彦永：诚实的医生》为题对这个人微言轻却仗义执言的老人进行了事迹报道。如此说来，是否敢面对真相袒露心声并不取决于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
而进一步的问题是，无论是张光斗、钱正英、温善章，还是蒋彦永，他们都已经是年过古稀的人了，张老更是朝着百岁高龄挺进；就连因为在抗击非典而举国闻名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院士也已经六十开外了。而类似渭河洪水、非典疫情这样的举足轻重的大是大非，怎么都是如此耄耋老人出来匡复真理主持正义？年轻人都干什么去了？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处人们都还可以将社会上人力资源状况令人担忧出现了很多断档局面归咎于十年浩劫，那么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到如今已经有26个年头了，大概谁也不能再将责任推给历史、而只能从自身寻找原因了。
笔者在1981年处于窘境之中时，曾经对西方经济学说史很感兴趣，冒昧地给这方面的泰斗级人物陈岱荪老先生致函想请教，他亲笔作复不厌其烦地告诉我应该去读哪些方面的著作和应该注意什么事项；而去年到今年，我有幸在电视台做了档有关经济学家的演播室访谈节目，采访的都是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但即使是就节目有关事宜与他们联系，也很少能得到回复，更不用说对其谈及非业务事宜了；而如今礼尚往来的古风也成为敝屐陋习正在被世人所唾弃，在给各级领导的意见和建议里、在给媒体的线索中、在互联网上与相识的联络上，都会碰到如此的境遇。世事变迁人心不古，社会高速发展过程中，人情荒漠世态炎凉，经济高增长过程里也浸透着经济本身见物不见人的特质，物质的相对丰富也产生了马克思所告戒的人对于物质的屈从进而发生了全方位的异化。
年轻人是不是比老年人更迂腐？如果这是时代变迁所致，那么这个时代本身是不是可以质疑的？年轻人作为生产率最活跃的部分，却没有了老一辈的使命感，那么年轻人除了东施效颦外还能干什么？
而这种状况反映在本话题里，就有了张光斗们气喘吁吁白发苍苍的为民请命、而血气方刚中西合璧叱咤风云的精英们却鸦雀无声的奇特景观，并由此让国人从“姜还是老的辣”的现实结果里甚感中国孝道之英明。
或许，随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中国的道德、良知、环境、生存等方面的社会资源也面临着老龄化；我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逐渐在放逐着自己的灵魂，将责任感委托给年逾古稀的老年人或者干脆抛向遥远的天空。
无论如何，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这都是不正常的。周遭很多人总是对于环境怨声载道，但却很难从自身寻找原因。社会不仅仅是经济，还有更多的内涵。经济决定论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弥漫了太久的时间，各级地方政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率已经造成在与增长率同时构成宏观经济要素的就业、物价、进出口等方面形成了唯中国所有的“缩长”局面（指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出现了通货紧缩和失业增加）并被中国经济学家称作是中国经济领域里的“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世纪难题，而其解决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学范畴。
从老年人挺身而出捍卫国民利益里，我们看到了太多的辛酸。
中国人和外国人是否平等？
其次，报道里提到，当年三门峡水利工程上马时，苏联专家说了算，这又是一个“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范例，而且，依然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当年，中苏关系友好时，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大干快上”时期，苏联方面提供了许多支持，其中就包括了人员方面的支援。但是，不争的事实是，由于文化、历史、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外来专家很难针对本国情况进行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判断和出谋划策，绝大多数时间里，都还是处在纸上谈兵的状况。即使是在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今天，这种局面依然是无法规避的。
很具有说明意义的是，前苏联接受了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休克疗法”的首倡者）的建议进行私有化改造但最终却使前苏联解体，萨克斯本人后来就此评论道：“我过去对于大众私有化是过度乐观了。1991年捷克和1993年俄国的证券私有化，很快就变成了腐败性的资产掠夺。管理者侵吞资产，而证券持有人到头来则一无所有。”他甚至主张在俄罗斯有选择地重新国有化，将一些严重腐败的私有化交易推翻重来。
如此一来，在中国三门峡水利过程里由于“过于乐观”而给中国人留下了后患无穷的前苏联人却被“过度乐观”的美国人贻害。三门峡水利工程被外来的前苏联专家的盲目乐观所连累，至今仍然让我们这些尚存的人为此并将继续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而美国人的“过度乐观”也催垮了前苏联，致使普京总统最近对俄罗斯富豪接二连三地动手开刀并宣传要重新评价当年的私有化。
但是，这其中的代价太沉重了。如果这种决策是以民生涂炭甚至国家分崩离析为代价，那么其“容错率”在现实和逻辑上都是不可能的。
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的周边这种现象却依然在发生着，并且大有席卷华夏荡涤所有之势。就此，我曾经写过不少文章。从一些地方政府争先恐后地聘请跨国公司头面人物作为政府顾问的举措中、从城市大街小巷里中英文标识的各类名称中、从白领粉领金领们个个都弄个美国式的洋名字中、从我们一方面对于原始森林大加砍伐另一方面却模仿德国进行人工造林的破坏自然法则的荒唐作为中、从中央电视台足球节目里连个中文名称都不取只是唤作TOP TEN中、从报刊文章里动辄就得引用西方什么名人的语录否则就不是篇“有分量”的文章中、从各色人等张口闭口以能崩出个英文单词而洋洋得意中、从各类装模作样的“专家”在媒体上鼓吹“英语地位今后会等同于普通话”之类的说辞中、从形形色色特权化了的“外宾通道”、“外宾专用”设施的设置中……国人能领略到些什么？还是“白人至上论”的各种翻版而已。“外事无小事”，话里话外内事有小事或者可作为小事，甚至很多事都要看外国人脸色行事。且看看我们这里普遍出现的“墙里开花墙外香”——只要是洋人点头称是的我们才会唯唯诺诺的普遍倾向里，就能体会到日渐深远的民族自卑感。
我还是以为，要想赢得国际上的尊重，必须首先自己尊重自己。如果我们还是抱定鸦片战争后给中国人留下的思维定势，那么三门峡这样的事例绝不会是空前绝后，而更多地会以决定性和历史性的效应对人们的观念进行嘲弄。
“研究”何时了？
对于三门峡水利枢纽“遗留问题该如何解决，至今还在继续研究”。在今年渭河水灾造成“西全省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绝收，成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2.9亿元”的情况下，“还在继续研究”。从1957年有70多名专家汇集起来进行“讨论”，到今年张光斗、钱正英发出停止蓄水的呼吁（还仅仅是呼吁而没有到决定程度），已经过了过了46年，按照报道的叙述，“至今还在继续研究”。如此研究也实在是让人感到空掷光阴没完没了不知终于胡底。
而我们又有多少事都是在这“研究”之中被耽误耗费荒弃。笔者在几年前就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人事腐败更可怕”的评论并见诸报端，认为我们平常所提及的腐败大多是在物质和有形资产层面上，而却忽略了非物质与无形资产方面的腐败，而事实上，按照通行的有关腐败的定义，就是利用公共权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而这种不正当利益在非物质层面上，则是包含了职位、晋升、名誉等方面的内容，从而导致了很多政府机关和政策研究制定部门的“不作为”现象的屡屡发生。
面对类似渭河水灾这样的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有关方面依然闲庭信步不紧不慢地“还在继续研究”，殊不知，这个漫长而使得某些专家功成名就的研究过程之中会继续成就着多少灾难与无可挽回损失；在脑海里浮现的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形：一边是在大都市豪华的办公室里端着铁饭碗品茶读报享受着越来越稀缺的社会福利，（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仅能覆盖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而涉及福利的部分则更少，已经逐渐贵族化了。）若无其事地发布些无关痛痒的高谈阔论，另一边却是洪水滔滔顷刻间吞没家园和所有的财产家破人亡露宿荒野只企盼着“今年的冬天别太冷”（《经济半小时》该报道采访受灾民众现场话语），这种对照实在令人胆寒。就此，我在那篇评论里曾经引用鲁迅先生的话“耽误他人时间无异于图财害命”而联想到，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我们那些“不作为”的各级部门还不成了屠宰场了？
要知道，行政效率也是在当今为国人所津津乐道“全球化”、“国际化”汹涌澎湃浪潮中很为世人所关注的领域。传统里，人们认为企业追求效益，而政府则追求社会公平，但现代的政治理念是二者的趋同。从政府方面说，由于其在社会生活中无法替代的位置和所掌握的权力，提高行政效率对于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众所周知，在这方面一向以严密得几乎刻板的德国人和越来越趋向单边主义的美国人做得是最为利落的。但我们举凡提及此时却总讳莫如深。个中滋味发人深省。
当事关国计民生时，我们的科研和行政决策是否能也本着“群众的利益无小事”的原则行事，脚踏实地以人为本，当属首屈一指之列。
三门峡所造成的灾害是否应该追求责任？
这个话题也许太触目惊心了。不过，张光斗所谓当年“一边倒”的情势却让如今的人们自然会想到，作为决策过程的参与者，除了张光斗、温善章等少数几个人外，大多数人都在这“一边倒”里失去了作为学者的社会良知和起码的科学态度，或者唯权至上催眉折腰，或者敢怒不敢言。于是，科学让位于权力，个人利益排挤掉社会责任，公众利益被参与“一边倒”们的一己私利所废弃，遗留下来如今的祸害。更有甚者，温善章的实话实说却由于“一言堂”而给自己带来了耗时良久的倾轧和整肃，无论是真理本身还是对于真理的追求都受到了无情的讥讽、捉弄和践踏。从温善章个人来说，这种旷日持久的“挨整”无疑是对其身心的摧残，也是对其个人生命和职业价值的贬低乃至否定；而从社会层面看，这种做法导致了对于科学、理性、自主、坦诚、正直等品质和人格的蹂躏和偏废，进而促使社会信用体系、道德空间、环境系统的恶化，助长了伪科学、任人唯亲、欺世盗名、倚强凌弱等恶俗观念与行为的甚嚣尘上屡禁不止。
那么，是不是该有人来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从法理上看当然应该如此。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我们的法律上有着诉讼时限和法律追诉时效的规定。我不想在此专门讨论法律问题，只想说，即使按照当事人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的这个现行发条上看，今年渭河灾民也可就此对于相关方面与人员主张自己的人身和财产权利。
同时，法律对于责任体系的维护应该是通过法律手段调节社会关系、进行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主旨。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对于社会中的人们（法人、自然人）的行为规范不能有效遏制对于责任的亵渎，那么势必导致社会运行机制的恶化。
说到这个话题时，我就想到，在二次大战过了快六十年后的今天，以色列还在全球各地的角落里搜寻追捕猎杀二战中对犹太人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前纳粹分子和哪怕仅仅作为集中营看门者、锅炉工等并没有直接参与杀害犹太人暴行的相关人员。这里是否牵涉到时效问题？而以色列人如此作为，不是在弘扬正义并以罪错当罚的理念向全世界的人们提出着任何人也不要对自己历史责任采取规避态度和措施的警醒？
而且，目前三门峡水利工程的问题由于渭河洪水而暴露，现在能说除了三门峡工程外就没有类似也应该关停并转的项目了？1998年特大洪水后，灾区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拿着全国人民捐献的财物或者中饱私囊或者进行部门小金库积累或者干了些后患无穷的“豆腐渣工程”，最近媒体报道出的就有福州长乐机场项目投资30亿到如今亏损逐渐增加到11亿、绵阳机场好大喜功至今入不敷出、安徽淮阳兴建“亚洲第一”高尔夫球场投资30亿却半途废止……也让人不寒而栗；更可怕的是，即使现在上马的一些项目，由于我们的责任追究体制不完善而继续增加并埋藏着各式各样的隐患。
我们总是看到一旦东窗事发当事人被查处，但也仅限于当事人而已，其上司、委任者等都依然泰然处之招摇过市；而类似三门峡这种工程则大可以“时过境迁”为由归咎于历史，并且由于“集体决策”产生的法不责众而将责任推脱给历史，致使诸多灾祸的责任人得以免责甚至逍遥法外，进而导致类似灾祸层出不穷大行其道而肇事者却无人问津。
更不用说，温善章“挨整”事件中的整人者是否也应该受到制裁，这好像已经不单纯是个人恩怨了。
我们要什么样的增长？
一方面，三门峡方面对于蓄水的说法也是堂而皇之的：“如果失去了发电这一块，三门峡枢纽的正常运行就缺乏经济来源；缺乏经济来源这个枢纽的管理运作就无以为继”。据三门峡方面人士介绍，目前三门峡水库每年可发电10亿度左右，收入约为2亿元，这是三门峡水利枢纽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该报道提到：今年的渭河洪灾里，“陕西全省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绝收，成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2.9亿元。”这还仅仅是陕西一省今年的灾情，如果以三门峡水利设施所牵涉到的所有方面并且不仅是今年的影响看，损失绝不限于此。
即使仅仅从经济数字角度看，每年收入2亿元（姑且不论物价上涨、处于垄断状态中的电力价格是否具有市场价格决定能力等方面的因素）与今年陕西省直接经济损失82.9亿元（还不加上间接经济损失）相比，仅三门峡水利设施给陕西一省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就相对于三门峡近42年多的经济收入，而这恰恰是三门峡水利设施从开始运行发电到现在年头的总和！换言之，三门峡水利设施历年来所形成的所有效益只在今年陕西一省的灾害中化为乌有。
就算是仅从经济得失方面考虑，“两害相较取其轻”也当是决策部门的权衡思路。
进一步看，这组对照意味着什么？从法理方面说，人权高于物权，任何经济运行都不能以其中的人的生存、财产、健康、教育等方面权利的缺失为代价。这也就是刚刚举行的人大会议上对于类似“撞了白撞”等法律界称之为“恶法”的法律法规进行废止的法理依据，也是从某个方面对于传统经济学“见物不见人”的学理方法的现实否定（这种方法到现在还依然被广泛地应用在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和经济现实操作当中）。
推而广之，我们现在为中国经济几十年取得高速增长而欢呼雀跃沾沾自喜，并为了保持经济增长而不惜代价，各级地方政府也将辖区GDP当成考量政绩的唯一指标并为此不遗余力一往无前。当然，中国经济需要增长。但是，早就有观点指出，目前的高增长掩盖了很多的类似失业、社会治安、产业结构、贫富差距、区域经济、对外依存度、以及教育、医疗、司法等诸多社会问题；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6％以下，就会使这些社会问题浮出水面并造成社会危害（杨帆主编《以民为主，关注民生》，石油工业出版社）。
当我们从自以为是的喧闹中冷静下来，思考增长本身的时候，会面临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增长的现实而严峻的问题。就目前情况看，我们的增长还是处于追求资本原始积累式的盲目扩张型的增长，追求有形资产而忽略了类似品牌和知识附加值的无形资产，追求增长数量而忽略增长质量，追求粗放式增长而忽略集约具有品质内涵增长，追求增长本身而忽略增长的目的（即使还是按照斯大林时代的说法，增长的目的并不是GDP本身，而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有人曾经提出过“质量营销”的概念，说的是我们的市场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系营销”（走后门拉关系）到“数量营销”（拼广告、打价格战）并进一步转向“质量营销”（以专业化、难模仿性、以客户为导向、系统性等为其标志和内涵）。（张询，1997年财经报刊。）就此类比看来，我们现在的增长还更多地是处于“数量增长”阶段，从而使很多表面化的增长很容易失去其转瞬即逝的意义，在“一心一意谋发展”当中将手段变成目的乃至各级地方政府的执政目标，锁定“发展”而忘却发展的目的如何，将目标异化为过程甚至程序本身。
现在媒体上到处都在关注“目标的公正同时还要程序的公正”，强调各种决策过程中公正的必要性；我们还是应该防微杜渐，担心用过程侵害了结果的得不偿失。
如此，我们至少需要的是有质量的增长及其所带给我们的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