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宝兴：城市与小商贩谁该宽容谁？
2006年9月26日
何必
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日前在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表示，小商小贩也是城市的组成部分，对他们应该宽容些……（略。）
记者在建议观点里介绍，（略。）
现在这个仇宝兴，也开始语不惊人死不休了，三天两头在公开场合放出重磅炸弹，总是能够引起媒体的一篇喧嚣，然后再带来社会的极大关注。如今的政府干部，纷纷效仿李金华、伯熙来、潘岳等“人格魅力”型的官员，扯着大嘴改变绝大多数八卦而八股的公文语序格式，采取媒体式传播来哄抬话语分量。
也是，总不能老是让诸如教育部原副部长张宝庆、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等官员在退下来之后口无遮拦大放厥词，让社会质疑为什么官员只能在离开岗位后才敢于向社会说出真相，并猜测和揣摩在位的官员们都谨小慎微龌龊猥琐吧，时不时也地出来风光一把嘛。
这不，仇宝兴在那个城市规划年会上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扯上了小商小贩，并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的专访。后者以“城市对小商贩应当更宽容”为题9月22日将该专访面世，引发了新一轮的口水战。
媒体上有着诸如“对小商贩的宽容是对城市的宽容”、“对小商贩宽容是城市管理智慧的体现”、“多元化管理可让小商贩过上幸福生活”等等言论。这些在我看来，或者是文不对题，或者南辕北辙，或者隔靴搔痒。
其实，无论是在我平常每天一篇污言秽语的稿子里，还是在我参与的电视节目中，我一直坚持，取缔小商小贩天理难容。每当看到那些城市执法人员凶神恶煞气急败坏地面对手无寸铁小商小贩，我都咬牙切齿。有时在街头碰到执法人员如此对付小商贩，我会忍不住上前阻止，质问执法人员为什么要对小商贩如此穷凶极恶。如此情形时，执法人员往往会以妨碍公务为由试图吓唬我，我则据理力争，并使得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地赞同我的立场和态度，使得执法人员不得不有所收敛。
而新闻工作经历，让我通过记者的报道看到了更多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并在节目当中的点评里尽量表述对小商贩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首经》节目每每遇到如此题材都会从小商贩的就业、养家活口、遵纪守法等层面絮叨，而《城市》则专门用了20分钟做了整整一个《无摊的城市》来讨论这个题目，且结论于摊贩是一个城市最为活跃而积极的经济乃至文化因素，一个没有摊贩的城市就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城市，注定没有活力和前程。
如此叙述，矛头直指当前中国的城市管理思维模式，我们的城市到底是谁的城市？是政府的城市还是市民的城市？为什么政府总是和市民过意不去，但凡好一点的城市元素就要被政府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于死地？光从北京来看，这几天我的稿子里就多次老生常谈过秀水、簋街、雅宝路、新街口、三里屯、官园等民间市场的命数。
应该说，个体经济的回归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最为鲜亮而耀眼的创举，个体经济在提升城市生活质量、满足人们千奇百怪的需求、缓解就业压力、繁荣市场、安定社会等诸多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和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城市中的个体经济，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到现在的成果。
可现如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中国经济逐渐走上了重化工的道路，成为各地政府在经济以及政治和社会制度安排方面的单行道，舍此无他。而中国的就业问题却被束之高阁。从目前的重化工产业模式以及第三产业的混乱和萧条就能够看出，政府在干着些什么。
中国的失业率一直是个神秘的幻象，官方以“城镇登记失业率”来偷梁换柱，抹煞失业的真实状况。而且，在解决就业方面一直是采取不作为的态势。
政府不提供就业机会，还不准许国民自谋生路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生存的条件。全世界有什么政府是如此作为的？数据显示，1999年个体工商户为3160万户，2004年下降为2350万户，1999～2004年在工商局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减少了770万户，平均年减少128万户。
前两天，媒体就中国个体户6年间减少810万的数据大呼小叫，《人民日报？也发出了到底是谁的责任的质询。可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能够是什么？当然是政府。
《中国改革》2006年第5期刊登了周天勇“政府规制如何窒息创业和就业”的文章，介绍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告》以“改善投资环境，促进人人收益”为主要内容，专门研究了政府政策和行为与促进就业及减少贫困的关系。报告认为，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在营造投资环境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政府的政策和行为通过对成本、风险以及竞争壁垒的影响，决定企业面临的机会和激励机制。政策规制越严，创业活力越被窒息，失业越严重。
周天勇在该文章中分析，中国投资、创业和企业经营目前实际的税费负担很重。（略。）
小商小贩也是中国公民，是被宪法规定了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主体，原本不偷不抢靠着自己的劳动运输贩卖辛辛苦苦挣些许可怜的生活费，却被城市管理当局当作是黑车黑倒黑摊贩而痛下狠手整治，将中国特色语境中的“人民内部矛盾”采用“敌我矛盾”的方式去处理，并采用高精尖的设备对付小商贩们。8月9日，市城管部门按照刚刚出台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装备技术规范》对全市城管执法队伍进行装备，并将在2008年之前配备齐全。对城管执法系统进行规范配备，在全国尚属首次。《规范》对六大方面基础装备的配备标准进行了规范：1.特种服装防暴力；2.掌上当年查黑档；3.激光仪器测违建；4.篮黄顶灯能报警；5.GPS定位；6.测酒器督察执法队员。这也算是武装到了牙齿了吧。可这是在对付谁呢？对付我们自己的同胞，对付那些并没有违法乱纪而只不过自食其力的劳苦人民。
纳税人依法被强制性收税，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在全世界高居第二，可纳税之后却要看着被税款养活了的政府部门拿着纳税人自己的钱武装起来对付自己，这是凭什么？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是怎么说的？政府就有两项工作，一是税收，二是就业；如果就业发生了困难，政府宁愿放弃税收。这在中国是可能的吗？
西方国家对于小商贩通常都是采取鼓励的政策，在金融、税收、社保等方面都给这些主动为政府减轻负担的权利人以格外的关照。不仅不向小商贩收税，而且还向其提供小额贷款担保和福利优惠等措施。
可这些，到了中国就变味儿了，变成了政府对小商贩的格杀勿论。
如此看来，仇宝兴所谓“城市对小商小贩应该更宽容”的说辞，就有着明显的问题。
首先，更宽容的的意思是什么？是说我们已经做得挺宽容了，需要的是百尺竿头更上一步？通过前面的描述看到的是，对小商贩何曾有过宽容？在表述上，只能是能不能对小商小贩宽容一点吧。
其次，仇宝兴的说辞，以及媒体的评论，都透露出一种居高临下施舍周济的意味，好像是那些小商小贩在社会底层眼巴巴地指望着青天衙门什么伤害能够睁开慧眼对他们网开一面。城市对小商贩这种对比本身，就将小商贩与城市对立割裂开来，仿佛小商贩对于城市而言是个鸡肋附庸舶来品的货色，根本没有将小商小贩作为城市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城市生活中很活跃积极靓丽的因素。
再次，作为纳税人的小商小贩并没有违法乱纪，却要遭遇到威权政府的拾掇，小商贩的权利何在？如此显而易见旷日持久并且无处不在的政府对于公民权利的侵害乃至非法褫夺，到了仇宝兴那里，就摇身一变成了我们当今应该宽大为怀还权于小商小贩，这种说辞透露出强烈的封建主义的授权传统观念，核心于权利是君主所赐，君权神授的逻辑里，民权当然是来自于君主的恩赐和典赏。可共和体制则是君权民授，通过民选而进行权利的让渡，委托政府行使社会的管理权。当政府滥权之际，就会产生很大的执政合法性问题。从这个意义赏说，按照时兴的法治社会的理念，应该是城市宽容小商贩，还是小商贩应该宽容城市？
还有，仇宝兴所谓的宽容指的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宽容呢？似乎很是模糊。不过我们可以从这位副部长此前几天的说辞中体会到些个。仇保兴9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是世界上所有大国中最严重的缺水国家，水价不能充分反映水的使用价值，会在老百姓许可和承受范围之内，通过水价改革还水价一个真实的“面孔”，但水价的提高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许可和承受”，也许可以注解仇宝兴所谓的“宽容”。水价上涨，就是在一个不断试探国民经济、心理等方面底线的过程，并且会在日益将国民生活和公共利益边缘化垃圾化贫困化的行政努力之中，把这种底线不断压制到惨无人道的境界。（紧接着，北京市刚刚出台的十一五规划当中就明确提出，水电气运等公共事业的价格要全面上涨，他娘的！）
所以，仇宝兴如此“宽容”，姑且可以当作一个事不关己（针对城市里小商小贩的执法本身就不是建设部的职责范围当中）的官员为了政绩昭彰的高谈阔论，更可以是政府部门新一轮的行政不作为的开端。其中可以体味的，是对小商小贩的蔑视和嫉恨。
另外，仇宝兴这里所谓的城市是什么？是个语焉不详的抽象概念。我对于来不来就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之类的外交辞令向来嗤之以鼻——别拿自己那么当回事能够代表人们；而这里所谓的城市也是如此带有想当然地成为城市代言人的意念。城市并非一个空洞虚幻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而是活灵活现血肉横飞的人们的构成，是由小商小贩、男女老少、人头马面、贪官污吏、牛鬼蛇神等等污七八糟组成的实在。而仇宝兴们充其量也只能代表其中的“一小撮”，要说是城市，嘴撇得太大点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