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便和叛国投敌
～ 1979年出国记实
2023年1月20日
事情从1965年夏末说起，这样故事才比较完整。那时我19岁，入学西安交大。1966年6月一年级尚未读完，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因说了几句有关江青、陈伯达、林彪的话，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反动学生，遭抄家、游街、批斗、隔离，被强迫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挖掘反动思想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后来从校办监狱中逃跑出来，因去了一趟中越边境的凭祥，又落下了“叛国投敌”之罪，随之是陕西省第一监狱的两年牢狱之灾。释放后在西安交大“五· 七”干校作为留校待分配的反动学生劳改一年，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而造砖和修建防空洞。
1972年，我总算离开了当年的那个猥琐荒诞恶浊的西安交大，被分配到西安一个大集体制的小工厂。熬到圣人终于于1976年9月死去，至那年的10月初，陈伯达、林彪、江青先后变成了反革命。负负得正，我这个老反革命就变成了反“反革命”的英雄。
1978年高校在停止了12年后恢复了招收研究生。1978年7月11日，教育部提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的数量的报告”，同时作出了派遣3000人去国外学习的计划。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紧接其后中美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协议。美方确定在1978年至1979年度接受来自中国的500至700名留学人员。我有幸成为南京大学研究生后，参加了1978年9月15日的出国英文考试。据说全国共有14717名参加留学生选拔考试的人。11月24日得知我被录取并将派往国外学习。
谁也不知道我们这些人何时将被派往何处。据也要出国的盛松柏老师听到的传闻说数学系四人（我、沈老师、盛松柏老师和王金德老师）都将派去德国。到1979年初，传说教育部也不知道该如何把我们这些人派往国外哪个国家和哪个学校去学习。又传说谁能联系到一个去处，教育部就把谁派往那里。
然而在1978年年底，南京大学显然已经和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开始了接触，更大的可能性是威斯康辛大学接触了南京大学。去那里的麦迪逊校园成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可能性。为此，我们填写了出国有关表格，并被要求提供：二吋的照片，中学、大学毕业文凭、成绩单，一份简历，和一封推荐信。这些具体要求显然是威大的洋人们提出来的，而不是国内通常要求的我们一辈子习惯了的政治表现、社会关系、领导评语和群众意见之类的那些东西。
1979年2月11日，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校长欧文·谢恩（Irving Shain）率团访问南京大学。南大决定十人（包括我，大概还有沈、孙、朱、张、陈、胡、刘、单、吴）将派往威大。2月14日下午3点在斗鸡闸4号，威大代表团人员Pinkerton教授和一位美籍广东人与我、沈、孙三人面谈，面谈毕当场照了快照。据说这意味着录取了。但是南大校方表示只对派遣访问学者感兴趣而对派遣研究生并不感兴趣。
4月16日有消息说，我们也许本月底或下月初离宁赴京。可一天后，4月17日的消息又说出国事可能出现了问题。5月14日我们得知刘志谟和陈懿等一行四人本周末将离宁赴京，可能将于6月20日离京赴美。这是我们这些人中第一次有去京和赴美的消息。
5月20日张怀亮来电话说，我、沈、单三人的DSP-66表已到，5月25日张、孙两人的DSP-66表也到了。5月24日人事处决定派徐祖荫刻期出发去北京，办理我们出国的事。6月2日徐祖荫从北京回来，一事无成。据说，我们这几人6月20日走不了，要等下一批了。
6月5日接到教育部6月1日签发的通知，我、沈、孙、朱、张、单、吴七人11日到北京集中。我于6月10日晚14次离宁赴京，6月11日中午到北京，住语言学院。6月12日上午在语言学院听了王某人做的一个报告，然后一位女士谈制装问题。6月15日上午由留管司陈建华指导填写护照申请表。下午由留管司的两个头头张某和李琼（女）给我们各说了一通。6月16日上午出办某同志传达了李先念的报告。下午去北大办公楼听一个报告，我半小时后偷跑了出来。6月18日上午先是宣读留管条例、留学生守则等，然后听了一个什么录音。下午是讨论会，最后高三镒给我们谈临行的各项准备事宜。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集训的具体内容现在大都无从记得了。6月13日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定做衣服和购买东西的事情记得一二，但不值得在此细说。其他各位要人的报告、留管条例、留学生守则等绝大多数内容当时就没有听到耳朵里去。给我留下比较有印象的是，我们这些被派出国的，要严防犯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叛国投敌。如何防范呢？归纳起来有三条。第一条，提高认识。要感谢党和国家对我们的信任给了我们出国学习的机会、要知道为了养活我们多少工人农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第二条，国家的在外使领馆是有办法监督我们的。我们被告知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名被派往西德去的访问学者，好像还是当地的一个小负责人。有天晚上使馆打电话找他，发现他没有在他的住处过夜。经过一番调查，了解到他那天晚上是和一名台湾女人睡到一起去了。那人后来就被召回使馆然后送回国了。后来我们似乎还听说过一名派在非洲的外交人员，被发现有“叛国投敌”的迹象后，服用了还是打了一针“蒙汗药”后被押解回国了。
第三条，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其中与我们直接相关的就是，出国人员在出国途中口袋里一分钱也不给。逻辑是，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就杜绝了“叛国投敌”的可能性。其实，我们并没有听到过任何案例，说明曾经有口袋里有钱的人“叛国投敌”的事情。想来只是国家出于对我们的爱护，怕我们糊涂了犯错误，算是防患于未然。
不幸的是，这第三条却造成了一次“有失国格”的事件。事情是这样的，早年有一位出国的人员在巴黎机场转机时，一时尿急必须如厕。可是他看见厕所门口有个坐在那里收钱的人，他因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就没敢去上厕所。无奈之下，只好按照中国农村的传统方法，找个僻静无人处解决问题。可恨的是偌大的戴高乐机场，到处覆盖着地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去处。正万不得已时，被机场工作人员抓住了，就此犯下了“有失国格”的大错。
到了1978年12月26日第一批访问学者52人离京赴美的时候，这个出国人员途中上厕所大小便的问题已经找到了补救的方法。那就是每人发一美元，但这一美元并不放在每个人的口袋里，而是由带队的负责人统一保管。途中转机时，如须如厕大小便，就向该负责人索要上厕所的费用。据我所认识的52人中的柳伯成在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他就是那第一批中统一负责管理大小便钱的人。不过，他说并不是严格的一人一美元，而只是个大概的数字，他们52人总共只给了他50美元。
总之，无论是哪一条，我们当时都觉得十分合情合理、理所当然。只是如今回味起来，颇有点西朝鲜的味道。
传说我们要等到7月13日才会离京赴美，而且也不确定。6月19日我们将箱子存放在语言学院后，6月20日晚离北京，6月21日下午回到南京。6月28日去南大党委会议室，徐福基、蒋克等接见，临别赠言。会后，我们七人（沈、孙、朱、我、单、吴、张）又聚会了一下。总之的意思是，传说的7月13日可能是走不了的了。因为陈、刘等原定的6月20日延期到6月26日离京赴美的，结果也没有走成。7月2日下午去张家开碰头会，出国事又要延期了。我们对于不断地延期一直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其实，我们的内心深处，甚至做好了最终出不了国的准备。自我懂事以来，西朝鲜的国门就是紧闭的，出国就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有人说，不到上了飞机，就不要相信出国这件事是真的。还有人反驳说，上了飞机也不算数。听说有人上了飞机，结果新的外调材料赶到，就又把登机了的人从飞机里提溜了出来。
7月4日教育部出国办公室来电说我们七人赴京集中日期定为8月13日。可是7月16日下午教育部又来电，让我们七人7月24日前到京，以便7月月底赴美。我们于是开始与众人告别，计有郭秀梅老师、顾道生师傅、华服远老师、苏育诚老师、张元继老师（未遇）、何旭初先生、陈厚珍老师、盛松柏老师、袁湘碗老师、唐述昭先生、叶彦谦先生、毛敏珠老师、马明珠大夫、王嘉松老师等（潘忠哲老师处已于6月10日上次赴京前告辞过了）。7月22日中午父母在复兴楼为我、孙、沈三家人设告别宴。
7月23日朱、孙、沈、张、吴、单、我去南大汽车房上车去火车站乘车赴京。临行前各家家属均来送行，徐祖荫、过贵珍、苏育诚、王嘉松等人也来送行，我中学的同学胡小平闻讯也赶来了送行。晚10点多126次离宁，7月24日下午到京，住语言学院。
1979年7月26日下午为了申请美国签证，去美领事处面谈。和我单独面谈的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美国小伙子，看上去和我年龄差不多或比我更年轻些，中等个头，d s a30岁上下的样子。一开始我颇为紧张，把他的办公环顾了一圈，心里琢磨着这房间里一定有秘密的录音装置。小伙子则摆出非常随意的态度，以拉家常开始。他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自我介绍说：“我叫侯士德。”我问他为何这么年轻就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说他在台湾学了六年中文。我心想，他大概还娶了个台湾的老婆。我问他哪儿来的这个中国名字？他说是他的中文老师给他起的。其后他问了些例行公事的问题，我按照语言学院教给我们的答案一一给了回答。具体他问了些什么和我怎么回答的，现在已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冷不防地问我当过红卫兵没有，我苦笑了一下，给了他一个最简单的“没有”的回答。我当时心里想，他到底是个美国人，对中国的事情只有极为表面的了解。我虽然从来没有当过红卫兵，但我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有各色各样的红卫兵，在漫长的文革中不同时期的红卫兵的性质也很不一样。所以一个年轻人是否当过红卫兵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他们美国人则把红卫兵标准化了。面谈完毕后，领得《美国旅游便览》和《画中美国》等小册子。
然而赴美的签证却无法得到。据说，美国领事馆说是管签证章的人度假去了。我们私下议论，大家都认为这个借口太可笑了。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时间，去调查了解我们中是否有特务和间谍之类的。
到了7月29日因签证无从到手，众人开始纷纷返回了。大家把出国的行李存放在语言学院里，孙、沈、朱、单、吴决定于7月31日返回南京，张决定将过几天再回。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出国办公室美大组老沃、沈、大姐、大姐夫、大外甥女等均极力劝我先回南京去。31日晚饭后去火车站，没等到退票，大姐夫为我买了站台票让我挤上了火车，沈已经为我登记了卧票。见到列车员，出示出国证明，顺利得一上铺票。张一人在语言学院一直耗到8月9日才从北京回到南京，别说我们这批人了，一而再、再而三延期的陈、刘等人所属的那批原定于8月4日离京赴美的也还没有走成。（按1978年12月26日离京赴美的52人为第一批算起，陈、刘属第四批，我们属第五批）
我们真是猪八戒照镜子 —— 里外两面不是人！中国政府怕我们这些人“叛国投敌”，美国政府怕我们这些人是“特务间谍”。
不料几天后我们又收到通知，要我们即刻赴京赴美。由于前几次的反反复复，我们认为这次只不过是又一次的反复。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这次离宁赴京不声张不与任何人告辞。8月16日晚我们乘坐14次特快安安静静地离开了南京。8月17日中午抵京。两点多到语言学院。两点半取了存放在语言学院的行李。
我们这一批（我所谓的第五批赴美的）一共有40多个人，其中来自南大的有我、孙、朱、沈、张、吴（单不知何故决定不和我们一起赴美了）。原计划是前三人18日离京，后三人21日离京，后沈经交涉要求，得以和前三人同行。
按既定的政策，每人发一美元供途中上厕所时用。这笔钱本应由上级指定的我们40多人中的负责人统一保管，但这两位内定的头头都对此事不感兴趣。好在天底下不缺对这种事感兴趣的人，南京大学化学系刘广鑑老师自告奋勇揽下了此事。自从我们集中学习英文以来，在各次准备出国的事情中，我似乎从来不知道有这个人；即令以后回想起来，也常怀疑自己是不是把人弄错了。总而言之，这位管理我们大小便钱的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捞到这份差事，他很是沾沾自喜，想来这说明了党和国家对他额外的信任，也给了他一个表忠心和显示工作能力的机会。
·8月18日上午大外甥女来帮助整理最后的行装，把身上剩下的钱与票证寄给了二姐。我们各自正正经经地穿上了新做的西装。5点半由语言学院出发，乘一辆大轿车沿着那条通往机场的林荫道驰向机场，6点半到机场。那时的北京机场很小，没有空调。停机场上大概只有我们要乘坐的那一架中国民航的波音707飞机。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8点多起飞时机场里黑乎乎，起飞后才见到北京灯火一片。
那时中国通往美国的航路大概只有一条，就是先飞往新疆方向，然后南下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再往西北方向飞到法国巴黎，在巴黎换机后飞越大西洋到达美国。8月19日星期日午夜12点我们经过新疆时，天气晴朗，机窗外面繁星点点，下面时可见一团灯光。近卡拉奇，上下一片黑，一无所见。近4点到卡拉奇机场，乃当地时间近1点。机场里没有空调，午夜之后仍然闷热不堪。工作人员见到我们就用蹩脚但能听懂的中国话说：“万精油，万精油！”这事我们出国前就听说了，大多数人口袋里都专门为他们带了几盒。这些人得到万精油后就非常高兴。我不记得在那个机场有上厕所的问题，估计是因为我们停留的时间很短，45分钟的样子，只是为了给飞机加油而已。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中国之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机场虽然比当时小而简陋的北京机场更小更旧，但陈列的巴基斯坦文艺商品却从来没有见过，遗憾的是我把照相机留在飞机上了，没能留下一张照片来。
近5点再起飞，天气晴朗，见卡拉奇灯火，一轮弯月从视平线下冉冉升起。机上每人发一把扇子和一支圆珠笔以作纪念。5点半见东方天际有虹状带，乃日出之前兆，甚美。然而天亮得极慢，约11点方日出。夜来天晴，晨来但见云海。
北京时间下午1点、当地时间下午6点到达巴黎戴高乐机场，准备转乘美国环球航空公司（TWA）的航班飞往纽约。该航班因故晚点，致使我们在机场等待了六个半小时。这样长的候机时间自然就会有肚子饿和大小便这两个一进一出的问题。先来说大小便的事。我们是有备而来，所以对此人人都胸有成竹。不过我还是十分好奇，我到底一生从来没有在别的国家大小便过。为了探探虚实，我先在不远的地方观察了一阵，又从厕所门前若无其事地来回走了两趟。我算是把事情彻底看明白了。
厕所门前坐着一个老太，她的身前有个小桌子，小桌子上有个盒子。上厕所的人就往那个盒子里扔硬币。仔细看去，每人扔进盒子里的硬币大小多少都不尽同，十分随意，我甚至看到一个小男孩没有给钱也进去了。那时我们这些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下生活了一辈子的人，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见过、也不懂得什么叫“小费”。回想那位犯了“有失国格”的先驱，他真是冤枉 —— 上厕所其实并不收费，真要没有钱，硬着头皮不给小费其实也是可以的。当然了，既然99%的人都给小费，如果我们死皮赖脸地不给小费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有失国格”的行为。
六个半小时候机的时间里，每人多少都上了一次厕所，估计有大便的也有小便的。每逢此时，就去向刘广鑑老师要钱，领到五分、一角或两角五分的硬币。刘广鑑老师对能掌管他人的大小便一事兢兢业业，从来没有为难过任何人。凭想象，大便者多给一点，小便者少给一点。
再说肚子饿的问题。大家饥肠咕咕，口袋里又没有一分钱。其实，即令有钱，机场里的一切东西在我们眼里都是昂贵无比不敢问津的。两个带队负责人若无其事，刘广鑑老师只管大小便，他手头那点钱也无济于事。好在我们都不娇气，肚子饿不算什么事，克服一下就是了，所以并没有人抱怨或提出什么要求来。然而，喜出望外的是，我们40多人中有位极为能干的小伙子。我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是国内哪个单位派出国的。他修长的大个子，长得细皮嫩肉，显然从小没有营养不足的问题，年纪极为年轻，大概只有20出头，最多是出来上大学本科的，而我们这批人中其他所有人都是30几岁40几岁出国作研究生和访问学者的。他不但说一口字正腔圆的英文，举止大方得体，而且显然此前颇有国际旅行的经验。由于我们滞留戴高乐机场的原因是下一班转乘的环球航空公司（TWA）的飞机晚点造成的，他一个人闷声不响地找到环球航空公司交涉了一番。不久环球航空公司就给我们每人送来了一个三明治和一杯饮料。
解决了一进一出两大问题，在戴高乐机场多滞留一些时间实在不算个问题。要知道，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看到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无论机场内哪个商店货架上的商品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所有商品都是开架的，可以去摸摸甚至取下来细细端详。而自我有记忆以来国内的所有商店，包括北京机场内的，都是用玻璃封闭的展示商品的柜台把顾客和售货员分开的。还有商店里那些靓丽的店员，也是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的，只是我不喜欢她们那略带轻蔑的眼神，可能是因为我们太土，我那套定做的西装也许并不合身，更不用提我自己选的衣料的颜色了 —— 我此前一辈子就没给自己选过任何衣料；当然了，也可能是她们看透了我们的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
比较有喜剧性的是，我坐在候机室候机时，从五颜六色的旅客中朝我走过来两位穿西装的中国人。其中一人和蔼地向我问道：“你是 ……？”见我疑惑不解，其中一位自我介绍起来，“我是西安交大动力系的教师，这一位也是交大毕业的，我们来这儿开会，现在回国去。我们认识你。”因为我当年在西交大是小有名气的反动学生，想来在我被游街和全校被批斗时他们见过我。如今竟然在戴高乐机场又见到我，真是天翻地覆！他们说回去后一定告诉无线电系的老师们。
北京时间晚7点半（当地时间12点半）我们登上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803号航班的波音747离开了巴黎。在飞机上，坐在我身边的是一对美国大学生夫妻（或男女朋友）在法国度假后返回美国。我和他们两交谈甚欢，他们用宝利来（Polaroid）相机给我照了一张照片。
8月19日星期日美东时间下午2点多（北京时间20日凌晨）抵达纽约的肯尼迪机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通过海关进入一个中国之外的国家。可是我完全不记得是如何通过美国海关的了。我只清晰地记得，当我闲逛着走出机场好奇地来看看美国是什么样子时，映入眼帘的是噪杂拥挤的人群和汽车，以及不太清洁的街道。可是，我心中顿时充满了如同终于回到了家一样的感觉。这个如归之感说来奇怪。自我懂事以来，我所被灌输的都是那个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全世界人民的敌人、在那里广大人民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我们去解放他们。除此之外，我对美国的真实了解实在是微乎其微、几近于零。然而，冥冥之中，我清楚地知道，这将是我的家、可以安全和幸福生活的家。在这里，我不会因为说了不适时宜的话而被抄家、游街、批斗、隔离、被强迫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并挖掘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等等等等，更不会无端坐牢、劳改。这里没有那些一切为了巩固政权的、令我无比厌倦的浪费生命的无休无止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报告。这里将是我通过刻苦学习和努力工作去度过有意义的一生的地方。
肯尼迪机场之大超乎想象。飞机在起飞跑道上排着队，我看着手表上的秒针，发现每40几秒钟左右就有一架飞机射向苍穹。其实，我那时并不知道我看到的只是肯尼迪机场几条跑道中的一条。我们改乘TWA航空公司063班航机去华盛顿特区，结果飞机绕纽约飞了一圈，因发动机故障，又返回了纽约肯尼迪机场。由环球航空公司支付让我们在小吃台（snack bar）边吃了一顿晚饭，再于晚7点多起飞，9点半到达华盛顿特区的机场。大使馆来人接到后，安排我们住在康街使馆里的招待所里，我和沈老师同住在359室。
我们被告知，使馆买下的这栋楼里布满了窃听器。为此，使馆曾经请国内派来清除窃听器的专家来清除。结果专家发现，到处都是窃听器，墙上门上窗上到处都有，不可能清干净。最后解决的办法是在顶层做了一个屏蔽任何信号的密闭的会议室。我们到达后的几天里就是在那里面使馆教育处的黄忠煊召集我们开了会、科技处许参赞给我们讲了话、我们又听了柴大使的讲话录音等等。
我们到达的第二天一早，使馆就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100美元的钞票。两天后，刘广鑑老师给了我一段绳子。他对我说，他保管的那40美元供大家途中大小便的钱没有用完。他就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卷绳子，给每人剪一段。“大家就要奔赴各自的学校去了，总有些东西要捆捆紮紮的！”后来我才听说原来有些人还惦记着那本属于自己的一块美元大小便的钱。想来有些人可能只小便过而没有大便过，有些人可能只小便过一次而不是两次，无论何种情况，一美元是不会用完的。刘广鑑老师大概也没有详尽地纪录；即令有的话，他也没有那么多零钱分给大家。他总算想出了个聪明的办法把此案了结了。
我离开华盛顿去威斯康辛大学时，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要捆捆紮紮的。那段分给我的绳子很快就不知了去向。后来我每每想起那段绳子，就十分懊悔没有好好保留它。否则，有人建立中国改革开放博物馆时，我还可以把那段从“叛国投敌”到“大小便钱”演绎而来的绳子捐赠出来供后人观赏哩。眼下我别无他法，只有写下这篇文章来纪念它了。
顺便说一句，两名内定的带队的人被告知，他们的行李“永久丢失”了。航空公司给他两每人赔偿了2000美元，难免让有些人羡慕不已。当然，更让大家惊叹不已的是中美建交伊始，美国的情报工作却能做到如此精准无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