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消费实在“五毒”俱全
2007年4月7日
何必
公款吃喝、公款买车、公款旅游，……（略。）
该节目的操作记者一向会把大稿写成小稿，把一个原本正经八百的新闻弄得像个软广告，而这次却一反常态，写下了洋洋洒洒的建议观点。（何必注，略。）
其实，这篇稿子也是经过了多次修改，把一个原本表扬北京市三板斧的稿子，改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本来嘛，北京市在全国率先提出压缩行政成本，并有鼻子有眼儿地开出10％降幅的制度创新之举，被社会看作是一个巨大的玩笑：今年换届，北京市委和北京市政府一把手都将离开北京，因此做出如此制度安排显然是与其自身无关，毕竟，2007年度财政预算早在年初的北京市两会上就已经通过，降低行政开支也是2008年度的事儿，届时新上任的官员们自己抓挠去吧。这叫什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风光无限地在全中国第一个提出降低行政成本，制造了巨大的宣传效应，还不用为此吃苦受累，把累赘留给继任者，最终是否完成的考量也只能由后来者承担，何乐不为呢！
再说，这所谓的“三板斧”无非就是逗你玩儿。举例来说，“不再安排政府预算内投资对现有培训中心进行扩建和改造”，这种说辞几乎就是瞒天过海欺世盗名。姑且不说中国财政预算体制究竟是个什么破烂玩意儿（这是另外的话题），众所周知，中国各级委府都存在大量的预算外收支。中央党校周天勇认为，正是由于这种数目几乎与预算内资金等量齐观的预算外收支的存在及其胡作非为，才使得国际上认为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高居全世界次席。这就是说，即使北京市说到做到（这在公信力形同虚设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不再安排预算内投资，也根本拦不住楼堂馆所的大兴土木。
而现在，“中国式奢侈”的称谓也不胫而走。一直邀请我在其强国论坛里开博客的人民网也对此津津乐道。
人民网特别策划：“中国式奢侈”谁之耻？
现状：行政浪费触目惊心 花百姓的钱不痛心
（何必注，略。）
网上流传着用毛泽东的话来对照当今现实的内容。其中也有涉及到浪费的。
（何必注，略。）
我所在《城市》节目针对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建议设立浪费公款罪，专门做了一期节目，名字就叫做“该不该设立浪费公款罪”。这期节目里，开宗明义也引用了毛泽东的话：“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而面对日益严峻的宣传禁忌，为了加强审查通过的几率，我提示创作人员，在开篇用温家宝于今年全国两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相关内容，结尾时则采用胡锦涛在今年1月份中纪委第七次会议上讲话中所提出对党政干部八项要求中的相关条款，一头一尾，让节目获得安全面世。
而现在北京市高谈阔论要降低行政成本，又给了机会来述说此事。我现在根本不以《城市》为题材写什么文字，而首经做了如此节目，我当然就可以口无遮拦了。
在首经节目当中，也采访了胡星斗。很感谢胡星斗在我参与制作的电视节目方面给予的支持。现在他还是时不常就能够收到我如此内容的垃圾邮件。（由于通讯录发生着变化，我还是要不厌其烦地声明，如果列位不想再受到我这种垃圾邮件的骚扰，告诉我就是了，我将不再发送。）而且也给我提供着盛产的他的作品。
胡星斗给我发来的《浪费，中国富裕的头号杀手》一文中，开篇就援引了一位德国学者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贫穷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浪费国家”。
接下来，胡星斗介绍，据报道：2004年，中国大陆公车支出4085亿元，公款吃喝3000亿，还有公费出国3000亿元，以上“三公”消费占中国财政支出的1/3以上。……除了“三公”消费，其实还有公款建房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可谓“四公”消费正如火如荼。沈阳客运集团前总经理夏任凡动用公款2000万建私人庄园；国家级贫困县准格尔旗政府为旗领导建9幢别墅；河南信阳“农开扶贫办”为领导建豪华别墅；河南濮阳县领导及各局委的头头们动用公款建豪宅，最大建筑面积达600平方米……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七五~九五”期间政府投资的失误率为30%。另外，大量的国债用在了没有回报的形象工程上。
胡星斗还给我发来他撰写的公开信。
关于支持《物权法》、遏制国有浪费、设立浪费公款罪的公开信
（何必注，略。）
于是，《城市》节目将胡星斗称之为“四公”的现象叫做“公款四害”。
其实，这种数据也在发生着变化。
比如，据新华社报道，目前各地政府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都以超过20%的速度递增。那么，胡星斗引用的数据是2004年的，按照如此比例，2007年应该在7059亿的档次上。这还不包括油价上涨、以及养路费和过路过桥费增加、交强险呱呱坠地等方面的开支。如果加总起来，突破万亿并不是危言耸听。
再像公款出国，即使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因素，面对国际上的通货膨胀状况、以及日益汹涌的排华浪潮，都使得公款出国成本与日俱增。而在新农村建设名义下动辄数以万计的乡村干部到国外考察，更是成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公款旅游靓丽景色，以至于韩国专门开辟了针对中国乡村干部的旅游专线，并配备了专门伺候中国芝麻官的接待人员；法国奶牛场的工人说，那里的奶牛已经对中国人非常熟悉了。因此胡星斗援引的2004年公款出国3000亿的数字，太不与时俱进了。
其实，在我看来，胡星斗的归纳梳理并不全面。其中还有一个巨大的漏洞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那是什么？就是公费医疗。
坊间早就注意到，高达37960亿的国家实际支出中，只有21.33%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会保障、抚恤救济、教育、医疗卫生四类项目。于是，呼吁财政支出更多地用到民生方面的声音日益高涨。这也暗合了一些利益集团的诉求。
今年3月10日《中国证券报》报道，财政部长金人庆在昨日（3月9日）举行的十届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用“以人为本”四个字作了概括，――主要用于支持“三农”、支持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以及社会保障等。……“这是全世界都感到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谈到医疗卫生体制，金人庆如是说。他认为，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财政投入问题，首先要从每个国家自身的国情出发，搞好医疗改革的制度设计。……去年全国公共卫生支出已经达到1312亿，比2002年翻了一番，增长了107%。今年中央财政就安排了312亿，比去年增加了85.8%。
今年3月27日中国新闻网消息，21日，在由财政部、卫生部和国际金融公司合作主办的“2007年中国医疗卫生领域公共—私营部门合作论坛”上，财政部副部长王军介绍说，近几年中国医疗卫生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轨道，政府卫生资金投入最多、增长最快。2005年，中国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约为18%，如果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可比口径，将医疗保险基金等社会保障资金用于卫生的支出纳入其中，则中国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已经达到39%。2003年至2007年全国财政卫生投入的增幅平均每年都在20%以上，是所有重点支出项目中增幅最高的项目之一。其中，2007年中央财政卫生投入在2006年增长65.4%的基础上，又增长了6.8%。
……
可人们从自身水深火热的生活状况里，却很难发现如此巨大而高速的财政投入对于改善中国社会公共卫生局面的切实有效变化。为什么？
去年9月19日《中国青年报》载文，9月16日在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称当前医卫服务体系存在严重不公，中国政府投入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他介绍，（何必注，略。）
怎么样？光是长期请假的200万干部中的那40万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的开支，一年就差不多500亿元。如此推算，850万党政干部究竟要消耗掉多少公费医疗开支？
金人庆说去年全国公共卫生财政支出达到1312亿，如果按照这个比例计算，殷大奎的80％，是1049.6亿；王军说这个比例占到了卫生总支出的18％，那么卫生总支出的盘子应该在近7300亿的规模；而如果加上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资金，占比已经达到了39％，如此一来，财政在卫生方面的支出应该是2800亿的水平。在这个基础上，殷大奎的80％则成了2240亿。
这还不说，财政部的数据是否可靠，以及2003年中国医疗总费用就达到6600亿，历经四年，在通货膨胀和医药价格飞速上涨的情况下，全国医疗卫生总支出的盘子到底应该有多大，都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考虑到上述因素，如果说总支出规模达到上万亿的水平，也并非振聋发聩之说。而如此，财政比例所对应的实际数额，将更加令人触目惊心。
也就是说，不管是单纯的公共卫生财政支出，还是加上相关项下的社保资金，党政干部在其中的浪费都在千亿的水平上。
这两天，广州市10亿社保资金被挪用案件东窗事发，这些资金被用在了房地产开发项目上，媒体报道大部分被挪用的资金追回无望，只能由财政填补窟窿。由此，我们当然可以看到，公共卫生的社保资金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当中，也就是说，公共财政中作为保命钱的这部分，完全是一副贼不走空的管制情形。
于是乎，我们看到，公费医疗也是个巨大的黑洞，无时不刻不在吞噬着国民的血汗钱，成就了一小撮硕鼠。连脑满肠肥的金人庆都说，财政部最不愿意买单的就是公款消费。
如此，保守看来，去年公款吃喝达到1万亿，公车消耗7000亿，公款出国3000亿，公款建房（数据空缺），公费医疗1000～2200亿，总计应该在2万亿以上，而中国一年的财政支出水平如何？也无非就是3万亿多点的档次。
也就是说，公款吃喝、公车、公款出国，公款建房、公费医疗这“五公”所构成的五毒，应该占到了财政支出总量的2/3的水平。
如此，还不值得我们为了大公无私的委府山呼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