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粤人赴澳留学档案汇编(百一)：东莞苏溢光
东莞石龙镇
苏溢光(Soo Yat Kwong)是东莞县石龙镇人，生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档案中没有提到他的家庭，因而无法得知他的父母是否去到澳大利亚发展，但从他的这份档案中涉及到的他去到澳大利亚之后，就去到了沙威省(New South Wales)的吧咑时埠(Bathurst)念书，而且接待他并为他提供住宿的是原籍角社村的苏锦茂(George Kum Mow)。在东莞，据称苏姓大多为苏轼后裔，而角社村是其大本营[1]，石龙的苏姓显然与角社村同出一源，由此可以推测苏锦茂与苏溢光是比较密切的宗亲关系，前者也极有可能是后者的长辈。此外，在这份档案中，还提到一位一九二十年代之前便在雪梨(Sydney)附近的螺丝围(Roseville)区充任菜农的东莞人名叫Soo Yee Chong，其英文名的拼写与苏溢光的英文名实际上就差一个字(在广府话的英文拼音中，Yee和Yat基本上是同一个字的不同拼法)，还原为中文可能是“苏溢昌”。如果这个还原的名字是接近事实的话，那这位苏溢昌就可能是苏溢光的同宗同辈兄弟，甚至还有可能就是他的嫡亲兄长。如果上述推测成立，在苏溢光家族中，此前就有人去到了澳大利亚发展，这也就为他赴澳留学提供了条件。只是在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里，找不到与上述苏溢昌英文名字相关的宗卷，无法进一步厘清他们之间的关系。
从仅有的一点资料可以看出，苏溢光的家境殷实，家人早早就将其送入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到一九一九年，更将其送到省城，进入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广州圣心书院(Sacred Heart College, Canton)念书。由此看来，他在这里接受了三年全英文教育，为其日后赴澳留学打下了基础。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已经十八岁的苏溢光向广州军政府外交部广东特派交涉员公署申请留学护照，准备前往澳大利亚留学。在其申请表上，他写明自己计划去到那里呆十年左右的时间。担保他赴澳留学的是石龙公泰押，答应每年供给他学费六百元(大洋)。当时的特派广东交涉员刘玉麟是广东省香山县人，为清末第四批留美幼童之一，于大清末年担任出使英国大臣，民国初年任驻英公使。由于这些经历，他对于粤省年轻人出国留学都十分支持。接到申请后，他当天便给苏溢光签发了一份学生护照(号码：字第肆壹五号)；随后，他与大英帝国驻广州总领事馆联络，于当月二十九日从英国总领事那里为这位年轻人拿到了入境澳大利亚的签证。
经过近半年的准备与安排，苏溢光与来自香山县也是赴澳留学的少年陈李(Chun Lee)结伴同行[2]，联袂去到香港，一起搭乘由此驶往澳大利亚的“衣市顿”(Eastern)号轮船，坐的是二等舱，于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抵达雪梨口岸入境。来海关接他入者，就是前面提到的苏锦茂和苏溢昌。
如果说苏溢昌是苏溢光最为亲近的家人，他理应就此在雪梨选择一间学校安排苏溢光就读，但不知何故，后者并没有呆在雪梨，而是在此间稍事停留后便跟着苏锦茂去到西距雪梨二百公里之外的吧咑时埠，但他并没有进入早他一年多来此留学的苏锦茂儿子苏应法(Young Fat)就读的吧咑时皇家书馆(Bathurst Public School)与其作伴[3]，而是于七月二日正式入读吧咑时埠农校(Bathurst Rural School)，随后转学进入吧咑时埠中学(Bathurst High School)。他在这个乡镇的不同学校读了一年，并为自己取了一个英文名，叫做“佐治”，全名就成了George Soo Yat Kwong(佐治·苏溢光)。在此期间，上述两家学校提供给内务部有关他的例行学习报告，写得都很简单，就一句话：表现优秀，令人满意。显然，在广州圣心书院的学习和良好的英语基础让他足以应付澳大利亚的课程。
一九二四年六月上旬，苏溢光离开了吧咑时埠，去到雪梨，投奔从十九世纪末年到此发展的前辈——来自莞城的罗锐光(亦叫“佐治光”[George Kwong])，他是位于雪梨过罗士打街(Gloucester Street)一百二十号上的“新记号”(Sun Kee & Co.)商行股东[4]。档案上显示，苏溢光管罗锐光叫“舅舅”或者“表叔”，表明他们具有亲戚关系，而苏溢光来到雪梨后事实上也就住在新记号商行里。在这个时间段里，小他一岁的表弟亦即罗锐光的儿子罗福铨光(Law Fook Chine Quong)也在雪梨留学，也住在这里，刻下正就读兰域预科学校(Randwick Preparatory School)的预科课程[5]，因此，苏溢光来此正好与其作伴。六月十六日，他就近注册入读位于唐人街隔邻沙厘希区(Surry Hills)的库郎街中学(Crown Street Superior Public School)。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他在学校应付课业仍然是得心应手，总是获得好评；而在晚上，他就利用业余时间为当地华商在《东华时报》社址上开办的华文夜校授课，以其所学服务当地侨社。
不幸的是，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开始，苏溢光的身体健康便每况愈下，请假治病的次数越来越多，最终诊断的结果是患了严重的结核病。根据医生的意见，到年底前他不得不住进了距离雪梨百里之遥位于蓝山(Blue Mountains)的结核病防治院，时间长达五个星期。之后病情虽然有所控制，但仍未痊愈。为了更好地休养与治疗，他决定回国。于是，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就在库郎街中学于新学年刚刚开学不到三周之际，久病未愈的苏溢光从雪梨港口登上驶往香港的“鸦拿夫拿”(Arafura)号轮船，返回中国家乡。
但仍在病中的苏溢光并不想就此放弃学业，还想在病愈之后重返雪梨完成余下的课程，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他出国前申请护照时的计划，即准备在澳大利亚用十年完成中学和大学课程。为此，在回到中国后，他便立即着手与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联络，希望后者为自己申办再入境签证。中国总领事魏子京接到他的请求后，便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致函内务部秘书，代这位求学若渴的中国青年提出上述申请。可是，内务部秘书早在年初就已经接获库郎街中学校长的报告，得知这位年满二十一岁的中国学生尽管学业优秀，但其所患结核病已经显得非常严重，恐怕已经无法胜任在校的学习，而且治疗起来也不知何日才能痊愈，因此，便于三月三十一日复函魏子京总领事，拒绝了该项申请。
苏溢光的留学档案到此中止。他返回国内后是否能够治愈其结核病，不得而知。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广州军政府外交部广东特派交涉员刘玉麟给苏溢光签发的赴澳留学护照。
档案出处(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档案宗卷号)：Kwong, Soo Yat - Students passport, Canton passport, NAA: A1, 1926/6002
[1] 关于东莞苏姓源流，详见：“东莞苏氏探源”，载https://kknews.cc/culture/v9xqxn4.html。
[2] Lee, Chun - Students passport, NAA: A1, 1925/5182。
[3] Young, Fat - Student on passport, NAA: A1, 1926/14919。
[4] QUONG George: Nationality - Chinese: Date of Birth - 20 January 1885: Date of Arrival - 1900: Certificate Number - 110: Date of Issue - 2 October 1939: First registered at Collingwood [item includes 1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NAA: B6531, LEFT COMMONWEALTH/1938 - 1945/QUONG GEORGE。
[5] 见：Quong, Law Fook Chine - Student passport, NAA: A1, 1926/186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