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后门上大学与出国留学当汉奸
《文革》中的《工农兵大学生》，总被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改革开放后的砖家叫兽精蝇右派分子们控诉的《弊》主要有二点：一是走后门。二是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其实这二点的确是存在的。控诉得没有错。
就《文革》中的《工农兵大学生》中走后门的例子就有：走资派邓小平家子女走后门上大学。邓小平给汪东兴的信：“东兴同志，好久没写信了。由于主席的关怀和你的帮助，我的两个最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上大学的事已经解决了，毛毛进南昌医科大学，飞飞进南理工科大学，学无线电专业，学校选拔通知二十天前就收到了……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的感激！“邓小平带头走后门让“我的两个最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上大学的事已经解决了“。
邓小平不但在子女上大学上走后门，而且在子女大学毕业后分配工作时还可以走后门。如邓小平给汪东兴的信又说：“我的大女儿邓林来信说，他们学校即将分配工作，她已向领导请求改行(即不做美术方面的事，因她本人搞美术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个工厂中工作。我们对她也是这样希望。加之她已有28岁，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使在工厂顶班劳动八小时，也似有困难。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这件事，在北京时曾向你说过，如有可能，恳请予以帮助，至为感激！“当时邓小平以走资派的身分被打倒在住“牛棚“时期，还要走后门。在位时还要走后门吗？改开后邓要走后门吗？
要说《反对走后门》最得力的是江青。江青反对走后门不是反对省县级的走资派干部官员，而是反对当时在中央的最高层的走资派。难道江青等人以命来反对走后门反对错了吗？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高干子女反对江青的原因之一，因为江青断了他们的部分特权。当然江青反对走后门最严重得罪的是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以致在邓篡权上台后遭来杀身之祸。被邓判死缓的几个中央大官走后门了吗？王付主席身在中央工作拿上海纺织厂的工资，老婆孩子一直住在上海纺织厂分配的房屋里。在东北老家的兄弟姐妹及父母都在老家。张春桥在位的付总理走后门了吗？陈永贵在位的付总理身在中央工作拿农民在人民公社挣的工分加一些补贴。妻子孩子们都在干农活。
在中央走资派邓小平开了走后门的头，各地方的走资派紧跟着。当时文革批判己过，武斗也消失。正在整改阶段，经过斗批的一大批老革命官员又或是走资派也承认错误后又纷纷从“五七干校“所谓的“牛棚“回到了原来的官位上。此时这些革命的老干部们的孩子都成大人了，文革中取消了贵族学校，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随着他们的父母官复原位，就开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走后门》运动了。
《工农兵大学生》一九六九年提出，一九七0年北京几所高校试招开始，新生在一九七一年入学。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全国各大院校招生，当时还没有引起官员们的在意，可以说七二届的大学生中几乎都是工农兵。走后门的很少。从七三届开始走后门就多起来了。
在此举个例子：上海五角场的第二军医大学有一次校党委成员召开扩大的民主生活会，各主要领导检讨如何开后门招入学生的。当时校内基建需要材料，通过某军区要点木材，招十名该军区宫员的孩子来上学。要的钢材，管基建的付校长就批新招十名学生。某付政委的老上级打来电话后收了他的女儿上二军大。某政委的救命恩人的儿子带着他父亲的信来家里了，写个便条明天去报到。某战友的孩子带了土特产找校长帮忙想学医，好吧到招生办报到。各主要领导检讨一番后保证改正。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这些都是合情合法了。江青多次向晚年的毛泽东建议，该批一下《开后门走后门》之事时，毛泽东无奈地说，大意是政权都保不住！将来他们掌权了，就不走后门都走前门了。走后门不都是坏人，走前门的也不都是好人。当时只有走资派们能走后门，现在改走前门了。
关于习近平上大学是不是走后门的，没有见到文字记录。即使是走后门的，但不管如何，邓的子女，或是习近平都没有出国留学当汉奸。94万人《工农兵大学生》中走后门的还是少数。一个都没有出国留学当汉奸。
而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改革开放后的南开大学培养的博士生出国留学当了汉奸。而大学里培养精致利己主义者相比如何？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改革开放后的大学里培养的大学生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这里说简单点就是做得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管是逢场作戏亦或左右逢源。
改革开放后学校教育：第一个便是功利性。上重点小学是为了上重点初中，上重点初中是为了上重点高中，上重点高中是为了上名牌大学，上名牌大学是为了有份好工作……甚至现在幼儿园都竞争激烈了。这一点，不管是家长“望子成龙”，学校企图通过“低进高出”等手段提高自己知名度，还是社会对于人才的渴望，满满的都带有急功近利的气息。在这种大环境下成长的青年们，又怎能“出淤泥而不染”！
第二个原因是学校的规章制度唤醒了孩子们（学生们）的自我意识。我初中在一所私立学校就读，它以严格化，封闭式的管理闻名于整个河北省乃至全国。当时我们不允许往学校里带零食，但我们总会想出很多办法。比如藏在天花板上，塞床底下，甚至某个兄弟床底的地板下有个大洞，几个宿舍的人都会把零食藏洞里，更有甚者直接与食堂师傅打通关系，让他在进货时帮自己带零食…… 从个体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这种行为彰显了自己维护自身利益和需求的能动性，但另一方面，这种行为本身指向了中国人面对权威时的惯用策略，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调试自身的应对方法，而非直接对抗权威。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表里不一的原因之一。
“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这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却恰恰“聪明反被聪明误”，从个人来说，其实是将自己套在“名缰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
中国从1966年大学停止招生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10年间，全国高等院校共招收了94万名基于推荐制的大学生，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在这个群体中，有插队多年的老知青、基层干部，有高干子弟，有工厂的技术骨干，有部队的宣传干事……。有真正落实推荐精神、经过相对严格入学考试进来的，也有组织指派进来的，甚至不乏走后门找关系上大学者。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上对“文革”中诞生的没有经过考试“工农兵”大学生存在着一种“鄙视”“轻视”的目光，认为他们只是空有“大学生”的名头，“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难以胜任时代赋予的使命。
1966年，全国取消了高考制度，但是选拔人才的体系却不能因此而停止，以影响阻碍生产的进程的实际需要。所以在1968年为了培养工程技术人员。以上海机床厂为首例有了工农兵大学生的雏形，开始衍生了“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选拔的制度。1969年恢复大学招生的议论就成为了社会的关注焦点。
1970年5月27日，北大、清华两所大学向中央提交了招生的请示报告，予以批转，同意两校试点招生。1970年6月20日，中央批准了两所大学提交的《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向国家申请，恢复开办大专院校，通过缩短后的学制，根据专业具体情况分别为2~3年，另外再办一年左右的进修班，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以实现人才选拔、培训与满足生产需求的刚需。在这两所大学开始招生后，全国各地的其他大学也开始陆续招生，清华和北大相当于是在这次恢复招生政策中打了个样。各地开始按照上级分配的学校入学名额，对那些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进行初步推荐，上报当地县乡"革命委员会"批准，学校对其审查复核后，即可上大学。
在中国历史上，工农兵学员总共只招收了七届，从1970年第一届开始，1976年第七届结束，共有94万人被推荐上了大学。推荐上大学模式随着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改革开放后结束而宣告谢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对这94万工农兵学员来说，后面的影响却经久不息。
推荐上大学模式起主要作用的是群众推荐还算公开公正，但领导批准一关却常会出现问题，如果干部滥用职权，就会出现"走后门"现象。
工农兵学员的年龄差距极大，这主要是因为1966年开始停课的原因造成的，各大学对学生上学的年龄限制放得很宽，有17、18岁的青少年，也有30多岁的中青年，受教育程度更是参差不齐，有高中毕业，也有仅仅小学水平。
来上学的人都知道学习机会之不易，都能吃苦耐劳。在当年的大学校园里，到处可见他们认真学习的身影，早晨不到6点就起床读外语，晚上熄灯后还有人在厕所看书，就连吃饭都站在一起讨论问题，他们一到学校就纷纷表示要尽可能多地学知识。
这样的工农兵学员认真学习的场景在所有的大学校园里不断重复出现，大家感觉人生太短，都在争分夺秒地从任何能拿到手的书籍中汲取有用的知识。
针对学员受教育程度不一致，学校采取了很多办法，最有效的就是将理论教学与真正实践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教育模式主要思想就是开门办学。
老师首先在课堂上把所学课程提纲挈领地介绍一遍，然后带领学员进行现场教学，即大学生带着学到的理论到厂矿工地"学工"、到农村"学农"、到部队"学兵"，一步到位，实现大学要求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训练的目标。那时要求把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的要求。
整个培训的过程就是理工科类的学业为主，对学生缩短学制，主要培养技术技能。通过短期的学习与培训再回到生产实践当中。
在当时的时代下，能够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殊不容易。讲究的是身家清白，出身于贫下中农，对于家庭背景有着详尽的政治审查。与严格的个人品行、才能的评估制度。就是需要政治思想基础好，出身清白是工人子弟，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又红又专”最好不超过20岁，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还必须要通过本单位的委员会和群众推荐，审查合格之后才能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以清华、北大的试点开始。1970年的8月，首批工农兵学生正式开学，在当年北大的招生当中，首批工农兵学员2665人，而其中初中生占主要成员2142人。在试点成功之后，自1970年到1976年，全国各高等院校总共招收了七届工农兵大学生总数达94万人。工农兵是工人、农民和士兵三个词的合称。
1970年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1970年9月-1971年3月入学，招收学员9万人。
1971年，没有招生。
1972年第二届工农兵大学生，1972年9月入学，招收学员13万人。
1973年第三届工农兵大学生，1973年9月入学，招收学员15.3万人。
1974年第四届工农兵大学生，1974年9月入学，招收学员16.5万人。
1975年第五届工农兵大学生，1975年9月入学，招收学员19万人。
1976年第六届工农兵大学生，1977年3月入学，招收学员21.7万人。
1970年到1977年恢复高考前全国高等院校共招收了六届（因为1971年没有招生）94万基于推荐制的“工农兵大学生”。有插队多年的老知青、基层干部，有高干子弟，有工厂的技术骨干，有部队的宣传干事，有真正落实推荐精神、经过相对严格入学考试进来的，也有组织指派进来的，开后门进来的。如过多地考虑地区平衡、男女比例平衡、各类群体之间平衡的因素而造成的工农兵学员“文化不齐”的问题。
从1970年至1976年，中国共招收六届工农兵学员（含大中专学生）约有2300万人，另说有2880万工农兵学员，其中录取在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就读的学生又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有94万人，约占工农兵学员的三十分之一，所以工农兵大学生只是工农兵学员的一部分。
第一届1970年清华、北大8月底报到，9月入学，全国其他有招生的大专院校在1971年2月入学，都称1970年为第一届（有少数大专院校是1970年以后才开始招生，这些院校内称是他们院校里的第几届学员会有不统一，对全国而言称1970年为第一届），学制三年至三年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