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中之重的三农成为挥之不去的噩梦
2007年12月24日
何必
昨天，为期两天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结束……（略。）
嘿嘿。
这样的内容，成为今天全国各大“主流”媒体的头版报道不可缺少的玩意儿。
这每年一度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例行召开啦。
看着会议公开的内容，无非是老生常谈吧？咱还是将这种货色称之为“八股八卦”。
昨天晚上，与两个结识了近28年的朋友见面喝酒，一个是当时在全国红极一时的“人才学”创始人、现在全世界首创电影课的雷祯孝，另一个则是后来就一直没有见面、这几年因为执导电影《盲井》、《盲山》而获得包括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在内的多项国际大奖的李扬聚会叙旧东拉西扯。咱也可以用“席间，宾主频频举杯，共祝三国人民友谊万古长青”这种八股八卦的文字来给人们添堵。不过，要说的是，席间，李扬说起他拍摄那两部至今我也没有看过（当然，说起来很是惭愧，我很久不进电影院了，因此，无论中外电影，我都很少看）的电影，都是涉及农村题材的，一部是描述中国矿难的，一部则是拐卖妇女的。他在老家陕西省的周至采访时，发现那里居然没有电，要知道，原来这里是有电的，没电的原因，是那里的水电站承包给了个人，而承包者拒绝出钱对水电站进行维修，发包的当地衙门与承包者就此前的电费收取责任无法达成一致，于是，供电就一直这么中断着，什么时候能够恢复供电，还是遥遥无期的事。
我对老雷和李扬谈起，这种情况在现如今非常普遍。
北京当局作秀般的在公开场合声嘶力竭地标榜提前完成停止征收农业税的任务，被国内媒体恬不知耻地称之为对中国的农民的一个大礼包，却只字不提，全世界唯独中国在向农民收取专门的农业税；也置若罔闻于，原本属于纳税人的权利（当然，有荒诞不经者认为取消农业税会使农民缺乏纳税人意识，这种混账逻辑不说也罢），却被媒体偷梁换柱成了中央对农民的礼品；当然，在自欺欺人的“稳定压倒一切”的统治原则之下，也不能涉及尽管取消了农业税，但是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以及包括水电油煤气等资源性产品的悉数节节攀升，而如此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什么提高农民收入就成为地地道道的扯淡，抵消了农业税减负效果不说，让农民背上了通货膨胀的包袱，农产品生产已经被逼到了死角，只要还能够奔波劳作者，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从事农业劳动的基本上属于老弱病残，农业整体的贫困化边缘化垃圾化趋势不可阻挡；媒体更别有用心不说的是，取消农业税，使得农村基础委府组织失去了财政收入来源，而北京方面继续着揽权卸责的路数，维持着财政“分灶吃饭”的路数，抱残守缺于实在让人唏嘘不已的发自前一任“以钱为纲”唯利是图委府的“财权上收事权下放”这种强盗行径，在所谓“乡财县管”的“制度创新”下，村镇一级财政几乎全面崩溃，农村治理几近成为痴人说梦，伴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委府也干干净净地从向农村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领域里全身而退，导致农村大规模的凋零破败。至少，全国农村的水利设施绝大多数都已经处于年久失修不堪一击的“病险”状态，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而且，人们服从的所谓荆轮效应，也就是在生活水平方面能上不能下的不可逆进程，在农村却被阻断了。按照李扬所举的例子看，农民从有电到没电，体验着并非忆苦思甜带来的真实生活的倒退变迁，实际上印证了新农村建设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其实，有目共睹的是，新农村建设已经沦为地方委府赤裸裸的新一轮圈地运动。我们姑且假定，北京方面还是想执政为民，还是真心实意地想提高农民收入，但是，在中南海失灵的情况下，所有政策都会被变异成为公权力对私权利强取豪夺的合法借口。新农村建设演变到现在，就是经典的范本。按照俺老潘作为中国“空”军里坚定不移的分子的立场，看空唱衰是一以贯之的，在新农村建设刚刚被高调祭出、坊间争先恐后赞不绝口之际，俺就对其大泼冷水。到现在怎么样呢？被俺这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乌鸦嘴“不幸言中”了吧？
好事者煞有介事地指出，新农村建设要“操之有方”。一些做法仍流于形式；国家投入收益如何最大化；试点阶段暴露出五大矛盾，一是，新农村建设不是操之过急，而是操之无方。二是，一些地方政府反哺农村构建和谐社会还只停留在口头上。三是，没有真正调动农民群众作为主体参与到农村建设中来。四是，各个职能部门没有协调一致，各自为政。第五，新农村规划多是城市小区规划的套用和延伸。（《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12月11日）
多才多艺的胡星斗更是将目前的流动性过剩的出路放到了新农村建设上。他发给我的邮件里就涉及了这样的内容。
huxingdou
2007年6月28日 12:26
Fw: 冰火两重天的中国经济
（何必注，略。）
问题出在哪里了呢？
众所周知，现在掌握政权者是依靠农民起家的。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动员农民作为核心政治与军事资源，是得到天下的法宝。但是，现如今我们却发现，公权力已经在农村大规模失守；如果这样的说法还有着被迫的意味的话，那么说公权力从农村主动全线撤离，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对此，郑永年有着专门的讨论。
老规矩，引用完毕用加长省略号表示。
郑永年：地方民主、国家建设与中国政治发展模式：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现实估计
（何必注，略。）
引用完毕。
不管是郑永年称之为“制度性回撤”也好，还是“合法性下坠”也罢，目前中国农村的险象环生，却是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
我对老雷和李扬还说，随着北京具有了越来越大的财权，看上去挺美的通过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能够为农村提供尽可能良好的公共服务。但是，由于中国大多数县乡级财政已经破产，这一级财政的基本状况就是“工资财政”或者“养人财政”，也就是说，财政支出基本上用于养活四大机关，而就像郑永年所说的那样，地方截留了中央给予农民的权力，其中就包括转移支付当中的绝大多数。
比如，李扬就提到，北京到三峡库区进行慰问演出，就导致了一场涉及成千上万人的群体性事件，原因就在于演出当中一个小品里，不经意间透露出中央给每个移民的补偿是三万元，还有其他的政策支持，而现场观看演出的农民却只得到了区区三千多元，导致群情激奋，无法控制。这恐怕也是那些艺术家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
如此这般，我们再去看开篇那些让咱们不厌其烦的说辞，恐怕也就心中有数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