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由于化疗导致的记忆力减退一直不见有太大的缓解。三年多了，估计也就这样了，反正也算退休了，渐渐习惯于这种回头就忘的生活，只要不是阿尔茨海默症就成。可惜了我以前的记忆力，年轻时我是不用电话本、记事本的，重要的事情都在脑子里装着，包括各种数字。
然而，久远的记忆好像开始回来了。有些童年的记忆，反而有被加强的感觉，不知道这是上了年纪的人对儿时的真实回忆，还是自己的潜意识在幻觉中编故事。只是那很久远的记忆似乎挺清晰、还有点温馨，能让我在脑子里播放那儿时的4K全真画面，有着《城南旧事》的色彩。
我不清楚别人的儿时记忆从何时开始。我的起码是从3岁开始，因为那时文革还没有开始呢。也许看官觉得我的记忆有点早，但如果你看完我的童年的故事，可能就会理解为什么我那么早的记忆一直没有忘却。
先来一段音乐，这是与我脑海中的儿时画面共鸣的旋律：【童年的记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00fLc8dfb8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下面就聊一下我在七岁之前的记忆。看官权当是一个老顽童的儿童梦幻，关于一个儿童感受到的那时的世界。估计会有一些时空错位、张冠李戴的现象，但故事的内容绝非臆想杜撰，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有些人名地名，为了避忌亲友，就先隐去或假借。
（一）早期的碎片记忆
我是地道的东北人，家住市郊的曲辰大学。父母来自南方，都是建国前大学毕业的，那时称为旧知识分子。我儿时一家八口人：除了父母和我们姐弟五个，还有姥姥。
我能追溯到的最早记忆画面是母亲怀抱着我在屋里来回走着，悠我睡觉。而我则好奇那放在桌子上的铁皮水瓶，两眼一直不离那水瓶上的国画彩绘：浅黄色的背景下两只五颜六色的花鹦鹉站在一根树枝上。那是一个秋日的午后，估计是周日（因为母亲平时是要上班的），阳光从南窗户洒入，屋里暖洋洋的。印象中儿时的东北就没有太热的时候，这种温暖非常舒服。我很享受那种感觉，后来也非常期待再能回到妈妈的怀抱，可惜这次之后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大概是我长大了。这应该是我的第一份记忆，没头没尾。这也是被母亲怀抱的最后的记忆，在这之后没有母亲抱我的印象，她总是鼓励我自己走，在任何时候，哪怕是我累得苦苦哀求。
记忆中，我从小就不爱睡午觉，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幼儿园。被逼着睡午觉的时候就睁着两眼数数，或者被逼着闭上双眼数数。数数这一招是我的大姐教我的，但从来就没有在睡觉上管用过，只是增加了我的对数字概念的启蒙----我差一点就一辈子搞数学了。大姐大我十四岁，在家里是老大，很有老大的样子。她宽厚朴实而能干，又为人善良，还有点英姿飒爽的样子。
再往后，就是三、四岁的记忆，次序不是很清晰，但情节基本完整。
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父亲用竹子做的儿童推车，推着我去几里地外的公园去玩。那次是我坐推车的第一个记忆，也是最后一个记忆。因为在那之后，就没人推我出来玩了。父亲在他四十二岁时才有了我这个老五----我属于误增。那时反正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我的父母也没有多计较，把我留了下来。我和老四之间差九岁，后来听说我们之间还有几个，不知是哥哥还是姐姐，不过他们没有熬到见天日的那天。看来我还是比较幸运的。父亲喜欢用胡子扎我，我当时很不喜欢；但后来我也同样地用胡子扎我的儿子，他也很不爽；现在儿子好像也开始要用胡子扎他的儿子了。那天父亲把我推得一耸一耸的，逗得我哈哈笑个不停。他边推边自嘲，老了老了，推不动了。那个公园其实是个陵园，到了里面发现没有人，也没有什么好玩的，特别是再往里走还要爬阶梯，父亲推着我不方便，所以我们在那里转一圈就回家了。
一个秋日的傍晚，我爬上了家门口小学校的大铁门一半高处，下不来了。我既不敢往下跳（估计有接近一米高），也不敢喊（好像有点不好意思）。眼看着天渐渐黑下来，我急得快哭出来了。不远处有一帮人围成一圈在下棋，我既盼着别人发现我好帮我下来，又担心被别人看到我的窘态，心里七上八下，就那么挺着。天终于黑下来了，那边的棋摊也收了，人们开始散伙了。在我的纠结中，有人发现了我，把我抱了下来。我现在也搞不清楚，自己急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为什么不敢（或不愿）喊人帮忙？这次让我懂得了上去容易下来难的道理，以后我再也不敢往高处爬了。
那个家门口的小学校里一层就是一个托儿所。我也曾经入住过一段时间，但印象不深了。唯一有印象的是，吃午饭时，菜是放在饭碗上面的。有一天的菜是两块红烧肉，这在那时可是好东西，但我不吃肥肉，更不吃肉皮，所以偷偷地把肉都扔到小桌子底下。当时我就知道这样做很不妥，弄脏了地板。只是那时有点不敢告诉阿姨，也不知怕什么，但负罪感还是有的。罪过罪过。
还有，一个秋天的下午，我母亲带我去单位的公共浴池洗澡。她带着家里的一个薄铁皮大盆，洗澡时把我放到里面。让我先自己洗，其实就是玩水，然后她过来帮我洗。把我洗完后，让别人帮忙先把我送回家，她继续洗。还记得送我回家的阿姨那被热汽蒸得红扑扑的脸，把我领到我家的楼附近就走了，我自己走回家。那时真是安全啊。这是个美好的记忆，视觉盛宴的细节就不多说了，可惜后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之后平时都是在家里洗澡，还是用那个大铁盆。直到十年之后，我又一次进了公共浴池，自己一个人去的，是男浴池。
一次母亲带我去商店买线。她把钱给了售货员，售货员也把一轴线给放到了柜台上。这时她还在和一个熟人聊天，没有注意那轴线。就在这时，我看到一只大黑手，一把就把线轴拿走了。我的记忆中的确是黑色的手，而且没有看到这手主人的脸。我那时没有柜台高，只能仰视，眼睛反应也慢。母亲回头和售货员要线，售货员说已经给了。我太小，在一旁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她们，干着急。后来母亲只好说算了。
一天家里来客人了，是我的表姐一家从遥远的大庆过来。她儿子叫海波，比我大两岁，长得很英俊，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海波还有一个妹妹，叫海燕，长得像洋娃娃，羊毛卷的头发发黄，和她妈很像，与我同岁。我二哥犯坏，鼓动我和海波打架：据说海波正在练武术，说我打不过他。我那时没有多少接触外面的机会，不懂该如何对待那个小家伙。而那个小家伙也明显不怀好意，用他那大眼睛死死地瞪着我，就像要把我刺穿一样。他那犀利的眼神让我有点受不了，本能反应似的照他的腿上就踢了过去。而他反手一巴掌，就把我打得嚎啕大哭。他妈妈和我妈妈都过来问怎么了，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先动手的，踢了他。而这时我那闯了祸的二哥早就溜得没影了。
这是我和表姐一家见面的唯一一次。这个表姐和我同属兔，大我两轮，曾在我们家生活了许多年，因为她爸爸带着她姐姐逃去了台湾，她妈妈（我的二姨）再婚，就把十一、二岁的她放在我妈妈这里，并在这里上中学。刚解放时户口和学籍管理可能不严，才可以这样“借读”。她后来上了卫校，毕业后又在本地做了护士，碰巧护理了一个军官（她母亲一婚的也是一个军官，不过是国民党的），就在那困难时期随军去了。那时还没有我呢，这都是我听来的故事。因为我们家的出身不好，文革开始后，她就不再和我家联系了。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个年代属于正常，都是平头百姓被大潮裹挟着。大概只有我的姥姥偷偷地伤心。姥姥只有两个女儿，表姐的妈妈是她亲生的大女儿，多才多艺，是学美术的。表姐也是漂亮懂事早熟，在我家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生活了多年，然后就销声匿迹了。
我从小就瘦弱多病，经常感冒，导致哮喘，特别是在春秋换季的时候。那时都以为是我的气管不好，被诊断为慢性支气管炎。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才知道我是因为过敏性体质，对很多东西过敏导致哮喘，当然这是后话了。我儿时经常莫名其妙地浑身长大红包，有点像蚊虫叮咬的包，奇痒无比，严重时包都再变成水泡，一次要持续好多天，痊愈后也会在身上留下类似金钱豹的图案，有时没等上一次的图案变浅，新一轮的包就又起来了。所以哥哥姐姐们开玩笑说我是花丽豹，这是东北土话。那时猜测是食物过敏，但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一直不清楚是对什么过敏，也没有联想到哮喘问题上。因为往往起大包时没有哮喘伴随。
大概在我三、四岁时，举世闻名的“鸡血疗法”流行到了我们那里。我的体弱特征正好适用打鸡血的治疗。于是，家里多了一只大公鸡，白色的，大概就是著名的来航鸡。每周一次，有时还让我自己抱着大公鸡，去医务所找护士抽鸡血注射到我的小屁股上。抽鸡血是在鸡的翅膀根处抽，大公鸡被针扎得拼命挣扎嚎叫，我看着也很同情。唉，我也不愿意这样，不过我是个听话的好孩子，知道抗议也没用，只能凝视着大公鸡，感叹同命相怜。打了好多次，每次还要排队，有不少和我一样的受害者。那场景也是颇为“壮观”，一大排人，都是大人带着小孩，每家身边一只大公鸡（鸡血疗法只用公鸡血，而且据说纯色的最好，花公鸡不好）。在等待时的感受就不多说了，我都练出来了。主要的收获是不晕针了，而且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打针时哭鼻子。这个表现会经常会被排在后面的家长用来做为鼓励他们孩子的榜样，而这样反过来又激励我以后更要在打针时保持风度。后来大概上面有新精神不建议鸡血疗法了，我方才脱困。记得鸡血疗法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都基本停了。
【我的三岁照】
我小时候就怕摄影师逗我，我是止不住笑的......注意找找亮点：我有三颗门牙。后来换牙后中间的那颗被挤到了上牙膛里，所以外面看上去只有两颗大板牙，其实在里面还藏着一颗。我是直到十来岁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上牙膛里那个东西是刮舌头用的，且下门牙正好介于门牙和这个东西之间，我经常舔着玩 ---- 看来习以为常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正常的。我还记得照这个相时的情节：花皮球是照相馆的，我非常喜欢，照完像还想要拿走。这张照片是文革的的那个夏天拍摄的，在这之后父母也就没有带我去拍摄这种照片的闲情逸致了。
然后文革开始了。先是大字报，到处都是，还有各种漫画。我也远远地看过揪斗的批判大会，但印象不深，没有细节记忆。后来武斗开始了。父亲出门上班要带工具：一根两米长大木棒子。大哥也经常出门，带的是一根两米长、直径一寸粗的铁管，在我那时看和孙悟空的金箍棒差不多。当时家里有很多小人书，那些经典故事都知道一点。后来大哥去串联，不是蹭火车，是走着去的，好几百里路，去的也不是北京。听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的大孩子分工，大哥的任务就是带我，扶我学走路。但我的印象中他好像总是去外面晃，在外面有一批狐朋狗友，不太着家。他和我同属相，大我十二岁。
一次武斗高峰期时，一位叫王富的（大概也是一个造反派）被流弹击中，不幸丧命。那是我第一次遇见死人的事儿，以及追悼会场景，是在室外广场上进行的。小孩们就是在一旁看热闹，看大人们严肃地走一些程序。我理解的《为人民服务》就是这种形式上的讲话，也似乎记得在追悼会上有人念《为人民服务》节选。
二哥不参与文攻武卫的活动，被冠以“逍遥派”，整天在树林里打鸟，小河里摸鱼，当孩子王，玩得不亦乐乎。他大我十岁，那时也不过才十三、四岁。他有百步穿杨的绝技，用弹弓子打鸟百发百中。他比许海峰大几岁，后来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时许海峰夺第一金，我母亲还开玩笑说二哥如果不懈努力，也许会上奥运会夺金牌的。我有一次亲眼目睹：那是早春或晚秋，天还不是太冷但房前的大树上树叶也不多，稀稀落落的。早上起床，他看见窗外的树上有个小鸟，马上让二姐打开大窗上一尺见方的透气小窗，他在屋里坐在床上用弹弓子发弹击中鸟，然后让我二姐出去捡回来。那时他在家里养了一只猫头鹰，是他自己在树林里抓来的，放在铁制的兔笼子里，每天需要打不少小鸟来喂养。那猫头鹰好像不吃别的东西。拐一个弯：那时邻居有一家小孩得了白血病，不知道哪里听说来的偏方，说吃猫头鹰可以治白血病，就试图和二哥商量要他的猫头鹰，不过二哥当然不给了。后来没有多久，那只猫头鹰就在笼子里乱撞，撞得头破血流，挂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它没有在刚被关进铁笼子时乱撞而死，而是在多日之后吃喝不愁的情况下？估计是憋疯了，或悟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道理？ 我家楼边紧挨着一堵大坝，坝外下面就是一条小溪，越过小溪就是一片树林，那里就是二哥的世界，每天都在那里抓鱼打鸟。他后来在那里还抓到一只蜡嘴鸟，羽毛很漂亮，黑头花身黄嘴，个子挺大，非常好看。蜡嘴可以喂粮食，但那时哪有粮食给它吃？二哥不知在哪里搞来的稗子喂它，在家里养了许久，直到他下乡，鸟就被送人了。
当时最搞笑的是忠字舞。哥哥姐姐经常会在家里探讨演练，什么“大海航行靠舵手”、什么西藏的“巴扎嘿”（北京的金山上）等等。后来不知是谁的要求，大家都要在楼道、楼梯里按早中晚三次，饭前跳（估计是和基督教饭前祷告学的），按单位的大喇叭广播的音乐为准。我家那个楼是三层的，标准的早年苏式板楼建筑，我家在二层。楼口里每层三个套房，三层共九个，住十六家人（很多家是一套房里分两家住），有五、六十口人。跳舞时楼梯楼道里都挤满了人。记得那时是冬天，东北人都穿得很臃肿，跳舞动作都走形了，所以跳舞时的一大乐趣就是找亮点。在跳“哎，哎，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时，按要求需要举手转圈360度。楼上的一个小脚老太太偷懒，怕转晕了，就转一半再往回转，结果成为接下来几天的笑料。全民疯狂着，但总需要有一点减压的方式。
我姥姥也是小脚，但拒绝出去跳舞。她和“他老人家”同岁，记得楼上的小朋友到我家来玩时，听说我的姥姥居然和伟人同岁，颇为羡慕嫉妒恨。我母亲曾悄悄对我说，姥姥男相，仔细看和 “他老人家” 有几分相似。姥姥吓得赶紧否认，可不能乱说啊。其实我看也许是 “他老人家” 女相呢？放一张照片看看 ---- 这张照片不太清晰，其实姥姥的下巴上也有一颗痣，无色的。
【姥姥75岁时】
姥姥是天津静海人，是我的外祖父续弦来的，姓甄，比“他老人家”还长寿一点。其实按祖籍她也算是安徽合肥人，因为她父亲是早年从安徽合肥去天津的。母亲说，当年算命先生说我外祖父命硬，前两位夫人都被他“克”，很早就去世了。直到后来娶了我姥姥，才“反克”住他。她说话还有点天津味儿，比如把“饿了”说成“沃了”，叫人时喜欢把人名前面加一个“小”字，表示亲切。我有一个大表哥，年龄和我母亲差不多，他的祖父是我的外祖父的弟弟。因父母早亡，爷爷跑铁路常年不在家，他小时候在我姥姥家生活了很长时间。他小名叫大宝子，姥姥就称他“小大宝子”。我那时觉得很好玩， “小”和“大”可以放在一起形容一个事物。大表哥就住在本省的另一个城市。文革后，不仅那个表姐和我家断了联系，这个大表哥也不太敢来往了，需要“进步”的人是没有办法的，必须摆脱各种不良社会关系，哪怕是至亲。但这也让姥姥很伤心，骂他“没良心的”。这也许是中国文化的常见现象：对喜欢的人就严苛一些。其实他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只是联系少了点，并没有忘记我们。文革后我也见过他表示过悔意，那也都是生活的无奈。
姥姥也算是半个文化人：识字并能读书读报，只是不会写，但我一直对此表示怀疑。我不会写的字问她，她都会告诉我怎么写，但她就是不写，装文盲。她是一个聪明人，在那个年代作为文盲更安全，甚至更“上档次”。后来，我发现她曾经写过一半的悔过书。那时人人都必须过筛子的，估计是她写了备份以防万一的。悔过书说的是我那故去多年的姥爷，曾经可能当过什么官、干过什么事，但她都是不知道的......
隔壁楼口的老沈家的三岁孩子，把家里贴在墙上的 “他老人家” 的画像眼睛给抠破了，惹了大祸。后来好像是父母被逼得跳楼了吧？另一位青年才俊，在家里发呆臆想，念叨“都喊 ‘他老人家’ 万岁，怎么就没有人喊我万岁？”，被告了，结果可想而知。我有点奇怪，这都是发生在自己家里的事儿，怎么就被搞得人尽皆知，最后无法收场呢？我母亲和姥姥再三叮嘱我，不要在那画像上乱抠，不然会惹大祸的。
当然也有发生在外面的类似事件。一位老九，被逼在牛棚里忏悔，每餐前需要向 ”他老人家“ 请罪。这老哥以为没人注意他，就对着”他老人家“的画像说：“你这个老东西，我们都是被你害的啊”。哪料到隔墙有耳，估计牛棚也不太隔音，结果就成了反革命事件。
听说最离奇事儿，是有人在男厕所里对 “他老人家” 不敬，不知写了什么东西，成为 “反动标语”，马上立案侦查。当时公安把所有可能涉案人员集中到一起，要求他们照着那个“反动标语”的内容抄写，然后可以请笔迹专家来识别。在抄写过程中，那位笔迹专家在屋里转来转去，突然对着一位正在抄写的哥们说：“你写得挺像啊”。结果这哥们被吓得七魂走了六魂，当晚就上吊了。
这种事情大家都在传，所以也有点人人自危，注意不要犯忌，也叮嘱家里的小孩子要小心。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这种事情的厉害，不敢造次的。
我那时也是小红人：能背诵“他老人家”的二十多首诗词。经常在外面会被大一点的孩子或大人要求背诵几首表演一下。《为人民服务》的第一页也能对付着背下来...
楼上楼下都有小朋友，数一下，我们这个三层楼口里年龄在我和我大姐之间的应该有三十几个。
隔壁套房里有两家，其中一家只有母子二人。那家父亲文革一开始就被专政了，有一个儿子不到十岁，而他妈妈还在怀孕。接下来，就是那不到十岁的孩子伺候月子！他比李铁梅还早当家，和铁梅原名同姓（李奶奶对铁梅说：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有时会到我家来请求帮助，但最多也只是问一些做饭的问题，非常自立。他后来成了武林高手，真正的陈师傅，教了不少徒弟，桃李满天下。
陈家楼上那套中的一家也有我的玩伴儿，他们是工人阶级家庭，家里有三个孩子，老三年龄和我相仿，可惜是女孩。那时男孩和女孩不太容易玩到一起的。老二是个哥哥，大我几岁，和我同名不同姓，爱吃生肉，包括生猪肉、生牛肉。他告诉我生肉瘦的好吃，但我不愿去尝试。他家包饺子的时候他总在里面偷吃生肉馅。就是他听说我姥姥和“他老人家”同岁时，表现出惊诧的。
我家对面套房里也是两家，其中一家是我的 “私人幼儿园”。那是退休在家的王伯伯，他有五个儿子，但最的小王五也比我大六、七岁。我经常去找王伯伯下象棋、军旗、跳棋。老爷子就逗我玩，下军旗时用小镜子藏在他的大手里，通过反光偷看我的棋，后来被他家那老五当面揭穿，我才明白他怎么总会赢我。因我总去他家里玩，别人开玩笑管我叫王六，我能记住他们家所有人的生日。他们家和我家有缘，王三和大哥是同学，王四和二姐是同学。我上高中时回来了，想去看王伯伯，但他那时已经驾鹤西去了。
因为我气管不好，一到冬天就被禁止出楼，所以只能在楼口里找乐趣。我甚至在找不到小朋友时还找过楼下的郭奶奶打扑克。老太太耍赖太多，经常偷牌，又不像王伯伯那样能瞒住我，就不好玩了，闪了。
王伯伯家楼下也是一套两家，郭奶奶家是其一，另一家也是有五个孩子，且老五和我年龄相仿，是个好玩伴，很有主意，我们叫他小五。他爱吃辣椒，他妈妈也自豪地夸他这个优点，骄傲地说咱家他最能吃辣的。嗯，就是他教会我吹口哨：他说，如果你吹不响，就撅起嘴往里吸气，也能响。果然如此，我一吸就响了。他还有一个理论：为了将来带小孩，必须学会吹口哨，不然小孩怎么尿尿（不知别处是否一样，我们那里给小孩把尿时，大人都要发出“嘘嘘”声，类似口哨，小孩听惯了就会放松、撒尿）？所以女人都必须学会吹口哨，男的也应该会。他家里有两只猫，那是我们楼口里的仅存的宠物。他还会唱关于猫的小调，我现在还能记住那带有乡土气息的旋律：“啦啦地、啦啦地、什么东西响？咱家的老猫跳到了炕上，快睡觉吧娘” （|665 665|6i65 3-|335 6i65|3556 1-|233 61|，最后两小节的6是都低音的，我不会在文本中标注下面的低音点，只好用6代替）。他家四个男孩上面有一个大姐，和我大姐同学。这四个男孩不怕父母，就怕这个姐姐，她真的是动手就打啊。
王伯伯家楼上也是一套两家，其中一家也是五个孩子，其中二女儿后来成为了我的大嫂。我家楼下是一套一家的，这个楼口里只有我们两家是占完整一套的。有时我们小孩在屋里闹得声音大了，楼下就会敲暖气管子，或用木棍搥楼板。 他家里也是五虎，五个儿子。那天我被卡在小学校的大门上不敢下来，就是他家的老三把我抱下来的 ---- 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流水”，和大姐是同学。
那时家里孩子多的很正常，孩子少的反倒是很奇怪。现在的年轻人不可想象那时各家是如何养那么多孩子的。没有微波炉、没有电冰箱、没有洗衣机、没有煤气炉或电炉、没有热水炉、没有洗澡间，甚至有的没有抽水马桶，也雇不起保姆；只有煤炉柴炉，一星期只有星期日一天的休息，常常是共享厨房、共享卫生间，单就每天生炉子做饭就要耗费超长的时间，外加常规的洗澡/洗衣服/洗被褥床单、换季/做棉衣/织毛衣/纳棉鞋，家长的劳动强度和时间耗费不可想象。但那时我们这些孩子们还是有机会进城逛街、游览公园、照相留念的。
我家是两间卧室一套厨房厕所，新房就搬进来的，那时还没有我。南卧室靠窗两边各有一个单人床；在门边还有一个双人大床；门后是一个书架；屋子中间有一个方的饭桌子，吃饭时搬到屋中间，吃完再搬回靠墙或靠窗； 大床小床之间还有一个三屉桌（写字台），中间的抽屉里锁着我家的财政，桌上放着一个带有玻璃罩的闹钟和那个我第一份记忆中的黄花铁皮暖水瓶。我父母带着三个小的孩子住这南卧室。北卧室有一个双层床，姥姥和两个大的孩子住。
长大了点才知道，这种居住分配是有家庭政治的烙印的：大哥大姐在很小的时候由姥姥带过一两年，是她的“嫡系”。后来有时家里孩子分吃的东西，比如分苹果，姥姥会拉住大哥大姐说，“咱们不着急，先让让他们”。这可能不仅仅是说大的让着小的，还有“内”让着“外”的含义。姥姥不是普通的家庭妇女，是经过风浪的人，她住在这个家里一直有“客居”的心态。她没有儿子，所以对我的大表哥，那个她带了很长时间的隔辈的大宝子非常上心。
北卧室还有两个长条桌拼起来的大方桌，有四个抽屉，四个大孩子每人一个，里面锁着他们心爱的东西，多是一些文具之类的吧，我总是很是好奇，想看看里面的宝贝。他们都像防贼一样地防我，哪天谁的抽屉忘了上锁，我也就毫不客气地去“检查”一遍，寻找我喜欢的东西。当然我还不够高，站在地上看不到里面的东西，只能伸手进去瞎摸乱拽。
一次是二姐的抽屉忘了上锁，我在里面发现了一个五颜六色的泛着蓝光的花铅笔，新的没有削过，一端还有橡皮。我顺手找出铅笔刀，按我的手法把那只铅笔摧残得不像样。二姐回来发现后大闹一场，说我把她最心爱的铅笔给毁掉了，里面有十多只呢，为什么偏偏挑这一个（看来我们的审美观点差不多）。但我也有理由，为什么我没有抽屉，没有文具，难道我真的是捡来的？
于是，我得到了一个补偿：一只我的铅笔，这也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属于我的文具。然后，就有了我的第一幅作品：《开饭了》。画的是其乐融融的一家的俯视平面图。妈妈在厨房高喊开饭了，其他人忙着端菜拿碗收拾桌子，我在饭桌边上等着吃饭。可惜没有照片留下存档。记得当时我被大家好好表扬了一番，都说我有艺术天赋，心里美滋滋的。嗯，如果我知道以我冠名的第二幅作品的结果，我就不会这样高兴了。
记忆中那时的天总是蓝蓝的、阳光灿烂的，天上时常还飘着几朵白云。我有时会仰脖傻看那白云变换形状，幻想着那是什么动物或物品，觉得很有趣。只是那时还不懂得什么叫“白云苍狗”，不管是这个成语的表面意思还是其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