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重要生产要素全线告急对全国发出警示
2004年2月16日
何必
2月16日，新华社以“重要生产要素全线告急! 浙江遭遇‘成长烦恼’”为题，（略。）
应该说，浙江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当中的一个很惹人注目的亮点，特别是在最近几年，随着以往由华西村为首的苏南模式逐渐显现出其体制性与结构性问题的时候，寻求中国农村出路、城市化样板、地方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乃至走到国外去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答案的时候，不约而同地都把目光投向了过去地处海防前线因而很少有大规模工业建设、但改革开放后却因此（少有国有经济拖累）而成为先发优势，迅速形成了浙江经济让全国乃至世界都刮目相看的竞争力。温州人现在遍布全国以及世界很多地方，以其纯粹（甚至带有些原始手工业）的民间经济成分、对于资本旺盛的追求欲望和坚忍不拔的毅力，续写着几个世纪以来向外争取生存空间的神话。最近欧盟对于温州的打火机、小家电、眼镜等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温州人在与参与国际竞争方面做了中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为国内很多连本土业务都做不好的地区示了个范；而同样是最近被各方密切关注的只有3万居民的绍兴附近小镇杨汛桥也因为区区弹丸之地却在几年之内一下子冒出了4、5家上市公司、有的干脆躲开内地证券市场的繁杂程序而直接在香港上市，一时间成为焦点，被称之为“杨汛桥”现象；事实上，人们所关注的乡镇企业融资难、中小企业找谁贷款等老大难问题，在浙江都有着自己（但由于特殊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背景却未必能广泛原封不动照猫画虎）的解答，一直为各方严厉打击的地下钱庄在那里就如同雨后春笋般在事实上存在并蓬勃着，为浙江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并致使一些面对现实者思索其存在的合理性；在长江三角洲里，过去浙江总是排在末后要看上海和江苏的脸色行事，但现在情形则发生了变化，经济总量的快速提升、新观念及其所附带社会行为的变迁（去年，浙江湖州在全国首先提出取消用GDP考察政府业绩的方式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带动了广泛思考）、作为鲁迅、金庸的家乡所蕴含的文化底蕴等，使得沪苏也竞相邀浙江加盟以形成长三角经济区。
但是，现在浙江却出现了基本生产要素的全面告急。其实，这同样带有非常明确的示范效应：浙江目前出现的困境，由于这些困难都带有普遍性，因而实际上昭示着中国所必须面临的未来。
中国最大的特色，莫过于人地关系紧张。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形成了庞大人口对于耕地的依赖；而近些年工业化高速发展对于土地的需求也快速增加着。口头禅里，人们把中国要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养活世界上近1/4的人口，从中也能看出中国农用土地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但现实情况是，要发展经济，就必然导致土地的非农化，城市化也在产生着对土地的强烈偏好，造成被威廉•配第称作“财富之母”的生产要素——土地的严重匮乏。而这种短缺是一种全国性的现实和趋势。仅在最近几年里，中国耕地就从19万亩减少到现在的18万亩，而且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以及退耕还林、还牧政策的落实，还有非法侵占土地的各种经济区域的形成，这种状况依然继续着。
能源更是如此。中国人均能源占有量在世界上排名靠后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去年，全国大范围的拉闸限电已经预警了中国能源紧缺的危险；今年春节后，各地人们还没有从节日当中的喜庆气氛里回过劲来，就又不得不回到用电紧张的局势之中。能源安全问题再次、而且是紧迫地提到了国人面前：早就不再是石油自给自足，而从中东、南中国海乃至中亚进口石油则存在着运输线路上军事力量、领海主权争端等方面导致的安全隐患，煤炭资源到目前依然少见地作为经济发展到如此阶段能源的主体，而国内运输能力本身存在的瓶颈、加之治理货车超载等，更加重了社会能源压力；核能源也由于建设周期长、技术要求高而显得远水不解近渴，水利设施则更是由于其必然产生生态环境方面的负面影响裹足着社会和经济发展。
人才方面的问题由来已久。教育体制上长期存在的产销不匹配的状况，导致中国普遍出现的“技工荒”，市场需求与供给出现了巨大偏差，成为具有13亿人口国度的一个让人啼笑皆非无言以对的局面。把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变为人力资源大国的说法由来已久，但在经济增长对于就业带动能力越来越差、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现实景象当中也逐渐化作海市蜃楼，有活没人干更多地让位于有人没活干，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原始企业形态在国际化背景中面临广泛升级要求时，事实上根植于社会观念里的计划经济习俗、将文化庸俗化潮流中等级差异被市场化，人们都被标上了明确的价码，但在宏观政策与微观运行方面操作的集合却使这种价码成了有价无市的纸上谈兵。
以往中国人倡导的天人合一美好理想状态里，水更多地处于资源的位置，但到现在，污染全方位存在并蔓延，同时黄河、漓江、海河等已经或者濒临枯水期断流而雨季发难的水患频仍，也使得内陆水系越来越站到了国人的对立面；沿海赤潮也回应着人们肆无忌惮的环境资源透支。
但愿浙江这些重要生产要素资源全线告急，能给中国一个未雨绸缪的警示，并让所有人琢磨下，我们该干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