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遥忆北京大学 心脑充满血泪。。。
虽比科学院强 全都是重灾区。。。
三人行——为了遗忘的记忆 乐黛云 |
| 50年已经过去，57年来到人间的我的儿子已经整整50岁。他有异常坎坷的童年，刚刚满月，我就被作为“右派”，每天接受“群众”批斗。由于策划未出版的青年学术同人刊物《当代英雄》，我被毫无疑义地划定为“极右派”，立即下乡，和地、富、反、坏一起接受“监督劳动”。孩子的祖父，当时北大的副校长汤用彤老先生终于做了他平生最不愿作的“求人”之事，向另一位副校长江隆基开口，要求给我8个月的哺乳期，孩子无罪，况且，毕竟是他的嫡长孙呀！如今，孩子的祖父已长眠地下，孩子却等到了好时光，托改革开放之福，他受到很好的教育，现在是一家著名公司得力的技术骨干；而我的国家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等到了比过去有所改善的境遇，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有了更好的未来。 深知这一切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殚思竭虑，无私奉献心智和精力，乃至生命的结果。我不愿再用过去的苦痛来增添今日的负累，宁愿让我们肩起苦痛的闸门，将人们引向更宽容、更解放、更快乐的精神世界。然而，人生在世，总有一些人物、一些场景，涌动于情，铭刻于心，值此半世纪已然逝去之际，我愿将三位密友不幸的故事写在这里，不是为了铭记，而是为了遗忘，但又不是消失，而是隐没于历史的烟尘，期待被未来的历史家在更宏大的视野中重新钩沉。 新时期知识界的北京劳动模范裴家麟 1978年，我和家麟终于又见面了。1958年一别，经过十年监督劳动，十年文化大革命，我们之间已是整整二十年不通音问！一首儿时的歌曾经这样唱：“别离时，我们都还青春年少，再见时，又将是何等模样？”我不知他对我这二十年变化出来的“模样”有何感触；然而岁月和灾难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却使我深深地震骇！古铜色的脸，绷紧着高耸的颧骨，两眼深陷，灼然有光，额头更显凸出，我甚至怯于直视他那逼人的眼神。我想鲁迅笔下那个逼问着“从来如此……便对么”的狂人—定就有这样的眼神！真的，二十年前那个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充满活力，不免狂傲的共青团中文系教师支部书记裴家麟已是绝无踪影！我不免想起阿Q临刑前所唱的那一句“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二十年已经过去，在我面前的，果真是另一条好汉么？ 记得我们初相识，他才二十一岁，刚毕业就以优异成绩留北大中文系任教，我和家麟都师从王瑶先生，都喜欢浪漫主义，都欣赏李白的狂气，都觉得我们真的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于是，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鼓舞下，我们策划了一个中级学术刊物（策划而已，并未成形），意在促年轻一代更快登上文学研究的舞台。好几位青年教师都“团结在我们周围”，包括当时的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和进修教师党支部书记也都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们终于被“一网打尽”，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最恶毒”的“反革命集团”，家麟被作为集团的“头目”被定为“极右派”，发配下乡，监督劳动，开除公职，开除党、团籍，每月生活费人民币十六元。那时，家麟的妻子正在生育第二个孩子，家里还有老母幼妹，妻子又仅仅是一个小小资料员，靠着这一点点生活费，我真不知道他的日子怎么能过得下去！然而，这日子毕竟过下去了，过下去的结果就是今天站在我面前的，黧黑、消瘦、面目全非的新的家麟！ 家麟这二十年的遭遇我不想再说，也不忍再说。只说一点，其余皆可想见。他告诉我他被关在监管“劳动教养”分子的茶淀农场，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时光。在那“大跃进”、大饥馑的年代，他曾在饥饿难熬之时，生吃过几只癞蛤蟆和青蛙；他又告诉我，他的同屋，一个少年犯，养了一只蟋蟀，这是和少年一起抗拒孤独的惟一伙伴，是他的最心爱之物。然而，有一天，这只蟋蟀竟然被同屋的另一个犯人活活嚼食了！少年哭着直往墙上撞头，边撞头，边喃喃：“活着还有什么劲，活着还有什么劲！”吃了蟋蟀的人跪在少年面前认罪，磕头如捣蒜。我听得心里直发毛，家麟冷冷地说，有什么办法？这是饥饿！ 几经周折，家麟终于在中央民族大学回到了教学岗位。谁能否认家麟这最后十八年生命的焕发和成果的辉煌呢？由于教学和科研的突出成就，许多别人梦寐以求的光荣称号纷纷落在他的头上，诸如北京市劳动模范、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等等。他的学术著作《李白十论》、《诗缘情辩》、《文学原理》先后获得各种优秀成果奖；《文学原理》一书还被台湾的出版社重印并推荐为大学教材。他编撰的《李白资料汇编》、《李白选集》，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语言文学》合起来足有数百万字。他为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开设了十余门课程，听课学生时常挤满了能容纳二三百人的教室。他在学术界已享有崇高威望，除担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和校学术委员会常委外，还担任了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学术兼职。对一个在劳改环境中耗损了二十年，已是年近半百才开始重返学术生活的中年人来说，既无人际关系基础，又无雄厚的学术底气，要取得以上如此辉煌的成就，除了以心智、精力乃至生命为代价，再无别的途径。他昼夜忙于教学和研究，急于补回失去的时间没有时间去医院，也不顾时常感到的隐约的病痛，任随癌细胞在他的肺部和大脑中蔓延。他经常是累了一盅一盅饮烈酒，困了大杯大杯喝浓茶，劣质烟草更是一支接一支灌进肺里。家麟终于在日以继夜的劳累中耗尽自己。 然而，家麟实在去得太早了，他一定是怀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记得78年回北京不久，他曾送给我一首诗，题为 咏枫（仄韵）赠友人 凛冽霜天初露魄，红妆姹紫浓于血。 这首诗可以有许多不同层次的解读，它似乎总结了我们的一生，回顾了我们的挫败，赞美了我们曾经有过的美好理想和满腔热血，也叹息了青春年华的虚度和岁月不再；然而最打动我的却是最后一句：“衰朽丛中有绝色”！它意味着过去的艰难和痛苦并非全无代价，正是这些艰难和痛苦孕育了今天的成熟和无与伦比的生命之美！ 后来，1996年夏，我将去澳大利亚逗留一段时期，行前曾去看他。他刚动过大脑手术，但精神和体力似都还健旺。我们相约等我回来，还要讨论一些问题，特别是关于他的《文学原理》，我曾提过一些意见，我们都很希望能进一步深谈。我们还计划一起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以便可以有较多时间在一起。那时，虽然他的身边并无亲人，他的妻子已然早逝，他的两个儿子在他手术后不久，也不得不返回他们承担着工作的异国他乡，但他并不特别感到孤独，他的学生和徒弟轮流守候在他身旁。所谓“徒弟”指的是他在茶淀农场当八级瓦工时调教出来的几个小瓦工，这时他们也都已是中年壮汉了。家麟和他这几个徒弟的情谊可真是非同一般。记得我们刚从鲤鱼洲五七干校回来时，所住平房十分逼促，朝思暮想，就是在院子里搭一个小厨房，以免在室内做饭，弄得满屋子呛人的油烟。但在那个年月，砖瓦木石，哪里去找？劳动力也没有！家麟和我第一次见面，得知我的苦恼，就说这不成问题！果然那个周末，来了四个彪形大汉，拉来一车建筑材料。他们声称自己是家麟的徒弟，不到半天。小厨房就盖好了，他们饭不吃，酒不喝，一哄而散，简直像是阿拉丁神灯中的魔神，用魔力创造了奇迹！这几个徒弟每年都要来给师傅拜年，还常来陪师傅喝酒。家麟住院后，他们守候在家麟的病床前，日日夜夜！他的研究生对他之好，就更不用说了。我于是放心地离开，去了澳大利亚。 1996年冬天回来，正拟稍事休息就去探望家麟，没想到突然传来噩耗：1997年1月9日，家麟竟与世长辞！家麟的同班同学石君（他很快即追随家麟而去，也是癌症。愿他的灵魂安息）给我看家麟写的最后一首诗，题目也是赠友人，这是他最后在病室中写成的，是他的绝笔。诗是这样：? 病榻梦牵魂绕因赋诗寄友人 不见惊鸿良可哀，挥兵百万是庸才。 他是多么不甘心就这样撒手人寰啊！我总觉得这首诗意蕴很深，一时难以参透！只有第三句，我想是表白了他深深地遗憾，遗憾那在寒霜凛冽中铸就，眼下正在蓬勃展开的艳丽红枫终于过早地、无可挽回地萎落！这蓬勃，这艳丽将永不再来！然而，就在此时此刻，他仍然渴望着新的生机，渴望着那不可知的“佛光”或许能重新照亮他的生命！这“佛光”是不是就是第一句诗中所说的、一直盼望着的“惊鸿”呢？这“惊鸿”始终未能出现，使他深深的痛苦和悲哀。惟有第二句，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挥兵百万是庸才”，是说我们的国家曾经十分强大，曾经有过极好的机遇，却因指挥不当而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灾难？是说中国知识分子本应一展雄才，力挽狂澜，却个个庸懦，俯首就戮？啊！家麟，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你究竟想说一点什么？想总结一点什么？想留下一点什么？ 1997年1月9日，聪明睿智、热情奔放，与人肝胆相照的“川中才子”，“四川好人”裴家麟从此永逝。他未能如我们曾经相约的，高高兴兴地一起进入21世纪。生活曾为他铺开千百种可能：他可能成为伟大的诗人，成为划时代的文学史家，成为新兴文学理论的创建者，也可能成为真正不朽的战士。 然而，“伤心榻上霜枫落”，家麟从此永逝！ 5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第一位研究生朱家玉 你曾注意到未名湖幽僻的拱桥边，那几块发暗的大青石吗？那就是我和她经常流连忘返的地方。1952年院系调整，我和她一起大学毕业，一起从沙滩红楼搬进燕园，她当了解放后中文系第一个研究生，我则因工作需要，选择了助教的职业。我们的生活又忙碌，又高兴，无忧无虑，仿佛前方永远处处是鲜花、芳草、绿茵。她住在未名湖畔，那间被称为“体斋”的方形阁楼里。我一有空，就常去找她，把她从书本里揪出来，或是坐在那些大青石上聊一会儿，或是沿着未名湖遛一圈。尤其难忘的是我们这两个南方人偏偏不愿放弃在冰上翱翔的乐趣，白天没空，又怕别人瞧见我们摔跤的窘态，只好相约晚上十一二点开完会（那时会很多）后，去学滑冰。这块大青石就是我们一起坐着换冰鞋的地方。我们互相扶持，蹒跚地走在冰上，既无教练、又无人保护，我们常常在朦胧的夜色中摔成一团，但我们哈哈大笑，仿佛青春、活力、无边无际的快乐从心中满溢而出，弥漫了整个夜空。 她是上海资本家的女儿，入党时很费了一番周折。记得那是1951年春天，我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学习文件，准备开赴土地改革最前线。她的父亲却一连打来了十几封电报，要她立即回上海，说是已经联系好，有人带她和她姐姐一起经香港，去美国念书，美国银行里早已存够了供她们念书的钱。她好多天心神不宁，矛盾重重。我当然极力怂恿她不要去，美国再好，也是别人的家，而这里的一切都属于我们自己，祖国的山，祖国的水，我们自幼喜爱的一切，难道这些真的都不值得留恋么？我们一起读马克思的书，讨论“剩余价值”学说，痛恨一切不义的剥削。她终于下定决心，稍嫌夸张地和父亲断绝了一切关系。后来，她的父亲由于愤怒和伤心，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在土改中，她表现极好，交了许多农民朋友，老大娘、小媳妇都非常喜欢她。土改结束，她就作为剥削阶级子女改造好的典型，被吸收入党。 农村真的为她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她在土改中收集了很多民歌，一心一意毕生献身于发掘中国伟大的民间文学宝藏。当时北大中文系没有指导这方面研究生的教授，她就拜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教授为师。她学习非常勤奋，仅仅三年时间就做了几大箱卡片，发表了不少很有创见的论文。直到她逝去多年，年近百岁的钟敬文教授提起她来，还是十分称赞，有时，还会为她的不幸遭遇而老泪潸然。 她的死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谜。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在这拱桥头的大青石边。那是1957年6月，课程已经结束，我正怀着我的小儿子。她第二天即将出发，渡海去大连，她一向是工会组织的这类旅游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她递给我一大包洗得干干净净的旧被里、旧被单，说是给孩子作尿布用的。她说她大概永远不会做母亲了。我知道她深深爱恋着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一个爱说爱笑，老远就会听到他的笑声的共产党员。可惜他早已别有所恋，她只能把这份深情埋藏在心底并为此献出一生。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当时，我猜她这样说，大概和往常一样，意思是除了他，再没有别人配让她成为母亲罢。我们把未来的孩子的未来的尿布铺在大青石上，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起，欣赏着波动的塔影和未名湖上夕阳的余辉。直到许多许多年以后，我仍不能相信这原来就是她对我、对这片她特别钟爱的湖水，对周围这花木云天的最后的告别式，这是永远的诀别！ 她一去大连就再也没有回来！在大连，她给我写过一封信，告诉我她的游踪，还说给我买了几粒非常美丽的贝质钮扣，还要带给我一罐美味的海螺。但是，她再也没回来！她究竟是怎么死的，谁也说不清楚。人们说，她登上从大连回天津的海船，全无半点异样。她和同行的朋友们一起吃晚饭，一起玩桥牌，直到入夜11点，各自安寝。然而，第二天早上同伴们却再也找不到她，她竟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永远消失，全无踪影！我在心中假设着各种可能，惟独不能相信她是投海自尽！她是这样爱生活，爱海，爱天上的圆月！她一定是独自去欣赏那深夜静寂中的绝对之美，于不知不觉中失足落水，走进了那死之绝对！她一定是无意中听到了什么秘密，被恶人谋杀以灭口；说不定是什么突然出现的潜水艇，将她劫持而去；说不定是有什么星外来客，将她化为一道电波，与宇宙永远冥合为一！ ? 这时，“反右”浪潮已是如火如荼，人们竟给她下了“铁案如山”的结论：顽固右派，叛变革命，以死对抗，自绝于人民。根据就是在几次有关民间文学的“鸣放”会上，她提出党不重视民间文学，以至有些民间艺人流离失所，有些民间作品湮没失传；她又提出五四时期北大是研究民间文学的重镇，北大主办的《歌谣周刊》成绩斐然，如今北大中文系却不重视这一学科。不久，我也被定名为“极右分子”我的罪状之一就是给我的这位密友通风报信，向她透露了她无法逃脱的，等待着她的右派命运，以至她“畏罪自杀”，因此我负有“血债”。还有人揭发她在大连时曾给我写过一封信（就是谈到美丽钮扣和美味海螺的那封），领导“勒令”我立即交出这封信，不幸我却没有保留信件的习惯，我越是忧心如焚，这封信就越是找不出来，信越是交不出来，人们就越是怀疑这里必有见不得人的诡计！尽管时过境迁，转瞬50年已经过去，然而如今蓦然回首，我还能体味到当时那股焦灼和冷气之彻骨！ 1981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朋友突然带来口信，说普林斯顿某公司经理急于见我一面，第二天就会有车到我住处来接。汽车穿过茂密的林荫道，驶入一家幽雅的庭院，一位衣着入时的中年女性迎面走出来，我惊呆了！分明就是我那早在海底长眠的女友！然而不是，这是1951年遵从父命，取道香港，用资本家的钱到美国求学的女友的长姊。她泪流满面，不厌其详地向我询问有关妹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我能说什么呢？承认我劝她妹妹留在祖国劝错了吗？诉说生活对这位早夭的年轻共产党员的不公吗？我甚至说不清楚她究竟如何死，为什么而死！我只能告诉她我的女友如何爱山，爱海，爱海上的明月，爱那首咏叹“沧海月明珠有泪”的美丽的诗！如今，她自己已化为一颗明珠，浮游于沧海月明之间，和明月沧海同归于永恒。 农民的宠儿施于力 人们常说“因祸得福”，真是言之不虚！我来到接受监督劳动指定的地点——崇山峻岭脚下的东斋堂村。我被安排和四位女下放干部睡在一个炕上。虽然我被挤到炕席边上一条窄得不能再窄的凹凸地带，但仍然使她们感到比以前拥挤；况且深更半夜，我常不得不窥见她们正在做的不愿别人得知的事情！例如一个月黑夜，她们背着大背篓进门的声音惊醒了我。原来她们向村民收购了一批核桃，正倒在地上，用锤子砸出核桃仁，准备春节带回家。下放干部向村民买东西是绝对禁止的，虽然我假装入睡，但她们对我还是深感不便。过了几天，我就被“勒令”搬到农民家中，进一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此开始了一年多和大娘、大爷同住一个炕上的幸福生活。 这三间向阳的南屋，是从地主家分来的，温暖而明亮。对面的北屋却是又冷又暗，原是存放农具的去处，施于力和其他三个右派学生就住在这里。施于力以其博学多才、思维敏捷留任中文系助教，为时不过1，2年。他以他的热忱助人，活泼欢快，很快就被选为工会文体委员，又以他的机智幽默，能言善辩，所到处总是让人笑声不断，而有“活宝”之称。他的父亲是20年代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施于力时常宣扬当时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大于马克思主义，而且说，你没看见吗？大作家巴金的名字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首尾二字，足见他对无政府主义的崇拜。他太爱开玩笑，太爱出奇制胜，太爱故作惊人之语，反右开始不久，他就被划为右派，又因“拒不检讨，死不认罪”最终被定为“极右派”。如今，他被当作“敌人”监督劳动，但仍然身强力壮，爱干活，爱说笑。老乡们都很喜欢他。哪家有干不了的活儿都喊他去干，哪家有好吃的东西也都喊他去吃。尤其是和我同睡一炕、无儿无女的韩大爷和韩大妈更是把我们两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女。每月，当应交售的鸡蛋完成定额之后，大妈总会把我们叫到一块，用交售剩下的鸡蛋让我们吃上一次八、九个鸡蛋的大餐，有时还加上不知哪里弄来的粗面粉，给一人做一个大鸡蛋饼。 初春耩地时节，就是施于力和我最快乐的时光。东斋堂地处山沟之中，没有平坦成片的田野，只有在大山边上开垦出来的狭长的小片土地。所谓耩地就是在已经平整好的松软土地上，用一种特殊的“篓犁”剖开土面，将谷子播种到地里。这是几千年前中国就已经使用的农业技艺。韩大爷总喜欢叫着施于力和我去大山里。干活儿时，施于力走在最前面，充当牲口的脚色，拉着犁往前走（这个活儿一般用小毛驴，大牲口会踩坏土地，还转不过弯，人，当然更灵活）；韩大爷走在中间，扶着篓犁，边走边摇，将篓里的谷种均匀地撒播在同时开出的犁沟中；我走在最后面，用齿耙轻轻盖上和压紧犁沟面上的浮土。我们三人就这样走过来，走过去，踏着又松又软的泥土，倾听着山间的鸟鸣，呼吸着松树和刚抽芽的核桃树散发出来的清香，忘却了人世间的一切烦恼。韩大爷怕我们累，休息时间总是很长。这时，他坐在树荫下抽一袋烟，我躺在地头小草上，享受着温暖的阳光和大自然的静谧；施于力则跑来跑去，搜寻着松鼠藏在树洞里的核桃和遗留在地里的白薯头，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偶有所获，就快乐地呼唤，即使是一个核桃，也是三人分而食之。 转瞬到了收获核桃的季节。核桃是山村的主要出产，上山打核桃更是一年的重要农活。施于力年青，身手矫健，又善于爬树，自然成了收核桃的主力。这天，是个大晴天，我们生产小队来到很偏远的一座山坡，大家都很高兴，用长竿晃悠着地上够不着的核桃，欢声笑语，一片喧哗。施于力兴高采烈地爬上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核桃树，用竿子拨弄更高枝叶上的核桃，但树梢太高了，仍然够不着。他又登上一根更细更高的树干，树干直摇晃，仿佛承受不了他的重量。老队长在树下疾呼：“下来！快下来！”话声未落，咔嚓一声，施于力已从树梢上摔了下来！可怜的施于力，脸色苍白，四肢瘫软，人事不知！众人七手八脚，好不容易将他抬出山外，放倒在那间阴冷屋子的炕上。老队长说要是抬到山外的区卫生院，百余里山路太颠簸，恐怕病人受不了，就专门派了一个人去卫生院，想请一个医生来。等到快半夜，派去的人回来说，卫生院领导一听是个右派，就说大夫已下班，不能为一个右派去大夫家找人加班，况且东斋堂在山里，不通车，夜里无法走，明天再说！第二天等了一天，仍然不见大夫的踪影！好些老乡给施于力送来鸡蛋、芝麻等食品，但施于力还是不吃不喝，昏睡不醒。一直到傍晚，看来等大夫是没有希望了！老队长说最严重的是一天一夜不曾小便，再拖下去，只怕会中毒，太危险！他决定走6、7小时的山路，到更深的深山里去请一位高人！这是他的一个老朋友，70余岁了。据说医术十分高明，有家传奇技，治愈过无数跌打损伤的病人。夜深了，我一直守候在施于力身边。他呼吸微弱，肚子从薄薄的衣服中鼓起。我多么希望他能哪怕是苏醒一分钟，喝一口水，有一点小便！我唯恐错失这样的机会，一分钟也不敢闭眼！心里想着无论如何应该将他送进医院！ 天刚蒙蒙亮，老队长从深山里回来，领着一个白胡子飘逸，鹤发童颜的老者。他们把施于力翻过身来，脱去上衣，在他的脊柱两旁用很长的针扎了4针，然后用一根短针在他的腰部插进皮肤，斜着往外挑，环腰挑了几十针，挑出一些灰白色约2、3厘米长，类似短线头的东西。我看得目瞪口呆！这是什么？是人的神经吗？是寄生虫吗？是什么分泌物吗？不到一小时，这些莫名之物在我拿着的小碗中就装满了小半碗。这时，施于力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睁开了眼睛，大量小便湿透了被褥和炕席！我立即用我的被褥替他换上，清洗干净，在炕上烘干。接着，施于力吃了一小碗小米粥，一小碗鸡蛋羹。第三天，施于力完全复原，又开始了和过去一样的生活！对于多年深受科学精神熏陶的我来说，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是绝对不会相信施于力被治愈的奇迹！老队长告诉我，这叫“挑白毛痧”，是民间绝艺，眼下已经没有几个人会操作了！ 不管怎样，施于力总算捡回了一条性命！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1961年末，北大在斋堂公社创建的干部下放点和“右派”劳动监督站全部撤离。许多“右派”被遣送回原籍或到更边远的农场劳动。施于力和我却幸运地被允许返回北大，恢复公职。据我所知，周围被“监督劳动”的北大“极右派”，好像只有他和我得到这样的“荣宠”。有人说这完全是因为领导征求意见时，贫下中农为我们两人说尽了好话！回到北大后，我们这样的人当然不能再直接面对学生，以免向他们“放毒”，因此被分配到中文系资料室。我的工作是为上课教师的文言教材作详细注释；施于力则被分配作一些油印资料等打杂的事。我们毫无怨言，以为可以心安理得地过一段平静的日子。然而，事与愿违，当一切都已安定下来，施于力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说是为了支援边疆教育事业，他必须立即返回故乡——云南，到箇旧第一中学报到。至于我，由于反对“三面红旗”，“右派翻天”，又遭遇了新的不幸。 施于力就这样走了，没有留下一个字，一句话。他是一个狂傲之人，不屑于去求人，去“运动关系”，甚至连调动的原因他都没有去打听！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再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听说他这个“极右派”，由于“死不认罪”，被击毙于红卫兵的乱棍之下。 我的三个密友，就这样以不同的方式各自走完了他们短暂的人生！50年过去了，新时期开始，他们都被证明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 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乐黛云 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
| |
北大为汤一介设灵堂接受各界吊唁 夫人彻夜未眠
原标题：北大为汤老设灵堂今起接受各界吊唁
昨晚，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1号楼内，汤一介先生的灵堂已初步设置完成，静静等待各界吊唁。
前晚8时56分，国学泰斗、北大哲学系终身教授汤一介先生在京逝世，享年88岁。昨天，北京大学成立治丧委员会，并于今日开始接受社会各界吊唁。汤老遗体告别仪式将于9月15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
□现场
人文学苑设灵堂今接受吊唁
在李兆基人文学苑，北大哲学系坐落在传统韵味浓烈的四合院式的建筑中。昨天，北大哲学系的老师们都因汤老的离去而非常忙碌，很多汤老的学生和朋友也从外地赶来帮忙。
北京大学也已成立汤一介先生治丧办公室，并发布讣告。讣告称，汤一介先生于2014年9月9日21时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学校为沉痛悼念汤一介先生，在人文学苑1号楼108室设立灵堂，9月11日—14日接受吊唁，开放时间为每天10时—17时。9月15日9时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汤先生的学生介绍，汤先生的灵堂曾有多个选择，原来想放在北大的治贝子园，但无奈于地方太小。他们也考虑了北大百年讲堂，但因为讲堂活动太多，最终作罢。最终，哲学系将先生的灵堂选在了人文学苑1号楼。京华时报记者看到，1号楼在哲学系正对面，是四合院结构，灵堂的位置清幽安静。
据了解，108室原是会议室，昨天下午，该室已经清理完毕，工作人员开始做灵堂设置的准备。工作人员介绍，灵堂可容纳70到80人。
夫人彻夜未眠情绪还算平静
从昨天上午开始，亲友、弟子纷纷到汤一介家中告别恩师、看望师母乐黛云女士。探望过的弟子表示，乐先生一整夜都没有合眼，但情绪还属平静。《儒藏》中心副主任杨韶荣介绍，先生去世时，夫人和女儿一直陪在身边。
据了解，汤一介先生在去年发现患有肝癌，一直接受治疗。今年暑期，先生病情加重，并出现了多次反复。本周一，他从北京大学校医院转入北医三院，主要是心肾综合征，因为心脏和肾脏负担大，并逐渐衰竭。虽然平稳度过了一天，但先生最终在9日晚上9点左右离世。
记者了解到，9日晚7点半左右，北大校长王恩哥赶往医院探望先生。北大书记朱善璐则在晚上10点左右，在太平间送别了先生。
□追忆
刚硬木讷，温而厉
汤先生在人文学苑3号楼120室的办公室还保持原样。他的学生说，汤先生并不常使用这间办公室。汤先生的博士生王博告诉记者，他是汤先生2011级的博士生，对于汤先生的离去，他感到非常突然，“直到今年，先生依然招收了博士生。”王博说，汤老师对学生的期望很高，即便年龄大了，也会亲自给学生修改论文。他认为如今最大的遗憾是，自己的毕业论文答辩上将没有导师在场。
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说，他与汤先生相识是在1985年，汤先生为他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讲魏晋玄学，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博用论语的语句形容先生“刚硬木讷，温而厉”。他说，先生在学术研究上非常严厉，但是待人接物却很温和，谁有要求都会满足。
待人接物爱说“谢谢”
北大博士、《儒藏》精华编责任编辑、副研究员甘祥满是汤先生的学生，他说汤先生平时待人接物很客气。他和太太都为先生工作过，即便为先生做分内事，先生都会诚恳地说谢谢。杨韶荣说，直到去世那天上午，他还一直对护工及所有照顾他的人说谢谢。
汤先生是甘祥满读博士时的导师，甘祥满说，先生一直在追求真理和学术创新。当时甘祥满的博士论文是做儒家传统经典的解释，他认为可以用西方的诠释学理论，彼时，汤先生一直呼吁“可不可以重建中国的诠释学”。他说，汤先生对他用西方的方法和视角来解读中国传统经典的做法，持肯定态度，而其他先生会持怀疑态度。
甘祥满说，先生故去，虽然《儒藏》精华编的工作已走上正轨，但缺少了汤先生，犹如缺少了一盏明灯、一个舵手。他说，汤先生曾设想在精华编完成后，做一个大全编，“现在精华编未完，他的愿望没有实现。以后谁来领导，我没什么信心”。
高龄仍开4小时会议
在先生生病前，他的很多时间是在北大东南门外的理科五号楼4层的《儒藏》中心度过的。副研究员沙志利说，在先生身体好的时候，每周都会到会议室与他们开会，80多岁高龄，一坐就是4个小时。后来身体不好了，才渐渐来得少了。在这里，几位编纂人员还共用一个办公室，进行交流。沙志利说，先生经常告诫他们“质量是《儒藏》的生命”。他常常以身作则来感化大家，先生常常说的话是“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有在世界上站得住的哲学体系啊？”
□心愿
病重最关心《儒藏》工程
北大《儒藏》中心副主任杨韶荣在谈到先生的心愿时表示，汤先生倾力的《儒藏》精华编已顺利走上轨道，将会平稳地完成。
她说，汤先生生前对《儒藏》和儒学院有诸多牵挂，为了让他安心，北大已经对《儒藏》和儒学院办公场所的建设有所规划，将会选址未名湖北区的几栋楼。
《儒藏》精华编是由汤一介先生牵头的教育部重大专项，于2003年立项。
汤先生为此付出巨大心血，他曾因为几个错字追回已付梓的出版物，连夜修改。这部作品的总编纂是汤一介和季羡林，现在两人均已仙逝。
杨韶荣告诉京华时报记者，《儒藏》从倡议、落实立项到实施10年来，一直由汤先生主持。她说，当年《儒藏》在争议中立项，学界在古籍整理上有看法，认为古籍整理做不好就适得其反。10年来，《儒藏》在总结经验教训中艰难推进。
汤先生一直为进度和质量担忧。目前，《儒藏》100册的出版已经较为成熟地把工作流程和制度固定下来。《儒藏》下一步将会稳步推进。“他本人在病重期间也非常坚信，《儒藏》会保证质量。先生的离开对《儒藏》精华编没有太大影响，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工作机制、保障。在他生病的1年多，都在加强稳定的机制。”杨韶荣说。
倾力修建汤用彤纪念馆
汤先生在人生后期一直在编纂父亲汤用彤的手稿，汤用彤也是我国的国学大师。汤先生已完成了中文手稿的编纂，并倾力修建汤用彤纪念馆。昨天，设在湖北黄梅县的汤用彤纪念馆正式开馆，原计划汤一介先生将携子女前往，却终无法实现。
昨天，京华时报记者联系了在黄梅县协助汤用彤纪念馆工作的北京大学《儒藏》中心研究员、哲学博士胡仲平。胡仲平说，这是先生最后一个心愿，遗憾没能最终前往。但是纪念馆的整个布展工作在前天傍晚6点完成，“先生在世时完成，这也了却先生最后一个心愿”。当晚，他给乐先生发去短信，晚上10时左右，他收到汤先生仙逝的消息。
胡仲平说，汤先生在世时非常关注汤用彤纪念馆的建设，甚至四五次亲手绘制了里面的布置图，他也尽量按照先生的想法完成。在昨天的开馆仪式上，他正式向大家宣布先生去世的消息，并进行了1分钟的默哀。
□遗作
与妻儿合著散文集将面市
记者昨天从出版社方获悉，汤一介、乐黛云夫妇与一双儿女合著的唯一一本散文集《燕南园往事》将于10月上市。书中配以66张珍贵历史照片，时年87岁高龄的汤一介先生回忆了青年时期随父亲汤用彤读书、治学，回忆了母亲张敬平相夫教子、在战争年代守护家庭，回忆了与冯友兰、季羡林等北大学者相交的事迹。而83岁高龄的乐黛云先生回忆了公公汤用彤的治学谨严、宽容温厚和“文革”时期的处变不惊，与王瑶、马寅初、朱家玉、裴家麟等北大师友同窗的交往岁月。汤丹和汤双也回忆了幼年时期在燕南园的幸福时光和特殊时期所经历的大起大落。这本书成了汤一介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
